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彩霞:武汉百年疫情与防疫

路彩霞，女，河北新乐人。河北师范大学学士，南开大学硕士、博士，武汉大学博士后。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医疗卫生视野下的近代汉口社会变迁研究”一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近代中国城市卫生管理模式研究”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出版专著《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发表《清末京津庸医问题初探》《年中度岁与晚清避疫——以光绪二十八年为主的考察》《天津卫生局裁撤事件探析——清末中国卫生管理近代转型的个案考察》等论文十余篇。

我今天讲座的主题是 “武汉百年疫情与防疫”。1927年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归一设立武汉市，但很快在1929年又分治。当时武汉三镇中发展势头最盛的是汉口，近代化起步比较早，发展程度仅次于上海，在公共卫生防疫方面相对做得不错。所以讲座中民国时期的 “武汉”主要是指汉口。

一、民国时期的疫情

疫情主要指瘟疫，是由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在人间传播的传染病，有如鼠疫、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也有如性病、血吸虫病、肺结核等慢性传染病。

疾病与人类的关系可以用 “如影随形”来形容。病毒的出现远远早于人类。在人类生产、生活、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逐渐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当病毒和人类在某些方面相互产生作用以后，这种平衡就被打破。病毒会随着人际交往和人口流动，出现跨地域、跨区域、跨流域甚至跨国界的国际化传播。

华中师范大学的龚胜生教授是非常有名的公共卫生领域研究专家，被视为我国疫病历史地理的开创者。2019年他主编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出版。书中以图表的形式展现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疫情，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但其中涉及武汉的资料是片段性的。目前还没有关于武汉近代以来疫情基本概况的整体研究，仅仅是通过一些个案来呈现。

龚老师认为，传染病的传播是有地域性的。湖北所在的长江流域有几大高发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脑膜炎、疟疾等。结合李文波的《中国传染病史料》等相关研究资料，近代以来湖北武汉地区几乎没有发生过鼠疫。这种对欧洲和中国其他地区曾造成过重大灾难的传染病，在武汉却仅仅出现过少数散见的病例，并没有流行。真正在武汉地区流行暴发比较多的，是霍乱和天花。这两种病也成为促进近代武汉地区公共防疫制度形成的推手。

龚胜生主编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

民国时期武汉疫情在疾病类型上，以霍乱和天花为主。霍乱是一种借势传播的疾病。武汉地处江汉平原，又在长江流域，还有汉江交汇，本身拥有众多的湖泊和河流，晚清民国时期，人民的饮水主要来自江河，所以以水为传播载体的霍乱发生较多。天花是儿童病，有人群限制。武汉至今仍有一种为大众普遍接受的风俗，就是小孩子要 “做十岁”，即大张旗鼓地庆祝孩子的十岁生日。这个风俗就和民国时期出现过大量天花、麻疹、猩红热、脑膜炎、白喉等以儿童为高发的呼吸道传播疾病有关。除天花和霍乱外，武汉多水的自然环境还容易引发血吸虫病。作为近代化商业城镇，武汉三镇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有了性病滋生和传播的基础条件。

在爆发时间上，武汉的疫情也有自己的特点。如果从全国范围来讲，具体到县一级，整个民国时期 “无年不疫”。而武汉则有一些年份属于太平盛世，重大疫情集中在 1912—1915年、1926年、1931—1932年、1938—1939年、1944—1945年，其他年份基本上都是散发状态，不至于构成疫灾。

武汉的疫情还与内在和外在的环境有关。1931—1932年，全国发生水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之后就有了霍乱流行。大灾还包括兵灾。武汉地区发生传染病比较多的另一个时段在1938—1939年武汉沦陷时期、1944—1946年武汉从沦陷到光复时期，这些年份的疫情都和战争有关系。

再从一年的时节上来看，这些传染病也有自己的规律。武汉地区在冬春季节容易发生的是天花、白喉、猩红热、脑膜炎等病，在夏秋季节，容易高发的是霍乱、疟疾、痢疾。武汉有句俗语：“熬过七月半、是个金罗汉。”就是因为夏秋季节肠胃型的传染病多发。

现借助霍乱、登革热和儿童传染病这三种病例的个案，向大家呈现民国时期武汉的疫情状况。

霍乱直接和灾害相关。一类是和水灾相关的1931—1932年霍乱。1931年整个长江流域的受灾地区中，汉口是受灾最严重的。当时有个说法叫 “汉市陆沉”，汉口几乎全部被淹，水浸长达42天—100天。又正值七八月份暑气愈蒸的时候，汉口人民是 “上晒下湿、知期无定、一饱难求”。水灾之后，四处漂流的浮尸导致传染疫病出现。据记载，暴发了痢疾、疟疾、霍乱等疾病。当时的政府已经意识到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对可能会出现的疫病进行了一定的预防。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组建了卫生防疫组，派卫生署长兼任防疫组组长，带领中央卫生署的专家来到武汉开展防疫工作。这些专家主要侧重于医疗救治、防疫注射、清洁卫生、饮水除污、食物检查等预防传染病的基础工作。1931年10月，交通部又根据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函请，在武汉设立一个临时的舟车检疫所进行交通检疫，既防止武汉的疫情向外扩散，也防止长江流域其他地方的疫情再输入到武汉。

1932年的全国大霍乱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疫情，蔓延21省303个城市，患者10万人，死亡3.4万人。相关研究资料显示，1932年4月23日，汉口出现霍乱患者；4月25日上海也出现患者，整个疫情随之进入暴发期，沿着上海的交通线开始向全国其他地方进行传播。有一个说法认为1932年的霍乱是从汉口开始的。疫情暴发后，上海的患者人数远远超过汉口。1932年汉口的霍乱疫情实际上相对更轻。关于汉口死亡率的统计显示，汉口医院的霍乱患者死亡率是11.4%。而同时期同样遭受霍乱的南京，医院的平均死亡率是15.6%。也可以认为，1931年水灾后成立的防疫组开展的传染病预防工作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霍乱疫情比较严重的上海，死亡率比汉口更低，大约在7.4%。学界认为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疫情期间，上海自来水厂紧急在霍乱患者最多的平民区安装了26个自来水栓，派出5辆运水车从清洁水源入手，有针对性地对于介水传播的霍乱传染病进行了干预。另外上海早期还开展了疫苗预防注射。这也提醒我们，不同的瘟疫有不同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要在预防和救治过程中有针对性的进行操作。

经过1932年的霍乱之后，汉口地区防疫注射逐年逐步增加。人们对于霍乱这一痢急性传染病也有了更深的认识，逐渐形成霍乱会周期性暴发的观念，认为四年是一个周期，出现了 “霍乱年”的概念。为应对霍乱暴发，在每年夏天，尤其是到了霍乱年的夏天都会开展 “霍乱预防周”或是类似的宣传及预防活动。虽然对周期的预测可能不太科学，但对人民也是一种提醒。

1938—1939年兵灾后的武汉又出现了霍乱。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战火摧毁下，汉口的自来水沟渠、公厕等基础设施都被破坏，自来水水源断绝。清末时期，汉口人民的用水就是用白矾对江水过滤沉淀，再进行简单的消毒。既济自来水厂成立后，自来水开始慢慢普及。但是战争将自来水设施破坏，人们只得用原来的办法饮水。由于基础设施被破坏，遍地废墟，垃圾堆积，下水道堵塞；物价飞涨，物资奇缺，饮食卫生不良，1938年武汉因霍乱死亡583人，1939年霍乱疫情再次出现，死亡452人，人数有所下降。1939年武汉霍乱的死亡率是45%，相较于当时广东和香港的死亡率要低。卫生部门认为：“各地区虎疫（即霍乱，俗称虎烈拉）情形猖獗，其数字均超过武汉，而武汉本年虎疫之预防工作能获如此效果，实属幸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和1938年霍乱发生后到1939年夏秋间，相关卫生部门提前采取了预防措施有一定关系。

沦陷时期，由驻扎在武汉的日军部队提供技术和人力，伪政府卫生部门给予配合，采取断绝交通、实行封锁、疫区全民检便等措施。

日伪当局认为霍乱疫情控制有成效，主要是由于他们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其中最有效的，就是1932年就开始实行的防疫注射，在沦陷时期，防疫注射基本达到普遍的程度。其次归功于较为严厉的交通防疫和隔离措施。另外，就是疫区全民检便措施。1939年中华区是疫区，就对整个中华区的人口进行粪便化验，将查出来感染霍乱弧菌的患者强制送到临时建立的传染病医院隔离。经过治疗痊愈后必须再次检便，确认不再携带霍乱弧菌后才可出院。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对于霍乱疫情的 “保菌者”（相当于现在新冠疫情中的 “无症状感染者”），经检验发现体内携带有霍乱弧菌者，但是表面没有霍乱的相关症状，同样需要采取隔离措施。对于因霍乱而死的患者遗体的处理，最初是用石灰消毒后深埋在汉阳的公墓。1941年，日伪当局在汉口建成一个火葬场，对传染病死者进行强制性火化。

这一次霍乱对于汉口的卫生管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直接成果就是在霍乱疫情平定之后，重新建立了专门的卫生机关——汉口卫生局。实际上1926年汉口建市时就曾设立过汉口卫生局，但由于各种原因，汉口卫生局几次裁撤重建或缩减成卫生处、卫生科，未能保持稳定，直到日伪时期的1939年12月，卫生局再次重建。主持卫生局工作的是留日医生王大德，他参加了1939年霍乱的防治。霍乱时临设的两个传染病医院在疫后成为常设的传染病医院，也是近代汉口最早的传染病医院。

这一时期的防疫虽然使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应体认到，日伪当局防疫工作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日本在汉的统治。外国学者罗福云就其他城市沦陷时期的情况有过这样一段表述：“与保证城里每个人喝上没有病菌的饮用水相比，为成千上万人接种霍乱疫苗对日本军队而言是一项更为简单的计划。”也就是说日本采取的是对他来讲最为便捷、最为有效、投入最少的措施，其出发点并不是以人的生命为本。日本对于汉口妓女的性病检验治疗工作也开展得比较严格，这也仅仅是因为他们要保证自己军队人员不会感染疾病。有一本1949年8月出版的记录当时朝鲜见闻的书中提到，南北朝鲜在1945—1947年期间遭受霍乱疫情，最初朝鲜仍是日本殖民地。如果村子里有人患了霍乱，日本人就会把村子封闭起来，将全村人烧死，因为火烧是根除霍乱最有效的方法。这个情况是否真实有待考证。但是能看出这种做法严厉、粗暴，体现了殖民者的殖民性。

第二种疫情是登革热。作为一种流行于热带的传染病，并不像霍乱一样在全国范围内散见且无年不有。登革热于1945年从外国输入，仅仅于当年在汉口流行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据相关资料显示，1945年之后整个中国都再没有出现过登革热，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与外界进行交流之后，在广东再次出现。

1945年的登革热对汉口产生很大影响，基本造成汉口全城停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汉口全体市民差不多实现了群体免疫。登革热疫情通过蚊子传播，清末时期就已经在沿海地区如厦门、广东、台湾一带出现。这种病虽然传染性极强，但不致命。除非治疗上用错药使情况恶化等其他原因导致死亡。所以潮汕地区称之为竹疫病、平安病。

在汉口出现登革热之前，上海曾于1940年出现一次登革热大流行，感染人数较多，由于早期对这个病的认识不深，所以该病被污名化为上海病。患者会出现高热，基本都是39℃以上，肩颈、四肢、关节剧痛，疼到骨头像要断掉一样，所以又称 “折骨热”。这种病虽不致命，但愈后会有很严重的神经衰弱、忧郁、失眠等症状，真正让人体会到病去如抽丝。它的传播媒介是伊蚊，就是武汉人常说的“麻脚蚊子”“花蚊子”。武汉的蚊子主要是疟蚊和家蚊，疟蚊主要生长在农田或湖道，家蚊则是六七月份常见的褐色小蚊子。八九月份就会出现伊蚊。其他蚊子咬到人之后是个小红点，伊蚊咬到人后皮肤会鼓起一个包，非常痒，黄陂那边称其为 “毒蚊子”。

根据报纸记载，登革热疫情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开始出现。到了10月，经历近两个月时间之后，如果汉口按80万人口来计算，大概有六七十万人口感染过登革热，有过发热和浑身剧痛的症状。根据史料记载和后来的推断，汉口暴发登革热大体上有三种原因：一是由出征菲律宾的日军带回。有史料显示，日本的一个联络部长曾经说过登革热是从菲律宾调到汉口的某师团带来的，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避免，但他们可以靠大吃鸡鸭鱼肉增强体质来对抗，所以恢复较快。第二种说法是，抗战胜利后，大量后方的人 “复员”回到各地，以九省通衢的武汉作为中转站，把病毒带到武汉，所以有报纸称汉口的登革热为 “胜利热”。第三种说法是由在汉口生活的日侨输入的。1942—1945年间，日本国内也发生登革热疫情，每年感染人数在10万左右。1945年时，日本在汉侨民有12988人。这么多日侨在往返本国与汉口时，可能导致了登革热的输入。起因众说纷纭，都没有定论。8月，由于登革热极强的感染性，汉口市民至少有8成被感染，患者数量空前绝后。大多数人都因身体疼痛而无法出门。根据资料显示，个别出门的人也是 “人人有气无力，头上系块白布，面黄肌瘦”。我见过一些资料记录，汉口由于登革热疫情而出现停摆，机关没有人上班、学校停学没有人上课、商店停业。据当时从后方来武汉从事接收工作的人员记载，1945年9月1日，他去汉正街寻访亲戚，没想到汉正街上大多数商店没有开门，不少商店店门上贴着 “全家生病、暂停营业”的纸条。当晚，他和其他来接收的人员都发起烧来。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类型资料的记载。有一篇题为《登革热》的小说，内容是说 “我”有一次去朋友家，对朋友家的漂亮女仆一见倾心，回去之后害了相思病，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下定决心第二天要去朋友家向女仆告白。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突然发烧浑身痛，痛到没有办法出门，等一个多星期病愈后，强撑着身体，不顾病后的衰弱去了朋友家，才知道女孩已经回乡下定亲了。

登革热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没有特效药。现在我们上街碰到熟人，第一句话是问 “吃了冇？”，当时人上街互相之间是问候 “你登过冇？”，由此可以看到登革热的流行普遍程度。

1945年汉口登革热疫情的报道

1946年、1947年夏秋时，汉口人特别警惕，生怕会再次出现这种疫情，相关卫生部门也开展了一些预防措施。市立医院对疑似病例高度重视。虽然有零星的疑似病例报告，但是按照目前查到的资料，这些疑似病例都未被确诊。也就是真正的大流行只发生在1945年，1946、1947年仅为疑似。登革热是一种免疫性传染病，汉口约八成居民感染后会获得抗体，短期内不会再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登革热1945年之后未再出现，是因为基本上实现了群体免疫。这并不是说群体免疫的做法是对的，因为碰巧登革热是不致命的平安病，若遇到新冠肺炎这种传染率和致死率都比较高的疾病，消极的群体免疫可能会带来恶劣的后果。1945年后没有再暴发的第二个原因是，登革热作为一种输入性疾病，在汉口并没有任何深厚的基础。它是借伊蚊传播的。彭翔华老师有一首关于伊蚊的民谣：“麻脚蚊子长，出生在汉阳，吃喝在汉口，过脚在武昌。”这种传播疾病的蚊子比起不传播疾病的蚊子来说，飞行速度相对更快，所以它可以顺风从汉阳飞到汉口，但它的生命周期很短，等它飞到武昌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从这次登革热疫情可以推论，至少在1945年前后这种蚊子已经传到了武汉地区，但它具体是什么时候来的，以什么方式来的，还没有资料进行证明。登革热没有再出现的第三个原因是出现了一种新式的灭蚊药DDT，这是二战时期发明的新型灭蚊防疫药物，被称为昆虫界的原子弹。和其他药物相比，其特点是药效长达3个月—6个月，不仅可以将蚊虫毒死，还能防止虫卵再生。后来逐渐由军用转为民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它灭虫害，还出现了DDT肥皂。1946年8月时，汉口还用飞机在空中喷洒过DDT消蚊。

第三类就是和儿童有关的几种疫情，比如天花、白喉、猩红热、脑膜炎、流感。

天花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它导致的死亡人数并不比那些急性传染病少。1932年有一个统计结果让人非常震惊：因天花死亡的儿童人数实际上高于武汉三镇霍乱的死亡人数。

天花、白喉、脑膜炎等对儿童非常不友好的疾病都是依靠飞沫传播，所以武汉地区很重视牛痘的注射。政府从1927年到1945年间，每年春秋两季进行两次牛痘注射，慢慢做到了全面普及，所以天花的流行情况从总体上来讲有了好转，虽然一年里死亡人数比较多，但对人的冲击远远不如霍乱和登革热。

现在呼吸道传播的疾病需要人们戴口罩。戴口罩这一防范举措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宣统年间的东北鼠疫，当时负责东北鼠疫的伍连德发现，那次鼠疫不是现鼠疫，而是依靠空气传播的废鼠疫。于是他制作了一种口罩让所有参与防疫的人佩戴，有效减少了相关人员的感染。从这之后到民国时期，人们对口罩的接受程度不断加深。比如1944年脑膜炎流行时，当时《大楚报》上有一则新闻记载：市民纷纷自动做起预防工作来，在路上都可以碰到一些戴口罩的人，不仅摩登女郎、文明学生戴口罩，还有一些小贩也戴上了口罩。

伍连德发明的口罩

民国时期，武汉地方政府采取了一些近代防疫措施。古代，政府和民间也有一定防疫措施，但主要以疫情暴发后的救治为主，施诊、施药、堪布药方，必要时也腾出空间隔离病人。但是真正对于疫情的预防，是在近代建立起来的。

二、武汉近代防疫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从防疫主体来看，如果说民国以前的政府还没有承担起它的防疫责任，那么到了近代，政府的主导性是在不断加强的，逐步承担了从地方到中央纵向的防疫体系的统筹和建立。比如1932年水灾时国民政府中央派出的防疫组，还有1945年抗战胜利后登革热疫情期间善后救济总署也派出了一些专家来到武汉。民国以前，很多防疫活动是商界人士自发的，到了近代，以汉口的商界和慈善界人士为代表开始进行有组织的防疫。比如1918年汉口瘟疫期间，汉口慈善会收殓浮棺露尸3000余具，对遏制瘟疫传播起到一定作用。汉口的红十字会医院在疫病发生时开展了临时的患者救治工作。1926年北伐军进入武昌之后，商会、慈善会、红十字会还有经济政治界各方人士联合在武昌设立武汉善后委员会，其中专门设立卫生股，对北伐战争期间武汉地区的1000余具死难者遗体进行收殓，还用消毒药水、石灰进行消毒掩埋。成立于清末的汉口保安公益会，在民国时期不断发展壮大，到1933年已经有了39个分会。最初是从事民间消防，后来扩大到参与市政的很多方面工作。在公共卫生方面，主要是在街巷里设立小便池，利用消防的水进行冲刷，雇佣清道夫打扫街巷卫生，对小巷的下水道进行疏浚等。相关卫生部门是负责大的街道，观瞻所系的地方，而保安公益会就负责小街小巷。当时有一首竹枝词是： “保安各会办商防，补助官家警视忙。敬告团头兼队目，莫图荣耀着军装。”意思是说保安公益会所做事务对于官方是有辅助作用的，但是民间团体还是应当保有自身的独立性。所以从整体的防疫主体看，近代防疫工作中官方的主导地位在不断强化，民间组织发挥的辅助作用也越来越大。

汉口市公益联合会第十二分会汽龙典礼来宾暨本会理盟事消防同仁全体摄影纪念

从管理模式看，政府的管理也在进化发展。整体管理模式从早期效法日本建立巡警或警察部门、由警察管理汉口的卫生，发展到取法欧美专业化、由医学或卫生学的专业人士从事医疗卫生和防疫的相关工作。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使用的一些强制性政策，则是一种杂糅的，保留原有的欧美专业化政策的同时，又强化了日本政策中强制性的一面，抗战胜利后又重新恢复成效法欧美的专业化模式。

从专业管理看，专业化程度一直都在变动，这与政府对卫生防疫事务的重视程度、对科学的认知、经费都有关系。所以相关的专业化机构不够稳定，汉口卫生局的成立因为各种原因变成处、科，还有人员的裁减。想要建立基础性的检疫部门的构想和需求，都由于经费问题没能实施。

从管理内容来看，早期政府以治为主，到后期以防为主。这个防分为两层，一种是日常的防疫，一种是防疫注射。

日常防疫主要体现在改善环境卫生和管控饮食卫生两个方面。每个城市的环境卫生内容都差不多，包括清扫街道、修建公厕、清洁维持等。武汉比较有特点的是开展了一次全民卫生运动。1926年北伐军进入武汉，武汉在有望成为国民政府首都的一种预期下，在许多做法上都有创新领衔之意。1927年7月1日，武汉举行了全市的清洁运动（有资料说只是武昌举办了，但是我翻查《汉口民国日报》显示武汉三镇都进行了清洁运动）。同月，在武汉之后，南昌也开展了卫生运动。这一做法获得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通过《污物扫除法》和《卫生运动大会实施大纲》，并规定所有城市每年都要在5月15日和12月25日各举行大扫除一次。1928年12月，武汉又一次开展清洁运动。全国其他城市，像上海、天津、北平都是根据中央的指令才开始推行卫生运动。而且中央规定的每年两次卫生运动时长各1天，而武汉的卫生运动时长可长达半个月，很少有只开展1天的情况。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民国时期汉口街上的洒水车

饮食卫生方面侧重于夏令的饮食卫生，因为武汉地区的传染病主要是夏秋季节的霍乱。当时的饮料叫作清凉饮料，也就是现在的刨冰、冰棒、酸梅汤、汽水、冰淇淋。民国时期已经注意到了对这些冷饮的卫生管理，只不过早期的管理是注重食物中是否加了颜料水，是否含有添加剂等，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对病菌病毒检验能力的提升，在管理上开始侧重食物的含菌情况。比如说制冷饮的冰块，本应用热水消毒之后制成，但有的冰厂为了节约成本，用冷水制冰，这种冰就很可能含有各种细菌，街头小贩将其做成刨冰卖给市民，就会诱发肠道传染病。20世纪30年代，酸梅汤从北方传播到武汉，有些街头摊贩或为了节约成本，或缺乏卫生常识，直接用生水冲兑酸梅膏，再加入生水制成的冰，也使其成为传播肠道疾病的元凶。针对这种可能会诱发夏令霍乱或其他消化道疾病的冰制品管理，政府派相关检验部门定期抽检，要求相关营业者到卫生局或公安局进行登记。总体上来讲，在民国时期，市面上不卫生的清凉饮料始终禁而不绝，始终存在大量廉价、不卫生的冷饮。

民国时期汉口美女牌冰淇淋

第二种 “防”就是预防注射。民国时主要分两大类，一是霍乱疫苗，二是接种天花牛痘。汉口卫生局早期在霍乱疫苗注射方面做得不错。档案显示，1929年汉口卫生局进行的霍乱注射达2万余人，这个成果还受到卫生部的特别表彰。1931年水灾后，由于中央防疫组的介入，汉口的防疫注射有了更大提高，每年数字都在不断增加。有的数字不太连贯，1934年时，注射人数达到7.9万，1935年达8.2万。沦陷时期，由于日伪严厉的防疫政策，霍乱注射数出现飙升，1939年报道的注射数达100万，1940年时达109万，1941年第一次注射是73万，第二次注射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总体来讲确实是逐步实现了注射的普及。但是日伪时期推行防疫注射靠的是军事上的强制高压，并不是人们在观念上认同防疫注射，主动接受防疫注射，实际上人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疫苗在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上的作用。所以也有资料显示，在抗战胜利之后，武汉市的防疫注射量呈断崖式下降。1945年是60万，1946年锐减，1947年则是降到了17万。如果认同这个数字的话，那这种下降的趋势就说明，人民对于防疫注射的观念并没有因为强制而得到强化。天花接种在民国以前，是靠民间医生或慈善力量接种人痘，清末时期牛痘传入中国，也主要是民间在推行，到民国时期主要是政府来推行一年两次的牛痘接种。经过政府的主导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中国就彻底消灭了天花。天花病毒相对比较稳定，接种之后如果不是疫苗本身的问题，一般都会产生抗体，所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消灭的传染病。

这是政府平时对疫情的防控。那么在传染病流行期间，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有这样几类：检疫、隔离、救治，还有对遗体的处理。

汉口市民证上的种痘栏

这一时期，交通检疫也视为一种隔离，可以避免疾病的传播和输入。汉口开埠后作为一个对外交往的港口，它的海关检疫基本上是纳入了整个海港检疫的体系中运作。早期海港检疫把控在外国人手中，直到1933年才实现由中国人自主掌控。我还看到过一个资料是关于铁路的检疫。宣统年间鼠疫流行时，在大智门火车站有过铁路的检疫，民国时期也进行过多次铁路的检疫。还有航空检疫，资料记载1946年在广东，曾对飞机上的乘客和货物进行检疫并进行DDT的喷洒消毒。

隔离最早好像兴起于意大利，为期40天，隔离这个词就是拉丁语中40天的意思。随着人类对传染病的潜伏期、发病原理的认识不断加深，隔离时间逐渐科学化，减到了14天。不论是什么时期，除了中间日伪统治时期是强制病人、家属和接触者进行隔离外，其他时期对于病人基本上没有强制。东北鼠疫期间，除大智门火车站检疫外，在广水火车站还设有防疫所，对疑似患者和确诊患者进行隔离留验。日伪时期采取强制手段，对疑似病例进行检验，一旦确诊就会强制隔离，再次检验确保无菌后才能出院。

在救治这方面，民国时期政府的卫生防疫主要由西医主导，中医主要活跃在民间，政府所用的防疫药物和资源也基本是西药，比如防疫臭水，类似我们的漂白水加上其他成分混合而成的消毒水。开始就是石灰消毒，防疫药水消毒，四五年后用DDT消毒，这些都是并存但又不断从技术上推进。药品方面也是，翻阅民国时期相关报纸会发现，当时的广告主要是仁丹广告。中药方面防治霍乱主要是痧药水的广告，类似于今天的藿香正气水、十滴水。在武汉，有个著名的医生冉雪峰，被称为 “南冉北张”，主张中西医结合，在武昌霍乱期间，整治了武胜门外患症的一对夫妻。这对夫妻虽然同患霍乱，但在中医上又存在着不同的寒热症状，冉医生对其使用了不同的药品，只用了三剂药方，两人都痊愈了。这也是中医对于防疫的贡献。政府和一些慈善机构在瘟疫流行期间施诊施药进行救治的时候也会选用一些中药。虽然主持工作的是西医，但是防疫的药物中也有中药。民国时期相关的救治方式，救治资源是不拘一格的。西医、中医、游方医，甚至是巫医，都有各自的位置。

防疫臭水广告

宣称能治霍乱的东药仁丹广告

还有一项管理是对遗体的处理。早期伦敦大瘟疫时采用的 “6米理论”：人与人之间避免传染隔开的距离是6米，遗体埋葬的深度也是6米。我国从过去到民国时期，对浮棺露尸进行掩埋的时候采取的办法也是消毒深埋。现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火葬在当时是不被伦理道德所接受的。1927年汉口火葬场开工，1929年正式建成， 1930年正式使用，主要用来处理无人认领的浮棺露尸。真正处理传染病患者遗体的火葬场是日伪控制时期建立的汉口石桥堡火葬场，即汉口人说的老火葬场，1941年开建，1942年4月建成，7月正式使用。资料显示这个火葬场2013年停止使用，迁到了黄陂天阳路。

总体来看，在民国几十年时间里，无论是基于民众安全的需要，还是维护民族强盛的需要，近代西式防疫体系在中国逐步确立、发展、完善。并且世界各国的防疫都趋近标准化。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疫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疫情应对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曾经在民国时期威胁过人民安全的一些传染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或是得到根治，或是得到有效控制。

有些传染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存在。比如1957年时，武汉暴发过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常说的小儿麻痹。1963年和1983年的时候暴发过出血热疫情，1962年、1972年、1980年乙肝在武汉流行， 1966年、1972年武汉还流行过流行性脑膜炎，也叫流脑疫情。

脊髓灰质炎主要是针对7岁以下的儿童，在7、8、9三个月比较易于感染的病毒性疾病，会造成关节变形，病死率也比较高。20世纪50年代时，全世界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脊髓灰质炎的减毒活疫苗，但对于疫病控制上存在着漏洞和风险。所以我国组织中国医学院的专家研制自己的小儿麻痹疫苗。1960年，首批减毒活疫苗（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毒活疫苗，那时候还没有灭活疫苗）研制成功，并在包括武汉在内的一些城市进行了推广。1964年开始全国性推广，包括广大农村也获得了免疫机会。减毒活疫苗和以往注射型的疫苗不一样，是以花花绿绿的糖丸的形式给小孩子服用的。免疫方法不断在进步，2016年后出生的小孩子就不再吃这种糖丸，而是改为灭活滴剂或针剂。

武汉在民国时期也发生过出血热疫情，是由老鼠传播的疫病。现在人被猫狗咬了以后要去市区的疾控中心打疫苗，还有的被老鼠咬了，包括宠物鼠咬了也要打疫苗，就是为了防止出血热。现在还会有一些散见的病例。1972年由于医疗废物处理不当致使乙肝发生全国性流行。乙肝是血液病，在献血或医疗用血的过程中注射不规范就会造成交叉感染。1992年时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计划，小孩子出生后就要接种乙肝疫苗，所以现在乙肝患者越来越少。1966年、1972年武汉暴发的流行性脑膜炎疫情，在20世纪40年代也有过一次大流行。1966—1967年的流脑其实有个特殊的时代原因，本来这个病例只是散见的，却因为正值红卫兵 “串联”而传播开来，到1967年出现全国的暴发流行。据相关数据显示，1966年武汉的流脑疫情大约是1%的染病率，1967年全国流行时，感染了300万人口，达到了4‰的感染率。

还有民国时期就有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存在的结核病。根据1950年代调查显示，武汉市市区15岁儿童的结核病感染率是85%。还有血吸虫病和性病在当时都仍然散见。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国际交往不断出现，在武汉也出现过一些新的传染病，比方说SARS、禽流感，虽然没流行，但有一定病例。

简要梳理传染病的类型，主要分为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血液传染病、寄生虫传染病、性传播的传染病等。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的武汉，传染病基本上以呼吸道传染病为主，像麻疹、白喉、百日咳等几乎占到七成比例。其余的是肠道传染病。六七十年代，呼吸道传染比例下降，肠道传染病比例上升。这可能与六七十年代的灾荒和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引起人的集聚有一定关系，再加上灾荒之后食物的卫生和供应都缺乏保障，这一时期肠道传染病比较多。21世纪后，随着卫生状况的改善，尤其是乡村自来水的普及，厕所由原来的简陋厕所改为旱厕，疾病的传播途径也得到控制。所以现在肠道传染病很少，呼吸道传染病却持续走高。

民国时期比较常见的烈性、甲等传染病如霍乱、鼠疫、天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再大规模流行过。其他疾病的流行程度基本上可以做到一旦暴发都能有效的积极应对。

四、新中国70年武汉防疫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武汉市人民政府在1952年消灭天花， 1967年消灭回归热，1979年消灭斑疹伤寒，90年代消灭了小儿麻痹。50年代曾经困扰过武汉市民的血吸虫病，随着东西湖围垦和郊区水利改造，也得到有效控制。这种成绩的取得主要是得益于共产党领导下高效的防疫政策。

一是爱国卫生运动。武汉在2015年获得全国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2020年正好是全国文明城市复评时期，武汉市民积极响应垃圾分类等卫生措施。2020年4月是我国第三十二个爱国卫生月，主题与新冠疫情直接相关，叫 “防疫有我，爱卫同行”。实际上，现在的爱国卫生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民国时期北伐军进入武汉开始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有一定的关联。民国时期，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苏区也开展过类似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比如毛泽东在1933年的文章中曾经指出：“疾病会削弱我们的革命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像长岗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致消灭疾病。这是我们每个苏维埃政府的责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党把这种区域性的卫生实践推广到了全国。1949年5月，武汉刚刚解放，6月，武汉市防疫委员会就开展了夏令卫生运动。到1952年时，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大背景下，武汉市也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1953年起，爱卫会成为常设机构。那个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主要是做这几件事情：一是对市民饮用水的管理，用漂白粉对饮水进行消毒，逐渐消灭了一些肠道型的传染病。二是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对 “四害”的定义在不断变化。一开始是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后来麻雀被认为并不是害虫，改成了臭虫。在南方有些地区，四害是蚊子、苍蝇、老鼠、蟑螂。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定义。这种变化在作为千湖之省的湖北、百湖之市的武汉表现为 “五害”，蚊子、苍蝇、老鼠、麻雀和钉螺，就是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三是六七十年代开展的灭蚊蝇。民国时期灭蚊蝇的办法是相关卫生部门要求市民捕捉苍蝇，官方给价收买。甚至还有很细致的划分，捉冻蝇多少钱，捉夏蝇多少钱。冻蝇就是冬天没有死掉，第二天春天又出来的苍蝇，这种隔年的苍蝇会在春天大量产卵，繁殖性强，官方收购冻蝇的价格就远远高于夏蝇价格。1945年登革热流行时，曾经利用DDT，甚至是以飞机喷洒的形式灭蚊，确实有一定效果。新中国成立后，灭蚊主要是用烟熏的办法。武汉主要是用艾草和六六六粉。艾草自古以来就可以用作驱赶蚊虫之用。六六六粉是一种化学除虫剂，俗称灵丹，实际上是种作用性比较持久的有机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都有一定的危害。80年代初期，六六六粉是北方比较常见的居家常备的杀虫剂，用来消灭跳蚤、头虱。后来因为毒副作用太大，逐步被禁止使用，可能在某些配方里还存在。8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和 “五讲四美”、全国文明礼貌月等活动结合起来，到现在基本是和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相关的评选工作有一定关联。

新中国成立之后取得防疫成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疫苗研制与国家免疫计划。总体来看，相关数据显示，1949—1952年，武汉接种各类疫苗总共441万人次，1952年4月注射霍乱疫苗就达到100万人次，市区七成以上市民完成了相关注射。现在有小孩的家庭会注意到，2016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进行了修订，规定小孩7岁以前要完成12种疫苗接种，这些疫苗由国家免费普及，有效避免这些传染病的发生。

目前，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苗有四种，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制的疫苗在2020年8月已经进入第三期。疫情期间，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最早分离出新冠病毒毒株的。武汉生物研究所设立于1950年。国家按照六大行政区规划设置了隶属于卫生部的北京、长春、成都、兰州、上海、武汉6个生物制品研究所，武汉代表中南区。武汉生物研究所早期主持人是国民政府时期西北防疫处处长杨永年。武汉解放时期，杨永年低价收购各个洋行变卖的建筑材料，建设了一栋建筑精良、设备齐全的科研大楼，该大楼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所接收了原汉口卫生局下属的卫生试验所的设备。杨永年从上海、江西招来大量高端的科技人才。生物研究所有两项重大成果：一是A群流脑荚膜多糖疫苗，就是预防小儿麻痹的糖丸；一是地鼠肾狂犬疫苗。早先的狂犬疫苗是羊脑组织提取出来的减毒疫苗，1979年时生物研究所成功研制地鼠肾狂犬疫苗，是一种灭活疫苗，一直沿用至今。克服了之前的不足。所以武汉从防疫技术、疫苗生产上来讲，是有深厚基础的。

武汉历经70余年防疫建设，除了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疫苗研制在技术层面上的突破和落实国家免疫计划外，还有现代防疫体系的建设在不断完善。1978年时我国曾颁布过一项管理条例，要求各个城市的防疫站和医院如遇到甲类传染病应当在6小时—12小时、乙类传染病在12小时—24小时内逐级向上汇报。新冠疫情之后，有专家提出为了及时有效的掌握传染病散见或暴发的情况，应当对原有的疫病上报系统有所改革，提出了 “双上报”模式。除了垂直的，由疾控部门和医院上报之外，还应该同时横向的，向每个省的应急综合管理平台报告。

武汉拥有传染病救治的多元医疗资源。这次新冠疫情中大家最为熟知的金银潭医院是设在金银潭的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2003年“非典”疫情以后，由原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武汉市结核病医院、武汉市第二结核病医院整合而成为金银潭医院，是目前治疗各种肝病、结核病、肺病等几种传染病的大型甲级传染病医院。关于武汉传染病医院的发展历程，1926年，汉口市设立卫生局，1929年设立了专门的传染病院，名为 “武汉特别市传染病医院”。但因为民国时期时局动荡、财政紧张等问题，传染病院不是一个稳定存在的常设机构。1942年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在汉口瑞祥路特1号建立过一个传染病医院，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恢复了该医院，为汉口市立传染病院。1950年，汉口市立传染病医院迁址并改名为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武汉结核病医院的历史也很悠久。在抗战胜利之后，武昌改制成立省立结核病防治院，武汉解放后被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物资接管部卫生处接管。1954年，武汉市结核病院在汉口设立。1970年6月，武汉市结核病医院由汉口球场路迁至武昌东湖黄家大湾，将原汉口宝丰一路市结核病防治所并入该医院，改称武汉市结核病防治医院。

在武汉的新冠疫情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除了这些专门的传染病医院，还有综合性医疗机构，比如同济、协和医院等，还有很多武汉市属的医院，以及高校附属医院，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以及后来在疫情防控中采取分诊政策后，作为初级筛查的社区医院。2017年关于武汉市要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报道中提到过，全市有13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9家乡镇卫生院，31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1000多个村卫生室，1600多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基本上每个社区都有配套对应的社区医院。不同层级的医疗资源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时承担着分流分诊、应急、专业救治的不同任务。

中央介入之后所采取的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政策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医院系统中，除专科医院、普通医院、基层医院外，又建立了临时的方舱医院，征调高校宿舍和宾馆作为隔离病房。在宣统年间东北鼠疫期间，伍连德也采取过隔离措施，但没有在短时间修建或改造方舱医院的能力，采取的办法是征调火车，用车厢隔离病人，但数量也很有限。所以现在短时间能建立起方舱医院，能征调这么多隔离病房，体现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

经过这次疫情，在科学有效的防疫体系和治理体系建设中，武汉基于历史的基础，基于现在的实践，还能怎样更进一步发展呢？参考一些专家的提法，包括国家也在逐步推行的，就是武汉可能会发展成为国家的应急物资储备和产业中心、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武汉由于九省通衢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历次灾难中都不可避免的被波及。换个角度看，其他地方出现疫情，武汉也可以利用这个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作为国家的应急物资储备和产业中心、国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医学中心火速驰援其他受灾地区。

国家 “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等很多经验中最受人瞩目的是全民应对模式。这种全民应对不仅包括武汉千万市民的居家隔离，还包括全国省对省、定点支援，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如果再有其他相关的应急事务也是可以有效借鉴的。

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又是历史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传染病的全球化，武汉不断遭遇新型疫情，对疫情的应对也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并最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70余年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现代防疫体制。今天全球各国的防疫基本实现标准化，但面对同一疫情的效果还是有霄壤之别，这背后是社会制度、治理能力以及国民性的不同。英雄的武汉经历过战火、瘟疫、水灾，每一次涅槃重生都会有新的发展。如果说英雄精神发扬于武汉，那么它所根植的深厚土壤就是我们伟大祖国，全体的伟大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