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柏权:文化遗产视域下的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黄柏权，男，现任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湖北省中青年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民族服饰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土家族经济文化协作会副秘书长，三峡学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湖北省宣传文化战线 “五个一批”人才、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高层次人才、湖北省政府津贴专家。2016年12月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评价中，列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民族学学科第三名。主要从事民族学、土家文化等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全国艺术科学基金、国家艺术科学基金、国家民委等项目29项，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民委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2项及其他省部级奖励9项，在《民族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近50篇。

一、工业遗产的概念与价值

（一）工业遗产的概念

1.提出与定义

工业遗产是一个全新的话题，最初由英国一些考古学家提出。1955年，考古学家米歇尔·里克斯（Michael Rix）在《Journal Amateur Historian》杂志上发表《工业考古学》一文，正式提出了 “工业考古学”的概念。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留下一些相关的工业遗迹，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大量遗迹被损毁，所以提出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1959年，英国考古协会（Council for British Archaeology）成立工业考古学研究委员会，并向英国政府提议建立起一套记录与保护早期工业遗存的政策框架。之后，法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国也开始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1978年，在瑞典召开的第三届国际工业纪念物大会上，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正式成立。1986年，著名工业遗产铁桥峡谷成为英国首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七个地点之一，也是英国第一个被列入此名录的工业遗址。

2003年7月，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大会通过《下塔吉尔宪章》，阐述了工业遗产的定义：工业活动所造建筑与结构、此类建筑与结构中所含工艺和工具以及这类建筑与结构所处城镇与景观、以及其所有的其他物质和非物质表现，都属于工业遗产的范畴。宪章指出，工业遗产包括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包括建筑和机械、厂房、生产作坊和工厂矿场以及加工提炼遗址、仓库货栈、生产、转换和使用的场所，交通运输及其基础设施以及用于住所、宗教崇拜或教育等和工业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中国文物局制定的《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导则》基本沿用了《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定义。

2.工业遗产的范畴

狭义的工业遗产具体包括作坊、车间、仓库、码头、管理办公用房以及界石等不可移动文物。提到界碑，在原汉阳钢铁厂遗址发现了一块；湖北大学博物馆里也存有一块洋务运动时期武昌造币局的界碑，非常珍贵，因为武昌造币局已不复存在。工业遗产还包括工具、器具、机械、设备、办公用具、生活用品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契约合同、商号商标、产品样品、手稿手札、招牌字号、票证簿册、照片拓片、图书资料、音像制品等涉及企业历史的记录档案。像湖北大学博物馆存有的一块1890年的青砖茶，是俄国商人在武汉加工的，非常珍贵。

近年来，有人提出工业遗产还应包括工业景观，即与工业遗产相关、周围的自然景观和人工建筑。比如武汉长江大桥，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属于工业遗产，它和两边的龟山、蛇山以及旁边的黄鹤楼、电视塔都属于工业遗产的景观。现在世界文化遗产里有一类就叫作景观遗产。

（二）工业遗产的价值

一般来说，工业遗产有历史价值、科技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为什么说工业遗产具有历史价值？因为工业遗产见证了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见证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和经济发展水平；见证了一个国家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程；见证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按国家文物局《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导则》，中国工业遗产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这正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开始。工业遗产是人类所创造并需要长久保存和广泛交流的文明成果，是人类文化遗产中与其他内容相比毫不逊色的组成部分。工业遗产是当今城市的文化符号，比如大智门火车站、汉口水塔、江汉关等建筑，都为武汉城市风貌增添了光彩，甚至成为城市历史的地标。忽视或者丢弃这一宝贵遗产，就抹去了城市一部分最重要的记忆，使城市出现一段历史空白。而更好地保护工业遗产，发掘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将使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更加充实。同时，这些深刻变革的物质证据对人们认识工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研究某类工业活动的起步和过程具有普遍的价值。

第二，工业遗产具有科技价值，见证了科学技术对工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工业遗产在生产基地的选址规划、建筑物和构造物的施工建设、机械设备的调试安装、生产工具的改进、工艺流程的设计和产品制造的更新等方面具有科技价值。保护好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突出价值的工业遗产，才能给后人留下相对完整的工业领域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提高对科技发展史的研究水平。而保护某种特定的制作工艺或具有开创意义的范例，则更具有特别的意义。

第三，工业遗产具有艺术价值，见证了工业景观所形成的无法替代的城市特色。认定和保存有多重价值和个性特点的工业遗产，对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维护城市历史风貌、改变 “千城一面”的城市面孔、保持生机勃勃的地方特色，具有特殊意义。比如，江汉路、江汉关、汉口水塔及其周围的建筑，尤其是西方式的建筑，还有苏联专家指导建设的青山红房子等等，保留了时代的建筑风格和技艺。工业遗产虽然不能像一般艺术作品一样进行观赏，但其特殊形象成为城市识别的鲜明标志，无时不在提醒人们城市曾经的辉煌和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城市居民留下更多的向往。一些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工业遗产的这一价值，走出了与满足社会文化需求相结合进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模式，如由武汉锅炉厂403车间遗址改造成的艺术区。

第四，工业遗产具有文化价值。其建筑、产品的设计、创意，甚至流水线等等，都受到人们价值观念、审美观念、思维习惯的熏染。工业遗产打下了时代的印记，不可移动、可移动的工业遗产都是时代留下的记忆，是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护工业遗产就是保持人类文化的传承，培植社会文化的根基，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是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

武汉锅炉厂改造成为艺术区

第五，工业遗产具有经济价值，见证了工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保留工业遗产的物质形态，既能为后世留下曾经承托经济发展、社会成就和工程科技的历史形象记录，也能为城市经济未来发展带来许多思考和启迪，更能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具体来说，可以将工业遗产开辟为文化创业园、工业遗址公园、手工艺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场所等。工业遗产经过合理开发转为文化旅游项目，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如湖北大冶铁矿等矿山公园，以汉阳铁厂为中心也形成一个文化创意区，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更知名的例子如北京的798艺术区，成为一个艺术家再创造的艺术园地，当然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价值。

汉阳造文化创意产业园

第六，工业遗产具有社会价值，见证了人类巨大变革时期社会的日常生活。工业活动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如 “三线精神”“攀枝花精神”，形成于三线建设时期，体现了艰苦创业的精神特质，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工业遗产记录了普通劳动群众难以忘怀的人生，成为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基础，是凝聚力量的纽带。工业遗产中蕴含着务实创新、兼容并蓄，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精益求精、诚实信用等工业生产中铸就的特有品质，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工业遗产中特别是涉及工人生活的一些场所，比如影剧院、培训学校、医院、职工宿舍等，反映了当时工人之间以及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平等、团结、和睦的生活状态，也是现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物质条件。

二、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

（一）中国工业遗产的保护进程

中国1985年12月12日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加入以后，就开始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2001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大庆第一口油井和中国第一个航天器研制基地两处工业文化遗产被列入名单。2006年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当中，又把钱塘江大桥、南通大生纱厂等9处近现代工业文化遗产列入。第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40多处近现代工业遗产列入。全国近现代工业遗产有将近60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8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征求《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导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就是要怎样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导则指出，工业遗产是指1840年中国近代工业产生以来，具有历史、科技、艺术、社会价值的近现代工业文化遗存，其具体保护对象和《下塔吉尔宪章》的界定是完全一致的。2016年，工信部发布了《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现在中国工业遗产事实上由几个部门管理，分别是国家文物局、工信部、国家科学技术协会，实际上是多头管理。比如武汉市的规划不由文物局、工信局编制，而由发改委和国土局编制，可能是为了解决城市扩张过程当中城市转型、工业搬迁、处置旧厂的问题。

2017年，工信部又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工业遗产认定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根据这个通知，2017年12月20日，工信部公布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11项，它不像国家文物局以农业时代的遗产为主，包括了近现代的工业遗产。工信部第一批工业遗产只有11项，武汉的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在保护之列。实际上汉阳铁厂老厂已经不存在，均为后来的汉阳钢厂和第一纱厂，那为什么保护它呢？因为它的旧址在这里，现在唯一留下的就是界碑。没有留下主要是因为抗日战争。日军快要侵占武汉的时候，汉阳兵工厂要迁走，兵工厂的主要设备迁至重庆、四川和贵州，迁不走的厂房和设备全部炸掉，因为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武汉的近代遗产为什么保留不多，与日本侵占武汉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不能把这些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留给日本，而且日本占领以后也破坏了许多。

2018年1月27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中国现在公布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部门有三个：国家文物局、工信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可能是其他遗产类型没有的。201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的第一批工业遗产名录有100处，湖北有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武汉长江大桥，这几项都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1月5日，工信部又公布第二批工业遗产42处。同年，工信部发布了《国家工业遗产暂行管理办法》。工信部就是按照暂行管理办法对工业遗产进行认定评级。

2019年4月12日，中国科协又公布第二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100项，湖北有京汉铁路、粤汉铁路、宜都茶厂列入。为什么宜都红茶厂能够列进去？是因为宜都茶厂当时生产的红茶主要是出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一吨红茶可以换十吨钢材，由于钢铁非常紧缺，还可以用红茶从苏联换回飞机。当时投资达几亿元，在宜都建立了一个红茶厂。2019年12月20日，工信部又公布第三批工业遗产49处，其中湖北的华新水泥厂旧址和湖北五一三三厂列入。

2020年4月1日，工信部启动第四批工业遗产的申报，12月27日正式公布，其中湖北有葛洲坝水利枢纽、二三四八蒲纺总厂、湖北省赵李桥茶厂几处。同年6月2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老工业城市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老工业城市的工业遗产怎么进行保护和利用。武汉市应该是部分属于老工业城市，比如青山区。国家所提到的老工业城市主要是指万山、六盘水、攀枝花以及辽宁的一些城市等。

（二）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是认识上的不足。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农业社会时代那些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存作为文化遗产悉心加以保护，而对于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保护则重视不够，特别是其中的工业遗产更少得到人们的认同和保护，其价值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实际上，祖辈、父辈甚至我们自己创造的，如过去农业学大寨时期的梯田、修建的水渠都是文化遗产。红旗渠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部分工农兵大学也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人们认为现在工厂的机器到处都是，不能算遗产，这是认识上出现了问题。

第二个是拆迁的危险。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化的逐步加快，老城区的历史街区、老街道面临拆除的风险，过去布局的工业也要向周边郊区搬迁，在工业遗产的拆与保、遗弃与利用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碰撞。尽管近年来一部分工业遗产开始被列入保护之列，但是受法律保护的工业遗产项目仅占应纳入保护内容中的很小一部分，大部分城市特别是一些传统工业城市，尚未将工业遗产保护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

第三个是房地产开发的威胁。这可能是最大的威胁。由于大量传统工业先后遭遇行业衰退和逆工业化过程，房地产开发随之跟进，为了有限的商业利益，不惜将一些经历战争磨难和文化浩劫而幸存下来的优秀工业遗产遗弃或拆毁。武汉市有些重要的工业遗产现被开发成小区，比如武重、江岸车辆厂、武锅，没有留下太多遗迹。

第四个是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压力。不断延续的工业活动迫使工业遗产与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开发应用和产品迅速地更新换代也使工业遗产更为脆弱，极易受到损害。因为新技术对传统工业的巨大冲击，技术、工艺流程不断改变，而传统的、老的设备迅速更替。而这些老设备本身就是工业遗产，但其淘汰很快，人们也未将其视为遗产。

（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成效

1.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主要方面

第一，普查摸底，现在全国都在做这件事。

第二，认定记录。调查以后，对工业遗产进行认定分级。比如武汉市目前纳入保护的是27个项目，按照规划，分为一级15项、二级6项、三级6项，其中还有60多项仅仅列出名录而未正式纳入保护。

第三，理论研究。因为工业遗产是一个新的概念，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研究，比如时间起始问题、保护级别认定问题等，保护所有的工业、工厂也不可能，那样会导致城市的发展受到阻碍。

第四，制定规划，武汉市已经制定了规划。

第五，真正纳入保护，采取保护措施。

第六，宣传推荐。今天的讲座实际上就是在推广、普及。

第七，切实加以保护。

2.中国工业遗产保护模式

第一，建立工业遗产博物馆。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示一些工艺生产过程，从中活化工业区的历史感和真实感，同时激发社会参与感和认同感。如上海江南造船（集团）公司利用老厂区装焊车间建设的江南造船博览馆。武汉也建有武钢博物馆、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江汉关博物馆等。

江南造船博物馆内景

第二，辟为艺术街区。如北京798艺术区，汉阳也建成一些艺术街区，青山也有此类计划，但在全国的影响还很小。

第三，辟为教育基地。即将工业遗产作为青少年、市民甚至公务员体验工业时代的精神、生活场景的教育基地。如浙江绍兴将国家级工业遗产绍兴鉴湖酒坊打造成青少年研学实践基地；福州将福州船政局厂房改造成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尾海战纪念馆、罗星塔公园、船政滨江公园、船政格致园、船政时空隧道、船政天后宫等组成，集中展现中国现代科技、高等教育、工业制造、海军建设、文化传播等成果和思想，船政遗址群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等。实际上甲午海战时，中国的军舰并不落后，包括福州船政局造的船并不落后，被日本打败是因为政治腐败，当然科技可能有一些差距。通过这些由工业遗产开辟的教育基地，可以使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受到教育。

第四，改造成休闲娱乐场所。在广东中山粤中造船厂旧址上改建而成的岐江公园堪称国内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的一个成功范例。武汉也在把工业遗产开辟成娱乐景区，把工业旧址改造成人们休闲和娱乐的场所。

第五，开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根据《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要求，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文化部确定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4年5月，文化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所涉湖北国家级名录项目有木雕（武汉木雕船模）、剪纸（孝感雕花剪纸）、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夏氏丹药制作技艺）、漆器髹饰技艺（楚式漆器髹饰技艺）、挑花（黄梅挑花）。如青砖茶、酿酒技艺、热干面制作技艺、汉绣技艺等也可以作为传承对象，可以将一些废弃的工业场所改建为传承基地，让人们去体验、感受这些非遗遗产。

第六，建立专门的、综合性的工业旅游基地。

三、武汉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

（一）武汉工业发展历程

武汉工业的发展，大致分成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晚清时期

晚清时期，武汉工业按资本性质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为外资工业、官办工业、民营工业。清末是武汉近代工业的开创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861年汉口开埠开始，一直到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主政湖北，这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武汉近代工业的奠基时期，张之洞于1889年开始主政湖北，推行湖北新政，建立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

1858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1861年汉口开埠。汉口对外开放后，外商逐步进入，在汉口陆续投资兴建起一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武汉很快地发展起来。

汉口最早的近代加工工业，是1873年前后俄国商人在汉口租界滨江地段开办的顺丰砖茶厂，是武汉地区最早使用机器动力的新式工业。该厂使用蒸汽机、锅炉，内有各种制茶机械设备，雇工800—900人，是当时汉口规模最大的外资企业。该厂同时在福州、九江等地开设分厂，生产量和贸易量都十分可观。顺丰茶厂在汉口以湖北、湖南所产茶叶为原料，加工生产成为红砖茶、绿砖茶以及用茶叶碎末压制的小京砖茶，主要运往俄罗斯、欧洲销售。

继顺丰茶厂之后，俄国商人又在汉口创办了新泰、阜昌、柏昌三家砖茶厂，巴公房子就是阜昌老板巴洛夫两兄弟留下的。截至1893年8月，俄国茶商在汉口创办的砖茶厂共计有4家，平均每年生产加工各种茶约40万担，绝大部分销往俄国。湖北大学保存的那块砖茶就是新泰1890年生产的，非常珍贵。为什么会有万里茶道？就是因为大量的茶叶从汉口运出，然后沿汉水到襄阳，再到社旗，跨过黄河、太行山，历经祁县、张家口、库伦、恰克图，运抵欧洲。俄商之后，英国商人也在汉口建立了机器制茶厂。

汉口英商和记蛋厂

除制茶行业外，外国人在汉口还创办多种工业企业。英国商人在汉口兴办了机器制革厂，汉口皮革出口量暴增。外商利用湖南、河南的鸡蛋、鸭蛋建立6个蛋粉厂，其中以英商和记蛋厂规模最大。英美两国商人合资兴建英美烟公司，日产香烟1000万只，是当时汉口最大的外资企业。除此之外，外国商人还在汉口投资创办制冰厂、面粉加工厂、榨油厂、酿酒厂、汽水厂、食品厂、灯泡厂等。汉口水塔和两个汽水厂遗址就是那时修建的。到辛亥革命前夕，外国商人在汉口建立外资企业70多家，有的资料说有123家，其中除了原料和食品加工厂外，还有一部分是器械维修等生产性服务业。

除外资企业外，第二种就是官办工业。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建立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如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皮革厂等重工业和轻工业企业，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的基础。这样看来，一个地方的发展与 “一把手”的领导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张之洞在湖北推介新政，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工业不一定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而得以处于当时全国第二位。

汉阳铁厂于1893年10月建成，1894年5月正式投入生产，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还要早7年，汉阳铁厂是当时的钢铁托拉斯。1908年3月，经清政府批准，汉阳铁厂与湖北大冶铁矿、江西萍乡煤矿合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武汉的钢铁工业遗产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奠定了基础。

汉阳兵工厂前称为湖北枪炮厂、湖北兵工厂。1895年时，生产能力很强。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造仍在使用，兵工厂的设备最后运到大西南继续生产武器，抗击日本的侵略。汉阳兵工厂在中国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湖北兵工厂

张之洞不仅大力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也发展民用工业，在武昌兴办机器纺织业。先后建了布、纱、丝、麻四局。其中，湖北织布局1893年初建成投产，纺纱局北厂1897年建成投产，筹建纺纱局的同时又于1896年建成湖北缫丝官局。

1893年，湖北当局援引广东成案，在武昌设立湖北银元局，仿造银元。1902年9月，湖北当局在原铜钱局的基础上建立铜币局，铸造铜圆。1905年，铜币局日产铜币最多可达400万枚。1910年，湖北银元局和湖北铜币局合并，改称武昌造币局，职工最多时达1200人，说明其生产规模很大、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市场上需要大量银元和铜钱（主要是银圆）。

除上述大型企业外，武汉地区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新式的制造业，规模与影响较大的还有建在武昌的白沙洲造纸厂、南湖制革厂、下新河毡呢厂、兰陵街湖北模范工厂，建在汉阳赫山的湖北针钉厂、湖北官砖厂，建在汉口的机器焙茶厂、谌家矶造纸厂等等。根据相关研究，清末20年间，在张之洞主持下，武汉地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新式工业估计有20多家。

除官办企业外，还有民营企业，比如周恒顺机器厂。辛亥革命之前，武汉地区有120多家民营企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外资企业、官办企业和民营企业。

2.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成立后，封建帝制被推翻，压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封建专制桎梏被打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相互厮杀，无暇东顾，相对减弱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及资本输出；加之国内反帝爱国运动、抵制洋货运动的不断兴起，实业救国思潮的日益广泛传播，武汉出现投资设厂高潮，民族工业得到较大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武汉已有民营工业企业包括较大的手工作坊约600家。

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武汉民营工业拥有万元资金以上的厂有52家，其中第一纱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谌家矶六河沟扬子铁厂等4家100万元以上的工厂都创建于这个时期。

20年代后期，武汉工业几经起伏。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因武汉劳资冲突激烈、受到外部经济封锁，工厂大量倒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战乱未停，武汉经济发展停滞，工业生产直到1929年才略有转机。不料，1931年武汉大水及世界经济危机使武汉工业发展又遭挫折。

1935年后，由于中国抗战、抵制日货形势的发展和湖北农业丰收的影响，武汉工业发展迎来一个比较好的恢复期。

如1935年后，武汉的纺织业生产出现复苏景象。据统计，1937年，武汉纱锭数量达到297192枚，织布机6825台，仅武汉地区就有印染厂50多家、毛巾厂24家。纺织产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周恒顺机器厂制造的中国第一台卷扬机

武汉机械工业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约有工作母机3340台，且造船业发展很快，机器厂也有一定发展。其中，周恒顺机器厂1937年产值达100多万元，是全国产品最精良的9家民营机器厂之一。

粮油加工业也得到复苏并很快发展。1936年，武汉地区碾米企业增加到176家，总资本达到66.7万元。武汉再度成为全国面粉工业中心，产量居全国第四位。榨油行业1936年已达12家，武汉成为国内植物油工业中心，华南地区的豆饼需用量一半由武汉供应。

轻工业在这个时期也得到很快的复苏。1937年上半年，武汉有大小印刷厂270多家、职工10000多人，这说明武汉经济文化比较繁荣，否则难以支撑270多家印刷厂。卷烟行业发展也比较快，除英美烟公司外有6家卷烟厂，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卷烟产地。食品饮料业厂家比较多，达77家。日用化工企业次之，也达56家。制漆业、电池业、制革业也有一定发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1938年10月，日寇侵占武汉。武汉大量的工业企业西迁。西迁的主要方向是沿长江转运到宜昌。在宜昌九码头一带，沿江十多千米都是从武汉、全国各地运来的物资和人员，民生公司用了42天才抢运完毕。日寇侵占武汉以后，武汉工业就处于衰退期，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武汉工业都没有得到复苏。

3.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方向，武汉工业迎来发展的春天。从1949年5月至1952年底，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并为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创造条件。经过三年努力，终于恢复了濒于崩溃边缘的工业。1952年武汉工业总产值达 4.32亿元，较 1949年增长118.5%。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156个重大项目中，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青山热电厂和武汉长江大桥等7个项目落户武汉。这些重大项目就是所谓的 “武”字头工业企业以及青山热电厂，它们奠定了武汉当代工业的发展基础。

武汉市从1958年开始的工业 “大跃进”，因违背科学规律盲目蛮干而付出了惨重代价，但由于动员了空前的人力、物力进行建设，也留下一批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1961年后武汉又进行为期五年的经济调整，经济建设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为把武汉建成以钢铁、机械、纺织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重点工业建设项目中，武钢到1960年基本形成年产钢、铁各150万吨的生产能力；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710厂、武昌车辆厂、武汉电讯电源厂等8个企业按计划建成；武汉船用机械厂、江岸车辆厂、湖北建筑机械厂、武汉抗菌素厂等8个厂也基本建成；到1956年，青山船厂、葛店化工厂、国棉二厂等6个厂也基本上建成。

到 “二五”期间，武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7.4亿元，比 “一五”时期增长124.6%。许多工业行业从无到有，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钢铁、发电、水泥、汽轮发电机、工业泵、烧碱、化学农药、合成氨、抗菌素等产品产量成十倍、百倍地增长。

到经济调整后期，武汉市除了在旧城区和交通廊道改建和扩建原有的工业区外，还在近郊开辟青山、中北路、石牌岭、关山、葛店、余家头、易家墩、唐家墩、七里庙和鹦鹉洲等工业区（当时的工业区规划就具有类似功能分区的性质）。当时在全国25个大中城市中，武汉工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居于第四位。其中，冶金工业居第三位，纺织工业居前五位，机床拥有量也居前五位，武汉成为全国六大工业基地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区域差别以及市场的变化，武汉工业发展就慢慢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到1991年，武汉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19个副省级城市中排名已下降到第十一位，工业增长速度和发达地区相差20多个百分点。2002年，武汉市委、市政府经过调研，提出武汉要大力发展制造业，拉动就业，推动一、三产业的发展。2011年武汉市又提出工业倍增计划，并纳入武汉市“十二五”规划。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实践，工业倍增计划取得显著效果。2011至2013年，累计完成工业投资5161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从7000亿元到突破万亿元大关。到2014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3万亿元，而且实现了连续三年的工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40%以上。工业倍增直接带来武汉新城区的崛起。武汉工业的发展势头很好，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

从1861年汉口开埠到张之洞主政湖北、推行新政兴办工业，再到近代工业取得发展，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发展，武汉工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武汉在近代以来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其工业在全国都是处于领先地位，也相应留下大量的工业遗产，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武汉也要实现武汉的复兴、振兴。学习这样一些历史，不仅是提升自己，还要培养自信。

（二）武汉工业遗产现状及其特征

1.武汉工业遗产的分类及其现状

武汉工业遗产分布图

武汉工业遗产经过调查认定，按照保护利用规划，共90多项。其中定级的有27项，一级是15项，二级是6项，三级也是6项。其中有4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项列入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3项列入武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仍有大量的工业遗产没有列入保护单位，但已被整理了出来，这90多项只是武汉市工业遗产整体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这些工业遗产的类别大概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各类工业企业建筑、机械设备、工具等。比如邦可面包房、和利汽水厂、赞育汽水厂、平和打包厂、汉阳兵工厂等工业企业遗址，这些也都列入保护单位，尤其邦可面包房现在是国家重点保护单位。近代武汉工业遗存多集中在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技术含量不高、成本小的轻工业类行业。

第二，交通设施。武汉素有 “九省通衢”之称，水陆空交通发达，这些交通设施也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通设施中，其一为铁路，包括沟通南北的京汉、粤汉铁路等大通道以及工厂内部、市区内部的铁道，比如早年湖北大学旁边就有一条铁路，连接车辆厂和重型机床厂；其二为长江大桥、南湖机场旧址等。

第三，码头船坞。因为汉江和长江在武汉交汇，水路运输发达，促进了武汉港口码头的建设。武汉在近代被称为 “东方茶港”，工业发展长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由此遗留下一批码头船坞遗址遗迹及相关资料。但非常可惜的是，就当前保护状况来看，96处已列入的工业遗产当中，仅有汉阳铁厂矿砂码头一处，且只有一块碑，其他码头现在或消失，或没有受到保护。因为防洪的缘故，已修建有那么宽、那么高大的堤防，长江、汉江边的许多码头已经消失了，非常可惜。当初修防洪堤时，应该有意识保留一些旧码头。

第四，仓储物流及其设施，即工商业发展所需的仓库、货物转运站等。武汉有非常多的仓库，但遗憾的是，很多已经废弃或遭破坏甚至成为废墟。比如说，丹水池的仓储物流集中片区遗址现存状况就十分糟糕，仓储旧址大部分都被拆除甚至无迹可寻，至今仍然留存的一条20世纪80—90年代修筑的藏春运输铁轨裸露在人行道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第五，工人生活的各类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武汉三镇有工厂260多家，职工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有6家，但均不为工人提供住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 “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城市建设方针指引下，从1952年开始，武汉市开始筹建国营大厂的工人住宅，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修建了一批极具苏联特色的工人住区，留下许多为工人生活服务的住宅、学校、影剧院、澡堂、图书馆等设施。其中像青山的红房子、武汉车辆厂老宿舍区等，非常有名。但可惜的是，更多的工人生活区及各类设施均由于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发展规划而面临拆除的危险。

第六，文化教育机构，即为工业企业建立的培训机构、学校、图书馆等设施。包括近代官办教育机构和私营学徒培训机构，建国后的夜校和职工培训学校，普通中专、职工中专、职工大学等，如“七二一”工人大学。武汉此类遗产现状很差，许多工业企业相关文化教育机构由于多种原因而不复存在，甚至连历史记载仅有寥寥数语，现存相关资料主要是档案、照片。

第七，工业企业的相关档案资料。随着武汉工业发展的不断完善，工业企业的相关档案资料以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如大型工业企业的专门档案馆，省市区工业志和行业志等。加上近年来武汉市街道志编纂的小高潮，一些工业企业的相关资料被挖掘和整理，形成较为完善且覆盖面较广的文字资料，甚至包括一些珍贵的照片。这些档案资料将是今后认识研究武汉工业发展的重要资料。但由于武汉工业庞大的体量，更多工业企业的相关档案资料还未被发掘整理，甚至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武汉市志·工业志》书影

第八，工业生产技艺和技术，这些也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遗产可能通过设计图纸保存，可能通过文字描述保存，也可能借助保留下来的设备、流水线才能被看到。而现在并不清楚武汉到底留下多少工业遗产的生产流水线，没有去做专门调查。像宜都红茶厂和五峰茶厂，就把生产流水线、车间保留了下来，这就很好。生产技艺和技术的资料，由于行业生产资料的保密性，一般不容易取得。但近年来由于相关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遗产研究的发展，部分资料被学者整理成为研究成果。但由于部分工业遗存资料的流失，相关生产技术也随之失传。

第九，传说和口述史，即企业发展过程中相关的人和事。武汉工业发展历史悠久，与之相关的经历者、见证者、传奇人物极为丰富。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有晚清名臣张之洞、“地皮大王”刘歆生、民国实业家李国伟等人的故事及传说。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些企业建设的组织者、工程师、老工人等的口述史迫切需要抢救。

第十，工业企业品牌和老字号等。在武汉工业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品牌、老字号，现已出版两本关于武汉老字号的书，一本是周德钧的《老武汉丛书：武汉老字号》，一本是王琼辉的《武汉老字号故事》。武汉老字号很多，如汪玉霞、苏恒泰、叶开泰、邹协和、马应龙、谦祥益、曹祥泰、显真楼、周恒顺、四季美、蔡林记等。还有一些重要企业的品牌，如武钢、武重、武锅都是著名品牌。

2.武汉工业遗产的特征

第一，历史悠久。从武汉1861年开埠以来到现在，将近两百年间留下非常多的工业遗产，且未发生断层。它们见证了武汉工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第二，类型丰富。从产业上说，武汉工业遗产几乎涉及所有产业，尤以交通运输业、机械制造业、食品工业等为主。武汉工业遗产中也涉及纺织工业、化学工业等。虽然武汉没有大矿，但是汉冶萍有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从资本性质上说，也是类型多样，外资、民营、官办、官商合办等都有。

第三，分布相对集中。早期外国人办厂集中在汉口江滩租界一带，比较集中。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推行新政，兴办的工业企业也比较集中，重工业主要在汉阳，轻工业主要在武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武汉的工业主要沿长江、汉水、铁路和公路干线分布，工业遗产比较集中。

第四，存量有限。目前暂时列出的工业遗产仅有96处，对比武汉工业发展史，工业企业数量如此庞大，遗存量却如此稀少。特别是早期工业企业保留下的遗产，现在更加有限。比如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现在已经消失，之后的钢厂和纺纱厂又覆盖了原址，这样工业遗产就具有了叠加性或层累性的特征。

第五，非遗项目稀缺。2017年武汉市发布的《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名录》中列有96处工业遗产，且基本属于遗址遗迹类，其他类别如生产工具、生产资料、档案资料、故事传说等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非遗类工业遗产的存量更是稀缺。

第六，钢铁工业遗产具有代表性。从清末的汉阳铁厂到建国后的武钢，都以自身超强的钢铁生产能力滋养着武汉一大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虽然武钢的生产能力不复，甚至如汉阳铁厂停摆，它们所遗存的工业遗产仍然在当今社会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相比于其他工业遗产，钢铁遗产较易保留，更能具有代表性。

（三）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成效

武汉市工业遗产历史悠久，存量丰富。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对工业遗产有了一定的认知。在政府、学术界、民间志愿者的共同推动下，武汉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第一，对全市的工业遗产进行了大致摸底。仍有很多工业企业没有调查清楚。2017年，通过调查，发现1860—1990年间活跃在武汉的工业企业有371家，有实物可寻的工业遗存仅95处。能够拟定一个保护利用规划，也是因为有对工业遗产摸底的基础，对工业遗产的存量、种类、分布、现状有大致的了解。

第二，初步形成了工业遗产保护意识。2008年，建设部组织了一次中国和英国可持续城市合作项目研究，武汉市作为老工业基地成为合作项目参与城市之一，并形成了《中英可持续发展城市对话——中国武汉个案研究》报告。这样就开始对武汉工业遗产有了全新的认识。2009年，“湖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业遗产专项调查启动仪式”在武汉大学举行，专门委托武汉大学对湖北工业遗产，重点是对武汉工业遗产进行了调查摸底。2010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在武汉召开 “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专题研讨会”，形成《关于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武汉建议》，对促进武汉工业遗产的保护具有非常好的作用。2010年11月，科技部和建设部联合开展 “典型城市工业遗产保护与科普开发”课题研究，武汉作为典型工业城市入选其中。2013年，中国第四届工业建筑遗产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主题是工业遗产的田野调查和价值评价，对武汉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后，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的老师和学生开始调查研究武汉工业遗产，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一些共识。当然媒体也做了很多报道，如《长江日报》做了很多关于武汉工业遗产的报道，起了非常大的宣传推介作用。

第三，部分工业遗产纳入保护规划。1999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城乡建设特别是旧城改造过程中，一定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这里面就涉及工业文化遗产。《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提出要挖掘反映武汉近现代工业发展历史的工业厂房、街区，将其作为近现代工业遗产纳入保护范围。1999年，武汉市编制的《武汉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包括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的内容。2012年，《武汉市历史文化与风貌街区体系规划》提出将工业文脉作为城市历史演变及空间文化脉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青山红房子、武钢、武船等5片承载工业文脉的历史街区，并制定了相关控制细则。2012年，武汉市国土规划局组织编制《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规划》，次年2月通过政府审议，5月3日批准实施。《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的形成，经历从1999年《关于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到2013年5月3日 “规划”通过的艰难过程。

第四，初步建立工业遗产名录保护制度。通过调查研究和评估，根据《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在主城区的371个历史工业企业中，95处工业遗产列入 “武汉市工业遗存名录”，其中有27项分别列为一、二、三级。这样就为重点有序地保护工业遗产提供了依据。

第五，形成了一批初步研究成果。除皮明庥、涂文学、刘庆平等研究武汉城市历史的著作外，还有关于武汉工业遗产的综合性读物，包括张笃勤等人的《武汉工业遗产》、彭小华等人的《品读武汉工业遗产》。查询知网关于武汉工业遗产的学术论文，其中期刊论文大概有78篇（其中可能有重复计算），学位论文有23篇，其中有2篇博士论文，报纸文章有2篇（实际上绝对不止此数）。这些研究成果为武汉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品读武汉工业遗产》书影

第六，活化利用初见成效。工业遗产保护非常强调活化利用。武汉市主要做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工业遗产空间转换成现代住宅空间。在工业厂区得不到整体保护的时候，武汉市许多废弃工厂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但其中留下一些标志性的工业文物。这是非常科学的行为，留下一些厂房、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机械设备放在小区里，既美化了住宅空间，又保护了遗产。其二，工业遗产空间转为工业博物馆空间。比如汉阳铁厂，现在青山区也在开展类似工作，未来武汉在这方面还可以做更多。其三，工业遗产空间向文化创意园空间转化。因为受到北京798艺术区的影响，武汉也做了这样的工作，把遗产空间转化成了文化创意空间。

第七，工业遗产的保护受到一定的社会关注。武汉工业遗产自21世纪以来就受到由上到下的重视（当然也有少数民间志愿者，他们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2012年武汉市 “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员会提交的一份关于保护武汉市工业遗产的集体提案提出，武汉市历史街区共有22片，工业遗产区共有8片，在被纳入保护规划的7个历史风貌区中，花楼街、京汉大道南片已经被夷为平地，汉正街正在整体拆迁，青山红房子也大量拆除，具有浓郁历史氛围的街区正在缩减。他们发现，历史街区多处于闹市区，乱搭乱建现象相当严重，对优秀历史建筑造成威胁，而且历史街区人口密集，道路狭窄，建筑立面凌乱，公共配套设施老化，留下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他们提出一定要高度重视工业遗产的保护和整体修复。武汉的一些志愿者也做了许许多多调查，发出了许许多多的呼吁，他们还联系一些老厂的厂长、工程师及其子女到原来的企业回访、参观。通过全社会的努力，武汉市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进行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四）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存在的问题

第一，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差距。也就是整个社会对工业遗产的价值还没有清晰认识。人们往往认为某个工厂就是前几十年建的，现在要建新房，这个工厂已没什么价值。认为这些工业遗存离我们太近，没有价值。废弃工厂的高炉、生产工具等设备也是这样，因为现在工业已不需要，遂当做破铜烂铁处理。比如江岸车辆厂的机车，计54吨重，2000多马力，非常庞大，当时厂里领导非常纠结，但最后还是作为废品卖掉。购买机器的人找了一批工人切割、搬运，最后还亏了本。非常可惜，如果这个东西保留下来，放在东湖绿道、江滩或者沙湖公园等地方，是不是非常漂亮？日本很多景区里放置一些蒸汽机车或机车头，并用一块牌子介绍机车的生产年代、厂家等。工厂虽不存在，但生产的机车还在，这段历史就还能被记住。

第二，家底不完全清楚。全市371处历史工业企业，其中有一些非常小的厂很有特色。但可能只关注到大型厂矿、国营厂矿，而具有唯一性的一些小的厂矿却被忽视。有些厂现在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些方志、街道志里存有一点记载，也没有更详细、完整的记录。无论是市工信局还是市文物局，没人知道武汉市工业遗产到底有多少。

第三，未能纳入法制轨道。虽然有了保护规划，但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有的城市已经有了工业遗产保护的单行条例，武汉的法治化保护利用还很欠缺。

第四，破坏性开发仍然存在。特别是房地产开发，对工业遗产的破坏非常大。所以要呼吁开发商，在开发一块工业遗产地前，牺牲一点经济利益，留下一点工业遗产如建筑或设备，将它们放在小区空旷的地方，这样可以点缀小区空间、提高小区品位，是非常好的事情。

第五，可移动文物散失十分严重。武汉市注重保护不可移动的工业遗产，如厂房、机车、工厂里其他不可移动的东西等。而可移动的文物，包括界碑、资料、票号、合同等散失严重。工厂拆迁后，有些档案资料被交给档案部门，有些被私人收藏，有些则被当做废纸卖掉。湖北大学博物馆里除前述的武昌造币局外界碑，还收藏有一块阜新茶厂1890年生产的茶砖。像这样遗失的可移动文物，估计有很多，很多收藏家手里面可能有收藏。比如华中师范大学一个叫陈勇的老师，收藏了很多武汉的老照片、老图片。

第六，活化利用形式比较单一。武汉市活化利用形式主要有工业博物馆和文化创意空间等几种。实际上还有很多可以实现的形式，比如在东湖绿道、沙湖公园、园博园等空间里，有计划地移植一些工业遗产，这样既保护了工业遗产，也美化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充实了休闲景区的文化内涵。

第七，非遗遗产重视不够。即工业企业的档案、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口述史等，已经做的工作非常少，这要引起高度重视。

第八，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与人民生活结合得不够。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最好能够融入市民的生活中去。可以编纂一些通俗的读物，让工业遗产进课堂、进社区、进公务员队伍。

（五）武汉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挖掘抢救，继续摸清家底。挖掘原来还没有认识到、甚至有可能被覆盖或掩埋的文物，挖掘遗失的资料和可移动文物。一些废弃厂区和设备可能已经卖给了开发商，但还没开发，可以抢救出一部分。摸清家底的调查工作还要继续。我目前在组织一些老师和学生，计划在原有调查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调查，真正把武汉工业遗产的家底摸清。他们原来做的主要是工业遗产的建筑空间，下一步调查应该是全方位的，包括测量、文字记录、口述史、档案资料等，把主要的工业企业搞清楚，能够抢救多少就抢救多少。

第二，继续加强调查研究，为保护利用提供理论依据。关于武汉工业遗产的研究虽然有几十篇文章和几本书，但远远不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计划编纂做一套关于武汉市工业遗产的丛书，按照一个大型企业做一本或者一个类别做一本，最后会形成几十本书。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些理论成果，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依据。

第三，推进立法工作，出台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办法或者条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没有法律保护，人们就可能随意去做，特别是开发商会随意利用工业遗产上的土地和设施。

第四，提炼武汉工业精神，推动疫后工业振兴。比如攀枝花有攀枝花精神，当然武汉也有武汉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提炼出武汉工业精神，比如勇于开拓或者克难攻坚等，为英雄的武汉疫后工业振兴提供精神动力。经历这次新冠疫情后，武汉人民更加自信，这种武汉精神应该在全国甚至国际上都产生影响。我们把抗疫精神和武汉工业精神结合起来，为武汉未来的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五，探索多种形式的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模式。除原有几种方式外，可以把一些要拆掉的可移动设备、机车或标志性建筑放在武汉的休闲空间：江滩、东湖绿道、沙湖公园、园博园以及未来要建的大健康示范基地；在一些标志性工业社区，可以把工业遗产的符号、遗存文物活用起来。

第六，推进工业遗产进学校、进社区、进机关。可以编纂一本通俗、图文并茂的武汉工业遗产读本，让学生作为相关教材使用；可以组织一些老师、志愿者到学校、社区宣讲；还可以做一些画册宣传武汉工业遗产以及保护它的重要性；要进机关，让公务员们都知道武汉工业遗产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七，多形式宣传工业遗产价值，提高社会公众的认识。这是所有媒体都可以做的事情。实际上《长江日报》和市方志办正在做的，也是宣传工业遗产的重要方式。

第八，建立武汉工业遗产数据库。计划通过调查摸底、全面抢救、记录、收集、整理，形成一个武汉工业遗产数据库。数据库一方面可以为武汉城市空间规划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未来的研究、教学、开发利用提供基础性资料。

第九，建立一座综合性的武汉工业遗产博物馆。武汉市现有的工业遗产博物馆都是专题性的，比如武钢的工业博物馆、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等，不能代表整个武汉工业遗产的发展脉络。如果建立一座武汉市工业遗产博物馆，从顺丰茶厂建立开始到2000年以后，武汉工业遗产的整体发展脉络就能通过一个博物馆展示出来。综合性的工业遗产博物馆可以作为市民和游客甚至国外政要了解武汉工业发展历程窗口，以及宣传大武汉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