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武汉发展与长江大保护

陈进，1959年8月出生，湖北武汉人。1982年7月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工结构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毕业于长江科学院水工结构专业，获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工学硕士学位。2001年1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工结构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曾任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利学会水工结构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力发电学会水电站及水工结构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江水利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江科学院院报》《水资源研究》编委，水利部首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评审专家。长期从事三峡和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的科学研究，负责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73”项目、国家科技攻关和水利部创新项目。获得国家设计金奖1项，湖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已出版专著、译著4本，在国内外正式发表论文90多篇，撰写科研报告40余份。

今天我们谈一谈武汉的发展与长江、汉江和水，也以武汉为起点谈一谈长江大保护，以及直接与水有关的科技。武汉的水资源十分丰富，水与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密切相关。

一、武汉的诞生

武汉市最早建成的城是距今3500年前的商朝盘龙城，筑有方国宫城。东汉末年，在今汉阳龟山附近先后兴建卻月城、鲁山城，在今武昌蛇山附近兴建夏口城，为汉阳和武昌的前身。吴黄武二年（223年），孙权在夏口城内的黄鹄矶上修筑瞭望塔，后取名黄鹤楼。隋朝在夏口城设江夏县，在鲁山城设汉阳县，分别以（今）武昌和（今）汉阳为县治所。唐朝时，江夏县和汉阳县分别为鄂州和沔州的州治。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省治。明朝成化（1464—1487年）年间，汉水主河道改从龟山以北入长江， 1466年左右汉水入江的新河道逐渐稳定，到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在汉水新河道北岸的冲积平原逐渐形成新兴的汉口镇。汉口发展迅速，到明末清初，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 “天下四聚”，又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同称天下 “四大名镇”。武汉三镇逐渐成为全国水陆交通枢纽，享有 “九省通衢”的美誉，行政上汉口镇一直属于汉阳县管辖。武汉三镇初步成型，汉口区域多沼泽，建成区域沿长江、汉江分布，面积很小；天兴洲北汊为长江主流；武昌东北部也为沼泽，当时北湖大过东湖。这里有汉阳、武昌和汉口3幅地图，距今100年—200年，至今武汉的水系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长江天兴洲江段靠青山侧是主航道，北汊枯水期甚至会出现断流，堤角水厂取水存在一定困难。而大约100年前，长江主航道在汉口一侧，重要的码头设在汉口，枯水季节人们可以从青山徒步达到天兴洲。长江天兴洲段的改道也使得汉口江滩更宽阔，武昌江滩较窄。从汉口诞生以来约50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武汉整体城市的发展、地形地貌都与江、河、湖演变关系十分密切。

1909年汉阳府城附近最新图（局部）

1909年武昌省城最新街道图（局部）

1918年汉口市街全图（局部）

1861年，汉口开埠，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随后多国来汉通商，开设大片租界，汉口的地位大幅提升。1865年，汉口设立中国第一个水位站，目的是了解长江水文形势，保留了全国最早的近代水文资料。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清廷，实行汉口与汉阳分治，新置 “夏口厅”（汉口前身），其行政地位与汉阳县等同。民国元年（1912年）改夏口厅为夏口县。1917年，汉口德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改称汉口特别区。1925年，汉口俄租界被中国政府收回，改称汉口特区。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划武昌城为武昌市，划夏口县城为汉口市。1927年初，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将汉口、武昌两市和汉阳县城区划为京兆区，武汉成为国民政府首都，武汉市政府成立，才形成三镇一体的武汉市。

滚滚长江，滔滔汉水，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沔彼流水，其流汤汤。”《大雅·江汉》：“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从水系变迁中可以窥见武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新石器时代以后，古人走出山丘，来到平原。平原地区取水方便，但有洪涝风险。《管子》曰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于是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主要生活在100米—500米高程的区间。100米高程以下，如汉口仅20米高程，与防洪关联密切。武昌地势相对高，汉朝就有城镇建制；汉阳一侧是汉江入长江冲积三角洲地带，地势低，水系变化无常，在蛇山南边建有汉阳小镇；而早先的汉口区域只是与汉阳连在一起的三角洲湖沼之地，是宣泄、滞留汉水和长江水的低洼区域，即今天说的续滞洪区，一直属汉阳县管辖地。

汉水改道促成了汉口的形成。明成化二年（1466年），汉水突然决堤而出，改由汉阳郭茨口经龟山北麓入长江，汉江始分南北两岸。以汉水入江之口取名为 “汉口”，因水道交通之便，后来发展速度快过武昌和汉阳。因汉水入长江口形成时间仅有500年，过洪能力有限。1998年以前，每次长江洪峰南岸嘴都会淹没，直到1998年政府下大功夫治理龙王庙、南岸嘴等地才好转。汉江中游江面宽1000米—2000米，至汉口段宽400米—500米，一旦水流达到1万—2万立方米/秒，就会形成险情，需要其他水域分洪汉江中游来水，如杜家台分洪区等。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不清楚长江的源头，对长江和汉江哪条是主江也没有统一认识。当时人无法测量水深和流速，看到三峡南津关仅宽200米—300米，而汉江经云梦泽水面宽阔，故而江汉不分。因汉江改道，武汉洪涝灾害严重，其中1931年、1935年非常严重，几乎整个汉江中下游流域都发生洪水。这张清末的舆图，图中郭郑湖为今东湖，北湖与严东湖、严西湖联通为大水系，武湖、后湖都很大，长江中有金沙洲、白沙洲，其中金沙洲与武昌城之间的河流供商船停泊躲避风浪，现已成为武昌土地的一部分，河流为巡司河。当时武汉市的水域面积远超全市的1/4，接近1/2。

1901年武汉地区水系图

修堤治水促进了汉口的发展。明清时期，汉口有3次大的堤防修建，每一次修建都给汉口带来较大的发展。第一次是在明崇祯八年（1635年）修建袁公堤，第二次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修建汉口堡，第三次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建张公堤。

明崇祯八年，汉阳府通判袁焻看到汉口居户不时受到汉水与府河洪水的侵扰，决定建筑一道堤防，从硚口的玉带河边至民权路，长10余里，该堤保证了早期汉口的安全，称为袁公堤。袁公堤修筑之后，人们开始在堤上居住与生活，这条堤就是汉口之根——长堤街的来源。汉口开始主要是沿汉江边发展，其地势是 “上狭下宽，形如卧帚，后无座山”。这个形如扫帚的汉口镇，从自然发展状态逐渐成为 “天下货”的集散地，成为 “四大名镇”之一。

清同治三年，为防卫捻军攻击，汉阳知府钟谦钧修筑了一道上起硚口，下至沙包，环抱汉镇的长约6.6千米的城垣，名为汉口堡。汉口堡既是一道军事上的防线，也是保障汉口市内免受水患之苦的屏障，作为城墙的兴建，抵挡了来自东西湖和后湖方向的水患，堡内洼地被填为居民区，汉口城区得以扩大2.3倍，城区中心也逐渐沿汉水边分布向沿长江边分布发展。

1861年汉口开埠，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先后来汉通商。清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组织修建了张公堤，堤东起汉口堤角，西至舵落口，全长23.76千米，使得汉口市区面积由原先（汉口堡）的5.3平方千米一下扩大到116.6平方千米，市区面积扩大了22倍，使汉口城区由此大为扩展。

1898年，张之洞组织修建了武昌堤防，分北堤和南堤。北堤从武昌老城之北的武胜门新河起经红关至青山，计30里，现称武青堤。之后，开始修建南堤，从白沙洲到金口，计50里，现称武金堤。在南堤巡司河入长江口修建武泰闸，在北边东湖出口处修武丰闸，从此江水不能随便进入东湖、沙湖。好处是腾出大片土地，发展工业和农田，发展京广铁路（红关至青山边），武昌开始扩展。问题是江湖连通受阻，排涝能力、水环境和水生态功能退化。

武昌府、汉阳县、汉口镇图

二、武汉的水与水问题

水的内涵包括水文、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旅游、水安全等。

1.水与人的健康

武汉现在很多饮水工程都放弃近处的湖泊，取水长江，就是因为水质的问题。工业化以来，水污染问题日益严重。1985年以前，武汉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直接排放。饮用水是人每天都需要的，洁净的饮水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而含有毒有害物质的水，哪怕含量非常少，日积月累，都会引起问题。大多数地方病都是由于长期饮用不卫生的水引起的，如痢疾、腹泻、伤寒、肝炎、霍乱等。水中含有各种重金属离子和难以分解的有机物，其中对人体危害极大的有酚类、氰化物、汞、铬、砷、铅、镉等，这些物质可引起人们畸形、患癌症、器官病变。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以来，大量工业、生活和农业废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逐渐污染了天然水，人们才不得不通过自来水厂对受污染的水进行深度处理，通过沉淀、过滤、消毒等程序生产自来水，包括使用消毒剂等化学药品。自来水厂提供的饮用水，虽然符合卫生标准，细菌含量少，但它的营养价值也同步下降，使人们不得不另从食物中弥补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纯净水是一种活跃的吸收剂，当它与空气接触时，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迅速溶解后变成酸性，不是理想的饮用水。

2.不同水质标准的功能

I类水质标准：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可满足生态和人类需求；Ⅱ类水质标准：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可基本满足生态和人类需求；Ⅲ类水质标准：饮用水源和游泳等人体可接触最低标准；Ⅳ类水质标准：只能用于农业灌溉和水域景观；Ⅴ类水质标准：只能基本用于水域景观；劣Ⅴ类水质标准：对于生物、人类和环境有害。瑞士100%天然水域是Ⅲ类水质标准以上，50%为I类和Ⅱ类，没有所谓的 “水功能区”概念。

3.良好的水生态系统特征

生物多样性包括基因多样性、栖息地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齐全；食物链结构完整；外来物种少，当地特有和珍稀物种生存良好；景观及水文化功能，使人宁静、陶醉、舒心，产生灵感之地。

就武汉而言，地形决定了容易发生洪涝灾害，仅在北部地区有木兰山，大部分地区属于平原。1931年大洪水时的汉口街道洪水浸泡3个月。1954年大洪水时武汉紧急加固堤防，京广铁路中断100天。1998年大洪水时，武汉江堤险情频发。

1931年大水时的汉口街道

关于40年前的武汉河道演变与码头变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天兴洲汊道主支开始发生变化，北汊逐渐由主汊变支汊，南汊由支汊变主汊。50年代北汊仍然为主汊，至60年代初或70年代初南汊分流比大于50%，成为主汊。随着天兴洲主汊变化，汉口边滩发生较大变化。早期客运码头集中在汉口江汉关一带，航运条件较好。汉口江滩70年代以前冲淤交替变化，70年代后迅速淤长变宽，最宽处达到700米，不再适宜停靠大型船舶。如今航运船舶排水量普遍达到5000吨—10000吨，需要停靠深水港。江汉关一带的码头迁移到阳逻港既与城市发展定位有关，也与长江自然条件有关。汉口江滩发育，岸线变浅，码头变迁，为今天汉口江滩发展奠定了基础。江河演变导致洲滩变化，也带来城市景观的演变。

20世纪70年代武汉市街道图

武汉市素称 “江城” “百湖之市”，水面面积为2117.6平方千米，占全市面积的25.01%。有河流165条、湖泊166个、港渠118条、水库273座。

武汉水危机的现状包括城市内涝灾害问题愈演愈烈，区域性水污染事件频发，城市黑臭水体问题凸显，干旱及灾害问题日渐突出。我把武汉水资源面临的问题总结为水面大、客水多、湖泊污染严重、水功能差、水生态退化、洪水危险大、渍水问题突出、饮用水主要靠河流水等。饮用水依靠长江、汉江上游流经武汉的水，而非产自当地的降雨和河流，本地水源污染重，湖泊水功能停留在景观功能层面。水质好的瑞士、瑞典都允许民众下水游泳，而武汉湖泊禁止游泳既有污染问题又有安全问题。

4.水污染及风险

长江沿江常年存在700千米长的污染带，天然湖泊及中小水库污染，土壤污染及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江河船舶污染及突发水污染事故，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及地下水污染，大气污染降雨加重水污染。大气降尘量较大时，如一个月不下雨，突然中等降雨量产生的径流属劣Ⅴ类水，也是污染源。目前雨污分流，雨水直接排入江河，工业废水、生活废水进入污水处理厂，没有对因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产生的污雨进行处理。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天、地、水三污一起治理。治污任务重，城市周边有污染带，废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断提升达到90%，处理后达到一级A标准的污水仍然属于劣Ⅴ类水，排水口在长江边，导致饮用水取水口越来越靠近长江江心。过去对固体废弃物堆放不太重视，会渗透污染土壤，下雨时污染水体。

5.武汉市湖泊面积不断变小

1987—2013年南湖面积变化示意图

由于城市的发展，根据遥感数据，武汉市湖泊面积和数量从1973年到2013年的40年间都有明显变化，其中1973年湖泊总面积为983.29平方千米，到2013年仅为647.47平方千米，减少近35%，主城区湖泊减少幅度更大。以南湖为例，25年间面积减少35%，周边房地产早先是湖泊的位置。同样的降雨量，抽排能力不提高必然导致滞水，2016年滞水长达1个月之久。

6.武汉市防洪和排涝压力

武汉市堤防标准：设防水位25米，警戒水位27.3米，保证水位29.73米。设防水位指水面超过河槽，到达初级滩，开始设防。警戒水位指需要堤防抵挡的水位。保证水位是堤防能抵抗的最高水位，超过保证水位的洪水是超标准洪水。武汉市堤防是一级堤防，在保证水位上有2米的加高。武汉市地面高程21米—27米，平均高程24米，低于25.5米的占六成，低于19米的占一成；2016年武汉主城区排涝能力980立方米/秒，2017年新增490立方米/秒，提高近50%，现在接近2000立方米/秒。同等降雨的情况下，因各地集中建泵站向长江抽排水，江湖水面升高，城市防汛压力增大，洪水的风险转移到堤防工程、水利工程。防洪排涝是系统工程，外江和堤内要兼顾，而非简单加高堤防增加泵站排水量。

7.武汉市水质质量不高

2016年河流水质符合Ⅱ类标准的有3条河流：长江武汉段、汉江武汉段、沙河。水质符合Ⅲ类标准的有5条河流：武丰河、举水、金水河、倒水、滠水。水质符合Ⅴ类标准的有1条河流：府河。水质劣于Ⅴ类标准的有2条河流：通顺河（东荆河）、马影河。11条主要河流的29个监测断面中，符合水功能类别标准的断面有22个，占75.9%。2016年湖泊水质符合Ⅱ类标准的有2个，占2.2%；水质符合Ⅲ类标准的有4个湖泊，占4.5%；水质符合Ⅳ类标准的有46个湖泊，占51.7%；水质符合Ⅴ类标准的有21个湖泊，占23.6%；水质现状劣于Ⅴ类标准的有16个湖泊，占18.0%。可以用着饮用水源或者安全游泳的湖泊仅有6个（6.7%）。

2019年12月监测的19个河流断面中，水质达标的断面有15个，达标率为78.9%；Ⅱ—Ⅲ类水质断面有15个，占78.9%；Ⅳ类水质断面有3个，占15.8%；劣Ⅴ类水质断面有1个，占5.3%。2019年12月开展监测的11个湖泊，Ⅲ类的3个，Ⅳ类3个，Ⅴ类5个，劣Ⅴ类1个。河流水质较好，湖泊治理难道较大

三、长江濒危生物物种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的第一次长江经济带座谈会上提出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召开的第二次长江经济带座谈会提到 “长江病了”。长江的 “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明显。由于大量涉水工程建设、岸线和洲滩利用、水污染、河道采砂、航运和野生鱼类过度捕捞等因素影响，长江水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明显，珍稀和特有物种（如鱼类）生存困难，野生鱼类资源量大幅减少。原农业部长江办在长江中游捕捞试验，无鱼可捞，所以国家下决心长江十年禁渔。

二是珍稀和特有鱼类濒临灭绝，野生鱼类资源枯竭。原因在于鱼类需要的水文及水动力过程变化，水利工程对流域改造调节，导致洪峰不像洪峰，落水不像落水，水流比较平静；鱼类需要的栖息地三场一道（产卵场、育肥场、越冬场、洄游通道）被破坏，毁灭性捕捞导致江豚等没有足够的食物；水污染严重。导致的结果是野生鱼类资源枯竭，珍稀和特有鱼类濒临灭绝，长江 “无鱼”。

长江流域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

白鳍豚是中国特有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仅产于长江中下游，曾经在长江生活和游弋超过2500万年，近10来年再未被发现，已经功能性灭绝。

江豚面临危境。江豚，俗称 “江猪”，本来不算珍稀，只要有吃的和必要的栖息地就可以生存，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近10年来，航运频繁挤压江豚的栖息地，过度捕捞致使其食物（小鱼）缺乏，目前江豚少于1000头，比大熊猫的数量还少，已经成为 “水上大熊猫”，如果不加大保护力度，5年—10年内面临灭绝危机。

中华鲟面临自然繁殖危机。中华鲟已经在地球上生活1.5亿年，比长江形成的历史还长，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现在其自然繁殖地很小，近年来自然繁殖量越来越少，甚至不繁殖（2013年到2015年），今年能否产卵很难说，有消亡的可能。其原因为产卵场由原来金沙江下游600千米缩小到6千米范围，水温、底质及环境条件要求苛刻。人工繁殖的中华鲟游到长江入海口很少存活。

鲥鱼为溯河产卵的洄游性鱼类，因每年定时初夏时候入江，其他时间不出现，因此得名。过去主要产于中国长江下游干支流，素誉为江南水中珍品，古为纳贡之物，为中国珍稀名贵经济鱼类，鲥鱼与河豚、刀鱼齐名，素称 “长江三鲜”，现在已经灭绝，原因是栖息地被占及大肆捕捞。

四、长江大保护战略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未来长江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灾害问题变化趋势不明。长江流域生活了约4.5亿人，南水北调工程也有约1亿北方人喝到长江水，对长江水依赖程度非常高。

长期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长江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与水灾害等方面存在的水问题曾十分突出，近年来虽有所好转，但问题仍较严重，且相互交织。长江“病”了，而且 “病”得还不轻，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和水灾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约了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就长江生态系统而言，水污染是头号问题。沿江城市附近常年存在污染带（约700千米），天然湖泊及中小水库富营养化，土壤污染及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江河船舶污染及突发水污染事故，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及地下水污染，城镇大气污染沉降及初期雨水加重了水污染。水污染造成的水质性缺水问题突出。城市废污水排放总量大，处理后排放的水大多数仍然为Ⅴ类和劣Ⅴ类；天然湖泊和中小水库等水域污染或者富营养化问题突出；突发水污染事故的风险大（耗水产业、化工企业、船舶等）。

长江流域总磷超标的河湖分布示意图

人类活动对于江湖干扰严重。主要包括自然河与人工河之争（河道控制）；梯级水电站及河流渠化及水文水动力过程人为控制（长江有5万座水库）；宜宾到长江口河道整治、岸线利用超过20%，上海市达到 50%，洲滩利用及硬质护坡建设，水资源利用率高（20%）；引调水工程；河道采砂、泥沙及物质在水库中集中；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外来物种入侵；山丘区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造成水土流失。

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统分结合、整体联动机制不健全；水资源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尚未建立；协同治理较弱，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缓慢；水资源保护制度不完善，《长江保护法》进程滞后。

要辩证看待长江大保护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关系。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社会发展，认为共抓大保护就不发展经济，对共抓大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环境治理与修复项目主动性不足，水资源保护力度与经济发展不匹配，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均衡导致承载力不够，水资源管控手段与能力较为滞后。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发展。长江大保护正式开始。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强调：治好 “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对长江水资源开发与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将长江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到2030年，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功能显著增强，水脉畅通、黄金水道全面建成。

开展长江大保护的相关规划有：2016年9月，水利部、国土资源部正式印发的《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划分了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利用区及开发利用区等四类功能区，并对各功能区提出了相应的管理要求。2017年7月，环境保护部牵头编制完成《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从污染控制角度，对于水、土壤、空气污染现状和治理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2019年，自然资源部制定《国土资源空间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控制面积、自然岸线保有率等指标，也涉及国土空间生态屏障、生态廊道和生态系统保护格局划分，力图实现 “多规合一”。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基本遏制。到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2018年，环境保护部开展 “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三线一单）的编制工作，并开始实施监督管理。

开展长江大保护的相关专项行动有国家环保督察、河湖长制、排污口排查等。

中央生态环保第一轮督察从2015年12月起，经过3年多时间，完成全国31个省（区、市）全覆盖，并分两批对督察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生态环保督察成效显著，“中央肯定、地方支持、百姓点赞、解决问题”。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 “回头看”累计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15万多个，第二轮第一批督察已经开始，共交办群众举报问题约1.9万个。

水利部、环保部2018年完成河湖长制建立，并开展监督管理。水利部定于自2018年7月起，用1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对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简称 “清四乱”专项行动），一年中共查出6.7万个河湖 “四乱”问题。

从2017年开始，长江委会同太湖流域管理局，对流域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887个区县，8800余个入河排污口点位开展了现场核查。2019年2月，生态环境部开展的 “长江入河排污口现场排查”（第一批次）正式启动。现场排查工作涉及江苏、浙江、重庆、贵州、云南五省市，排查范围将近7000千米岸线。

经过上述治理，长江水质开始改善。2014至2018年期间，长江干流断面均达到或优于Ⅲ类，其中，Ⅱ类水质断面比例逐年增高，由2014年的33.3%上升到2018年的93.3%，干流水质提升情况明显。2018年，岷江、沱江、赤水河、嘉陵江、乌江、清江、汉江等7条主要一级支流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状况优良。2014至2018年，分析上述7条主要支流的水质类别情况，其总体保持在Ⅱ至Ⅳ类水质，其中赤水河、嘉陵江、清江、汉江近五年均保持在Ⅱ类水质，水质状况为优；岷江、沱江及乌江水质均有不同幅度改善。

2014—2018年长江干流断面水质类别逐年占比

即将出台的《长江保护法》将理顺长江保护的体制和机制，协调不同类型生态环境敏感区保护关系，陆地和水域保护关系，跨行政区保护区关系。同时制定水陆协调和统一的生态红线和保护规划，多规合一，确定山、水、林、田、湖、草保护的红线。恢复岸线及周边湿地的生态屏障功能，规范岸线利用，提高岸线利用效率，保护洲滩及江中岛。开展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的专项行动及督查。环境保护督查和河湖长制监督。严格执法。

长江流域需要保护的生态环境敏感区众多，主要有：国家、省市自然保护区，水生动植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主要集中饮用水源地，国际湿地名录，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重要蓄滞洪区，重要涉水景观，重要人文景观，水利风景区等。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重要的保护地，包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湖北的宜昌中华鲟产卵场、新螺段白鱀豚、天鹅洲白鳍豚，安徽铜陵淡水豚类等保护区等。这些保护区受片段化和上游水库调节的影响，保护的形势最为严峻。

此外，国家级重要湿地名录和水源保护区也是重要的保护地，包括青海隆宝滩、依然错、多尔改错，四川九寨沟，云南滇池、程海、泸沽湖、碧塔海、纳帕海、拉市海、会泽黑颈鹤栖息区、昭通大山包，陕西洋县朱鹮栖息区，贵州红枫湖、威宁草海，三峡水库、丹江口水库，湖南洞庭湖，湖北洪湖、梁子湖群、沉湖、石首天鹅洲，安徽石臼湖、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巢湖、太平湖、升金湖，江西鄱阳湖，上海崇明岛、长兴岛和横沙岛等。

关于长江保护对策，主要有加大跨区域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建立，由国家、受益地区和受益企业三方面共同出资，建立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补偿基金，并实施上下游间的双向补偿机制。

发展要绿色。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减少污染总负荷，这不仅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大保护的新要求。应该在加强点源控制前提下，大量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在保护地表水前提下，加大地下水的保护和城市备用水源地的建设和保护。

制度要健全。推动水权制度、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利用经济杠杆，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鼓励水权拥有者或者使用者保护水资源，并给予保护者必要的经济补偿。

监测要系统。加强监测、评价能力建设，建立主要污染源和排污口信息系统，实施排污信息发布机制，监督和公布污染主体，建立跨行政区水资源保护评价和考核制度，违法必究。

标准要严格。完善水污染控制、水资源保护技术标准体系，按照功能区管理要求消减入河排污总量，提高规模以上排污口控制标准。

应急要及时。建立突发水污染事故排除、水利工程调控和备用水源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排除突发水污染事故影响，保障供水安全。

参与要积极。建立各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机制，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积极性。大量推行节水型社会建设，引导全社会广泛参与水资源保护的机制。

五、武汉涉水科技进步代表

一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于1950年成立。主要负责完成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体系和长江防洪工程体系建设。目前已形成以堤防为基础、三峡水库为骨干，其他干支流水库、蓄滞洪区、河道整治工程及防洪非工程措施相配套的防洪减灾体系。流域现有堤防总长6.4万千米，其中长江中下游干流堤防3900余千米。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约5.2万座，总库容约4141亿立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库群。建成了长江三峡、汉江丹江口、南水北调等水利枢纽工程。开展流域、水域及岸线综合监督和管理。目前有3位院士、7位勘测设计大师、7000多名科技人员。

南水北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

二是中铁大桥局。中铁大桥局于1953年成立，目前在国内外设计建造了1200余座大桥，总里程1300余千米，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3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3名。现已建和在建的知名大桥包括我国公铁两用大桥的四座里程碑武汉、南京、九江、芜湖长江大桥获得国际桥梁 “乔治·理查德森大奖”的公铁两用大桥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此外还有世界首座六线铁路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世界最长公铁两用大桥郑州黄河公铁两用大桥，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东海大桥，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世界最高海拔铁路青藏铁路上的标志性工程拉萨河特大桥，港澳地区标志性建筑澳门西湾大桥、深圳湾公路大桥，孟加拉国最大的桥梁帕克西大桥，世界首座三塔两跨千米级悬索桥泰州长江大桥，长江口第一桥上海长江口隧桥工程等。

三是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航务管理局隶属于交通运输部，是遵照国务院国发198350号文件精神，根据政企分开、港航分管的原则，在原长江航运管理局的基础上于1984年组建的，对长江干线航运行使政府行业管理职能，受交通部委托或法规授权行使长江干线（云南水富—上海长江口，干线航道里程2838千米）航运行政主管部门职责。长江经济带11省市内河航道通航里程9.1万千米，等级航道4.5万千米，三级及以上航道8840.8千米。其中长江干线航道上起云南水富，下至长江入海口，通航里程2838千米。长江经济带11省市内河港口共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16248个，占全国内河港口的92%。散货、件杂货物年综合通过能力34.3亿吨，集装箱年综合通过能力2882.4万标准箱。其中长江干线港区共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722个，散货、件杂货物年综合通过能力18.3亿吨，集装箱年综合通过能力2301万标准箱。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19个。2019年，长江干流亿吨大港15个，万吨级生产性泊位595个，干线货物通过量达29.3亿吨、港口货物吞吐量31.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940万标准箱，码头数量和货运规模均居世界内河航运第一。长江经济带11省市拥有水上运输船舶9.6万艘，净载重量1.62亿吨，载客量48.4万客位，集装箱箱位133.5万标准箱，船舶功率4542.8万千米。其中，机动船9.0万艘，驳船0.6万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