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武汉政治发展的辉煌历程

李卫东，男，湖北武汉人，1971年8月生，教授、研究生导师。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2004—200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江汉大学副校长、城市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武汉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立法顾问，中国伦理学会德育研究会会长，武汉市法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法制史、城市史和城市文化研究，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8项；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含译著）6部。曾荣获湖北省优秀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博士后研究报告、湖北省优秀课题研究成果奖、武汉市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学术奖项。2003年入选武汉市 “213人才工程”，2007年被评为武汉市高等学校学科带头人， 2009年获武汉市政府津贴。

政治发展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综合性概念。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民主法治的发展与形成，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等。

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和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之一，武汉自近代以来在政治发展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在近代风云际会的社会变革中多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上又有多项创新和引领之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成绩斐然。

近代武汉政治发展的辉煌历史

武汉近代政治辉煌的历史可以用 “三个中心、一条道路”来进行概括。“三个中心”主要指的是：辛亥革命时期，武汉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共和的中心；国民革命时期，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在武汉抗战时期，武汉成为中国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中国近代史上，武汉先后3次成为令人瞩目的政治中心。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武汉是一座功不可没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上，武汉作为一座英雄的城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与民主共和制度的创立

旧历辛亥年即1911年10月10日傍晚，现武昌紫阳湖一带，当时的武昌新军工程营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武昌首义爆发。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率先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起义军迅速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当晚10点30分，起义军在吴兆麟的带领下兵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湖广总督瑞澂仓皇从衙门后门逃至停泊在长江的军舰上。11日，黄鹤楼上十八星旗高高飘扬，首义成功。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不仅成功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开启民主共和的时代，同时重新塑造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发展；不仅是中国近代政治辉煌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对近代中国乃至亚洲民主共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熊秉坤

吴兆麟

（一）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会在武汉发生？

辛亥首义在武汉爆发，与汉口近代开埠有关。武汉开埠后接收西方的文明，西风东渐，密切接触到民主与共和的思想，是一座“开风气之先”的城市。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汉口即将开埠，因太平天国正在长江流域活动，英国于11月派专使额尔金到汉口拜会湖广总督官文。1861年，英国派军舰抵达汉口，并留驻通使。3月，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与侵华舰队司令贺布从上海沿江而上，沿途测量长江水文。不久英国单方面公布《扬子江贸易章程》，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口岸，设置领事。新任汉口领事金执尔带商船到汉口就职。11月，清政府在汉口设关，即 “江汉关”，并于次年正式征税。汉口正式开埠。在武力威逼之下，湖北地方政府与英国殖民者签订了《汉口租界条款》，划定汉口租界。其他列强跟随英国之后纷纷在汉口建立租界，开设洋行，进行贸易，开办近代金融业、工矿业、加工业等等。随着英国怡和洋行、德国礼和洋行等一系列洋行在汉口开设，大量的中外贸易在此开展。武汉地区传统以米、布、盐、木材等大宗商品为主要流通品的贸易结构开始改变，以洋纱、洋布、茶叶交换为主的新型市场体系逐渐建立。一方面，洋货贸易形成新的商品潮流；另一方面，来自湖北以及湖北周边地区的土产货物也成为畅销商品。尽管汉口开埠时间晚于上海、广州，贸易发展却很迅速，1867—1869年直接对外贸易出口年货值达到962656海关两。武汉的城市职能也随着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由内陆区域性商业中心蜕变为通江达海、连接内陆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商埠。

江汉关

明清时期，汉口贸易繁荣基于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而产生，是自发性的，受官府影响较小。近代以来，工商业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受到各级官府高度重视。在武汉主政的地方大员如张之洞，提倡 “商战”，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工商贸易发展，如举办商品展销会、减免厘金、开设劝业场、举办工商业学堂等等。在张之洞的支持下武汉的商业迅速发展，进而推动金融业发展，外国引进的银行、洋行，国内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当铺等银钱业快速发展，本国银行业也在汉口发展起来。近代工商业在武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发展。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虽然起步较晚， 1895年以前还没有1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只有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如榨油厂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勃兴，武汉的民族工业发展起来，有兴商砖茶厂、美盛榨油厂等，紧接着扩张到面粉、烟草、碾米、水泥、水电、机器制造等行业。其中，周恒顺机器厂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周天顺炉冶坊，采用机器生产后，发展为近代有名的工业企业；商人宋炜臣创办的燮昌火柴厂等都是当时知名企业。武汉由此从一个传统的区域性内陆贸易中心转向中外贸易城市。随着贸易的开展，西方近代的文化、政治、法律等思想传播到武汉，社会风气随之改变。

辛亥首义在武汉爆发，是张之洞 “种豆得瓜”的结果。为了修筑卢汉铁路，清政府派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1898—1906年，张之洞主要在湖北武汉开展新政事业，建立近代军工和民用企业，开办汉阳兵工厂、汉阳铁厂、丝麻四局等一批近代企业；兴办门类齐全的近代学堂，如两湖学堂、自强学堂等，选派留学生，培养大批近代化人才；编练湖北新军，改革兵制，引进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组织结构；举办报业，提倡移风易俗；修建铁路、堤防，加强城市基础建设。张之洞举办新政的目的是巩固清政府的统治，但近代化的新政事业实际上推动了武汉近代民主革命的发展。例如，湖北新军不同于传统的集兵制，新军招募的士兵要求是能识字、略通文体的青壮年，“命题考试衡文以定去取”。时逢清政府废除科举取士，数量庞大的读书人入仕道路中断，纷纷投军，出现了 “秀才当兵”的社会现象。为了促进武汉近代军事事业，张之洞及其继任者兴办武备高等学堂、湖北武普通中学堂、湖北武师范学堂、陆军特别小学堂等一批军事学堂。有知识的青年加以近代化的组织训练、使用近代新式武器，使得湖北新军的整体素质在全国军队中较为优良，是仅次于北洋六镇的一支强军。新军中还有许多留学生，例如著名留日学生吴禄贞、蓝天蔚、黄兴等都曾在新军中产生巨大影响。军队作为进攻、防御的力量，体现了最新技术成果和社会生活的实质性变化，从其装备、编制、战斗力及兴衰，我们可以把握时代最细微的呼吸和最激烈的震动。湖北新军装备近代化，思想活跃，军营中经常传阅报刊，包括从日本秘密带回国内的革命党人创办的刊物，增加了对革命的认识，了解到瓜分之祸迫于眉睫、人民生活悲惨万状，有识之士急欲组织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湖北新军本来是张之洞为拱卫朝廷编练的力量，却成为批判的武器，成为清政府的掘墓人。

汉阳铁厂俯视图

辛亥首义在武汉爆发，与革命党人孜孜追求关系密切。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即重视中部地区的革命，1906年在湖北成立中部分会， 1909年在汉口成立共进会，1911年夏中部同盟会建立湖北分会。一系列革命组织的建立，确立湖北革命党人与同盟会之间的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革命活动是在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是全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地区革命党人以三民主义作为自身的革命纲领，奉孙中山为革命领袖。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在思想上革命排满的主张占主导地位，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记载革命党人从科学补习所开始 “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孙中山驱逐鞑虏的主张，受到革命党人的拥护。湖北地区革命党人的骨干力量是新军士兵，是辛亥首义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革命准备时期，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一系列革命组织遍布武汉三镇，革命组织的名称往往与学习新知识有关，新军士兵和青年学生纷纷加入联络民主革命事宜。与其他地区相比，湖北地区的宣传组织工作较为扎实。清末社会矛盾尖锐，革命党人加紧宣传，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发表一系列时事评论文章如《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鼓吹革命，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1911年，革命时机逐渐成熟，湖北新军被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同盟会在广州等地起义，中部同盟会计划在长江流域起义。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等联合成立统一领导机构，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主持大计，同时到长沙、宜昌等地联络起事。革命党人在宝善里制造炸药时不慎发生爆炸，走漏风声，起义首脑为避难离开武汉，但是整个起义的进程没有因此停滞。新军工程营熊秉坤、程正瀛等与巡察的清军发生冲突，打响第一枪，引发革命。辛亥首义在武汉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武汉作为一座英雄的城市，作为一座民主共和先导性的城市，是其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首义的爆发使武汉成为备受瞩目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塑像

（二）辛亥武昌首义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极大地解放了社会思想，自此树立国人民主共和观念，“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虽有复辟运动如张勋、袁世凯等，但不得人心。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诏书

其次，颁布《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确立现代民主共和政体，是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成果。武昌首义成功后，革命党人黄兴从香港赶往上海，邀请宋教仁共同前往武汉，10月28日，二人抵达武汉。黄兴立即投身阳夏保卫战。宋教仁为湖南桃源人，曾多次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对西方近代宪法认识深入。在立宪党人汤化龙等帮助下，居正、刘公、张知本等人共推宋教仁主拟《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简称《鄂州约法》。《鄂州约法》属于典型的以美国宪法为学习对象的近代三权分立的法律文献。《约法》共7章60条，规定 “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 “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 “议会”，司法权则归 “法司”，都督由人民公选，任期3年，只可连任1次。中国历史上主要为中央集权的体制，《鄂州约法》是首次在中国历史上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根本法，首次规定人民享有民主、自由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等权利。《鄂州约法》颁布后，其他起义地区纷纷学习响应，如江西军政府制定《江西临时约法》，贵州颁布《贵州宪法大纲》，江苏程德全成立江苏都督府颁布《中华民国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以及《广西军政府临时约法》《蜀军政府政纲》等等，从内容或结构上无不借鉴《鄂州约法》。《鄂州约法》不仅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而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处处体现《鄂州约法》的思想和精神，遵循三权分立原则，将总统制变为内阁制约束行政权，文本结构上也采取章节形式。《鄂州约法》开创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新局面，从法律层面对民主共和的观念进行了全新的定义。清末时，清政府为挽救统治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其中规定 “立法、司法、行政”，“皆宗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鄂州约法》是对封建君主专制的彻底否定，是武汉城市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建设的一座丰碑。

再次，湖北军政府行使中央政府权力，武汉成为民主革命的中心。根据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设参谋、军令、政事、外交4部，后扩张为11部，为最早的省级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辛亥革命后各地方唯武汉马首是瞻，湖北军政府承担中央政府职能，代行中央军政府职权。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其中联合即指武汉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

新军士兵在湖北军政府门前合影

二、国民革命的中心与武汉国民政府

武汉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二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是在国民革命即通常说的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武汉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大元帅府，以黄埔军校为基础组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政府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部长，组成8人委员会，计划北伐，统一各地军队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号召讨伐北洋政府。7月9日，蒋介石宣誓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连克长沙、南昌等地。

（一）北伐与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

1926年8月，北伐军连续取得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兵锋直指武汉。9月1日，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包围武昌城。当时的武昌城城墙高大，北洋军阀的湖北省督军陈嘉谟、武昌城防司令刘玉春带兵严密防守，激烈抵抗。北伐军多次攻城都未取得效果，于是转攻汉阳，9月6日夺取汉阳兵工厂占领汉阳，次日占领汉口。直系军阀吴佩孚向河南逃窜，武昌被北伐军封锁成为孤城。10月10日，北伐军发起总攻，攻克武昌城，歼敌2万余人，活捉陈嘉谟、刘玉春。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国民革命的重心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1926年12月，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抵达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行使最高职权，选定南洋大楼为办公地点，标志着国民政府开始由广州北迁到武汉。12月5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1927年2月21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联席会议至此结束，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汉办公。武汉正式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再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国民政府对武汉三镇重新开展市政规划，将武汉命名为京兆区，三镇从行政上统一起来。从1927年元旦后，国民政府外交、财政、交通、司法4个部门首先在武汉行使职权，至宁汉合流后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大量决议案，包括整理财政、司法建设、规划交通实业、处理劳资纠纷、惩罚土豪劣绅、没收处置逆产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收回汉口英租界。收回汉口英租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扬眉吐气的一次外交活动。1840年以来，清政府持续割地赔款开辟租界。国民革命在长江流域快速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反帝情绪高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具体表现，是民族解放的成果，标志国民革命进入高潮。这一时期，众多知名政治人物如汪精卫、徐谦、宋庆龄、孙科、宋子文、邓演达、陈友仁、毛泽东、董必武、吴玉章、何香凝、唐生智、詹大悲等在武汉活动，武汉成为全国国民革命的中心。

武汉国民政府旧址

武汉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武汉国民政府中主政的主要是国民党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他们做出一系列新的政治决定，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发展。1927年3月10日—27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重申以全国代表大会为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国民党的权力机关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废除中央常务委员会制度，实行常务委员集体领导的制度，推翻了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国民党右派排斥共产党人的政策，剥夺、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会议修改《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领导机构，废除国民政府主席职务，实行委员集体领导制。例如汪精卫这一时期为国民政府主席，但是签署文件时并不写 “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主席汪兆铭”，而是签 “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汪兆铭”，签名反映了集体领导制、防止国民党右派专权。会议还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将军事委员会置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体现了党管军事的原则，目的在于制约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右派在军事上的权力。

武汉国民政府还做出了有利于共产党发展的决策，明确规定共产党人可正式加入国民政府，增设的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5个部门中都有共产党员的正式加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革命进一步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也逐步移驻武汉。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抽调干部来武汉，成立武汉中央分局代行中央权力，负责与武汉国民政府联系并参与领导。分局成员有毛泽东、谭平山、张国焘、罗章龙、苏兆征、王荷波、恽代英、陈潭秋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心向武汉转移，张国焘于1926年9月抵汉；陈独秀于1927年4月抵达武汉；中共中央宣传部主要工作人员于1927年到达武汉；中央秘书厅于1927年4月迁到武汉办公。这一时期，武汉既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在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武汉地区的鼓舞下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太古、怡和、英美烟厂、振兴纱厂、武昌一纱和汉阳兵工厂等企业纷纷组织工会，至11月武汉地区正式成立工会组织150余个，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筹设武汉总工会，还成立工人纠察队、举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开办工人学校等。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又一个积极推动农民运动的机构。由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掀起新的高潮，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汪精卫 “分共”发生。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与武汉抗战

武汉第三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武汉抗战时期。1938年6—10月，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对日抗战的武汉会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中国军队以伤亡40万人为代价击毙击伤日军25.7万余人，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虽然战役最终以日军占领武汉告终，但是日本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投降的战略企图落空，从此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一）武汉会战的背景与战略意图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交汇点。1937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西迁，大量的军政机关、银行等机构先期到达武汉，武汉实际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研究武汉作战，至徐州会战结束后，决定进攻武汉。1938年6月初，日军沿长江两岸分多路向武汉进军。日方的战略意图为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中方的战略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

武汉会战经过要图

（二）武汉会战的结果及意义

武汉会战十分惨烈，是抗战以来中日双方海陆空全面作战的一次大会战。通过中国人民英勇战斗，田家镇、富池口等一系列战役重创日军，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中国空军在武汉上空，与日军航空兵空中大战7次，击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23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海军在长江上激烈战斗，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由于中国军队顽强、持续的抵抗，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从东、南、北三面对武汉的包围。国民政府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为保存有生力量，主从武汉地区撤退，武汉会战结束。武汉失守，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日军被拖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中；由于战争的持续进行，日本国力损耗过巨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急剧表面化；中国以空间换时间和打持久战战略的胜利，特别是武汉会战期间一系列胜利的战果，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民族精神，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武汉会战吸引了世界人民的关注，博取了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武汉会战对日军的抵抗，争取了时间，企业、文教事业、人口大量西迁，对保存中国有生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三）全国抗战中心

在武汉抗战中，武汉成为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

首先是全国的抗战中心，也是政治中心。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经济部、交通部、教育部、卫生部、司法部、监察院都迁到武汉；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军政要人；第三党领导人、救国会领导人、妇女界领袖、文化界名人等等纷纷来到武汉；西方在华外交机构也聚集在武汉；中国共产党初期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后以此为基础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指导长江流域的抗战活动。10月下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正式成立，组成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领导的长江局，统一领导中国南部各省党和革命群众的抗战活动。

其次，武汉在这一时期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1937年12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南京迁到武汉，在汉组织全国抗战，成为军事组织中心，先后组织津浦线战斗、徐州会战、华北作战、东北作战、察哈尔作战和武汉会战等等。

再次，武汉此时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随着华中地区被日本占领，上海、南京、江浙一线的企业纷纷内迁到武汉。武汉会战后，内迁企业和湖北武汉本地企业共有700余家在湖北武汉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再次西迁。西迁保留了中国经济命脉的基础组织，为持续抗战打下了良好基础。

最后，此时的武汉还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以救亡文艺为代表的文化名人、文艺团体纷纷来到武汉，开展文艺创作、表演等活动，特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成立后，文艺界人士在第三厅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1937年12月，武汉的报纸由30余种增长到67种，1938年7月增长到100余种。大量的进步书籍和歌颂抗日、揭露日军暴行的各种文艺作品广泛流传，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和新闻事业蓬勃发展。

（四）世界反法西斯中心

武汉，既是中国抗战的中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此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欧洲推行绥靖政策，以牺牲捷克等小国的利益换取自身暂时的安全，纵容了法西斯的肆虐和发展。中国在东方的抗日战争引起世人瞩目。大批国际友人聚集武汉、报道武汉，如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女作家绿川英子，英国诗人奥登，荷兰战地记者伊文思，匈牙利战地记者卡帕等。美国《LIFE》杂志封面上刊登的中国军人照片为卡帕所摄，向世界传达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坚强决心，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了中国的抗战、武汉的抗战。还有苏联空军志愿队帮助中国抗战，与中国军人在武汉并肩作战。加拿大共产党员、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等援华医疗人员来到武汉。武汉会战与西班牙马德里保卫战一样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美国《LIFE》杂志封面上的中国年轻军人

四、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中，武汉这座城市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武汉地区出现一批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李汉俊等，组成最早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这些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定期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每周开会讨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全说》《马克思传列》《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通过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革命的力量逐渐聚集，林育南、刘子通、王沪生、施洋等逐步加入马克思主义组织，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的活动以及相伴随的工人运动逐步开展。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不仅推动了武汉地区共产主义传播与发展，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积极地与武汉早期共产主义者联系，共同讨论创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1年，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都来自湖北武汉。由此可见，武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策源地之一，也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骨干力量。

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很多知识分子宣传推广共产主义，所以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在全国有着突出的影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二七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又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和顶点。罢工虽以失败告终，但却宣誓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位于武汉市的二七纪念馆中陈列着罢工领导者林祥谦的一块怀表，怀表的时间指向9时20分，1923年2月4日9时20分是罢工开始的时间。2月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下令湖北督军萧耀南以调解工潮为由诱骗工会领导人在江岸工会所在地谈判。工会遭遇反动军人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牺牲30余人，200余人受伤，为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汉地区的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抗争，也受到以吴佩孚为首的军阀的残酷镇压。罢工领袖、工人代表林祥谦被捕，随即被杀害。共产党人、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为工人辩护时被北洋军阀逮捕，于2月15日被杀害。二七大罢工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展示了中国工人的强大力量，标志着中国工人整体觉醒、反抗军阀统治，向中国人民揭示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是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奋战到底才能取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在武汉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他的大力推行下，湖北、湖南等地区的农民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1927年3月农讲所正式开学，来自全国17个省的800多名学员在此学习，学员毕业后纷纷回到各地，积极推动全国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事件体现了武汉革命中心的地位。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坚持探索适应国情的革命道路。早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在武汉把国民革命推向高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 “分共”后，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思考革命的道路问题。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会议在武汉召开。第一个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5月在武汉召开。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80多人代表全国57900多名党员开会。共产国际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五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在制度上的重大革新和创举。这次会议还第一时间宣布蒋介石实行的是法西斯统治；第一次提出要争夺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产生了党的第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文献；第一次强调在南方坚持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将 “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第一次邀请国民党代表团参加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等等。

八七会议会址

第二个重要的会议是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的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会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确定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就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在当时的最主要任务。

1949年以来政治发展的辉煌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武汉更是在政治发展上取得一系列成就，经历了辉煌的历程。

一、民主政治与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三大战役结束后，武汉的地位受到各方关注重视。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命令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解放军从江阴到湖口500余里的长江沿线分3路渡江作战，彻底摧毁国民党长江防线，国民党 “划江而治”的梦想破灭。白崇禧原意占据武汉、力促南北分治，随着渡江战役的进行，他的统治岌岌可危。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22日，白崇禧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商讨武汉的问题。23日，南京解放，白崇禧开始组织撤退。25日，湖北省政府西迁至恩施。随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武汉的合围，5月8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宣布武汉进入战争状态。10日，白崇禧率领部下陆续撤离武汉。14日，四野率先发动进攻，从团风、黄石等地渡过长江，进逼武汉外围，国民党军队弃城而逃。武汉实现了特殊形式的和平解放。武汉在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获得了解放，比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民众游行庆祝武汉解放

1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同时成立武汉警备司令部，肖劲光任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5月24日，武汉发布〔政〕字第一号令，宣告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中原人民政府电令，划原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城区成立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三镇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城市，吴德峰任市长。5月25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成立，张平化任书记。1949年5月—1954年6月，武汉市为中央直辖市，也是中南地区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是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交通运输的中心。武汉市人民政府先后隶属于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1954年6月，中南地区行政建制撤销，武汉市并入湖北省建制，隶属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建立后，如何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武汉，改造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武汉，是当时面临的总目标，所做的工作包括接管原国民党汉口市政府、武昌市政府、汉阳城区各机关。武汉市军管会共接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700余个、公教人员及职工4.2万人，涉及各军政机构、工商、金融、海关、农林水利、房产、公共设施、交通通信、学校和卫生机构等。此时外国人在武汉举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等也收归人民所有。1950年8月，军管会将所接管的人、财、物统一向地方政府移交，9月结束移交工作。武汉市人民政府从此对武汉市形成了统一的管理，三镇合并为统一的城市。武汉市人民政府下辖12个城区、7个郊区。同年，武汉市进行一次行政区划调整，武昌为第一区，汉口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汉阳为第六区，各区设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及工会、团委、妇联等区办事机构，同时建立健全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及基层政权。

根据1954年颁布的《宪法》，1955年2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改称为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武汉市人民委员会行使地方政权，所以它也是武汉市地方的国家行政机关。下设：民政、公安、监察、财政粮食、税务、纺织工业管理、手工业管理、商业、工商管理、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建筑工程、水利、交通运输管理、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管理、统计等局；计划、城市规划、体育运动等委员会；民族事务、宗教事务、人事交际等处及办公厅、参事室、市人民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1966年，政权建设遭遇挫折，各级政权机构相继瘫痪。1968年1月20日，经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武汉市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取代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的职权，为党政合一的机构。

1979年12月，武汉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设立武汉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撤销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恢复武汉市人民政府。1980年4月1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恢复成立，下设武汉市计划委员会、武汉市经济委员会、武汉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武汉市农业委员会、武汉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武汉市编制委员会、武汉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人民政府办公室、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防空办公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侨务办公室、集体企业事业办公室、参事室，武汉市公安局、民政局、人事局、冶金工业局、机械业工局、化学工业局、电子工业局、纺织工业局、一轻工业局、二轻工业局、交通局、财政局、税务局、粮食局、一商业局、二商业局、对外贸易局、计量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水产局、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建筑工程局、建筑材料工业局、园林局、农林局、农业机械管理局、水利局、东西湖农场管理局、文化局、教育局、卫生局、劳动局、统计局、物价局、物资管理局、广播事业管理局、环境保护局、城市规划管理局、标准局、汉南农场管理局、人民公社企业管理局、供电局、电信局、邮政局，武汉市供销合作社，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分行，市文物管理处、市宗教事务处、市民族事务处、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市档案馆、市文史研究馆。

武汉市国家权力机关与人大制度的建立与发展。1949年5月22日，按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令，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为前汉口市、武昌市、汉阳城区辖区内军管时期最高权力机关，下设物资接管部、军政接管部、交通接管部和文教接管部等，全面接管国民政府时期市政府各项财、物和组织机构，工作完成后整体移交给武汉市人民政府。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明确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为人民代表大会制。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过渡时期人民参与政权建设的协商机关，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1953年11月—1954年3月，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选举工作的指示，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武汉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8月召开，标志着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会议选举产生武汉市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从此武汉市人民政府改称为人民委员会。1954—1957年，每年人大会议召开一次，行使权力，审议行政区内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1957年以后，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出现波折，人大工作也受到影响。1966—1978年，人大制度处于停顿状态。1979年12月，武汉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人大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会议还撤销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武汉市人民政府，选举产生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进入健全和发展时期，权力机关建设从此走上正轨。

1949年11月28日—12月9日，武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12月6日，选举产生常设机构武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5年3月，政协武汉市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1979年12月，政协武汉市第五届委员会组建。至今，已组建政协武汉第十三届委员会。政协作为政治协商机构，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组成形式。

二、法制建设与 “法治武汉”的全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市建立了法院、检察院等法制机构，构建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改革开放之后，武汉市迅速恢复法治建设。

“法治武汉”的建设目标是将武汉这座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均实现法治化，包括城市市民普遍具备崇尚法治的城市精神，法治政府基本建立，城市运行具有完备的法律与规章体系，司法机关执法公平、公正，基层社会民主法治，法律服务市场成熟、规范等。

武汉市在全国法治建设中表现突出，有以下特点和成绩：

一是追求卓越，法治建设起点高。2010年，市委、市政府出台《推进法治武汉建设的意见》为武汉法治建设纲领性文件。2011年，武汉市推出《武汉市2011—2015年法治建设暨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划》（武发〔2011〕26号），为较早的关于城市法治化的全面性规划。2013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法治政府建设规划（2013—2017年）的通知》印发。2016年，《“法治武汉”建设规划（2016—2020）》推出，为当前法治武汉建设的基本依据和纲领。

二是领导重视，党政机关引领作用明显。2012年3月，在全市法治建设暨 “六五”普法动员大会上，市长唐良智明确提出，要让“一流的法治成为武汉鲜明的城市特质”。2015年2月，市委书记阮成发说：“我认为，武汉这个特大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就是法治。要让法治成为城市的显著标志，成为市民的共同信仰。”2020年7月，市委书记王忠林在接访化解信访积案时明确表示：坚持依法依规、合情合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三是科学立法，依法执政，公权力规范运行。武汉市建立地方立法协商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以及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专家咨询论证和公示、听证制度等。武汉政府经常在地方立法和重大决策时通过报纸、网站等多种渠道向市民征求意见，提升立法协商的参与度。规范权力运行，2014年的武汉 “两会”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案》被市人大列为1号议案，武汉成为全国首座将 “权力清单”作为人大议案办理的城市，对政府的所有权力进行清单化管理。

四是开创市域社会治理新局面。2019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提出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思路，武汉市作为其中唯一一个省会城市作了发言交流。武汉市从市域社会治理 “怎么治、治什么、靠什么”三个方面开展系统攻坚，进一步完善党建引领、全域共建、四级贯通、多元共治、科技支撑的工作格局。这项工作正在武汉大力推进，是全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表现。

五是创新普法工作方式，实施法治文化建设工程。自 “六五”普法实施以来，武汉市将普法工作与法治武汉建设紧密结合，引导各区、各部门及基层单位，将法治创建中出现的法治问题，转化“法律六进”中的课题，有针对性地组织法制宣传教育。实现普法与城市依法治理的相互融合，充分发挥了法治文化促进法治武汉建设的功能。“法治武汉”建设离不开广大市民对法律的知晓、理解和践行。

六是打造知名法治论坛品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理论研究。武汉是全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重镇，人才济济。为提高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力度，提高法治文化建设水平，武汉市近年来利用行政法学会、经济法学会和武汉 “法治论坛”等平台，召开了一系列法治论坛、课题研究和专题讨论会，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法治建设工作实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开展法治建设理论研究，其中影响力较大论坛包括 “长江中游城市群法治论坛”“美丽武汉与经济法” “法治社会·长江论坛2015——法治社会的理论与实践”等。通过诸多举措，推动武汉民主法治进程。

三、和谐武汉、青春武汉和靓丽武汉——工会、共青团与妇联工作

人民团体也是武汉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6月11日，武汉市总工会成立，始名武汉市职工总会， 9月改称武汉市总工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1973年重新组建至今。属市级人民团体组织，是全市各级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和各大型企、事业工会的领导机关。在中共武汉市委和湖北省总工会的领导下，依照《中国工会章程》和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1949年6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1957年5月25日，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武汉市委员会。1966年11月，受 “文化大革命”冲击被迫停止工作，1973年恢复。团市委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武汉市的地方组织的领导机关，在中共武汉市委和团省委的领导下，依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和团的代表大会决议，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武汉光谷青年之家

1949年5月26日，武汉市妇联筹备委员会成立，接管 “湖北省妇女会”“汉口市妇女会”“湖北省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新运妇女工艺所” “武昌儿童乐园”等。9月25日，武汉市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武汉市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9月更名为武汉市妇女联合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1973年恢复。市妇联为市委领导下的全市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团体组织，是市委、市政府联系全市妇女的桥梁和纽带。其宗旨和职能是：团结全市各阶层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