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刚:武汉复兴进程中的教育发展史

郑刚，男，湖北武汉人，教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外教育交流等领域的研究。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十二五”规划教育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等课题。出版专著《留学生与近代研究生教育》《张宗麟与幼稚教育》等，参编《中国人留学史》《中国教育名家思想》等各类教育书籍多部，在《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等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奖二等奖等奖项。

教育是武汉一张亮丽的名片。武汉与北京、上海、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文教中心，为全国的文教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武汉作为文教中心的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发展的？在中国文教事业的整体地位中如何展现自己独特的价值？围绕这一主题，我从古代武汉教育、近代武汉教育、现代武汉教育三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从三个时段、三个维度看武汉教育。

在古代，从湖北地区的视角看武汉教育如何脱颖而出。到了近代，随着国内交流更加频繁，从全国的视角看武汉教育的交流发展。到了现代，不能局限于全国的范围，要从全球的视角、在全球教育事业的格局中看武汉的教育。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视角来看武汉教育，本身也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趋势。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变迁息息相关。教育的发展变革折射出武汉这座城市是如何发展蜕变的。武汉的教育在湖北地区如何脱颖而出，在全国如何确立自身地位，在全球处于怎样的位置？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观测武汉这座城市的蜕变，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从湖北看古代的武汉教育

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原的华夏文明逐步扩展延伸到武汉地区。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证实武汉城市文明出现较早。在目前中国的特大城市中，武汉的文明发源产生较早。形成了当时与殷商独立统治、军事训练、手工工艺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武汉文明发源地的社会风俗习惯、文化教养等基本上与中原地区同频共振，文化教育产生较早，有着深远的历史发展源头。

盘龙城遗址发掘现场

历史上湖北文化的第一光辉时期在春秋战国。当时由于中国尚未真正统一，楚国以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国而自成一局，在中原影响较大的儒墨名法等显学在这里未能充分传播；楚国地处南方之中，得以吸收巴、吴、越文化及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而丰富多彩。崇尚自然和信仰多神，放任心灵张扬个性，驰骋想象，富于创造性和开拓进取，成为楚文化独特的性格。楚文化的独特性格对后世武汉精神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武汉精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有自身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的源头就是楚文化所拥有的独特魅力。楚文化传播较广，楚国定都郢都，其核心在今天的荆州一带，对武汉地区文化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全国统一局面形成之后，楚地失去了南方大国和区域中心的地位，与中原文化进行了广泛交流接触，使得楚文化逐步地融入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中，其独特的性格逐渐淡化。统一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的关中和洛阳。中央集权建立后，地方文化中心向中央集权靠拢，湖北的文化中心也由荆州向北移到襄阳一带。于是形成了湖北文化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的湖北行政区划图上可以看到，襄阳与北方政治中心的距离更近，逐步成为湖北地区文化的中心地带。而武汉远离了湖北的文化中心，文教事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处于发展的低谷期。

楚国示意图

湖北文化的第二个辉煌时期较为短暂。三国时期，随着政权的更迭，曹军南下，战火烧到了湖北，赤壁之战、吴蜀之战使得湖北元气大伤。地图上可以看到，湖北正处于三国鼎立的交会地区，这里成为魏蜀吴三国瓜分争夺之所。频繁的战争致使湖北地区的文教事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人才逐渐萧疏零落。从魏晋南北朝到元朝这一相对漫长的时期，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在全国处于一般水平。

魏、蜀、吴三国示意图

两宋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步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武汉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北宋时期政府十分重视教育，曾三次兴学，对湖北武汉地区的文教事业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汉阳、黄州均设有府学，鄂州、襄州（今襄阳市）新学鼎盛，时人评价 “其恢弘伟丽，虽东南之学最盛者不能过也”。武汉在私学上也有所发展，出现了该地最早的书馆，凤栖山书院坐落于汉阳凤栖山之上。但是两宋时期战争较为频繁，武汉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武汉作为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的地位。统治阶级对武汉地区发展的关注重心更多地放在军事设防和工商贸易上，文化教育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得到蓬勃的发展。

元代时，武汉地区政治地位得到提升，武昌城作为湖广行省的治所所在，教育事业得到显著发展，先后恢复和发展了兴国路学和武昌路学，其规模在全国地方性教育机构中占有相应的地位，但因起步较晚在教学设备和建筑上却难及襄阳等地路学。

从明代开始，中国东南部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并且远远超过中国北部。武汉所在的鄂东南地区因为便于同东南沿海交流，从而取代荆州和襄阳，成为湖北文化重心所在。武汉地区的武昌、汉阳及其周边的黄州逐渐人文兴盛。武汉作为湖广布政司和湖广行省的省会所在，加上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推崇文教，文化教育比元代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汉口跻身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崛起为区域性的商业、经济中心。武昌作为府城，成为区域性政治中心，文化教育随之获得繁荣发展。武汉逐渐发展为省级区域文化教育中心和文化名城。

可以说，明代是湖北文化发展的第三个辉煌时期。古代湖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遂有由荆州而襄阳、由襄阳而武昌的代际嬗递。20世纪20年代初刊刻的《湖北通志》记载： “论湖北人才，春秋楚为首，三国时次之，明又次之。”尽管这些人才不都是致力于文化学术或教育事业，但人才要靠文化教育来造就则是不容置疑的，人才兴盛就是文化教育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这些人才也为近代武汉教育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清代的武汉地区

但是，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得湖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再度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古代武汉地区的教育发展有3个特点：

一是起步较早。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与中原文教同频共振的盘龙城文化。

二是发展缓慢。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长期陷入战乱，未能在百家争鸣和官学建制的过程中获得发展机会；隋唐时期，虽已成为政治、军事中心，但文化教育事业不受重视，未见建学记载，可见在两宋以前武汉地区的教育远逊于中原各省和巴蜀、闽赣诸地区。两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武汉地区教育有所起色。

三是呈后来居上的态势。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的教育虽与其他省份相比难称优势，但已经不显逊色，并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为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迅速崛起发展蓄积了坚实的能量。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武汉并没有形成与其政治中心地位相应的教育中心地位。这种情况，直到武汉迈入近代社会后，尤其是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后，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从中国看近代的武汉教育

到了近代，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湖北，要从中国来看武汉教育。近代的武汉教育在中国的版图上大放异彩。近代武汉教育可以说是全国教育格局中的一次崛起，既构建了领先全国的文教体系，使湖北武汉成为全国的文教中心，反过来又推动了武汉的政治经济军事近代化事业，为近代武汉的崛起以及文教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武汉复兴的历程中，教育事业成为一张亮丽的名片，同时为复兴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力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汉口于1861年开埠。西方势力开始渗入武汉，西方的入侵也给武汉带来了新理念和思想。尤其是教育方面，由于传教士的进入，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武汉三镇出现，构建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套完整教育体系。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湖北的督抚忙于维护封建旧制，也由于大多数抚鄂时间较短，没有对武汉现代化教育事业进行系统的思考，没有对新式教育萌发有所触动。

因此，这一时期，武汉虽然开埠，外国工厂和学校纷纷举办，但是鄂汉当局在西学的冲击下，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回应，武汉地区的教育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格局，没有出现变革的迹象。初等教育方面，主要依靠私塾、义塾、义学和私学，在识字启蒙阶段所读书多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稍微有了一定基础之后以“四书五经”等为主要内容。中等教育方面，则依靠书院和府、州、县设立的官学，学生所习不外是诗词歌赋、“十三经”等，以儒家经典为主，特别是研读、揣摩和写作应付科举考试的 “时文”要占用学生的大部分时间。总体而言，在外来力量触动社会变革的时候，湖北武汉地区反应比较缓慢，教育事业依然因循守旧。传统教育的封闭性、学习内容的脱离实际和科举取士的程式化，仍是当时武汉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主基调。这一时期东南沿海的教育已逐步进入近代化的门槛。武汉地区严重落后于东南沿海，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一落后现象的改观在于张之洞。武汉教育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和加速发展，是在张之洞督鄂之后才发生的。他曾经讲过 “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重视教育、发展教育成为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之后进行改革非常重要的突破口。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以教育改革作为整体改革的切入点，使得武汉教育发生脱胎换骨式的变革，为近代武汉教育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也为武汉的复兴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19世纪末，张之洞来到湖北之后，没有全面铺开教育改革，而是采取了试点的方式，首先推行的措施是改造中国传统书院。中国传统书院是带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在传播学术、培养人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传统书院的落后性逐渐彰显。张之洞依托传统资源，对书院进行改革。经过改革，书院开始具备近代教育的性质。其中，最为重要的典型是两湖书院。两湖书院作为当时湖北地区最大的书院，曾名噪一时，与广东的广雅书院齐名，被时人称为清末两大书院。此时两湖书院已不同于传统书院，而是设置现代学科，培养实用人才。张之洞有了成功改造两湖书院的经验后，又改造江汉书院、经心书院，这三所书院并称为武汉三大书院。对传统书院的改造，使传统教育中嵌入了近代教育的因素。

张之洞

张之洞其次推行的措施是创办新式学堂。改革传统书院，已不能满足新式教育发展的趋势。面对社会发展变革对新式人才的需求，张之洞另辟蹊径，于1893年创办第一所新式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张之洞说，“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故取 “自强”二字。命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之洞在学堂上所寄托的情怀。自强学堂设在武昌三佛阁，以学研西学为主，设方言（外语）、算学、格致、商务四科，以培养外事人才为主，与传统书院相比培养的人才更加具有实用性、更加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揭开了近代湖北武汉高等教育的序幕。随后，张之洞相继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等等。创办于1895年的湖北武备学堂聘请德、日军事教官，培训湖北新军官佐，并开创了军事新理论操练和聘请洋教官的先例。1898年，张之洞向朝廷上《设立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折》，设立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培养近代农业、工业人才。新式学堂的创办为近代教育发展增添了新的因子。

湖北武备学堂

张之洞再次推行的措施是派遣留学。清末，湖北留日学生在全国总派遣人数中占有极大比例，其他省份难以望其项背。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湖北留日学生与日俱增，湖北成为全国派遣留学生主要来源的省份。许多地方政府还对派遣留学生有较大的抵触情绪，没有意识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意义。这从侧面反映出湖北武汉 “天下为先”的开创精神。张之洞向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1902年湖北留日学生为 126人，1903年为 153人， 1904年为341人。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欧洲列强俄国，使得中国的留日学生人数激增，1905年、1906年湖北均有留日学生1000人以上。在清末，湖北留日学生及游学生总数应在2000人以上。留学生回国后，又对湖北武汉社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张之洞的三项措施主要集中在19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具有试点性，没有全面铺开，比较零星，缺乏系统性和整体规划。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集中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反映了张之洞在推行湖北新政的过程中，意识到人才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性，也显示出教育改革的应急性特色。

进入20世纪，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办学的热潮，张之洞推动系统性教育改革，全面奠定了湖北武汉近代教育的基础。武汉的教育事业第一次走在全国前列，主要表现在近代学制的形成和新式学堂的建立。武汉一跃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中心区、模范区，此为武汉教育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第一，颁布近代学制。此次教育改革开始重视顶层设计，整体规划教育制度。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谕令各省改革学校。此时清政府没有统一的教育制度法令，允许各省先行先试。1902年，张之洞正式向朝廷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折》，全面规划了湖北地区新式学堂设立的计划，这是清末第一个省级学制革新蓝图。张之洞逐步意识到人才培养中基础教育的重要性，这是他教育改革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变化。教育重心由培养中高层次人才转向培养基础性人才。武汉正是以此奏折的颁布为起点，教育改革整体推进，封建传统教育开始全面瓦解，一个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地区性的新学制体系逐渐形成。在新学制下，教育发展更加规范化、系统化，这也是武汉教育走在全国前列的一个重要体现。1904年，全国以湖北为试验田颁行新学制，是湖北学制体系的升级版。

第二，大力发展普通教育。在幼儿教育中，湖北武汉地区在全国创造了 “三个第一”：全国第一所公立幼儿教育机构——湖北幼稚园由湖北巡抚端方于1903年初在武昌阅马场创办；全国第一个培养幼教师资的教育机构——女子速成保育科设立；全国第一部幼教法律——《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颁布。这 “三个第一”奠定了湖北作为全国幼儿教育发源地的重要基础。幼儿教育的发展需要超前的教育思想支撑，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才会受到正视。武汉的幼儿教育打破了数千年幼儿培养以家庭为单位的格局，在全国最早实现了幼儿教育的社会化、学校化，符合世界学前教育发展的潮流。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领域从事幼儿教育等社会事业，在今天习以为常的事情，一百多年前则为开创之举。当时的封建礼教认为女子师范科的设置背经离德，这批女教师、女学生需要保护才能上下班、上下学。这些当时石破天惊的举措，具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在初等教育方面，从1903年起，张之洞开始陆续在武昌筹办东、西、南、北、中路5所高等小学堂，开湖北公立高等小学堂先河。学堂的课程设置体现了 “中体西用”的思想，既有修养、读经、讲经等旧式课程，又有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等新式课程，学制四年。新式学堂、新式课程对培养新式人才起到重要作用。这5所小学堂培养了一批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的人物，早年的毕业生许多成为后来政、军、知识界名人，如地质学家李四光毕业于武昌东路学堂，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毕业于南路学堂等。以武昌为榜样，汉阳、汉口、武汉郊县开始增设新式高等小学堂，如汉阳、夏口模范小学堂，湖北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堂，武昌府、汉阳府高等小学堂，江夏县、汉阳县高等小学堂等。新式高等小学堂的广泛设置，使人才培养呈现规模化特色。与此同时，张之洞还在武昌、汉阳、汉口设置中等学堂，构成学前、初等、中等一套完整的、前后相衔接的学制系统。新式学堂毕业生走上社会以后，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重点发展师范教育。新式教育发展需要新式师资作为支撑，因此张之洞将师范教育的发展放置在最优先发展的地位，在武汉初步建立了自成系统的师范教育体系，时至今日仍影响到全国师范教育格局。中华民国时期，全国师范教育划为六大师范区，有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今天的华中师范大学也是全国6所部属师范院校之一。师范院校具有一定的区域辐射性，其根基在于张之洞在湖北苦心经营的师范教育体系。首先建立的湖北师范学堂，不仅是湖北也是全国最早的完备的独立的师范学堂。随后设立的两湖总师范学堂，分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2个层次，分别培养中等学堂、初级学堂及学前教育的师资和管理人员。新式教师队伍的壮大为新式教育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持续向前发展。

第四，巩固实业教育。张之洞早期创办的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农务学堂已具有职业教育的性质，偏向培养高等人才。在湖北整体推行教育改革的时期，武汉地区的实业教育发展呈现出 “正规化”趋向，初步形成了初等、中等、高等3级纵向发展序列，保证了实业人才的梯队培养。同时，近代军事、警察、法政教育开始出现。湖北教育由此呈现出与传统教育完全不一样的格局，新式教育力量蓬勃发展。

武汉地区的近代教育发展起步较晚，第一批新式学堂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但其发展的速度相当快，而且以办学质量高著称。1904年的清朝《学部官报》中记载：湖北省学生数99064人，是江苏省的2.2倍，浙江省的1.3倍，广东省的1.14倍，其中师范学堂、实业学堂、专门学堂人数分别是江苏省的3.4倍、2.9倍、2倍。从幼儿教育到初等、中等、高等构建完整的教育体系，为武汉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湖北一跃成为办学先进省，不但引起朝野关注，甚至 “东西各国文武官员及游历人士，来观鄂省书院学堂者，不可胜数，往往遍览详询，视为至大至要之事”。全国各地纷纷来武汉学习办学的先进经验。张之洞曾得意地写了一首《学堂歌》： “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属湖广；湖北省，才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夸耀自己在湖北创办教育的成果。张之洞被誉为 “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并因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入军机掌管学部，主要负责推动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他以在湖北办教育的经验为蓝本，在全国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整体中国教育的近代化。1904年，清政府颁行《癸卯学制》，这一学制基本以湖北学制为榜样。武汉是湖北新式教育的发展中心。武汉不仅是湖北的教育中心，更成为中部区域的教育中心，也成为全国新式教育的策源地，为武汉崛起奠定了雄厚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

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武汉经济取得巨大的进步，“从光绪二十二年到三十年（1896—1905年），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一倍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汉口进出口贸易占全国贸易总额的12.4%，几乎接近上海的水平”。武汉一跃成为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中西部地区第一大城市与工业化进程的领头羊，这些与武汉教育发展密不可分。湖北武汉开始有了铁路、电灯、邮局和发电厂，有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工业、大厂矿，有了现代化的金融资本家及其组织，有了现代型的政府管理机构、产业工人和现代型的城市……可以说， 1949年之前湖北武汉大型的工矿、交通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在张之洞督鄂时期建立起来的，使湖北地区的生产方法和运输方法，从几千年的手工劳动开始转向机器生产，这是湖北武汉地区生产力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为湖北武汉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武昌首义一声炮响，推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迈入了民国时代。如果说晚清时期是武汉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轨期，那么民国时武汉教育近代化则进入成熟期。由于民国的创立，共和的实现，武汉的教育相比清末而言，获得长足的发展进步。小学教育方面，从辛亥革命至1925年，武汉在原有小学的基础上，增设省立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武昌高师等校附属小学、省立模范小学及少数私立学校，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进一步增加。中学教育方面与清末相比，也有长足的发展。清末基础教育的重心在小学，民国时基础教育的重心转移到中学。1921年，武汉三镇中学增至35所，其中公立6所、私立23所、教会6所，与1910年的25所相比整整多出10所，其中私立学校更是多出了17所。私立教育的发展需要活跃的经济作为支撑、民间资本作为保障，私立教育的兴盛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武汉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高等教育方面，国立武昌师范大学设置，武汉成为当时全国7大学区和6大高师学区之一。据统计，1916—1918年间，武汉地区专门大学学生数为1592人，占全国的9%，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位。这一时期，武汉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私人办学一时勃兴，其办学规模几乎与公立教育不相上下。恽代英创建利群书社，董必武创建私立武汉中学，陈时创立全国第一所私立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体现了敢为天下先的武汉精神。

私立武昌中华大学

由于长期的军阀混战和中央政府的号令不彰，再加上教育经费的不充足和武人专制，地方当局对发展教育缺乏热心，民初武汉失去了在晚清一度所拥有的教育改革模范区地位。武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 “历年时进时退，要之无甚进步”。黄炎培于20世纪20年代初通过对全国各省调查之后，曾指出当时湖北的文化教育状况较之清末已呈现为倒退。清末教育改革中敢为天下先的风气已不复存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武汉地区教育发展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并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由于武汉在全国政治版图中占据重要地位，城市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为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加之政局较为稳定，武汉的教育还是取得了不少成就，日益朝着正规化的方向发展。各级学校法规及规程先后出台，学制及管理日益法制化和正规化，并逐步统一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明确了各类学校培养人才的方向，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的发展步入正轨。武汉教育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进一步奠定了武汉地区教育在中部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例如，国立武汉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并列为 “民国五大名校”，体现了武汉在全国高等教育格局中的位置。蔡元培指出，武汉大学 “必须避免地域性而明定为国立”。胡适曾经对一位在北京的美国朋友说：你如果要看中国怎样进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汉大学便知道了。

国立武汉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完全进入战时体制，一切为全面抗战服务。为了在战火和敌手中保存武汉的经济和文教实力，国民政府决定大规模西迁武汉的重要学校。武汉大学被迁往乐山，华中大学被迁往云南，中华大学则迁往重庆。为收容华北战区失学失业的师生，国民政府组建湖北联中，初始设在武汉，之后迁往宜昌，又迁到恩施，设分校22所于鄂西、鄂东、鄂北各县。内迁的学校在大后方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才东返武汉，有些学校则直接与当地的学校合并，为鄂西的发展助推了一臂之力。与此同时，处于沦陷时期的武汉人民，在日寇扶植的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下，艰难抗争。在武汉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小学的奴化教育未能普及，大学教育更未能推行，而中国人自己的一些社会教育，如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补习学校等曾一度开办起来。即使在时局最为艰难的时期，武汉的教育力量始终存在，执着于文教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为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保存力量，虽元气大伤，但薪火相传。

近代以来，武汉迅速崛起为一个教育强势发展的区域，扮演着引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角色。可以说，近代以来的武汉堪称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教育思想的策源地、教育探索的重要基地、教育交流的重要窗口。

近代武汉教育迅速崛起的因素有：

（一）区域地理的优势

武汉位于长江流域的中段，中国内陆的中心，是中国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的交接点。这决定了它具有中心、枢纽、交会的位置特征。通常所说的九省通衢、承东接西、沟通南北，就是对这一位置的准确说明。武汉的中位置位于长江中游的核心区域，两湖平原的中心，两湖平原构成其直接腹地，这一区域丰富的农副产业资源，为武汉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经济条件。虽然这一地区在经济发达程度上不及长江三角洲，但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仍具有优势。区域地理优势，使得武汉成为中部的商贸中心、工业中心、交通中心、金融中心、通讯中心，推动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更极大了地刺激了教育的进步，使得武汉在近代一跃成为当时的区域教育中心。

（二）城市经济的飙升

经济的发展水平往往制约着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汉口、宜昌、沙市相继开埠通商，湖北成为当时全国开放口岸最早最多的内陆省份之一。伴随着中外贸易的成倍增长，口岸城市迅速成为中国近代的经济暴发户，特别是九省通衢的汉口，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城市经济迅猛增长，由一个内陆商业中心，迅速演变为华洋杂处、内联腹地、外通海洋的全国第二大商业城市。城市经济地位的提升急需教育提供人才支撑。经济的发展也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必要而且充足的财源。在武汉区域教育中心形成的晚清时期，绝大部分的投资来自于官府，其比例一度达到76.8%，在全国位列第一位。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发展教育往往成为空谈，规划停留在纸面难以实施。近代武汉崛起为教育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大清一统志》中称汉口为 “往来要道，居民填溢，商贾辐辏，为楚中第一繁盛处”。汉口镇在经济上能影响和辐射的地区早已超出湖北省的范围而遍及大半个中国。汉口镇和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并称为 “天下四大镇”；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也在《广阳杂记》中将汉口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 “天下四聚”。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T.Rowe）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中说：到了汉口开埠前的19世纪前半期，汉口已经成为中华帝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从清末、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繁荣的汉口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其繁华程度位居亚洲前列。民国时期的汉口是绝无仅有的和上海共享荣耀的远东大都会，因位于长江沿岸，为交通枢纽，工商业极为发达，与位于北美洲五大湖岸的芝加哥相似，被《芝加哥论坛报》称为 “东方芝加哥”。孙中山认为武汉可以与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并称为世界三大都会。武汉既有区位优势，又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湖北汉口镇街道图

（三）传统教育的基础

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无论是在教学方式还是在教学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新式教育的发展却不能立足于文化沙漠上。近代教育需要以传统教育作为自身发展蜕变的基础。湖北地区的传统教育在全国只能是中游水平。明清两代，湖北籍进士在总量上虽不居于全国前列，但在区域分布上却比较集中。例如，属今武汉市的江夏和汉阳，中进士的人数分别为167人和97人，二者合计共264人，占全省总数的12.4%。其他如鄂东南的黄冈、蕲水、黄陂、麻城、孝感等中进士人数较多的县份，亦主要分布在武汉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尽管湖北地区传统教育在全国并不发达，但是武汉及周边地区却是全国文教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没有传统教育的发展作为基础，武汉地区不可能在短短十余年之内发展成为中部的教育中心、全国区域教育模范区所在。

三、从世界看现代的武汉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70多年的教育发展风雨兼程。在中华大地上，武汉教育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重拾近代的辉煌，以改革开放为界标，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奠基阶段和开拓阶段。

（一）奠基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步入复兴轨道。中央政府将武汉定位为全国的南方工业基地，肩负着 “钢铁过江”和实现全国产业协调布局的全局使命。全国 “一五”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有7项布局在武汉，初步奠定了武汉作为新中国南方工业重镇的地位。“三线”建设时期，伴随武汉周边一批重大军事与战略产业项目的建成投产，武汉的城市功能与全局地位进一步提升。武汉教育仍有力地支撑着武汉复兴的新发展期。

接收接办公私立学校后，武汉恢复了教育秩序。在全国院系调整中，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南六省的高等学校进行全面调整，进一步强化了武汉高等教育的优势地位。经过调整后，武汉有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农学院等12所，构建了学科门类齐全、学科体系完备、综合实力较强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各条战线培养人才，有力地支撑了湖北武汉计划经济的发展。武汉政府新建了一大批中、小学，鼓励师范教育和教师培训，补充了大量新的师资，加强城镇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武汉教育在全国教育体系中的基本格局。武汉成为全国教育大市和重要科技教育中心。

（二）开拓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武汉步入复兴快车道。从沿江开放城市到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国家层面对武汉的战略定位越来越高。从金融改革试点到 “两型”社会建设综改试验，武汉肩负的全局使命越来越重。从省会城市到省域主中心，再到区域中心，武汉在全省、全国范围内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从 “两通起飞”到 “武汉2049”，大武汉复兴的蓝图越来越清晰。从 “九省通衢”到 “铁水公空管邮”并立的 “祖国立交桥”，武汉成为国内交通、物流、市场、科教和内陆开放中心的地理枢纽优势越来越明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教育事业为武汉复兴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全面实施教育优先发展和科教兴市战略，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蔚然盛行，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历史成就令人瞩目，武汉教育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武汉教育取得了四大转变和七大历史成就。

武汉教育的四大重要转变是：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由相对封闭向多元开放转变，由 “有学上”向 “上好学”方向转变，由单一的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

武汉教育七大历史成就是：

1.基本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至2019年底，武汉地区共有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近3000个，在校生超过250万人，教职工近22万人，教育人口总数近280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全市教育事业规模至 “十二五”末期在全国19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名第二。全市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5年，终身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学前教育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由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高中阶段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优势明显，社会教育稳步发展。

2.构建了科学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体制机制。40年多来，体制机制改革是武汉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地方教育法制体系不断健全，教育管理体制日臻完善，办学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不断深化，彰显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活力。

3.基础教育综合实力日益提升。凸显 “公益普惠”缓解学前教育 “入园难”。通过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90%以上，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85%。紧扣 “优质均衡”化解义务教育 “择校热”。武汉市义务教育综合排名在全国第三位。推动 “优质多样化发展”克服普通高中 “同质化”的不足。武汉省级示范高中、市级示范高中、普通高中各占三分之一。高考成绩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全口径上线率达到95%。

4.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力明显增强。湖北高等教育规模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在汉高校达到91所（含成人高校7所），居全国第三。普通高校本专科、研究生在校生近120万人，居全国第一。2018年发布的《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在汉高校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将武汉的高等教育之城建设推进了一大步。职业教育呈现内涵发展新态势。根据《武汉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先后组建7个行业类职教集团，创建有国家级改革发展示范校10所，建设一批重点实训基地、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覆盖80%以上学生。成人教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学习型网络城市。

5.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成效显著。武汉共承担7项国家级教育改革实验（试点）的任务，是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试点城市、国家教育云试点城市、全国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中小学研学旅行国家实验区。

6.教育公平得到进一步彰显。武汉市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教育资助体系。实现义务教育 “零收费”，围绕精准扶贫，强化助学扶智。率先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费。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连续3年达到100%。来汉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97.86%。武汉教育公平系数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

7.教育 “三化”建设取得新进展。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三通两平台”建设进程加快。教育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与国际教育界交流日益频繁。教育现代化持续推进，取得众多成果。

不管是古代武汉先辈筚路蓝缕的历史积淀，还是近代武汉有志之士敢为天下先的锐意改革，近代、现当代武汉教育的开拓创新，都是武汉复兴重要的人力资本和宝贵的文教遗产。从武汉数千年来发展的历史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社会与经济要长足发展，就必须依赖于文化科教事业的超前发展。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育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代新人，为区域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民族要振兴，文教要发展，就必须吸取世界各国优秀、先进文明，实现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促进教育的开放和交流。

武汉复兴是武汉发展的时代主题，教育则是武汉复兴的推动器和奠基石。对于先人的开拓和奠基之功，我们既要继承，更要发展、弘扬和创新，借鉴经验、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先行行试，大力实干，把握好时代机遇和区域优势，不断完善和调适文教体系，在与时俱进和锐意改革中，进一步夯实武汉文教中心的地位，为武汉复兴贡献教育事业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