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希:武汉工业化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徐凯希，1953年生，江苏宜兴人。研究员，硕士生导师。1982年后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文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兼任湖北省历史学会秘书长及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变迁与湖北地方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方向，涵盖近代中国工业、农业、手工业以及湖北近现代革命史、地方水利、大宗农产品贸易等方面。先后主编、合著、参著《湖北农业开发史》《外国列强与近代湖北社会》《国民革命事典》《世界五千年史话》《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随州》等。其中《国民革命事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随州》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参加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各一项。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生产活动，由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历史进程。谈到工业化问题，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或许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年轻的一代大多是通过天天接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看到的是高新技术产品的魅力。上了年纪的人则通过比较自己年轻时使用过的手锯、钉锤和扳手，感叹现今工具的进步。然而当人们面对时速达几百千米的高速列车和地铁、几十千米长的跨海大桥、各种先进的军用民用装备，以及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的大量科技产品，都会亲身感受到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后，制造业进步带来的社会生活巨大变化。回顾人类社会使用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生产几百年来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以来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以工业化作为发端，并以工业化作为其社会变迁的核心内容。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变革，经过这个伟大的变革，人类告别了以往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新的工业社会。由于其在世界历史上具有 ‘头等的重要性’，因此对工业化的研究在世界历史研究中也理所当然地占有特殊的地位。不仅如此，由于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尚未完成工业化，因此对工业化的研究，不仅在 ‘纯’学术的层面上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来说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那些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减少许多失误，少走弯路。

晚清末年的武汉工业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长期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使素来发达且以技艺精湛而著称的中国传统手工业，自明清以后发展滞缓。我参观博物馆，会被早期的中国手工业品手艺精湛打动，但是早期的青铜器大部分是服务皇家，真正和民生结合的很少，大量的人口被征用，服务于皇家。明清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民生用品比例增加，尽管也有景德镇的青花瓷此类的皇家用品，但占社会总量的比例大大下降。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近代工业。受到西方资本进入中国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的军事工厂，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批新式工厂。但是这批洋务企业的创办和运营，受到各种旧思想、旧制度的抵制和制约，又缺乏相关社会条件的支撑，因而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在湖北，盛宣怀主持下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和荆门矿务总局的相继创办及不幸夭折，就见证了中国早期工业化起步之艰难。

一般认为，张之洞督鄂之前，湖北武汉没有中国人兴建的新式工厂，但却尝试过开办煤矿，只不过最后因为无法使用机器开采而不得不放弃，所使用的煤大多是从小煤窑购买而来，用李鸿章的话说是官收民采。早期的机器生产大多依靠蒸汽机提供动力，使用蒸汽机则需要燃烧大量的煤。由于火车和轮船都依赖煤炭为燃料，加上新式工厂的生产锅炉，对于煤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且还有一定的质量要求。煤的产地很广，但有优劣之分，汉阳铁厂初建时就遇到煤的质量问题。1875年，为解决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所需燃煤问题，时任招商局会办的盛宣怀曾悄悄前来湖北密查煤矿资源，初步查勘广济、兴国、荆门、归州、巴州、兴山、宜昌等处。历时数年，勘探多处，并相继成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和荆门矿务总局，准备着手进行大规模开采。

在此期间，盛宣怀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介绍聘请的英国工程师郭师敦，意外发现大冶铁矿蕴藏十分丰富，品位特别优良。郭师敦提交的化验报告里，认定湖北之长在于铁而不在煤，所探查各处煤层单薄分散，不宜机器开采。其后盛宣怀带着郭师敦拜访李鸿章，建议开采铁矿。李鸿章又决定全力开发北方的开平煤矿，对于盛宣怀兴建湖北铁厂的建议，以经费困难、无可分拨为理由表示反对。鄂局于是停办。这也是张之洞督鄂之前，湖北拿得出手但尚未成功的洋务建设。开平大兴，鄂局困顿，曾经雄心勃勃的盛宣怀怏怏而去，接手电报事业。而鄂局兴废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后来汉阳铁厂的建设提供帮助，解决了高品位铁矿石的来源问题。后来张之洞到湖北上任时，盛宣怀专门告诉张之洞大冶铁矿。

由于地处堂奥，起步较晚，武汉近代工业的发端不同于沿海地区。武汉最早出现的近代工厂，是俄国茶叶商人创办的机器砖茶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辟为通商口岸，西方列强势力由此逐步深入中国内地，武汉成为长江中游地区外国资本进入的重点所在，也是中外交往和冲突的重要地区之一。随着武汉三镇从封建市镇逐步向近代都会转变，社会经济进入到剧变的时代，其中工业生产从手工向机器过渡，成为引发其他经济部门与整个社会变动最深层的原因。

一、早期武汉的外资工厂

武汉的外资工厂是荆楚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近代工业。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微弱，跨入近代之后的中国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国民经济的主要产品仍是农副产品，以至于外国列强从一开始就把收购廉价农产原料，作为其贸易活动的重要内容。早期在武汉开办的外国洋行对于农副产品的收购，以茶叶、牛皮、蛋品和桐油为主。为降低运费增加利润，就在原产地进行粗加工，比如棉花打包，生牛皮加工为熟牛皮，蛋类制成半成品等。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洋行在武汉陆续开办一批以出口为目的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其中1873年从鄂南羊楼洞迁来汉口的俄商顺丰砖茶厂率先建立。另有一说是1863年，但是当时砖茶为手工压制，汉口的条件还不具备使用蒸汽机为动力压制砖茶出口。俄商机器砖茶厂高高的烟囱在江北设立，一度成为汉口 “租界里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后来张之洞纱麻丝布四局在武昌建立，江南江北两岸都建立起工业机器建筑，工业化引起城市变革。就资本实力和经营范围而言，早期在武汉的外资工厂中，以德商美最时洋行和英商和记洋行所属各工厂最具规模。主要业务包括蛋品加工、肠衣、机器制冰、机器打包、皮革加工等，比如为了运输产品需要冷藏，建立制冰厂。这批外国洋行大多是国际性贸易公司的分支机构，不仅自身实力雄厚，而且能得到外国在华金融机构在资金融通方面提供的便利，因而在汉口等地大举兴建厂房，设立仓库，开辟专用码头。所以沿江的这些仓库，大部分都是商业背景，很多是外国洋行。为了运输方便，在江边设厂、码头。随着外国洋行经营范围迅速扩大，外资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直至垄断了早期湖北对外贸易之大部。汉口市场先后被称为 “茶之汉口”“牛皮之汉口”“芝麻之汉口”，都是因为某些特定的年份，国外市场对某些农副产品的大宗需求，导致汉口市场此类农副产品交易量骤增的结果。到辛亥革命前，武汉仍有外资工厂76家。

二、张之洞督鄂

1889年，为修筑卢汉铁路，张之洞从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是年末张氏抵鄂，并陆续在湖北主政长达18年之久。作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有感于内乱外患的压力和对 “内政不修，而致外患”的清醒认识，积极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推行洋务新政。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决计速行，多有建树。他倾全力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兴建，陆续创办了一批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近代企业，对于近代武汉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振兴产生了深刻影响，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的基础和基本格局，揭开了武汉近代工业发展史新的一页。经历了晚清末年大规模的洋务建设，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从而为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兴办新式工业是张之洞推行洋务新政的基础，也是他出任封疆大吏以后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张之洞从山西巡抚到两广总督，成为封疆大吏是在后期。调离两广后，因继任的李瀚章对兴办近代企业不以为然，“惮其繁重”，张之洞即奏明清廷，将在广东已订购机器而未起运的炼铁、枪炮、纺织等厂改迁湖北，设局筹办，开始他在总督湖广期间的洋务建设。

（一）汉阳铁厂的兴建

20世纪人类工业文明与钢铁工业的崛起和发展密切相关。在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消耗最多的资源是石油和煤炭，生铁排在第三位。张之洞上任之初，为了修建卢汉铁路所需钢轨，开始着手创办洋务运动后期规模最大的工业企业——汉阳铁厂。1890年1月，湖北铁政局成立，专门负责处置建造汉阳铁厂的前期准备，督率购机、设厂、采铁和开煤四大端筹办事宜。委任蔡锡勇为总办，赵谓清、徐建寅为会办。作为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立最早、最为重要的洋务机构之一，其职责之繁杂，经手官款数额之巨大，皆非一般旧式衙门所能比及。蔡锡勇是福建人，同文馆毕业，早年在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等国的使馆中担任翻译和参赞，精通洋务，对于张之洞力排众议、大兴洋务极表赞成。蔡锡勇因办事干练，成效显著，从广东跟随张之洞来到湖北，成为张之洞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兼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包括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1898年冬蔡锡勇病逝，徐建寅接手，事必躬亲，极为负责，受到张之洞的器重。徐建寅早年也有外交官的经历，曾担任驻德国使馆参赞，并详细考察过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业，并曾在南京金陵制造局主持炼钢和后膛枪的制造，对于物理、化学、工学均有理论功底和实际经验，曾兼任武备学堂总教习。1901年担任汉阳钢药厂总办的徐建寅，在研制黑色火药时不幸失事遇难。张之洞深为惋惜。

关于汉阳铁厂所需矿石，张之洞在从盛宣怀处得知大冶曾勘有铁矿，即委派德国、比利时工程师，带领矿学学生分途复勘。发现大冶铁矿蕴藏量极大，品位高达 64%，遂决定由铁厂购地建矿。1891年4月开始正式开采。其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893年日产矿砂能力达200余吨，用工逾千人。1894年修建铁山至石灰窑码头及至王三石支线专用铁路60余华里。1897年矿石产量已达3.9万吨，成为汉阳铁厂主要的矿石来源地。大冶铁矿最早半露天开采，矿石好、开采成本低，是支撑早期汉冶萍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武钢的铁矿。

作为远东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使用 “厂大工精”来形容汉阳铁厂的建设一点也不为过。可以想象，在清末一片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要兴建起如此规模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需要克服多少意想不到的困难，解决多少棘手的问题。 “此事系中国创举——此项工程之艰巨，实为罕有。机器之笨重，名目之繁多，随地异宜，随时增补，洋匠亦不能预计；而起卸之艰难，筑基之劳费，炉座之高大，布置、连贯各机之精密，凿矿、修路、开煤、炼钢之纷歧，尤非他项机器局可比。而最难者，为图、砖两端。各厂总图、分图，极为精密，多至数百纸，皆寄自洋厂，到鄂厂又须分画各段细图。大炉、焦炭炉各砖，皆系洋制，方圆斜正，式样数十种，每一大炉需砖数十万块，皆编有号数，依次修砌，一块不能错乱；其炉皆内砖外铁，洋厂制造此砖又甚迟缓，数万里换船转运，破损尤多，动须补购，即不能停工以待。三年以来，与出使大臣函电交驰，派员加费，百计催促，近始大略寄全。每一批机器物料运到，多至数万件，或十余万件，必须数十日方能点清。每一种机器，必须四五个月方能安配完好。”

汉阳铁厂内设有生铁、熟铁、贝色麻钢、西门士钢、轧轨、造铁货六大厂，机器、铸铁、打铁、鱼片钩钉四小厂，以及烟筒、火巷、运矿铁桥、厂区铁路、江边码头、起重机器房等各种配套建筑。拥有炼铁高炉2座、炼钢高炉2座、平炉1座、工人3000名。这样庞杂的系统工程，即使放在今天也不能说轻易完成，最起码要成立很高级别的会战指挥部，从各地调集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过硬的施工队伍，方能合力完成。其中的困难，每一个在工业战线工作过的人都可以想见和理解。

1906年汉阳铁厂全景

汉阳铁厂的兴建比日本著名的八幡制铁所早了近7年，因而被认为是 “非常国家的一个非常事件……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往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机之森列，气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有的外国人还预言，“湖北省具有一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的匹茨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60多年后，毛泽东曾将张之洞誉为旧中国四大实业家之首，他认为我们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1894年6月汉阳铁厂试产出铁后，7月3日，张之洞再次到厂视察出铁情况。高炉日夜出铁8次，日产生铁50余吨。如在正常情况下高炉每24小时可装料22次。日产生铁可达90吨—100吨。但因德国焦炭每吨需银20两，几乎相当于一吨生铁的价格，汉阳铁厂无力全部使用外国焦炭。为此，外籍工程师和中国工匠只好使用国产土焦与德国威斯伐利亚焦炭掺合，按3∶7的比例使用。随即又被迫使用无烟煤掺合欧洲焦炭进行试验。早期很多用的是日本煤，以矿石交换。后来因工业产量不够，采用北方开滦煤。在试产的102个工作日中，共生产生铁4635.9吨，日均产量45.43吨，相当于设计能力的45.45%，利用率为81.6%。后因天气炎热，炼钢和轧钢的工匠很多病倒，暂时停止生产，并对高炉进行整修。1895年9月再次恢复生产，焦炭问题仍无法解决，生产至年底，终至停炉。

1895年8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批准户部议奏，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各局。汉阳铁厂这家亚洲最早成立的大型钢铁厂，在其官办时代耗用了官银582万余两后，正因焦炭问题不能解决而被迫停炉，亏折甚巨，官力不支。“厂中共用洋员四十余人，华员数倍之，无煤可用，无铁可炼，终日酣嬉，所费者又不知凡几。官力断断不支。”招商承办似已成唯一之途。

此时，清政府因在中日战争中军费开支巨大，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被迫支付巨额赔款，财政窘迫，无力再为汉阳铁厂拨款；各省因分摊战争赔款，再无余力接济铁厂经费。加之张之洞在创办铁厂之初就曾有 “先筹官款，垫支开办”，“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商人经理”的设想；后来又有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由 “官办”改为 “官督商办”的成功范例，官督商办已蔚然成风。汉阳铁厂的改制势在必行。1896年5月，在几经周折和商谈后，汉阳铁厂由盛宣怀招商承办，进入官督商办阶段。

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官办工业在生产经营方面已经表现出与旧式官办厂矿明显的不同，因为这批官办企业的设备大多是成套进口，最初多有外籍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前来调试，并一定程度地参与对生产运营的管理，因而使得这批企业多少富有一些近代化企业管理的特色。但同时也应看到，脱胎于那样的封建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中，早期武汉官办工业的封建衙门式管理色彩依然十分浓厚。最为突出的就是一批不懂近代企业管理的封建官吏，却把持着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大权。如汉阳铁厂所委派或委任的 “各厂委员司事”都是由具有道员、知县官衔的封建官吏充任。这些封建官吏不是以经济手段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而是以封建衙门方式管理大机器生产。其结果是汉阳铁厂内部衙门作风盛行，冗员充斥，互相推诿，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衙门做派严重，生产效率低下，成为清末武汉官办企业的痼疾。

关于清末武汉官办企业的建设资金问题，作为晚清洋务企业中耗银最多的汉阳铁厂，其铢积寸累的艰辛，建厂资金筹措之困难，并非人人都能理解，反而引发颇多争议。为了汉阳铁厂等现代企业的兴建，张之洞可以说把一切能借到钱的地方都借遍了。山西、广东都是他曾为官一任的地方，他一开口就是十万、几十万两的借。为了归还这些借款本息，张之洞东挪西补，绞尽脑汁，时常夜不能寝。因为举凡种种事业，无一不需巨额资金。晚清张之洞很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在整理湖北财政。改革币制的同时，1904年，他奏准改宜昌土药税局为两湖总局，抽收土药捐税。1860—1870年，国产烟土已经超过进口，主要产自云贵川，在湖北宜昌设置征收税，转运其他地方不再收落地税；继又并入江西、安徽两省合办，溢收甚巨；1905年又奏准加入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四省，颁布《八省鸦片土膏统捐试办章程》；1906年又奏准合直隶等十省一律举办，改为土药统税。除了照拨各省原额外，湖北每年可增收120余万两。张之洞断了别人的财路，只有湖北坐收实惠，惹得下游各省官员一片埋怨。借用此法增加收入，足见张之洞为了筹措资金，捉襟见肘的窘况。后来他去世时，宦囊空空，丧事费用都是门人僚属所致送凑齐。张之洞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一生经手的钱款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对公，他没有受到各种非议的影响，坚持推行武汉的各项洋务新政，认为只要用于正途、用于创办企业，该花的钱就要花，决计速行，资金不够，想方设法去腾挪转借；对私，自己的丧事却如此这般，两相对照，令人感叹。

早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有人参劾张之洞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此参劾虽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据实驳回，但张之洞仍愤愤难平：“所有工程机炉，炼成钢铁，开出佳煤，炼出焦炭，制成枪炮，皆系万目共睹之事，不能稍有含糊隐饰。至于工作之繁重，外洋购料之周折，分设各厂之辽阔，华匠学制之艰难，亦皆凿凿有据之事，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闻自语悬揣苛求。凡有关西法时务之举，或则墨守旧法，以为不必办；或则言之甚易，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此乃风气未开之故，亦无足深辩。”李维格更指出：“夫中国数百年前即知冶炼钢铁，然墨守成规，数百年之中一无进步，世界需要用品，更无从应付。至今时方知仿照新法，炼铁炼钢，是汉厂历史，即中国钢铁历史起点。”

机器工业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所依赖的不仅是资本、设备、人才与技术，也需要有良好的管理能力、市场知识与安定的政治社会环境。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开拓者，张之洞具有理想和魄力，且勇于任事。然而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尚缺少创办大型钢铁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专门人才和管理经验等必要的准备，曲折坎坷很难避免，这也是许多落后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张之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坚持。他不顾同僚的攻击质疑，力排官场的掣肘，终于建成了远东第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虽有开办以后 “种种变端，然其气魄雄伟，不图苟简，且聘德人为技师，远采德国之制，是不能不令人追念文襄而后，今无其人之叹也”。曾经对汉阳铁厂的创办过程持批评态度的叶景葵也指出：“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矿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

湖北铁政局及一系列官办工业的创建，使湖北成为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事业成就最突出的省份，对于武汉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汉阳铁厂的创建，奠定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第一块基石。在铁厂筹建之前，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虽然曾置办有炼钢设备，但规模都极小。而汉阳铁厂 “炉座之高大、布置联贯各机之精密、凿矿、修路、开煤、炼钢之纷歧，尤非他项机器局可比”，其“机力之宏大、运动之灵巧、火力之猛烈，迥非向来土炉人工所能至”。论其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先进，汉阳铁厂不仅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集开矿、采煤与炼钢炼铁为一体的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而且也是亚洲第一家完整的现代炼铁炼钢厂，其中大冶铁矿“更乃吾国新法采铁之先导也，是为官办矿业之卓著成效者”。

汉阳铁厂建成后的百余年间，有关炼铁厂选址问题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热点之一，“就煤”“就铁”之说各执一词，毁誉不一。鉴于水运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选取江河交汇，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作为厂址亦不无道理。正如美国钢铁锡板公司经理马尔根在《中国汉阳钢铁厂、煤焦铁矿、制钢记略》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全国只有此一厂，襟江带河，河即汉河也。而在江河汇流之处，江面有一英里之阔，是以世界各国吃水颇深之轮船，可达此焉。考虑到在积弱积贫的农业古国，要创建如此规模的新式企业，创办者不可能不受到诸如社会投资能力、民众接受程度、政府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官场人际关系也影响制约着创建过程。不应简单地将铁厂的最终命运，算在当初选址的账上而加以否定。1916年汉冶萍公司在大冶开工建设的大冶铁厂，安设了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座高炉（各450吨），但只断续生产了几年，炼出生铁25万吨便倒闭了。3年亏损700余万元。该厂就建设在铁矿产地，应该算作是充分 “就铁”，但仍然未能逃脱最终停工倒闭的命运。考虑到1949年以后武汉钢铁公司的选址决定，选址不能单纯的“就煤”“就铁”来决定，更不能过分苛求于张之洞。

（二）汉阳兵工厂等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

与汉阳铁厂同期兴建的湖北枪炮厂，是清朝末年创办的军事工业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军工企业之一，成套设备购自德国。该厂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 6月落成，1895年开工。适逢中日战起，湖北枪炮厂的生产和扩建工程明显加快，陆续建成炮厂、枪厂、炮架、炮弹及无烟火药5个分厂，先后制成37、53、57厘米三种口径的格鲁逊山炮和大批快枪。“综计自开机制造以来，共造成步、马快枪11万支（就是后来的汉阳造），枪弹4000余万发，各种快炮740余尊，前膛钢炮120余尊，各种开花炮弹63万余发，枪、炮器具各种钢坯44万6千余磅，无烟枪、炮药27万余磅、硝镪水200余万磅。”“制度宏阔，成效昭然，窃叹为各行省所未有。”作为军工企业，其创办经费之巨，机器之新与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天津制造局相比，均在其上。1904年，张之洞以该厂产品已非枪炮二字所能包括奏准改名为湖北兵工厂，1908年又改名为汉阳兵工厂，一直生产汉阳造到抗日战争时期。

官办民用工业是这一时期张之洞创建新式工厂的另一重点所在。除最早开办的湖北织布官局外，张之洞还陆续创办了湖北缫丝官局、纺纱官局、制麻局、湖北制革厂、白沙洲造纸厂、毡呢厂、官砖厂、制钉厂，共计11家近代工厂，占同期国内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总数的24%，居各省首位。后来民办工业也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业城市。

其中最早开办的湖北织布官局设备，原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委托驻英使臣刘瑞芬向英国希克哈葛里甫公司所订购的布机1000台，纺机30000锭，以及印染提花等全套设备。因接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无意接办，故随张之洞来鄂。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文昌门外江边择地建厂，委蔡锡勇为总办。蔡锡勇一人担任湖北近1/3洋务企业的总办。英国工程师摩里斯等人负责安装机器和传授技术。1892年9月试车成功，11月正式投产。产品最初行销湘鄂川陕粤等省，购取者争先恐后，当年赢利36万两。因经营管理不善，盈利又多被转入汉阳铁厂和枪炮厂，以补亏空，造成布局本身周转不灵，产品滞销日见严重。到1899年汉阳铁厂净欠布局款项已达27.8万两，而布局所欠山西借款却一直不能偿付，仅付息已达13.8万两。重工业投入高、周期长，轻工业投入少产出快，张之洞拿轻工业支援重工业建设。1902年，布局因每年应付官息商息入不敷出，不得不招商承办。从官倡民助到官办商倡，再到招商助官，迫于沉重的财政压力，张之洞对于借用商人的财力给予了充分的 “重视”。

与织布官局相类似，在创办布局过程中，张之洞发现武昌4乡土机织布，所用皆为洋纱，用量颇大，于是着手创建纺纱局，意在使钢铁、军工、纺织三项实业相互协济，互为一体，以纱厂盈余“添补铁厂经费”。1897年纺纱局正式开工投产，计安装纱机4.9万枚，用工1500名，全部为男工，日产10、14、16支粗纱30大包。该局名为官商合办，实际仍因官权过重，养活着一批只拿钱不干事的官员，设备虽全部为进口，但经营管理十分混乱，商董无权过问经营。入股商董因此纷纷要求退股，请求专归官办，得到张之洞批准。1902年由应昌公司承租。

由于筹办及开工时间不同，布纱丝麻四局建设历时16年，耗银316万两。从1902年起开始招商承办，由应昌公司接手。几经整顿，扭亏为盈，到1911年租期届满共盈利100万两。同年6月由大维公司接办，10月因武昌首义停办。1913年由徐荣廷等人组成楚兴公司接办，锐意变革，并开办楚兴纺织学校培训技工。经营近10年获利1100万元。在湖北将军团插手退出后，徐荣廷等人用所获利润创办裕华纱厂，很快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效益最好的纱厂之一，为后来裕大华纺织集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时人不禁感叹道：同样一家工厂，在官办时代亏折累累，无法维系，租给商人后则连年获利。徐荣廷等退租后，又有楚安、开明、福源、民生等公司承办，均有不同程度获利。全面抗战爆发后，主要设备迁往大后方。

民用企业在清末武汉新建工厂中占有一定比重，这既是时代潮流所使然，也是张之洞开辟利源，杜绝外耗思想的具体体现。由于封建官僚政权的干预和长期农业社会的影响，这批洋务企业中难免存在着管理落后、效率低下等种种弊端，它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取代封建生产方式，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只有打破封建专制主义的禁锢，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工业化。同时，由于这样一批设备先进、规模宏大的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结束了外资工厂的独占地位，更带来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大飞跃。一举改变了武汉近代工业落后于沿海地区的被动局面，武汉跃升为内地最大的工业制造中心和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三）武汉民营工业的兴起和初步发展

武汉民营工业产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与沿海省区相比，其产生和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沿海地区由于得风气之先，民营近代工业的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就已起步。武汉则由于深处堂奥，风气相对闭塞，直至甲午战争前后，建立民族工业所需要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货币财富的积累等条件，才得以逐步形成，比沿海地区晚了近20年。但1905年后，在国内收回利权运动和兴办实业热潮的有力推动下，武汉民族资本工业奋起直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而形成起步较晚、发展较快的特点。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民族工业，主要有以下几种产生途径：

1.买办投资建厂

1861年汉口开埠后，外国行商纷至沓来，在汉口大举兴办洋行、银行，创办工厂和轮船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外商不得不雇用华人为其服务，买办随之在武汉出现。到1892年，仅汉口一地就有洋行45家。甲午战争后，洋行更增加到114家。从1865年到1911年的46年中，汉口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25亿关两。依据买办经纪费用通常为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5%计算，汉口买办阶层分得余利为1亿关两左右。凭借着与外商的密切联系和一般中小商人难以获得的积累资本的条件，汉口买办阶层中的许多人，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投资创办近代企业，成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

以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为例。少年时代，刘曾以放鸭为生，后迁居汉口，随其祖父和父亲入天主教堂奉教，学会英语后，充任太古洋行的写字兼跑街。1899年经教会介绍，刘歆生一跃成为法商立兴洋行的买办，3年后又兼任法商汇理银行汉口分行的买办。他本人开办有汇通钱庄，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向汇理银行借到低息放款，再以高利贷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掌握大量财富后，刘歆生开始向工商业投资，相继创办刘万顺牛皮行、东方转运公司、歆生填土公司、歆生榨油厂、江西铜矿、阳新炭山湾煤矿等。同时，在汉口大量经营房地产，购置后湖方圆几十里的土地，使用14部推土机和大量人工，填湖造地后售出，成为汉口的首富。

由买办创设的近代企业还有黄兰生创办的汉丰面粉厂，唐朗山开办的兴商机器砖茶厂等。武汉官办企业招商承办时，承办者几乎无一不是买办。所以由买办向民族资本家的转化，代表了近代中国的一个进步的流向。这一历史现象在客观上有利于近代武汉民族工业的发展。

2.商人、地主和官绅投资建厂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受到极大震动，奖励民营，收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三镇，因商业地位十分优越，吸引着省内外富商显宦纷纷前来投资建厂。商业资本在武汉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特别是外省客商的作用十分突出。从清末的商务总会，到民国时期的汉口总商会，他们一直活跃在武汉工商业的历史舞台上，参与工商发展规划，提出各种建议、办法和措施，为通畅工商经营渠道、维持工商业的正常经营活动等，做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工作。在武汉的早期工业中，由外省客商投资兴办者占有很大比例。清末武汉工业界的巨擘——宋炜臣，即为其中的突出代表。多财善贾的宋炜臣在初来武汉之时，不惜以重金联络官府，并捐得候补道官衔，嗣又获得二品顶戴，亦官亦商，声望大增，被张之洞称作 “有为之士”。从1896年在汉口创办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起，宋炜臣在10余年间，出于对创办实业的偏好，以一位近代企业家特有的锐气和胆识，一鼓作气创办了燮昌火柴厂、扬子机器厂、富池口铜矿等多家近代企业。其中，他筹集资金300余万元创办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更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最终使他声名鹊起，被人们视作 “汉口的中国头号商人”。

与宋炜臣齐名或稍后崛起的实业家，还有被称作 “汉口首屈一指的资本家”的刘子敬；被誉为 “汉口租界内华商之父”的邓纪常。刘子敬毕业于夏口商业学校，曾任德华银行及其他洋行买办，其父刘辅堂去世后，刘子敬继承大笔财产，先后开办了4家蛋厂和震寰纱厂。邓纪常曾担任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后又承租了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汉口民族资本创办的41家工厂中，由商人投资创办者达21家，占全部工厂数的一半以上。

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3.手工工场转化为近代工厂

同宋炜臣、刘子敬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相比，武汉近代民营工业的创办者中，人数更多的还是由普通的小工商业者、小作坊主、学徒、工匠、店员转化而成的中下层资产阶级。武汉手工业素来发达，明清时期，武汉手工业大盛，到清同治年间，已出现了一批以手工业店铺聚集而命名的街巷，街名一半店名呼。如筷子街、打铜街、造纸街、花布街、绣花街、灯笼巷、麻线巷、五彩坊等。19世纪末，一度陷于困境的民间手工业，受到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和奖励民营工业政策的影响而呈现转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出现了向机器工业过渡的趋势。

以周恒顺机器厂为例，该厂原是明末一家生产香炉、鼎锅为主业的手工炉坊。利用汉口开埠后需要大量铸铁栏杆和地沟盖板的有利时机，该厂添招工人，增加炉具，承揽了大批订货。以机器为生产手段的新式工厂的产生和发展，必然需要相应的设备维修和配件供应。民国初年，随着使用机器的部门不断增多，周恒顺机器厂在大量自制设备的同时，陆续购进车床、蒸汽机等关键设备，从试产轧花机开始，产品不断升级，并正式改名为机器厂。该厂后来试制煤气机成功，产品行销长江中上游数省。生产的发展成为推动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强劲因素。全面抗战期间该厂迁至大后方时，已有大小设备百余部，工人700余名，盛极一时。

长期居于武汉机器制造行业前列的胡尊记机器厂则又是一种类型。该厂的创办人胡尊五、胡幼青父子，原系上海江南造船厂的技工，后受聘来汉在周恒顺机器厂担任技师。数年后，胡氏父子自筹资金，在汉阳双街创办胡尊记机器厂，从而发迹，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武汉机器制造行业屈指可数的大厂之一。

在武汉的工商业主中，还有许多是学徒、工匠、店员因经营得法，投身实业而逐步发迹。如薛坤明，自学英语后进入洋行工作，熟悉经营之道后创办太平洋肥皂厂获得成功；工人出身的陈经畬创办汉昌肥皂厂，为武汉实业的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就创办时间而言，汉口新昶机器厂是武汉最早出现的民族资本工厂之一。该厂创办于甲午战争前，设备虽然十分简陋，但使用机器，曾建造了一条长70尺的小船。

其他建立较早的民族资本工厂还有美盛榨油厂、兴商砖茶厂、中同机器厂、金龙面粉厂、歆生记铁工厂、广利砖瓦厂、洪顺机器厂、祥泰肥皂厂、汉口玻璃厂、华开昌布厂等。这些民营民办工厂大多集中于汉口、汉阳两地。而官办工厂主要集中在武昌。这批早期的民族资本工厂大多规模有限，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出口加工、纺织和机器修造等行业。

1905年7月，中国人民为抗议美国政府虐待华工、迫害华侨、拒不废除已经期满的限制华工条约，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以这场抵制美货运动为契机，湖北武汉民间出现连续3年的兴办近代工厂的热潮。1905—1907年的3年间，全省共计新建大中型工厂18家，约等于前10年的总和。在各阶层投资建厂热情的有力推动下，武汉民族资本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尤以机器面粉业的迅速发展最为引人注目。由于此间抵制美货运动的广泛兴起，一向走俏的美国花旗面粉大为滞销，民营面粉厂趁机发展。瑞丰、和丰、汉丰、金龙等面粉厂的相继建成投产，不仅满足了武汉市场的需要，而且还开始向外埠输出。

纺织业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工业发展的主流，受到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国内市场上棉纱、棉布销售畅旺，刺激了纺织业的发展。武昌、汉口等地都开办了不同规模的织布工厂。此外这一时期民族资本经营的榨油、烟草、砖茶、机器修造、轧花、碾米、造纸、制革、制伞、化工等行业也都有所发展。

（四）早期武汉民营工业发展遭遇的困难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早期武汉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遭遇到重重困难：

第一，缺乏资本。在清末武汉民族资本总额中，工业资本仅占10%，而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是在商人手中。就具体资本额而言，在以轻工业为主体的民营工业中，资本额在50万元以上的仅有3家，10万元以上的也不过14家，资本额在5万元以下的民营工厂占绝大多数。由于资金不足，许多厂家难以为继，被迫向外国银行或钱庄票号借贷。大量负债成为清末武汉民营工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因为债务而带来的各种附加条件，成为束缚企业自由发展的一道道绳索。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为借债而接受日商提出的苛刻条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1910年，既济水电公司因水电两厂建设工程浩大、超支严重，股东会议决定增股200万元以资弥补，但仅招得新股46.5万元，无济于事。遂由经理宋炜臣出面向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借款150万元，期限3年，同时不得不接受购买日方机器、燃料（煤），聘请日本工程师和会计人员，并向租界供水等苛刻条件，终致招来其后再次以全部产业抵借日债的厄运。至于一般的中小企业，情况就更可想而知。由于资金有限，很多手工工场未能向机器大工业转化。

第二，市场狭小。商品流通是商品生产的起点。由于关税不能自主，武汉民营工业在产品价格方面经常要蒙受损失，想要扩大销售市场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与其他同类商品进行竞争，民营企业不仅需要分给商业资本以较高的利润，同时还要把部分自有资金借给经销商使用。贷款长期不能回流，已是极平常的事。

武汉民营企业除了在市场上受到外国商品的排挤，还要蒙受各种封建势力的压榨。由于尚未真正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省内外运道上关卡林立，仅省内就有厘卡25处之多，税率高达5%至10%。华人工厂运货，“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除照章应纳税厘外，恒多分外之需索。沉重的厘税负担，阻碍着民营工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无日不处于艰难困顿之中。

第三，技术落后。早期的武汉民营工业技术起点很低。在仅占全省民族资本总额10%的工业资本中，大多是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的转化。其主要的经营范围集中在织造、饮食、榨油、面粉等加工性质的轻工业行业中，多数是分散落后的小生产，因而使用机器的程度很低。受到技术和资金因素的影响，一些加工工业部门同原有的旧式作坊相比，优势并不特别明显。散布于乡镇的大批旧式磨坊，一般多为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设备简单，因而生产成本较低，且有其传统的购销关系，足以与设备简陋的机器加工工厂相抗衡。到辛亥革命前，武汉民营工厂中完全使用机器生产的仅有20余家，而且这批企业的主要机器设备和技术，甚至原材料，很多仍依赖进口。如燮昌火柴厂的生产原料中，除部分轴木来自湖南、江西外，大部分轴木、包装箱和硫磺购于日本，硝粉和磷购自英国，白蜡油和松烟则购自美国。这种依赖关系的存在，决定着这批民营工厂势必同外国资本，保持着既竞争又依赖的特殊关系。一些华资企业为了减少经营方面的风险，索性打着外国公司的招牌来保护自己。比如和丰面粉厂虽然持有外国公司的招牌，并注册于香港，实际股东大多仍是华商，仅混合二三英商和德商而已。

尽管清末湖北民营工业的发展遭遇到重重困难，暴露出许多明显的不足和缺陷，然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毕竟是导致中国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的积极因素，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甲午战争后特别是在1905年后的投资近代企业热潮的推动下，到辛亥革命前，属于民族资本开办的各类工厂已有130余家，资本额在1000万元左右。武汉近代民族资本工业从无到有，在艰难曲折的工业化道路上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这是武汉社会经济迈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民国时期的武汉工业

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各阶层群众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一举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辛亥革命扫荡了顽固阻挠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满族亲贵势力，废除了两千多年世代相传的君主专制制度，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政治、经济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的武汉工业由于受到清军炮火的摧残，经历了一个从破坏到恢复的短暂时期。湖北军政府在经费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对省属工矿企业进行财产注册，或加封保管，或招商承租；同时拨款帮助部分工厂恢复生产。在军政府的倡导与资助下，江汉、襄阳、荆南各道及各县相继开办贫民工厂。这些工厂虽然资微利少，规模有限，但对于安置游民，稳定社会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武汉工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在此后的七八年间，由于欧美各国忙于战事和战后的经济恢复，减少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日本乘机扩张在华势力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相继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及《工厂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有利于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法规；加之武汉具有轮轨相交，交通便利，各种工业原料丰富，市场广阔等有利投资的环境，不仅刺激了省内各界竞相投资工业，同时也吸引着沿海厂商和外商纷纷来汉投资建厂。在振兴实业的声浪弥漫全国的影响下，武汉民间资金越来越多地转投向工矿业，使武汉继张之洞督鄂之后再次出现兴办工业的热潮。武汉主要的民营纱厂、面粉厂、卷烟厂、电灯公司及扬子机器公司铁厂、武昌炼锑厂等大中型工矿企业，大多创办于这一时期。1912—1926年的15年中，武汉兴办万元以上规模工厂的投资总额达到3000万元，相当于清末25年的投资总和。随着民国初年以后政府投资工业数额的逐渐减少，武汉近代工业中官办工业的主导作用日趋下降，仅占全省工业投资总额的28%，而民间投资所占比例上升到72%。由于武汉民营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面粉、制皂等轻工业行业，因而在投资方向上，一改清末重工业及大型工矿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8%、轻工业约占42%的局面，使轻工业及中小工厂的投资比例超过重工业，约占工业投资总额的57%，重工业投资约占43%。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武汉工业呈现3个特点：从官办转向民办，从重工业转向轻工业，从大中型转向中小型，从武汉向沙市、宜昌等沿江城市扩展。民营轻工业成为民国初期武汉工业的主角。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亦因注入新的活力，进入较快的发展阶段。

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工业化的本质内容之一。如同任何使用机械的变革，必然首先并最迅速地出现在获利最大的领域一样，辛亥革命后武汉工业中首先繁荣并始终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是向社会多数成员提供大宗日用生活必需品，且回收投资较快的纺织和食品行业。如同武汉近代对外贸易的 “二传手”地位一样，相对于上海、江苏、广东等沿海省区，武汉近代工业无论在信息传播、风气开通，以及资金筹集、社会环境安定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民国初年，由于政局动荡和连年的战乱，武汉工业的整体发展速度相对于江浙等沿海省份已显滞缓。然而，相对于广大的内地省份而言，武汉优良的转运口岸地位又无他埠可及。华中、西南、西北、华北地区丰富的工业原料和初级产品，通过铁路和水运汇集于武汉再下运上海等地。充足的农副产品原料资源，使武汉等地具有发展纺织、面粉为代表的轻工业的良好条件。

以棉纺织业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舶来品减少，且国人逐渐习惯用机制棉纱织布，以粗纱为主的纺织品走俏。每件棉纱获利一度达到80两银以上。承租布纱丝麻四局的楚兴公司因独家经营，营业异常活跃，“年有盈余，超过资本二、三倍之厚，股票价额比照票面约增五倍”，成为 “中国工厂最有价值之一厂也”。在如此丰厚利润的吸引下，湖北工商界及至军人政客莫不跃跃欲试，闻风而动，掀起了兴办纱厂的热潮。楚兴公司也因此招来湖北将军团的眼红而不得不退租。

1915年，武汉工商界著名人士李紫云等人集资300万两，在武昌武胜门外创办第一纱厂。1919年，徐荣廷在楚兴公司租期届满前，从公积金中抽出历年积累，集资一百数十万两，在武昌中新河创办裕华纱厂，同年又有刘子敬等人在武昌上新河创办震寰纱厂。除本地商人外，上海巨商荣氏兄弟以福新面粉厂的盈利为主，集资500余万两，于1922年在汉口宗关创办了申新第四纱厂，有纱锭1.4万枚。短短几年中武汉民营纱厂增至5家，资本额由300万两增加至1400余万两，纱锭亦由9万枚增至24万余枚，布机由700余台增至1500余台，棉纱年产量亦从2.4万余包猛增至8.4万余包，纺织工人由5000余人增至1.5万人。同期国内纱锭总数亦从86.6万枚，猛增至301万枚；布机由4798台猛增至19228台，增长幅度均高达300%以上。“这种惊人的发展速度，创下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纪录。”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长足发展，棉纺织工业已成为武汉近代工业中投资规模和生产水平最高的行业。到1925年末，开出纱锭25.7万余枚，布机2659台，有纺织工人2.5万余人。纱锭数约占全国纱锭总数的13.65%，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武汉一地的5家华商纱厂和1家日商纱厂，使武汉成为国内纱厂最集中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欧美参战国工商业的逐步恢复，外国资本重整旗鼓，再次活跃于中国市场上。此时，由于亚洲国家棉纺工业在大战期间的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棉花作为原材料贵于纱，花贵纱贱现象愈来愈成为困扰国内棉纺织业的难题。棉纺织品生产过剩，造成20世纪20年代初期棉纺织工业生产的危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武汉各大华商纱厂，由于在经营管理水平、技术设备更新速率和把握市场时机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各有不同的表现。大致以管理有方、注重质量和营销而见长的裕华和申新第四等纱厂经营状况较好。武昌第一纱厂和震寰纱厂则因错过了大战期间纺织工业的黄金时期，以致创办伊始，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受到苛捐杂税、日纱倾销和内乱不止等因素的影响，最终未能摆脱屡屡滞销、停工的命运。

面粉工业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近代工业的另一大支柱。与武汉棉纺各厂的情况相类似，同属荣氏企业集团的福新第五面粉厂，因其产量超过武汉其他各面粉厂产量之总和，而成为省内乃至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机器面粉厂。该厂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在武汉机器面粉业中处于 “一枝独秀”的地位，主要在于其设备先进，管理有方，注重以质量和生产规模占领市场。同时，地处华中腹心，内地销售市场之广阔，原料取给之方便，保证了福新五厂在历次经济风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几经扩充，该厂日产面粉能力达到6000袋以上。所产牡丹牌面粉畅销于湖北各地及国内各商埠。一战后期，欧洲国家需粮甚殷，曾由外商向该厂购买面粉100万袋运往英国、荷兰；麸皮则大量运销日本。

钢铁、电力、化学等工业部门是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作为国内建设最早和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采矿、冶炼均在湖北。包括大冶铁矿在内的铁矿资源，一直受到日本的垂涎。1904年和1911年，汉冶萍公司先后用大冶铁矿石和汉阳铁厂生铁作为抵押，向日本两次贷款。民国初年，日本又通过向汉冶萍公司多次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其改建和扩建，不仅获得了该公司全部财产作抵押的权利，还获得了参与、监督和管理公司的特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市场钢铁价格猛涨，销路扩大，汉冶萍公司从1915年开始连年赢利。通过一系列扩建、改建，到20年代中期该公司已拥有100吨及250吨化铁炉各2座、30吨马丁钢炉7座，大小轧钢机多座，年产生铁15万吨左右，比清末最高年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占同期全国生铁产量的一半以上；年产钢4万吨左右，所产钢轨、工字钢、钢板等10余种产品畅销国内外。国内早期兴建的京汉线、粤汉线、津浦线、正太线等铁路干线所使用的铁轨及钢件均由汉阳铁厂提供，其产品还行销日美澳及南洋各国。这一时期因而被认为是这家中国最大钢铁企业的 “黄金时代”，“擅中国第一公司之誉，所产之铁，驰名于世，是为华夏生色矣”。

大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外市场生铁价格跌落，汉冶萍公司发展的兴盛时期亦告结束。大战期间，公司为偿还日债，不得不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将40余万吨生铁和251万吨铁矿砂抵债于日本，坐受价格损失达上亿元，因而公司整个的经营情况并未能出现根本的改观。受到日本借款合同的种种制约，以及大战期间大冶新钢铁厂工程建设严重超支的拖累，加上自身经营管理不善，官场习气严重，虚糜颇多，这家曾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大型冶金企业，最终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沦为日本钢铁工业的原料基地。汉冶萍公司的失败，不仅是湖北武汉工业化，也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损失。

二、全面抗战前夕的武汉工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和国内军阀混战的加剧，武汉民族工业较早地结束了 “黄金时期”。但是由于民国初年以来许多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决定着武汉工业在夹缝中仍有缓慢的发展，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暴发，世界经济陷入一片萧条。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破坏，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彼此间展开激烈商战的同时，更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转嫁危机。它们一方面高筑关税壁垒，阻止他国商品输入；另一方面则放弃金本位或降低币值，以增强其商品的竞争能力。

当时中国货币实行的是银本位，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初期银价的变动和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动不相一致，中国真正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时间，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直到1931年各国竞相实行货币贬值，中国银元迅速升值，国内物价才开始逐渐下跌。受到日本商人大举向长江中上游各省倾销商品，争夺武汉工业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影响，武汉工业产品大量积压，许多工厂被迫减工减产，甚至关闭收歇。1934年，因美国大量套购中国白银，造成中国发生全国性的 “白银风潮”，各银行竞相收缩业务，以致国内工商业倍受借贷无门与资金周转不灵之苦。加上1931年和1935年两次特大洪水袭击湖北大部，损失空前惨重，武汉工业因而大受影响，外感洋货之倾销，内受天灾人祸之摧残，“各业工厂中出品减少者占百分之九十八”。1933年6月，武汉三镇纱厂失业工人已达2万余人，占常年纱厂工人总数的80%左右。

到1935年7月，因武汉五大华商纱厂纷纷减产或停业，全市25万纱锭中，一度有15万枚纱锭停开。五大面粉厂中仅有福新、金龙、五丰3家勉强开工。此间，还有50余家针织厂停产，碾米厂减少了40%，肠衣厂停工3家，肥皂厂停业6家。全市工业生产处于一片萧条之中。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武汉工矿企业在有关机构的帮助下，积极改进设备和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同时改进经营方式，努力开拓市场。随着国内经济形势逐渐有所好转，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加之法币改革，全市工业生产进入了较快的恢复发展时期。

电力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是中国工业化取得重要进步的重要标志。电力工业发展之程度，足以代表当地一般工业进步之情况。30年代初期，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电厂中独占鳌头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鉴于自身发电设备大多已经陈旧，效率逐渐降低，无法满足汉口市区日益增长的用电需要。经股东大会决定借资扩建电厂。订购英制6000千瓦交流发电机1台，新式水管锅炉3台，在原厂区扩建新机炉房。同时，对旧锅炉进行改造，扩大燃烧室，增加风力，增大锅炉火力和蒸发量，提高热效。1935年，既济公司发电量已增加至5800万度，发电标准煤耗率下降了14%。到1936年，湖北全省计有发电厂40座，发电装机总容量45975千瓦，比1925年增加了1倍以上。其中武汉三镇仍是全省用电最集中的地区，1937年的发电总量达到9038.5万度，比1927年猛增了近3倍；装机总量达到40718千瓦，堪称长江中上游地区各大商埠之最。

1936—1937年，湖北农业连续两年获得丰收，城乡经济迅速恢复，农村市场渐趋活跃，影响所及，武汉工商各业形势看好，许多工业生产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此间，不仅原来停工减员的工厂陆续恢复生产，同时还出现了兴办工业的热潮。到1936年8月，全省按工厂法登记的工厂共有554家，90%左右的工厂、工业资本和工业产值集中在武汉三镇。从工业行业的比重观察，以纺织和食品工业的比重和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电力、机械和化学工业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到1937年，湖北共有华商纱厂6家，拥有纱锭32万枚，比1925年增长了32.1%；共有规模较大的面粉厂7家、中小型面粉厂数十家，每日可生产面粉2万余袋。其中福新、胜新、金龙、裕隆、五丰等5家，当年出粉达544万包，仅福新一家年产即有278万包之多，约占五厂产量之半。利用抗战爆发之初，国内市场面粉短缺，售价上升，内地各省小麦涌入武汉，麦价下跌的少有机会，武汉各面粉厂日夜加班生产，无不获利丰厚。此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汉口分公司制烟厂自1934年正式投产后，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到1936年已拥有资本1100万元，年产值约8700万元。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车间

三、全面抗战前武汉工业的特点

纵观1914—1937年间武汉工业的发展轨迹，尽管历经艰辛和曲折，但总的趋势仍是不断有所发展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救济工业”等一系列措施相继推行，适逢农业连年丰收，城乡经济形势全面好转，武汉近代工业的整体水平到全面抗战爆发前达到了最高峰。抗战前武汉工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纺织和食品行业占有最大的比重。全面抗战前武汉工业中首先繁荣并始终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是向社会多数成员提供大宗日用生活必需品，且回收投资较快的纺织、食品行业。武汉三镇以纺织、食品、水电、机械、建材等行业为主体，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和布局。

其次，民营工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湖北自汉口开埠后，由于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新式工业渐次开发。鉴于西力东渐，日本维新，张之洞等人认定发达实业，为自强之要图，于是延揽各国技师，创办各式工厂，“故斯时官办之工厂，尤极一时之盛”。但 “规模已具，年有亏折，是办理人误以官法经商，非创办人之过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着国家政权必然扮演中国工业化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意味或保证所有半殖民地国家的政权，都能领导工业化走向成功。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张之洞的主持下，清末武汉工业之盛，甲于全国，拥有当时规模最大的官办冶金、纺织企业——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湖北布纱丝麻四局，以及一批颇具规模的近代工厂。但因计划不周、经营失当、所用非人等原因，除纺织、兵工等厂外，这批官办工厂大多未能逃过亏蚀严重、无法维持的命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纺织、面粉业为代表的民营工业的长足发展，使民营工业成为这一时期武汉工业的主体。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武汉以其适中之地位，丰富之土产，利便之交通，仍是国内工业投资的重点地区之一。许多在国内各行业处于领先地位的大型企业集团，均在武汉地区设有工厂。有的更是以武汉为主要基地向外发展，如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情况即是如此。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湖北设有工厂的企业集团表

第三，采用机器生产的比例逐渐提高。没有经历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是中国工业化迟缓的一个原因。但随着近代工业的逐步发展，很多传统手工业也有所发展，同时又有一批新的生产行业从国外引进，如火柴、制洋皂、西药、铅字印刷、搪瓷、织袜、毛巾、油漆、化妆品等，全都是原来中国所没有的，堪称近代工业。尽管这批新的生产行业在引进后，因为人工便宜，许多生产环节改用手工生产，大多成为手工工厂，但却为采用机器生产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与此同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相应地带动了一批新的加工工业的出现，如肠衣、猪鬃等行业。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民族资本家采用改良生产技术和改革管理办法等措施，以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并有越来越多的手工工厂改用动力机器生产，如榨油厂改土榨为机器压制，手工织布业改手织为机织，出现了一批使用动力铁机织布的工厂。

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历经几代人的努力，武汉近代工业从无到有，经过近70年的曲折发展，奠定了工业化早期初步发展的基础，并在传统农业社会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氛围中越来越获得认同。通过与传统经济的衔接，以得到长足发展的纺织、面粉业为主体，奠定了武汉工业在国内的地位。

然而也应看到，全面抗战前武汉近代工业的整体水平依然不高，结构不尽合理，各部门之间、部门内各行业之间，直至行业内部各生产环节之间，发展十分不平衡。受到投资规模和回收投资时间长短的影响，抗战前的武汉工业，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重工业落后于轻工业，制造业落后于加工业的特点。到1937年，武汉三镇共有大小工厂516家，有工人近10万人。其中汉口408家，武昌58家，汉阳50家，加上战时外省迁入的厂家，工业总产值接近2亿元。与此相对照，1931年，武汉三镇即有商户2.6万家，有店员约15万人。仅从就业人数上看，此时的武汉工业在国内虽然具有一定地位，但还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城市。

四、全面抗战初期武汉的工业内迁

现代战争不仅是战争双方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决斗，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的较量。1937年日本之所以敢于大举侵略中国，中日两国间工业化程度方面的差距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所以在战争爆发后，如何保护中国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是中国政府在全面抗战初期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沿海工厂企业的相继迁入，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成为中国政府仍然控制的最大工业都市和抗战中心。然而因战争状态所造成的机遇和繁荣只能是短暂的。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武汉三镇12%的工业被摧毁。

鉴于长期作战的实际需要，以及上海等地工业惨遭破坏，或落入敌手的教训，抢救以武汉为中心的战区工矿企业成为新成立的经济部及所属工矿调整处的紧迫任务。原定在湖北、湖南新建工业中心的计划不能不有所变更。于是在汉工矿企业开始准备向西南各省转移，从而拉开了中国工业大举西迁更为壮观的一幕，武汉成为这场西迁运动的中心。

为了保存中国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利坚持长期的抗战，从1938年初开始，武汉包括汉阳兵工厂、既济水电公司、申新四厂、裕华纱厂在内的250余家工矿企业，以及上海等地迁鄂各工厂，奉命分别迁往西南、西北各省。

冶金矿山设备大多体积庞大，笨重异常，当时负责拆迁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缺少大型工具的情况下，利用敌机轰炸的间隙，用敲、钻、杠、拉等方法，共拆卸汉阳铁厂材料3万吨，重要设备1187件；价购谌家矶六河沟铁厂（原扬子铁厂）日产百吨炼铁炉及火砧、锰矿等。与此同时，军政部迁建委员会开始新建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綦江铁矿和南桐煤矿。计由湖北运去兰开夏锅炉28座、炼铁炉热风机2座、莫根氏煤气炉2座、30吨电吊车2部、车床30部、1500千瓦透平发电机2座、马丁平炉2座、混合炉1座、钢轨及角钢压延机1部、交流变压器1部、钢板压平机1部、打风机1部。

为了将这批设备运往上述三家新厂，沿途设立运输站7处，雇用运输工人1000余名，动用海轮11艘、江轮27艘、炮舰2艘、铁驳船4艘、拖轮17艘、木驳船218艘、川江木船800只。军政部又将已接管的汉口日商泰安纱厂的纱锭24800枚、布机300台全部运往重庆建立军政部纺织厂，专门织造军用布匹。另将汉阳兵工厂及火药厂设备拆运至湖南，并带运上海、南京、巩县等地迁汉兵工厂和株洲兵工厂的设备器材19567吨。

在这场被称为 “东方敦刻尔克”的工业西迁运动中，以武汉阶段的内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显著。由于动员较早，拆迁坚决，利用武汉会战赢得的时间，中国近代工业硕果仅存的部分基本得以保全。此举不仅奠定了战时中国工业的基础，充实了抗战后方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成为西南、西北地区此后的工业开发和建设的必要前提。同抗战初期沿海工业的内迁相比，在汉工矿企业的内迁具有如下特点：

1.规模大。湖北境内的工业内迁，是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工业内迁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略行动。仅武汉内迁工厂即占抗战时期全国内迁工厂总数之半。由于动员早，准备较充分，且有武汉会战为工业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得一批大型工厂的拆卸抢运成为可能，战前湖北工业之精华因而几乎全部迁出。与上海相比，占有国内500万纱锭之半的上海棉纺织业，30余家民营纱厂未能有一家迁出，而湖北7家纱厂中，除武昌第一纱厂受到产权影响迁移外，其余6家全部迁往后方。“供应军需民用，功绩至伟。”再就迁出设备的吨位和员工人数而论，占上海工业1l%的146家内迁工厂，计迁出各种机件1.46万吨，员工2500余名，而整体工业规模不及上海一半的湖北工业，却迁出工厂281家，包括外地途经武汉的军工民用工厂在内，西运各种设备20万余吨。

抗战时期武汉企业内迁船只

2.门类全。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后，武汉成为中国政府控制下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有鉴于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地区大批人口向后方疏散，大后方工业品短缺的矛盾日见暴露，考虑到长期作战的需要，工矿调整处在指导在汉工矿企业内迁的过程中，为战时工业奠定基础的方针更加明确。凡与后方军需民用有关的工厂，一律纳入内迁之列。这与上海内迁阶段后期，工矿调整处偏重军工和大企业的做法已有明显的不同。依照这一原则，湖北境内几乎所有的重要企业，包括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大冶铁厂、既济水电公司、裕华纱厂、申新四厂、福新面粉厂、周恒顺机器厂、华记水泥厂、利华、源华煤矿等，均陆续内迁。其行业范围，除包括棉纺、面粉、矿冶、动力、机械、建材、造纸、制药、交通器材、煤炭、化工、船舶修造等重要行业外，还包括五金、染织、电器、织布、被服、麻织、陶瓷玻璃、食品等行业的一大批工厂。

3.内迁热情高。由于上海部分内迁工厂成功抵达武汉，完成了在战前几乎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从而大大鼓舞了武汉工矿企业内迁的信心和决心。在全省空前高涨的抗战救亡热潮的推动下，举厂内迁已成趋势，“迁厂气氛已弥漫武汉”。《新华日报》更是连续载文，动员各界保卫大武汉，同时要求政府抢救人力，抢救物资，绝不能留下资敌。武汉纺织工人赵启扬等2800人联名上书国民参政会，提出 “保全了我们一部分工业，就是获得一部分胜利的保证”“厂方搬厂时，我们工人愿尽最大力量帮忙”。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全省工矿企业的内迁热情日趋高涨，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纷纷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工业内迁运动之中。一批最初曾持观望态度的企业，也为迁厂热潮所感染，毅然加入了内迁的行列。

4.计划安排较周详。吸取上海工业内迁动员过晚、计划不周、仓促搬迁、损失严重的教训，武汉工业内迁的计划安排较为周详，措施较为得力，因而取得了较佳的成绩。1938年2月工矿调整委员会划归经济部，并改为工矿调整处后，即首先以抢运在汉工矿企业作为重要工作。除多次召集武汉民营工厂负责人会议，确定拆迁工厂标准，督促限期迁出外，为加快拆迁速度，工矿调整处还组织了2500名上海迁来的技术工人，加上在汉招收的700名青年技术人员，将其分成数十支拆迁工作队，派往各重要工厂开展拆迁工作。同时，工矿调整处还优先安排车皮，减免铁路运费，及时发放迁移、营运、建筑、保护等四类贷款，协助资金困难的内迁工厂解决内迁员工的旅费和安家费用。

5.贡献突出。作为抗战初期内迁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内迁工厂在开发大后方经济，建立战时工业基础方面，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以棉纺织业为例，战前四川全省没有一枚纱锭，陕西仅有大华一家纱厂。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湖北迁入四川、陕西的纺织工厂就有66家之多。其中包括大型纺织工厂5家、织布厂52家、染织厂7家、麻织厂1家、袜厂1家，计有纱锭17.23万枚、布机1412台。这些纺织工厂承担了战时棉纺织工业生产任务中的很大一部分，为保证战时军需民用作出重要贡献。一大批湖北内迁技术工人更成为大后方工业建设的骨干力量，并为西南工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工人。“回顾这艰苦的八年抗战，如果论功行赏，则湖北工业的功绩应居首位。”

作为抗战时期工业西迁运动的中心，武汉西迁厂矿中，以迁往四川重庆者为多，且以大中型重要工厂为主。迁往湖南的厂家数量不少，但以军工、机械和中小型织布厂为主，其中的不少厂家后来又辗转从湘西搬迁至重庆。机器大工业的整体搬迁，即使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也几乎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工业从沿海迁至武汉，又从武汉迁至西南、西北数省的整个过程，可歌可泣，动人心魄。在上有敌机尾随轰炸扫射，下有长江险阻的极端困难状态下，几百艘大小轮船，上万只各式木帆船，载运着十万吨计的设备物资和人员，汇聚在千里长江的江面，绵延不绝地向西行驶，场面蔚为壮观。谁能料想到 “那些行动笨拙得可怕的木船里，尽是满载着无数吨的轮盘、动力之类的机械”。正是这些平时看似很普通的人们，完成了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大型工业设备长距离抢运的壮举，为中国工业保存了一口元气，从而被称为 “东方的敦克尔克”。其抗战之决心令人感佩，爱国之真情令人为之动容。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内迁过程中，所有内迁工厂都要准备好承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船只沉没，设备丢失受损，人员牺牲等。裕华纱厂仅仅在宜昌等船期间，受到日军飞机轰炸即损失了棉花4000余件，棉纱500余件，大火整整烧了3天。所幸该厂的纺织机器因为覆盖了比利时国旗而躲过了一劫。申新四厂在宝鸡附近农村的遭遇同样令人感慨。人们用 “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来形容内迁工作的艰辛。什么叫作 “毁家纾难”，抗战时期，包括一大批武汉企业在内的中国实业界，以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弃守。拆迁抢运工作一直坚持到日军进入市区之前。是时武汉的工厂已渐告搬清，路上行人日渐减少。当天，大小轮船、木船满载着最后一批人员物资离汉西行。由于动员较早，督促得力，在有关机构和广大员工的艰苦努力下，仅仅几个月中，经工矿调整处协助拆迁起运并登记在案者计304家，再加上其他机构组织拆迁的148家，总计经工矿调整处一家协助迁往四川、陕西、湖南、贵州等地的民营工厂就有452家，设备物资12万余吨。伴随着湖北境内的400余家工厂（包括外埠迁汉的170余家），奉命分别迁往后方各省，武汉工业的主体部分成功实现内迁，堪称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创举。

伴随着一大批重要企业陆续迁至内地，大大充实了抗战大后方的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了经济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的工业化程度。但从地域经济角度言之，作为武汉近代工业的主体部分，内迁工厂约占武汉原有企业总数的57%，加上日机轰炸损失12%和未及拆迁而主动破坏的部分，七八十年中历经曲折发展起来的武汉近代工业，损失高达70%以上。受此影响，武汉作为全国抗战经济中心的地位骤然丧失，近代武汉工业化的进程亦被迫中断，全市工业元气大伤。

五、沦陷时期的武汉工业

1937—1945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日寇的野蛮侵略，造成武汉近代工业生产的极大破坏。在沦陷区内，日军推行 “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依靠汉奸伪政权施行法西斯暴政，最大限度地掠夺沦陷区资源；通过控制金融、工商、交通等经济命脉，扼杀和摧残民族工商业，使沦陷区经济完全殖民地化。为了尽快把沦陷区生产作为一个附属部分纳入日本总动员体系之中，使沦陷区经济变成日本战时经济的附庸，1940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 “国土计划设定要纲”，正式提出 “适地适产主义”，即 “日满华三者之间，实行适当分业”，日本着重发展军事工业、机械工业和精密工业，伪满着重发展电气工业和矿业，华北着重发展矿业和盐业，华中则容许存在一定数量的轻工业。

据此，日军在占领武汉、大冶等地后，首先强行霸占未及西迁的华商企业设备和厂房，使之变成日军的工业基地。如日军在武汉强夺楚胜火柴厂设备，建立 “三井火柴厂”，所产火柴主要供侵华日军使用。金龙面粉厂则成为日军的军粮加工厂，既济水电厂亦被日军强占。其次，日军利用原有华商企业，加以合并调整后，相继成立有华中电气股份公司、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华中烟草株式会社、日华制油厂、机器红砖厂以及一批小型机械修理厂等。

在日军暴力的支持下，全面抗战初期曾被中国政府查封的一批日本在华工厂和洋行卷土重来，加上新开办者，日本在汉工厂、洋行总数达到60余家。这批日本经济机构分为公营、私营两种：公营企业负责人一般为日军官佐，企业由日军守卫；私营企业负责人则均与军方有特殊关系，受军方保护，凭借原有的经济联系，这批日本工厂企业重整旗鼓，扩大经营，并采用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方式霸占华资企业。日军经理部更以 “委托经营”方式，将强占的武汉华资工厂转交给日本私人会社经营。日本军方还与日本厂商互相勾结，通过发行军用票，独占市场，垄断价格，迅速把持了沦陷区的各个重要经济部门，控制了沦陷区的经济命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线越拉越长，日本国内物资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尽快开发占领区内的资源，缓解资金和物资极度短缺的矛盾，日本军部允许部分华人企业复工，但规定必须改由中日合营，且必须为军事目的服务。1942年，汉口 “复工”工厂有133家，约占战前工厂总数的25.6%，年产额则仅为战前的15%。为了便于严密控制，这批复工工厂主要集中分布在汉口三民路以上的难民区内，产品主要供给军需。日本占领当局虽在表面上允许部分华人工厂复工，但通过严密控制原料来源、销售市场、电力供应等重要环节，造成复工企业处境极为艰窘。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武汉工业及特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从恩施迁返武昌。同年成立湖北省复员委员会，会同各类接收机关，负责全省日伪资产的接收工作，计接收了65个单位的设备和原料。通过接收日伪企业，湖北全省国营工业的比例迅速膨胀，到1946年上半年，国家工业资本已占全部产业资本的 80%以上（1920年为28%，1937年为20%）。在接收复员过程中，国民党各级官员混水捞鱼，使接收变成了 “劫收”，大发不义之财。受到官方的重点扶持，省建设厅下属的汉口机械厂、汉口化工厂、汉口火柴厂、汉口纺织厂、汉阳炼油厂、武汉玻璃厂、湖北民生印刷公司等12家省营工厂，成为这一时期省营工业的骨干。这批重点工厂大多资金有限，工艺落后，设备陈旧，因而未能得到较快的发展，且因事权不一，运转不灵，于是成立湖北省企业委员会，统一管理公营企业。

民营工业方面，受到各种困难的限制，战后全省民营工业复员厂家仅有239家，不及战前工厂总数的一半，且在机器设备方面，均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全省68家机械工厂战前拥有工作母机3340部，1947年仅有600部。与战前不同之处还在于民营工业普遍活力不足，生产能力恢复十分缓慢。除资金缺乏等直接原因外，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渐趋恶劣，不能不对战后武汉工业恢复元气产生严重影响。复员之初，武汉建材、食品、火柴等企业的生产经营曾一度“繁荣”，但随着内战的爆发，原料短缺、电力供应不足、通货膨胀、税捐沉重等不利因素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的企业仅能处于勉强维持的窘境，许多生产指标甚至还低于抗战时期的水平。

到1949年上半年，由于内战连年，市场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武汉的工厂大批停工和倒闭，各种工业品产量大幅下降，其中主要工业产品，如生铁、原煤、棉布、火柴等，均比1936年锐减50%以上。由于企业多数停顿，大批工人失业，各项工业指标直坠谷底，留给新中国的是一个基础薄弱、生产萎缩的烂摊子。

自19世纪70年代俄国商人在武汉使用机器压制砖茶开始，到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为止的80余年中，武汉近代工业从无到有，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并呈现出一些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特点。对此深入探析，认真总结，将对我们今天的工业化建设不无裨益。

（一）优势地位的渐趋丧失

中国近代工业是直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而产生的，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先由商办企业逐步发展到官僚资本主义，从轻工业逐步发展到重工业。中国资本主义则首先是从洋务运动中兴起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等官僚资本主义开始的。武汉地处中华腹心之地，物产丰饶，轮轨称便，人工低廉，“举凡一切工业要件莫不具备”。尽管凭借不平等条约率先建立的外资企业是武汉最早的近代工业，但真正使武汉近代工业迅速崛起，并领先于各省的还是张之洞。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督鄂后，提倡实业，锐意进取，武汉工业因而鼎盛一时，冠全国各省之首。“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在1895—1913年的第一次兴办实业热潮中，全国计有238家华资企业开工生产，其中湖北武汉计有37家，创办资本为1917.7万元，仅次于上海的2387.9万元，居全国第二位。此间，武汉已发展成为中国内地最大和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惜以草创伊始，管理未善，遂致昙花一现，即告消沉。”进入民国以后，武汉工业虽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黄金时机”，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并在其后年有扩张，但与同期沿海省份工业发展的平均速度相比，原有的优势已不明显。在绝对数量缓慢增长的同时，武汉工业在国内的相对地位却有所下降，工业排名渐趋落后。与此同时，武汉地当南北必争之地，民国初年以后战事频繁，政局动荡，人心不安，工业进步滞缓，屡进屡退，事倍功半，加之天灾人祸交相迭至，各种工业经济指标及在国内工业中之地位，呈现逐渐下落趋势。

以棉纺织业为例，棉纺织业是中国资本最早经营的工业，也是近代武汉工业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1893年末，国内仅有上海、武汉两地建有机器纺织厂，其中湖北织布官局有棉纱锭30440枚，占全国纱锭总数39464枚的77.1%；布机1000台，占全国的100%（上海华盛纺织厂大火损失之故）。到1899年，武汉纱锭增至90656枚，仍占全国纱锭总数497270枚（包括外资纱厂）的18.23%，布机1000台，仍占全国布机总数的49.6%。而到30年代初期，武汉华商纱厂纱锭开工总数已落于上海、天津、无锡之后，且与上海纺织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抗日战争前后是湖北工业重要的分水岭。1936、1937两年，由于农业丰收，城乡市场活跃，武汉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加之抗战全面爆发后沿海工业部分内迁，武汉工业生产兴盛于一时，达到最高峰。但随即因武汉沦陷，机器工业精华大多内迁而元气大伤。“农民转死沟壑，工业摧毁殆尽，战后武汉工业生产虽一度出现恢复势头，然而内战接踵而至，通货恶性膨胀，各种工业原料价格飞涨，工业生产终至跌入低谷”。武汉工业在国内的地位及影响与晚清末年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官场习气严重

国家政权在工业化进程中直接组织生产经营，并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区别于西方工业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武汉近代工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创办之初，多为官办。张之洞等人有鉴于西力东渐，日本维新，遂认定发达实业为要图。于是延揽各国技师，勘察矿苗，选择厂址，订购新机，创办各种新式工厂。“故斯时官办之工厂，尤极一时之盛。”作为晚清末年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张之洞为兴办机器工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兴建军用和民用机器工业，还大举建设为机器工业提供材料的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建成，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重要事件。毋庸讳言，张之洞等人在创办湖北近代工矿企业的过程中，因受到时代的局限，在选址、采矿、购机等方面，流露出不少主观随意、不懂科学的痕迹。比如当年向英国订购钢铁厂设备时，英国厂商通过驻英使臣刘瑞芬询问铁矿石和焦炭具体成分，张之洞批复道：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于是照英国所用机炉订购一套。谁料想该种高炉所出生铁含磷过高，不宜轧制钢轨。实际上汉阳铁厂的生产设备主要购自英、比两国，均属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如贝色麻炼钢法（即转炉炼钢法，又称酸性法）和西门子—马丁法（即平炉炼钢法，又称碱性法），都是19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最先进的炼钢法。直到盛宣怀接办后，重又派员携带大冶矿石和萍矿焦炭样本去英国化验，根据化验结果重新订购碱性机炉（即平炉）回国安装。耗费巨资不论，时间已过去了10年。此类教训不少，可以想见现代工业最初植根自然经济土壤时的种种艰难和曲折。

尽管有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官布局这样一批在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的创办，才使得武汉近代工业从起步阶段，即站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之上，同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培养了第一批本国技术人员。这些历史功绩和作用是不应被忘却的。

然而，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验，作为一种遗产和资源，必然也会被反映在工业化过程中，这就是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虽然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必然会让位于市场主导型的经济模式。但是武汉早期官办工业的种种弊端终究成为 “沉重的历史遗产”，对武汉近代工业的影响至为深远。

首先，早期武汉官办工业虽规模已具，但多年有亏折，由于经营不善，管理无方，大多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1895年，耗银达568万两白银的汉阳铁厂因焦炭价贵（进口德国焦炭价格每吨20两，几与一吨生铁同价）等原因无法正常开工，不得不由盛宣怀招商承办，每出铁一吨抽银1两归还官本。依照张之洞 “官任倡导，商任经营”的主张，当这批官办企业不得不转为商办时，几乎无一不有严重亏折。除布纱二局稍有盈利而被一般公司所乐于承租外，其余大多长期无人过问，任其机器破损锈坏。这批投入巨资兴建的官办企业的凄凉命运，不能不在武汉普通工商业者心中投下阴影，产生负面影响，以至成为他们投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时的某种 “心理障碍”，视之为畏途。

其次，早期武汉官办工厂以及宋炜臣等人兴办的火柴、水电等企业，从其开办之初，即被授予10年—15年不等的专利权。此种专利权在企业创办之初起到过一定的保护作用后，便逐渐成为新建民营工厂的障碍。如机器纺纱厂方面，自1897年湖北官纱局投产，到1916年武昌第一纱厂开始创办，20年间，历经清末民初湖北武汉二次投资建厂热潮，却未能有新的纱厂建立。与此同时，上海、无锡等地纱厂规模却在成倍增长。这种局面的形成，不能不说与武汉原有布厂纱厂的专利规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官办企业的好处是规模大，同时也带来弊端，把官场的习气也带入其中。

再次，早期武汉官办工厂中，除湖北枪炮厂、谌家矶造纸厂外，其余各厂到晚清末年皆已招商承办，然而官厂习气却已根深蒂固：用人不善，浮费太多，员司事不躬亲，滥耗公款，上行下效，积习相沿，影响深远。规模较大之官办工厂，其组织形同衙门，职员俨如官僚，经营不当，亏折严重，终至无法维持。如湖北官布局，“正像在中国人管理之下可能看到的情况一样，机器的情况很坏，同时有严重的浪费、混乱和怠工……”，派往该厂的官员有督办、总办、坐办、稽查等，大多是候补的道员、知府、知县，月薪高达数百两，都有公馆、绿轿、红伞、亲兵、赏赐等额外费用。总办以上进车间还要坐轿，下级官员要站班迎候，甚至车间负责人也多是八九品的官员，对于生产技术一窍不通。厂内生产运行大多依靠少数洋师洋匠。“关于这个纱厂，最大的困难是派来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这些人被称为坐办公桌的人，因为他们坐在桌旁，无所事事。他们为了一点私利，把训练好的工人开除了，雇用一些生手。”从1902年8月湖北布纱丝麻四局改为招商承办后，到1938年5月收回官办的36年中，前后租给8家民营公司承办，并由官府制定承租条款26则，主要是规定产权仍归湖北地方政府所有。因而上述各厂招商承办后，仍派有官员驻厂监督和将经营管理交由商贾负责，自负盈亏。

（三）工业布局不合理，管理水平落后

合理的工业布局对于提高经济效益和推动工业发展至关重要。湖北近代工业发端于武汉，但又过于集中于武汉，这是武汉近代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显著特点。由于政治、社会、交通、原料供给等种种原因，早期湖北工业的90%以上集中在武汉三镇。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长足发展，全省工业的95%集中在长江沿岸的大冶、武汉、沙市、宜昌四个城市。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缓慢发展，湖北工业已呈现出西渐特征，沿长江、汉水向鄂西、鄂北扩展和推进，但是西渐过程十分缓慢。作为中国近代经济的特点之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湖北近代工业布局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时至1949年，武汉工业尽管由于内迁、战争破坏和日寇劫掠而大为衰落，但仍集中着全省70%以上的工业企业。除武汉、大冶、沙市、宜昌等地外，省内几乎再没有像样的近代工矿企业。一般民营企业家不是不想把资本投向武汉以外的其他县市，通过节省运费、降低原料价格、使用更低廉的劳动力以获取更多的利润。然而连年的内战，天灾人祸相循，加之地方顽固守旧势力的掣肘，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都不能不让民营企业家们望而止步。

管理落后是武汉近代工矿企业普遍存在的另一个显著弱点，这与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途径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近代工业是直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而产生的，是以输入机器、引进技术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在早期武汉工矿企业中，官权过重，民力趋弱是一种普遍现象。武汉官办企业无论是官办时期或官商合办时期，均受到衙门委派官吏的控制，商股股东无权过问企业事务。因而官办各厂转为官商合办后，很少有不产生严重矛盾的，完全成功者很少。官纱局、缫丝局均因官商难于合作，最终以商股退出了结。

武汉一批官办大厂，内部机构重叠，因人设职，非生产性人员和职员比例，远远超过一般所需，以致造成生产脱节、互相推诿、铺张浪费、散漫松弛、效率低下的局面。更为突出的是所用多系私人，“良者因循敷衍，劣者中饱造私……不以厂矿为职业，而以之为发财之阶梯。与官办工厂相对照，武汉早期民营工厂内部组织不良，管理水平落后的现象则更为严重。既无科学管理，又缺乏详细的建设计划。经营者中虽不乏具有高深学识和丰富经验的人士，但多数仍为旧式商人。稍具规模的工厂，其组织形同衙门，职员俨如官僚，非为董事所荐举，即为股东所派任，因人设职” “甚焉者更挂名支薪。此辈职员，既非专门人才，亦无特长技术，岂至无益相耗，更为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彼此牵制”。至于小厂小矿业主，几乎全是各城镇的士绅，管理工业生产均属 “外行”，只能墨守成规，然而在引用私人方面，却毫不逊色于大厂。“中国人亲戚故旧，互相援引之习惯，已牢不可破，非特政治上为然，即商工业亦不例外。各工场管理之地位，大半托付于投资者宗党之手，不由于才能，而由于派系挟带者占大半数。于是，工场内万事不免于官僚化，其机能未能圆滑推行，经营之安定，亦难求得。于此情形下，求其能率之向上，渺不可期，是乃一般之现象。”即或是汉冶萍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从总公司到所属各厂矿，高层管理人员中与盛宣怀沾亲带故者有一二百人之多。机构重叠，组织庞杂，冗员充斥，滥用私人，庞大之汉冶萍尚因管理不善，成为一笔糊涂账，更不当责诸小矿小厂的经营。

武汉近代工业的内部运行机制和管理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武汉近代工业的效率和命运。尽管引进了新式的成套机器设备，但在落后的封建管理体制之下，却无法改变和规避 “中体西用”模式之下，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与落后的封建管理体制的矛盾。事实证明，以封建行政机制和道德规范来经营现代工业，都将不可能取得成功。“陈腐的中国方法沾染了任用私人、亲戚关系和揩油舞弊的习惯，不适合于现代工业行政的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21世纪初，武汉市委、武汉市政府在文件中还在要求向新衙门作风宣战，可见真正要建立起完备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体系，仍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联想到近年来关于东北经济退步原因的讨论，不能不说，如何提高对于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和经营管理水平，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四）资金异常短缺，生产规模偏小

资金异常短缺是武汉近代工业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张之洞为筹措办厂经费 “捉襟见肘”，到湖北省建设厅 “经费支绌，百事莫兴，无米之饭，巧妇成拙”，资金匮乏现象与早期武汉工业的发展相始终。由于金融事业与生产事业相脱节，资本金融市场发育的不成熟，成为武汉工业企业长期资金困难的重要原因。“一般制造工业，其运用资本得自金融界授与者殊属低微，反不若吸收亲友间之存款，以充周转之运用，较为便利耳。”资金短缺并不是绝对的，商业资本远远超过工业资本是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整个工商业资本中，商业资本始终保持在70%的水平以上，而在仅有的工业资本中，加工工业资本又远远超过工矿业资本。受到工业资本大量被商业占用的影响，武汉民营工厂多为负债经营，债务缠身成为普遍现象。受此影响，许多工厂的经营者处于无远见、无恒心、贪厚利的状态之中。“财图目前，利贪厚获，一遇挫折，或利得不丰，则见异思迁，移资别向。”于是期长利薄之工矿业，遂成秋作春辍、朝生暮死之现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 “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那么 “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愈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就愈不发展。”资金薄弱、范围狭小、机构松散、营业有限，成为武汉近代工矿企业的普遍特点。

武汉地当南北交通孔道，长江之锁钥。民国初年以后，几乎无年不有天灾战乱。“战争威胁工业之生存，至重且大，直接足以毁灭于炮火，间接影响其产销……若干成就之工厂，因战祸连绵，横遭摧残者，实屡见不鲜。”由于资金实力有限，每逢天灾人祸，社会经济生活出现剧烈振荡之际，不但兴办新厂者减少，许多老厂亦因市场变化引发滞销而难逃厄运。更有一些工矿企业以囤积原料的方式，期望牟取额外利益。然而群趋商品投机的后果，往往是更加阻滞了有限资金的正常周转，抑或因失去销售时机，反而增加了生产成本，甚至造成亏损。

受到资金、技术，尤其是时局动荡不定的直接影响，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在各类工矿企业中，除棉纺织和面粉等行业较具规模外，其他多为中小型工厂，尤以设备简陋，但周转较灵活的日杂制品工厂为多。工场手工业在全市工业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在工厂总数方面居于优势。这些工场主和小业主，既雇佣少量工人和学徒，本人或家属亦从事劳动，规模狭小，资金有限。许多小厂一半以上的流动资金依靠向外借贷，以致出现扩充过速，基础脆弱，一遇困难或打击即无法支撑的后果。为了减省费用，一般业者贪图农工、壮工之低廉工钱，多不愿雇用工价较高的技术工人。农村散工农闲来，农忙走，造成工人队伍技术水平长期不能明显提高，导致生产工艺粗糙，产品不良，降价求售仍难出手。全市千人以上的企业不足10家，大量存在的是设备简陋的小型工厂。

另以机器工业为例，武汉民营机器厂大多是在机器修配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少而规模小，技术落后而成本较高。其中不少是手工制造，产量偏低，形成不了规模效益，真正的全能厂很少，产品质量因而不能不受到影响，市场信誉度较差。时至20世纪30年代，武汉工人队伍中熟练工人不足一半，其余多为散工和苦力。以技术工人比例最高的汉口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12月汉口计有工人191176名，其中技术及职业工人仅有102576名，其余皆为苦力和雇役。与此相对应，工业技术教育也十分落后，“吾鄂工业教育机关，仅省立高中工科及兵工厂附设之兵工学校两所，然兵工学校系专供给该厂需要之技工人才而设，故全省仅高中工科一所……此唯一之学校，其中科目不完全，设备更属残缺，严格言之，即谓湖北无一工业教育机关，亦无不可”。

（五）技术更新迟缓，劳动条件恶劣

生产设备先进与否是衡量工业生产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古国要想实现工业化，进口机器作为先进生产资料的引进十分必要，它有利于国内机制品生产的较快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先进机器设备的进口，就没有发轫于晚清末年的中国近代工业。就武汉的具体情况而言，除官办各厂设备尚可外，民营工厂则因受到资金和经营者眼界等方面的种种限制，机器设备大多因陋就简，精度很低。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极为低廉，因而工厂主们只有当使用动力机器比使用手工更为有利时，才会使用机器生产。如创办于清朝末年的汉口燮昌火柴厂，规模在国内当时尚属首屈一指，且获利丰厚，完全有能力购置动力排板机。但是厂方却宁愿增雇普通粗工，以增加手工生产能力，而不愿去增购和安装动力排板机。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该厂雇工人数最多时达到两千余人。

早期民营武汉工厂的创办者，多为旧式商人或工匠转化而成。受到传统农业社会观念的影响，他们除了在生意上兢兢业业外，大多缺乏新的思想和眼界，信息不灵。在众多的中小工厂内部，那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旧式管理体制，更成为阻碍生产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许多厂矿的经营者未经科学洗礼，对于技术十分漠视，只知道一味相信亲戚故旧的作用。除了规模较大的棉纺、面粉厂外，大多依据因陋就简，能凑合就凑合的原则，武汉多数民营厂矿，尤其是中小型厂矿的设备陈旧老化，许多工序长期处于手工操作状态，品质粗劣，成本较高，根本无法与国外机器大工业的产品相竞争，因而滞销严重，每每亏蚀。

事实证明，国货质量的提高，依赖于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更新，唯有技术进步，则制品质量优良才能与舶来品相抗衡。否则事事步人后尘，仅有仿制而乏创造，质次价高将不可避免。由于无力创新，武汉许多民营工厂的同行之间彼此摹仿、冒充之风十分盛行。更有甚者，采用偷工减料的方式来欺骗用户。很少有人去从产品质量和信用方面加以改进，这一点在部分手工行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受到资金、技术条件及业主认识水平等方面之局限，武汉民营工矿企业中还普遍存在着 “厂房狭窄，设备简陋，缺乏阳光，空气污浊”等生产环境方面的严重缺陷。即使在英美烟厂这样的外资大厂中，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十分恶劣。该厂的撕烟女工终日在烟尘弥漫的车间内劳作，缺少起码的防尘保护。市内工矿企业普遍缺少基本的劳动保护措施，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汉冶萍公司包括矿工机匠等平均每天约有一人死于非命”。早期湖北织布官局和纺纱官局禁用女工，都是男工和童工。该厂高墙环绕，门禁森严，工人几乎没有机会外出，长时间的劳作，50人中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健康的人。

武汉早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许多弊端，均背负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我们既不能苛求，但又不能不认真反思，深刻汲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武汉近代工业发轫于晚清同治年间，初创于光绪宣统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一定的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已有70余年的历史。其间每隔若干年必有一种变迁，“凡前次以手工制造者，今皆用机器为主”。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受到资金、技术、时局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武汉近代工业的发展道路异常曲折坎坷，在国内的工业排名逐渐跌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过武汉人民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武汉工业才重振雄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武汉工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经济建设的目标，高度重视工业的发展，并把武汉列为发展工业的基地之一，相继下拨了大量的资金。湖北省委、省政府和武汉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发展武汉工业作为大事来抓，在将私营工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业后，全民所有制已在武汉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走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经过 “一五”“二五”全面工业化建设的展开，武汉这座具有深厚工业底蕴的城市，终于完成了从消费城市到工业基地的转变，真正实现了工业体系从小到大的历史跨越。1949年以前工业从无到有，1949—1978年从小到大，1978年以后到现在从弱到强。1949—1978年的30年间，虽然伴随着不容低估的挫折和失误，使得整个工业生产呈现出波浪式或马鞍型的曲折状态，但正是这30年的艰苦奋斗，为后来武汉工业重新崛起，走向从弱到强的历史跨越奠定了基础。

一、全面工业化建设阶段的武汉工业

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和地方在武汉投资、新建和扩建了160家工业企业。其中国家156个重点基本建设项目中，先后落户武汉地区的有7个，即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青山热电厂、武汉肉联厂和长江大桥，其中武汉钢铁公司1955年动工兴建，1958年9月投产，毛泽东主席曾多次视察武钢。这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陆续完工，支撑起了武汉的经济体系，使得武汉的综合实力一度跃居全国第四，成为工业实力最强的省会城市之一。

武钢炼铁厂第一号高炉

1958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武汉市根据向 “高级产品发展”的设想，提出 “奋战两年，改变面貌，把武汉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口号。到1962年，200项工业建设总投资达34亿多元，为武汉工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打下基础。但是受到此间“大跃进”运动的影响，摊子铺得过大，又急于求成，加上 “大办钢铁”带来的冲击，武汉经济比例失调，不得不多次对 “二五”计划进行调整和压缩，未能如期完成原定的目标。从1961年开始，根据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武汉市连续三年对工业战线进行调整，压缩重工业生产，使重工业比重从47.5%降至34.3%。同时积极扶持轻工业恢复发展。到1964年初各项调整成果初步显现。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30.4亿元，比1957年增长了117%。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武汉工业战线也受到严重冲击。市内武斗不断。一方面武汉工业的原有基础和生产能力遭受严重的破坏，不仅三年调整的成果被冲垮，而且工业生产急剧倒退，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广大干群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坚持生产，并抓住国家大力开展 “三线”建设发展 “五小”工业的机遇，利用地缘优势，以“五大会战”为依托，生产秩序逐渐有所恢复。使 “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尽管工业生产仍时有起伏，但还是克服困难，相继完成了武钢双二百、双四百建设、一米七轧机工程、武石化二期工程等重点建设。1976年武汉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市属工业总产值为29亿元，仅完成年计划的76%。未完成计划在工业产品品种685个，占原计划的79%。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市财政出现严重在亏空。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武汉工业

武汉工业真正走向从大到强的历史跨越，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40年中。随着国家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历史性转变，武汉工业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

（一）恢复起步阶段（1976—1985年）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决定武汉市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及省属企业下放武汉市。这个决定对于克服在计划经济和以行政区划为主的体制下武汉城市发展存在的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僵化封闭等诸多弊端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武汉大学李崇淮教授提出凭借 “两通”起飞，把武汉建成 “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的战略构想，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同年6月，受到武汉市的邀请，国内40余位著名专家云集武汉，献言献策，共商武汉发展大计。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吴官正表示，武汉三镇将彻底打开大门，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将提供24万平方米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同时将加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为来汉投资的部门及海外客商提供法律保护。武汉市在国内大城市中，率先打开了紧闭30多年的城门。

当时，也有人出于不同的考虑，想法不尽一致。有人认为，作为工业基地，武汉不能从两通突破中求发展，要注意保护地方工业。武汉市委、市政府顶住各种压力，决心让武汉的企业走出去，见世面，经风雨，通过参与竞争，闯出一条新路。经过一段时期的阵痛，一个个行业，一家家企业实现了自我转换，重新焕发了青春。开创了 “长江水，武汉粮，重新占领三镇市场”的局面。汉派服装则以款式新、质量好、价格适中，脱颖而出，重返市场。1978年武汉市的工业总产值为70.98亿元，1985年则达到167亿元，7年翻了一番。

（二）全面推进阶段（1986—1991年）

1986年，第二汽车制造厂与法国雪铁龙公司在汉阳合资兴建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建设，武汉市初步形成以武钢为主的青山工业区，以武重为主的中北路工业区，以船用特机、锻压为主的武东工业区，以武锅为主的石牌岭工业区，以建材工业为主的白沙洲工业区，以化工为主的葛店、易家墩工业区，以武汉肉联厂为主的堤角工业区，以机电工业为主的关山工业区，以纺织机械为主的余家头工业区，以地方轻工、机械为主的七里庙、唐家墩工业区，以机械工业为主的鹦鹉洲工业区，计13个工业区。1991年，武汉市评选出10种汉货精品，分别授牌广为宣传，计有冰川牌羽绒服、永利牌燃气热水器、茂记皮鞋、奔驰牌皮衣、兰波希岛空调、中德12度特制啤酒、青龙牌美容香皂、大桥牌味精、长江7645音响和双虎牌聚酯油漆。可惜的是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看看，这批汉货精品大多已经离开了人们的视线，许多已不见了踪影。坦白地说，作为一个体量如此之大的工业中心城市，无论如何也要打造出一批属于自己的名牌产品。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注。比如武钢近年来积极实施精品名牌战略，全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冷轧硅钢片、高档汽车板和高性能工程结构钢的三大精品基地，“双高”产品比例达到82%，钢材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品种达到49个，多数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中法合资神龙汽车生产线

（三）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国家确定武汉为沿江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地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武汉市随之确立以开放为先导，用开放促改革的战略思路，坚持工业兴市的指导方针，着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建设现代制造业聚集区和高新技术发展区为目标，加快形成电子信息、汽车、钢铁、石化等销售过千亿的支柱产业，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整体提升工业竞争力重点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医药、新材料、光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实施一批重大工业项目，推进工业园区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实施精品名牌战略，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随着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武汉的改革升温、开放步伐加快。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武汉要向 “中部意识”“内陆意识”告别，一切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的事，都要解放思想，大胆去干。随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相继成立，招商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也是各级财政的支柱。武汉市提出，国营大中型企业要站在股份制改造的前列。1992年12月召开的武汉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下一阶段工作的中心环节，大力转换经营机制，对国有老企业进行综合改革：一是实行股份制改造一批，二是组建集团壮大一批，三是引进外资嫁接一批，四是开辟第三产业转产一批，五是租赁、拍卖转让一批。这 “五个一批”，大大推进了武汉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武汉工业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到1995年，武汉 “钢、车、机、新”四大支柱产业发展已初露头角。为了提升竞争力，2001年，武汉市决定投资100亿元，打造“五大产业基地”，即钢材制造及新材料产业、以轿车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工程及新医药产业和环保产业。伴随着一系列相关文件的落实，武钢、神龙、武烟、武石化、葛化为代表的重点企业，已成为武汉工业和整个经济的重要支撑。武汉基本形成了以汽车、冶金、机械、电力、化工、轻纺、建材为支柱的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四）高科技产业推动阶段（2003—2018年）

2000年后，进入新世纪的武汉，无论是经济体量或经济增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国家发展重点由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梯度推进，湖北武汉成为承接国际资本和沿海产业转移的前沿阵地。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加快，湖北武汉在区位、交通、科技、产业、生态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将进一步凸显。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湖北武汉的发展将开辟更加广阔的领域和空间。为了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打造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产业结构，筑牢城市发展基础，再铸武汉工业新的辉煌，近年来武汉市在各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尤其是启动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成效显著。2012年武汉工业总产值已突破万亿元。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88年，1991年被国务院批复为国家首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01年被国家计委、科技部批复同意建设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即 “武汉·中国光谷”，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东湖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了加快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从1999年6月起，位于武汉洪山区的光谷历经了六次扩容。22年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扩容近300平方千米，比最初增加了一倍多的面积。2008年开始，历经10年打造的光谷生物城，发展成为仅次于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国内排名第三的高科技工业园区。2018年实现生物产业总收入超过2000亿元。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武汉工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推动着武汉工业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加快前行。

武汉未来科技城

2020年金秋时节，刚刚取得疫情防控战役重大成果的武汉整装再出发。2020湖北高质量发展资本大会召开，诚邀天下豪杰投资武汉，深耕武汉。作为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今天的武汉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以及大量的科技和金融人才，必将成为各路资本进入内地市场的首选之地。随着国家战略聚焦和中央一揽子支持政策的落地，武汉加快发展的机遇之好前所未有，武汉工业化进程必将大大加快。

结语

工业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被认为是衡量其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也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内容。作为现代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主要标志，1870年代后，武汉城市经济150年来的发展演变，实则就是武汉工业化的历史过程。尽管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工业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内容，但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突飞猛进，一举成为世界工厂，成就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地位，但是要真正实现国家工业化，特别是完成新型工业化，还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说，具有百年历史的钢铁工业曾是武汉工业化现代化的引擎，那么面对当今国内外钢铁行业大分化、大重组，以及国内重点央企整合发展大潮，以武钢为代表的武汉钢铁工业正在加快第三次创业来迎接新一轮挑战。从内地走向沿海，走向世界的全球化战略，必将再造和提升武汉钢铁这一支柱产业率先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2010年，武钢以205亿美元销售收入首次入选《财富》杂志世界500强。2016年12月1日，武钢集团与宝钢集团联合重组的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采取上海、武汉双总部模式。其后又有马钢加入并重组太原钢铁公司，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入选国务院国资委 “科改示范企业”名单。可以预见，作为中国近代工业重要发祥地之一的武汉，凭借着良好的区位优势、深厚的工业底蕴和强大的科研创新实力，新型工业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武汉工业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