由大革命的“宠儿”到失败的“弃儿”——记鲍罗廷与武汉国民政府

1926年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经过40天的围城攻坚战，挫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占领了武昌，武汉三镇得到了光复。随着两湖江西之役的胜利，革命势力已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并继续向黄河流域发展。武汉成为了革命的中心。

为了进一步将革命形势推向新的高潮，加上两湖初下人心未定，急需政府坐镇领导，以巩固胜利，安定民心，11月16日，广州国民政府为迁移武汉，派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等60余人从粤汉铁路的起点黄沙车站北上。到达韶关时，因铁路尚未修通，只好换成轿子到赣州、南昌，尔后上庐山牯岭与蒋介石举行军政会议，商讨军事、外交、财政、党务及政府迁移武汉事宜。

12月10日，鲍罗廷一行从九江溯江而上到达武汉，当身着卡叽布军服、戴着军帽、蓄着八字胡的鲍罗廷走下轮船时，就受到武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随后，他与助手张太雷在邓演达等人的安排下，住进了汉口一元路江边原德国领事馆（今武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所在地），被时人称之为鲍公馆。

12月12日，在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举行谈话会。鉴于12月5日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第二批人员已从广州出发经南雄转江西赴汉的实际情况，经鲍罗廷提议，设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到汉的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和湖北、汉口特别市党部各一名代表组成，临时执行最高权利。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可，并于13日通电通告成立。

在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里，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人，在人数上占绝大多数。在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2个多月时间里，体现了国民党“以党治国”的理念。在国民党常委会和政治会议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下，暂时代行政治会议的职责，所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也成为国民政府的指导机构。它既是一个临时最高决策会议的形式，又是一个新政权（即武汉国民政府）的雏形。它在筹建新区各级政权、取得迁都之争的胜利、扫荡湖北全境北洋军的残余势力、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调整劳资关系和积极组织生产、收回汉口和九江英租界、积极推进文化教育建设诸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7年2月21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结束，直至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北伐战争发展到了东南，国民政府和下属的建设也有新的进展，国民革命一度处于鼎盛时期。在军事上，国民革命军北伐分成东、中、西3路，在1926年底占领上海、南京后，又取得了占领东南诸省的胜利，势力范围扩大到浙、皖、苏、沪等11个省市；在政治上正式迁都武汉，武昌、汉口、汉阳成为国民政府的京兆区。3月20日，由林祖涵主持，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除原有的外交、财政、交通、司法4部外，又新增加了教育、实业、农政、劳工4部。

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鲍罗廷这个六英尺高的共产国际代表、国民党中央及政治委员会顾问、国民政府的高等顾问成了政治上的明星。他所在的鲍公馆成了政治风云的中心和政治人物的聚集之地，每日人群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均在这里召开过各种会议，商讨问题。鲍公馆3楼的灯光大多亮到子夜时分……

为收回汉口英租界出谋划策

高歌猛进的北伐军进抵英国在华势力的中心区域——长江流域后，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十分恐慌。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英国一方面在汉口英租界边界遍设作战工事，并从长江下游调来军舰多艘，加强实力，另一方面又寻找借口向国民政府抗议，企图压服武汉国民政府。

1927年1月1日—3日，武汉人民举行庆祝迁都和北伐胜利大会。3日下午，英国水兵公然地以武力驱逐在江汉关广场集会的群众，并以刺刀向人丛中乱戳，当场刺死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造成一三惨案。对于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武汉群众悲愤异常，他们立即将租界团团围住，对峙局势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当汉口一三惨案发生时，鲍罗廷等人正在汉口南洋大楼武汉国民政府内参加第九次临时联席会议。会上接连得到汉口特别市党部李国煊、湖北全省总工会许白昊、武汉洋务职员工会屠宗根和总司令部政治部章伯钧的报告，并请政府出面制止。不久，武昌市长黄昌谷及随同也赶来报告他们在江边目睹的现场经过。会议议题遂转至讨论租界的管理和民众安全问题。

会上，外交部长陈友仁表示国民政府应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和方法处理问题；司法部长徐谦则认为：政府应以保护租界为名，用军队包围租界，先使群众撤离，不能以徒手之群众作无谓之牺牲。鲍罗廷以征询的口吻问大家：“现在如派人对群众讲话，请他们散会，说24小时内有办法，不知群众能否听话？!”在得到较为肯定的回答后，他提议：

一、应立即派代表对群众说，联席会议闻英水兵之凶暴行为极为义愤，我同胞一人被杀，数十人被伤，人民对此事之义愤，极为正当。政府应有适当方法保护人民生命，在24小时内决定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残暴行为，为死者伤者报仇雪耻。在政府未定办法以前，望人民能离开租界，维持秩序；政府之办法决定后，即通知人民代表，并须在书面上签字。

二、派警察多人站在群众和水兵中间，以防群众再受到伤害。

三、总工会派出得力人员，帮助警察，站在警察和民众中间。

四、外交部派有丰富经验的得力人员，与英外交当局进行严正交涉，要求其撤退水兵，保障秩序安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方负责。

鲍罗廷的提议为联席会议所接受，于是会议作出决议：一、推定徐谦、蒋作宾向聚集在汉口一码头的群众作出承诺，在24小时内决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在次日晚7时在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进行宣布；二、外交部立即向英租界当局进行严正交涉。

当晚，鲍罗廷在鲍公馆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和湖北区委会的负责同志商量对策，就事态的发展和英政府下步可能采取的抉择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鲍认为：英政府目前虽气势汹汹，但其对外政策也面临国内反对派的责难，它要顾及在华各地英侨的安全，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使对立事态恣意扩大；当然关键亦在我们抗英态度的是否坚决。在场人员最后一致决定举行群众集会示威、支持政府采取强硬态度、扩大反英宣传、通过鲍罗廷和中共代表向国民政府施加影响，以贯彻中共的主张。讨论一直到深夜。

4日，武汉工、农、商、学、妇等各团体在汉口总商会举行联席会议，提出解决一三惨案的8项条件，并决定如在72小时内英领事无圆满答复，即收回租界、收回海关，取消英国的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5日下午，在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武汉召开了有400多个团体30多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会后举行游行，广大群众冲入租界，驱逐英国巡捕。

在鲍罗廷等人的力主下，临时联席会议于4日作出接受各界对英8项条件，派出武汉卫戍部队3个连入驻英租界，维持秩序、保护安全。5日又决议设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租界内一切公安、市政事宜。鲍罗廷针对租界内外侨纷纷停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应由外交部发布告，通知外人可安心营业、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了给英国政府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宣传攻势：

——向新闻界发布汉口一三惨案的详情，特别注意接受西方新闻记者的采访，通过国际传媒向世界公诸事实真相；

——发表对外宣言。1月22日、23日接连发表了国民政府《对外宣言》和《汉口事件宣言》，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政府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决心，及反对英帝派兵侵华和以谈判解决争端的严正立场和主张。

——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向各国说明中国反帝反殖民斗争的情况，争取以苏联为代表的各国工人阶级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向海外邮寄宣传品，谴责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呼吁侨胞和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

上述举措很快得到了包括美国、朝鲜、越南、日本等国进步团体的积极响应，明确表示“誓与中国各界一起反抗之”。英国共产党还就汉口事件发表宣言，谴责本国统治者的“炮舰挑拨”政策，要求撤回战舰并承认武汉国民政府。1月30日，第三国际号召各国工人从速联合一致，合力支持中国革命，阻止英国出兵，坚决撤退驻军，承认武汉国民政府。国际运输工人委员会也发出通告，要求全世界海员水手一致拒绝英国运输军队、军械至中国。

鉴于国民政府坚决收回租界的强硬态度、中国军队已对租界实行管理的现实，以及世界人民反对英国出兵弹压的形势，英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求和”。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2月19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阿马利终于在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上签字。

汉口英租界的收回，使武汉民众欢欣鼓舞。罗章龙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个动人的场面：

一次，当游行庆祝的群众路经鲍罗廷公寓时，鲍立在临街的宽敞的阳台上，挥手向群众致意，并操英语向市民作祝贺演讲，张太雷代为作了传神的翻译。时我亦在侧，代表中共湖北省委作了即席发言，表示欢迎，群众欢呼雀跃，经时不断。群众革命热情鼎沸数日不绝。

武汉国民政府以法律的形式收回汉口英租界，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事件处理中，鲍罗廷显示出了处理政治问题的驾驭能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策略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聪明才智。夺取收回英租界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次壮举，开创了中国外交史上的新纪元。

敢与蒋介石专权独裁叫板

迁都武汉本是蒋介石的主张。1926年9月，他曾2次致电广州国民政府，指出应以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委先来主持工作。10月22日又致电张静江、谭延闿，说明“武昌已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极力主张迁鄂”，唯恐大权落在军事势力日益增大的唐生智手上。12月31日，见武汉党政联席会议已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参与下开始运作，蒋介石便来了180°的大转变，在南昌扣留了第二批北上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1月3日非法召开“中央临时会议”，擅自决定迁都南昌。会后竟以党和政府的首脑自居，命令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返回南昌，举行中央全会，并宣布取消武汉的联席会议。

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令鲍罗廷大为尴尬。鲍在致电斯大林时提出了2个解决方案。一是等待汪精卫回国后再作主张，二是由他本人赴南昌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在1月9日的回电中，要求鲍极力维护与蒋的关系。正当鲍准备动身之时，蒋介石一行乘“长安”号轮到达汉口。在12日湖北省党部举行的欢迎集会上，鲍罗廷在发言中抨击了个人独裁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篇不点名的批评，使参加会议的很多人感到吃惊，也使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感到窘迫。

散会之后，蒋介石找到鲍罗廷，开门见山提出：“在军事行动未结束前，中央党部及政府应该和总司令部在一个地方”，“的确如此”，鲍以平和的口吻说：“但总司令部为何不能迁来武汉呢？”蒋回复道：“总司令部应该设在前方”。

“难道武汉就不是前方了吗？”鲍罗廷笑道并接着说：“武汉北可控制京汉线，东可俯瞰长江下游，南昌有这样的便利吗？”

“当初中山先生主张建都有两个地方，第一是在南京，第二才是武汉”。蒋介石抬出了孙中山，以企图说服鲍。

鲍罗廷针锋相对道：“我们也没有让武汉作为永久的首都。但目前一定要迁来武汉，这是大家的意见。等全国统一以后，可以再将中央迁往南京。”

蒋介石面红耳赤却无言回对。

面对蒋介石咄咄逼人的迁都攻势，鲍罗廷在张太雷的帮助下，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他们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打倒新军阀，不能大权旁落。

15日晚上，蒋介石在汉口普海春饭店3楼宴请农工商学兵及党部各界代表。身着工人服装的李立三在向蒋敬酒时提出：“为了巩固革命中心，杜绝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窥伺，武汉工人一致要求我们的中央党部、政府和总司令部迁到武汉。”此言一出，全场热烈响应，各界代表纷纷发言，并要求蒋当面表态。蒋期期艾艾地回答：“我当向中央转达各界要求，一定使你们的愿望能够满足。”此时，鲍罗廷也主动与蒋敬酒，并诚恳说道：“蒋介石同志，我不是哪个将军的个人顾问，我是中国革命和中国被压迫人民的助手。革命要依靠群众，独裁是不行的。我们一块儿打到长江边，希望今后能继续携手前进。”

17日，蒋介石出席了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再次抛出改都南昌和设立武汉政治分会的问题，遭到与会代表的坚决反对。鲍罗廷明确指出：“政治分会问题可以分作两点：第一是权力问题，第二是权限问题。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的进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因为有了两个对峙的机关一定要发生抵触。”宋庆龄、彭泽明、王法勤、蒋作宾、孙科等人对鲍罗廷的意见表示赞同。他们认为：如果政治不能统一，那么什么事都不能统一。鲍罗廷强调并声明说：“本人是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聘为中央执委会顾问的，后又聘为国民政府顾问。本人不能出席政治分会，现以顾问资格出席本会议，应有声明。”在这次联席会议上，蒋介石终于与鲍罗廷翻脸。他指责鲍指手划脚，干涉过多，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生前定的原则。鲍罗廷则警告说：“谁搞独裁，镇压农工运动，反对共产党，我们无论如何是要打倒他的。”据陈公博后来的回忆，鲍罗廷与蒋介石之后又有一次个别谈话。鲍罗廷告诉蒋介石一个古代西方的故事：一个专制君主反对大臣讲话，大臣反驳道：“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

蒋介石来武汉的目的落空后，悻悻离去。在回到南昌的当天，即发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称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除鲍的顾问职务，接着又强烈要求取消临时联席会议，并派戴季陶赴汉，催促在汉的委员们去南昌。

为此，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武汉联席会议的决定，在湖北发动各阶层人民举行集会，掀起了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宣传攻势，并以敲山震虎的策略，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内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张静江，实为警告蒋介石。1月26日，邓演达、顾孟余等人去南昌，敦促被截留的委员们尽快到汉。在此情况下，谭延闿等中央执监委大都从南昌到达武汉。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凶相毕露地喊出了“驱逐鲍罗廷”、“制裁共产党”的口号，并嚷嚷道：“倘若有人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3月6日，蒋与西方列强勾结，与大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向工农举起了屠刀，制造了赣州惨案。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3月10日—17日在汉口南洋大楼如期举行。在“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总的精神下，经鲍罗廷提议，全会从政治上推翻了《整理党务案》，免除了蒋的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军委会主席、中央常务主席的职务，尽管保留了其总司令的职务，但实行集体领导，从事实上限制了蒋的权力。会议选举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为农、工部长，同时把外交、财政等大权合法地从蒋的手中收了回来，国共合作不仅在党内，而且发展到了国民政府内。

可是一纸决议已经无法约束野心勃勃、羽翼已丰的蒋介石。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事变，18日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由蒋签发的第一号令就是通缉197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鲍罗廷名列榜首。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极大愤慨。17日，在汉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列举了蒋介石的12条罪状，通过了将蒋介石开除出党并解除其所有职务的决定。会后，武汉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根据鲍罗廷的建议，签发了逮捕蒋介石的密令：“按照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对其进行惩罚。”甚至连蒋介石的头也被估了价，抓到活的赏25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10万两。

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2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汉口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是民族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工具。25日，武汉举行了30万人的反蒋大会。与此同时，两湖地区许多县城的农民纷纷举行反蒋讨蒋群众大会，江西40万有组织的农民也起来声讨蒋介石的罪行。

“二次北伐”计划的破灭

就在武汉国民政府进展良好，北伐军光复沪宁、占领东南诸省之时，蒋介石却从南昌出发，抢先一步，控制了东南，作为对抗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镇压革命的基地。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东南各省的工农运动处于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4月19日，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联合川黔粤桂等省军阀，以东、南、西3面对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包围；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兵河南，觊觎武汉。由于经济封锁而造成的时局动荡，武汉地域内外资抽走、银行关闭，一些商人和资本家也争先恐后将黄金白银运往上海；由于物价飞涨，粮荒愈演愈烈，武汉地区的经济开始走向崩溃的边缘。

在这种背景下，武汉国民政府各派势力从维护政府的发展出发，力主打破封锁，发展革命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时有关武汉政府的战略方向问题，意见纷纭。早在4月初，瞿秋白、周恩来、吴玉章等人就提出：把第四军调到南京，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监视蒋介石的行动，因遭到鲍罗廷等人的反对未能实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人主张，直接由武汉出师河南进行北伐。对此，鲍罗廷是积极支持的。鲍罗廷认为：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目前尚无力进攻上海。与其在进攻上海的冒险中被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将革命“像太平天国那样被粉碎，还不如北伐，把冯玉祥从陕西接出来，打通一条自西北往苏联的交通才有出路。”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则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原，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后东征讨蒋，对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鲍罗廷力主北伐的主张，尽管遭到着眼布置巩固武汉防线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争议和反对，但受到共产党内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等人的赞成，后来又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人的支持，使北伐的主张占了上风。4月18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出师北伐。

第二次北伐计划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为与冯玉祥会师京汉路，第二期用3个月打到北京。为执行第一期计划，武汉国民政府以唐生智和张发奎为北伐军主力，由唐生智任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统率3个纵队，共44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北进。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机场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29日，北伐军在河南信阳、驻马店附近集结。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后，拟与武汉政府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中原。5月中旬，北伐军在西平战役中歼灭奉张7个团以上兵力后，又在上蔡战役击败了号称“常胜铁军”的奉军镇威第十一军，28日占领临颖，30日攻克郑州。奉军全线溃败到黄河北岸。

第二次北伐之际，蒋介石趁虚在武汉政府军队将领中加强策反活动，以颠覆武汉国民政府，而有后顾之忧的武汉国民政府难以继续北伐，冯玉祥则希望以“继续北伐”来摆脱其单面受敌、被奉鲁军阀威胁的困境，力促宁汉合作。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徐谦、孙科等人在郑州举行会谈。会议主张宁汉协调一致，决议公开“反共”。会后，唐生智将北伐军由河南退到武汉，镇压工农运动；冯玉祥则去了徐州，与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合作问题。6月19日的徐州会议，蒋、冯二人握手言欢，公开主张合作，达成了反苏、反共和宁汉合流的协议，条件是同共产党决裂，蒋介石终于把冯玉祥拉出了革命阵线。鲍罗廷力主北伐、经营西北的梦想破灭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确的战略，应是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建议的东征讨蒋，而不是北伐。东征讨蒋被鲍罗廷否定，危害甚大，它使蒋介石政权得以免除后顾之忧，集中精力进攻江北，占据徐州，打击和破坏武汉政权，策动军事叛乱，促使汪精卫从动摇走向反动，并影响和拉拢冯玉祥，最终造成蒋汪冯合流，一起扑灭革命烈火；也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失去了一次挽救大革命的时机。鲍罗廷虽是北伐问题争论的胜利者，却又是现实政策推行中的失败者，缺乏政治上的远见，致使错误路线的执行。

吞下“拥汪”、“拥唐”的苦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广东国民政府就出现了“迎汪复职”的口号，由于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斗争和各军之间的矛盾，迎汪复职很快发展成为一场运动。各地国民党组织“请汪销假”的提案纷至沓来。此时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也借机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要求回国，重登政坛。1927年3月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为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决定组成以汪精卫为首的7人主席团，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出现了北京、武汉、南京3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汪精卫4月10日到达武汉后，尚能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开展了一系列与蒋介石专制独裁行径作斗争的活动，以致鲍罗廷等人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身上，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采取了步步妥协退让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鲍罗廷等人不是想方设法掌握军队的领导权，或是及时帮助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力量，而是大力扶持唐生智军事集团来对抗蒋介石，以致于唐生智得以掌握武汉军事大权，为其后镇压革命创造了条件。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武装，忽视共产党武装”的政策，实质上削弱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它不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形成影响极大，而且在客观上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在汉举行的中共“五大”，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党强有力的领导。尽管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均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会议，但由于鲍罗廷的右倾，罗易又太“左”，造成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混乱，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二次北伐”决策上的失误，使立足未稳的国民革命军踏上北去的征程，使得蒋介石趁虚策动军队叛乱，加之唐生智等人纵容军队镇压并解散工会和农会的活动，不仅使北伐的成果前功尽弃，而且使武汉地区的天空升起了越来越浓厚的阴霾。夏斗寅的叛乱、马日事变，宁汉合流迹象日显。郑州会议成为鸿门宴的重演，徐州会议成为断送大革命的最后一幕。

——面对即将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鲍罗廷等人仍心存幻想。6月中旬，作出了以放弃扮演劳动群众政治领导者的角色、确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监督、不进行土地革命、同大资产阶级妥协作代价，以换取国共合作的基础。6月28日晚在鲍公馆内，鲍罗廷等以借口避免反动军官以反共为借口，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7月3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在鲍罗廷的默许下，会议通过了由陈独秀等人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即国共关系十一条），这项决议实际上是企图以投降方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的步步退让，不仅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之存在，促使汪精卫更加肆无忌惮地公开叛变革命，于7月15日实行“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与此同时，武汉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于6月5日通过解除鲍罗廷顾问的合同。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把这个决议通知鲍本人。直至6月17日，陈友仁才将这项决议告诉了鲍。22日，冯玉祥又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提出要已被解职的鲍罗廷尽快回国。次日，共产国际来电，批判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改组中共中央，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调离回国。鲍扣留了这份国际训令，未有及时传达。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和陈独秀的命运是一致的。陈独秀时代的结束也就是鲍罗廷时代的结束。他想尽力拖延，希望峰回路转。直至半个月后，他的这份侥幸心理终于变成了悲怆绝望：谭平山、苏兆征等共产党人已被责令退出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已在为公开叛变霍霍磨刀。

凶险的归途

1927年7月上旬，汪精卫召见鲍罗廷，催促其打道回府。鉴于陈独秀提出辞职、不再参加中央会议的实际情况，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应变措施，依据鲍罗廷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2日召开重要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5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担负起严重危机下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会上，鲍罗廷还提出利用汪精卫集团“东征讨蒋”的部署，集合叶挺等部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依靠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打回广州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叛变革命，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来得迟了一些，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新代表到达武汉，鲍罗廷被有着进攻性策略精神的罗明拉兹所取代。7月14日，在汪精卫发表“分共”宣言的前一天，鲍罗廷与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瞿秋白从汉口去了庐山，秘密研究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责任的归属问题。

与此同时，在汉口的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收到了一份由孔祥熙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让他转交给宋子文。电文的内容为：“请转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陈友仁看完电文后，不禁打了一个冷颤。这哪里还是一份商品的买卖合作，简直就是一份卑劣的政治交易。陈友仁知道，孔祥熙所说的商人指的是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则暗指鲍罗廷。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买办，竟在中国革命最紧急的关头，把苏俄顾问的生命要当作商品买走，而一旦鲍落在蒋的手上，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陈友仁还敏锐地意识到：武汉国民政府的叛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现在就必须做好鲍安全撤退的准备，以不辜负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情况万分紧急，已不容犹豫和拖延。陈丕士接受了父亲陈友仁的重托，在水路已被蒋介石封死的情况下，开始为鲍罗廷一行艰难而漫长的陆路旅行作准备。在陈丕士的努力下，一辆道奇牌的敞篷旅行车停在了洛阳，苏俄人离境的签证和一封封政府要人的亲笔信已手中在握，以确保鲍坐火车到郑州，由郑州沿陇海线到洛阳，从那里改换汽车，经平凉、固原至宁夏、外蒙古的库伦，最后到达莫斯科。

果然不出陈友仁所料，鲍罗廷在回国的途中充满了凶险。7月27日，汪精卫等政府要员一方面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隆重欢送鲍罗廷一行回国，一方面又在他回国的路上设置陷阱，即借冯玉祥之手杀害鲍罗廷。对于这段情况，冯玉祥是这样回忆的：

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发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国，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是：你要杀他，你自己为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是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

尽管当时的冯玉祥已参加了“分共”，但他并没有忘记，是鲍罗廷使他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多方面的军事援助，他不愿做恩将仇报的“小人”。当鲍罗廷乘车西去时，冯玉祥率高级官员到火车站欢送，递给鲍罗廷为高级顾问的聘书，送上大红绉纱一匹，并派其苏联顾问马斯马诺夫和军官一起前行。在陈友仁的长子丕士、次子杰克的陪伴下，鲍罗廷一行穿山越岭，横跨沙漠，风餐露宿，终于在9月上旬到达外蒙古的库伦，然后由杰克随鲍罗廷一行乘机到达莫斯科。

鲍罗廷回到苏联后，曾任苏维埃劳动人民委员、英文《莫斯科新闻》主编。1949年因美国记者斯特朗“间谍案”受株连被捕，被指责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流放到西伯利亚。1951年孤苦伶丁病逝于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后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作出过贡献的老朋友。1956年的夏天，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随中国代表团访苏时，曾与女儿瞿独伊探望鲍罗廷的夫人，独伊将当时时尚的一件黑色的毛哔叽连衣裙赠送给她，以作纪念。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时，专程绕道看望了鲍罗廷的夫人，总理握着鲍夫人的手说：“凡是帮助过中国革命的外国友人，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这年11月，宋庆龄副委员长随毛泽东主席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时，也专门看望了鲍罗廷夫人，并与她和加里宁夫人一起合影留念。

为中国大革命做过有益工作和贡献的鲍罗廷先生，不仅将永久地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而且也将为中国人民长久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