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天向:武汉市革命、建设、改革70年历程回顾

涂天向，1958年7月生，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人。1983年7月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政治教育系。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参与主编《中共武汉地方党史改革开放新时期专题资料选编》、《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一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概述》、《武汉改革开放实录》（第一辑）等党史文献，发表多篇党史论文。

从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到现在已经70周年。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49年5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78年12月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三个时期从2012年10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里主要介绍前面两个部分的重要事情。

第一个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一、武汉市成为中央直辖市

武汉为华中重镇，九省通衢，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地位都很重要。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后，中共中央对武汉这个大城市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在1949年5月12日武汉尚未解放，党中央就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中原局，设立中共中央华中局，以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罗荣桓当时在北京筹建总政治部，所以基本上没来武汉，林彪主要是指挥消灭白崇禧集团和解放海南岛，所以华中局具体负责实际工作的是邓子恢。随后成立了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谭政，副主任陶铸；军事管制委员会主要是接收了国民党在武汉的党、政、军以及官僚资本，军事管制委员会结束时间大概是1949年8月份。另外还成立武汉市委、市政府，市委书记张平化，市长吴德峰；还有湖北省委、省政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武汉市当时的领导机构是非常多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统一和贯彻执行，在国家行政层次上实行大行政区制度，即在中央和省之间设立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五个大行政区。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华中局改为中南局，林彪任第一书记。1950年2月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林彪任主席，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随之撤销。武汉市为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是中南大行政区辖市。中南军政委员会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南地区最高政权机关，管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二市。1953年3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武汉市改称为中央直辖市。1954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撤销武汉等直辖市，武汉市改为湖北省政府管辖。1954年6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就决定武汉市划归湖北省管辖。这次会议上王任重讲话说：“武汉市虽然划归湖北省管辖，但武汉市的级别不变，武汉市干部的待遇不变。”

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庆祝彩门之一

二、高校院系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南区高校的设置重复混乱，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的指示，中南区（包括现在的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省）院系的调整，简单来讲就是归类，比如把农业类的组成一块，组建成立华中农学院，把师范类的组建成立华中师范学院，把体育类的组建成立武汉体育学院（当时设于南昌，叫中南体育学院，1955年迁至武汉，1956年更名为武汉体育学院）。从1952年至1953年，中南区对有关高校和院系进行调整、合并重组，先后建立华中农学院、华中工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中南音乐专科学校、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中南体育学院、华中师范学院，连同武汉大学等高校，武汉市共有11所高等院校。武汉作为华中地区的科教中心从这次高校院系调整中基本确定，使武汉成为我国重要的科技教育基地、华中地区科教中心。

三、党员干部理论学习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清匪反霸、土地改革、 “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改造、司法改革、工业化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任务艰巨。当时，武汉市干部的来源大致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南下干部，第二部分是原来在武汉市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员，第三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提拔的党员干部，第四部分是国民党留用人员。这四部分人员中，老干部经验丰富，但是理论水平不足；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理论文化知识水平可以，但是革命斗争经验不足；至于国民党的留用人员，还要进行思想改造。当时，武汉市的党员干部队伍还不能完全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多数老干部从战争转到经济建设，从农村来到城市，熟悉武装斗争和农村工作，却不熟悉经济工作和城市管理，无论是经济建设理论还是经验，都严重不足；许多新参加工作的工人干部，理论文化水平明显偏低；而新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缺乏革命实践经验。总的讲，都需要加强学习。

在这种情况下，市委根据中央精神，决定对在职党员干部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9年7月20日开始，市委宣传部发出《关于目前在职干部学习的通知》，市委成立总学委会和学习会，加强领导。这就是建国初期武汉市大规模的干部理论文化学习。开始分甲乙丙丁4个组，甲组为高级干部，乙组是中级干部；1952年分别编为高级组、中级组和初级组。高级组是市委委员，区局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中级组是市级干部，初级组是一般干部。高级组有100多人，中级组1900多人，初级组15000多人，另外创办了16所业余政治学校，6800多人参加。到1956年统计，全市参加理论学习人数57000余人，其中高级组454人，中级组11600余人，初级组44900余人，许多民主人士和非党员干部也参加了学习。

理论教学多是兼职。中南局组建讲师团，大多是武汉地区各机关负责人和高校教授；武汉市委也成立讲师团，由市委书记、各有关部部长及其他负责人担任讲师。中南局、湖北省和武汉市主要领导，包括邓子恢、陶铸、李先念、李雪峰、张平化、吴德峰、王任重、钱瑛等，都亲自讲课。中南局和武汉市还培养了许多理论骨干，成为兼职理论教员。到1953年2月，兼职理论教员457人；到1954年夏，市委讲师团发展到169人。

高级组主要是学哲学、毛泽东的两论、政治经济学和《联共（布）党史》等；中级组主要学有关经济建设理论和《联共（布）党史》；初级组主要学一般常识，如《政治常识读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社会发展简史》等。无论是高级组还是初级组，中央文件是必须学习的。学校也不断增加。到1955年，业余政治学校共122所，还创办马列主义夜校13所。学习时间业余为主，夜晚、星期天。每天早上6时半至7时半，为 “天天学”时间，雷打不动；到了晚上，市政府小礼堂挤满了学习的干部；星期日，大多数干部放弃休息，或读书，或买书，或写读书笔记。后来有老干部回忆说，理论学习 “犹如长江洪峰，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一浪，此波未平，一波又起。”

整个学习持续到1957年，其实以后也还在学习，我后来采访过著名技术革新能手马学礼，马学礼是全国著名的 “发明大王”，他在学毛泽东哲学著作，搞技术革新运动，我就问他，你用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指导你搞技术革新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毛泽东思想从方法论上来指导技术革新。说明学习毛泽东著作还是非常有益处的。

四、武汉第一次计划单列

1954年，武汉市改属湖北省领导后，由于历史原因，还有一些特殊政治地位。一是湖北省发文，一般是 “武汉市，黄石市，各地市”；二是仍称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而不是后来的 “市委办公室、市革委会办公室”；三是至 “文化大革命”前，武汉市委有2至3名领导进入省委常委；四是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省委、省政府召开会议，武汉市一些部委办局 “一把手”也参加会议；五是武汉市实行第一次计划单列。

1955年，中央对武汉市实行第一次计划单列。武汉市计划仍在国家计划中统筹安排，综合平衡，国家在计划表上将武汉市的计划单列；武汉市继续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和订货会议，国家在安排计划时先分别确定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计划指标，然后再把武汉市计划纳入湖北省计划中。1958年，中央决定搞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毛泽东提出搞几个协作区，其中包括华中协作区，武汉市计划单列被取消。

五、武汉市工业化建设与 “一五”计划的完成

武汉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中央和毛泽东对武汉市还是寄予厚望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对武汉市投资比较大。整个 “一五”时期，国家对武汉市的投资是15个亿，其中工业投资5.41亿元。国家在武汉市有7个重点项目：武钢、武重、武锅、武船、肉联、青山热电厂、长江大桥等。这些重点工程都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命根子。

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精神，结合武汉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作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城市的战略决策。1949年10月5日至10日，武汉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提出，当前最迫切最中心的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经济事业，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中心任务进行；要把武汉市从消费城市逐步变为工业城市，并以此作为党的基本方针。1954年5月24日至6月1日召开的武汉市第一次党代会指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保证重点建设的胜利完成，这是全市人民最中心的任务。二是提出 “基建第一”的口号。1953年，市委提出 “基建第一”。1954年，市委号召全市人民、各行各业要像支援战争那样支援重点建设，无条件地为基本建设服务，做到 “主动积极，尽先办理，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三是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到1957年，全市共改造和扩建了近160个地方骨干工业企业。

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57年，武汉市超额完成 “一五”计划。全市新建企业32个，投产29个，肉联、国棉一厂、汉阳枕木防腐厂、青山热电厂等相继建成投产；武钢、武重、武船、武锅等国家骨干工程开始建设。1957年，武汉市工业总产值14.46亿元，比1952年增长1.9倍，为1949年的4.6倍。重工业发展迅速，1957年生产资料的生产为1952年的5.5倍，占全市工业的比重由1952年的18.3%上升到1957年的37.4%。1957年11月，武汉市第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宣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武汉市经历了巨大变化，已经开始形成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一五”计划期间，汉口无线电厂生产出“东方红”牌收音机，行销国内外

六、“二五”工业计划的实施

武汉市 “二五”工业计划于1955年开始编制，到1957年试编了4次草案，总体来讲是符合中央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最先是按照周恩来总理批示的 “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指导思想编制的。1957年后，随着 “左”的影响的发展，特别是1958年 “大跃进”运动及其他原因，助长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在这种政治背景下， 1958年，武汉市对 “二五”计划进行了修订。7月初市委提出 “苦战两年，改变面貌，把武汉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口号。7月下旬市委在庐山召开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武汉市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计划（草案）》规定武汉市地方工业总产值到1962年达到106亿元，为1957年的12倍；新建扩建项目196项（通称 “两百项”），总投资134.38亿元（武钢、武重、武锅、江岸车辆厂等建设项目不包括在内）。

“二五”工业建设计划经过多次调整，到1962年开工筹建的有87个项目，其中，限额以上项目50个，限额以下项目37个。在限额以上50个项目中，按照计划规模完成的有8个。

建设项目主要有：

武钢：1958年，第一期工程的一号焦炉、二号高炉、二号焦炉相继投产；1960年10月，形成年产钢、铁各150万吨的生产能力；1964年，一期工程全部建成。

武重：1956年4月动工兴建，1958年7月建成投产。

武锅：1956年4月动工兴建，1959年7月全面建成，9月正式投产。

还有武昌造船厂（扩建）、七一〇厂、武昌车辆厂（扩建）、武汉电讯器材厂、武汉地区输变电工程。

基本建成的有7个：武汉船用特机厂、江岸车辆厂（扩建）、中南金属结构厂、武汉探矿机械厂、武汉机械厂、武汉电线厂、武汉抗菌素厂。

部分建成的有15个：武汉铸锻中心、七三三厂、葛店化工厂、青山船厂、国棉二厂、武汉水泥厂（这6个厂于1965年前续建完工）另外的有汉阳造纸厂（扩建）、武汉水泥制品厂、武汉汽轮发电机厂、湖北综合电机厂、武汉轮胎厂、武汉制板厂、武汉啤酒厂、武汉鼓风机厂和青山热电站二期工程。

限额以上项目有20个未完成建设计划。在限额以下的37个项目中，按照计划规模要求建成的7个，基本建成的5个，部分建成的13个，未能完成建设计划的12个。

武汉市 “二五”工业建设计划受 “大跃进”的影响，建设规模过大，急于求成，超越了武汉的实际与可能，造成经济过热，一度给武汉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但在此期间，市委领导全市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动员空前的人力、物力、财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一批重要的工业项目，初步改变了武汉工业基础薄弱、门类残缺不全、布局结构不合理、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落后状况，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武汉市成为华中地区的工业中心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1962年12月，武汉市第四次党代会指出：武汉市经过 “一五”“二五”期间的建设，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基础已经初步奠定了。

七、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武汉市第二次计划单列

1958年开始的 “大跃进”运动，给武汉市国民经济造成惨重损失。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武汉市贯彻中央 “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主要措施是调整市属基建计划，压缩建设规模；对工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调整商业金融政策，增收节支等。

在调整的过程中，为发挥大城市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作用，走出经济困境，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62年10月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 “天津、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六大城市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物资调拨、主要商品分配、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财政预算，在省的计划中单独列出来，并上报中央，由中央和省共同安排”。从1964年开始，武汉市计划正式在湖北省计划中单独列出来，这是武汉市第二次计划单列。尽管受到高度集中计划体制的影响，但这次计划单列后，武汉市的国民经济计划直接纳入国家平衡，基建、财政拨款直接下到武汉，武汉市还直接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和各种专业会议、订货会议，这对于全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比较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市计划单列中断。

1963年到1965年，经过了三年继续调整，武汉市初步形成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一批 “武”字头企业建成投产，还建成11个（一说13个）工业区，极大地增强了武汉的工业实力和在全国工业体系中的地位。1965年，武汉工业总产值居全国大城市第五位。武钢——全国第二大钢铁中心；武重——国内最大的重型机床专业制造厂；武锅——全国四大锅炉厂之一；武汉鼓风机厂——全国第四位。武汉工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中部地区工业基础薄弱，尤其是缺乏重工业的局面，改善了全国工业布局，起到了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并对湖北工业和经济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市统计局编辑出版的《武汉五十年》统计资料表明：从1954年至1965年，武汉市工业总产值占全省比重均在50%以上，其中，占比最少的是 1954年，为 54.5%；最高的是 1959年，为68.4%。1966年至1978年，占比最少的是1976年，为39%；最高的是1966年，为58.3%。大多数年份在50%以上。

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长江大桥和解放大道建设。长江大桥1955年9月开工，1957年9月25日完工并试通车，10月15日正式通车。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几代武汉人的梦想，使全长2300多千米的京汉、粤汉铁路在武汉携手，形成沟通南北的铁路干线京广线，使武汉三镇连成一体，九省通衢名副其实。解放大道于1954年开始建设，1958年基本建成，富有超前意识。当时全国反对大马路盛行，市委、市政府顶住压力，坚持幅宽60米，后来经逐年扩建，到20世纪80年代，形成全长23千米、幅宽60米的全市最长最宽的主干道，与当时北京长安街、南昌八一大道相媲美，市民骄傲地称之为 “武汉的长安街”。此外，为配合工业建设，在三镇新建了许多主干道。在汉阳新建汉阳大道、鹦鹉大道，结束了汉阳没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在武昌新建和平大道，连接青山工业区；修建中南路、中北路，以配合武重建设；扩建武珞路、珞喻路、中山路等，以与长江大桥相衔接。从1956年到1966年，全市共新建扩建改建道路356千米。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区面积不断扩大，1965年达到100多平方千米，为新中国成立初的3倍多。

全长23千米、幅宽60米的解放大道

九、农业的发展

这个时期武汉市农业方面最大的一个成就是东西湖围垦。该工程于1957年11月破土动工，1958年7月初全部完工，8月验收合格。新建围堤53.57千米、20米宽的防浪林44.34千米、排水闸2座，73条干、支沟分布全区，形成排灌网络。东西湖围垦工程胜利竣工，建成了一个直接为武汉人民生产副食品为主的综合性大型国营农场，为武汉市区增加了一道坚固的防洪屏障，对确保市区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逐步消灭了钉螺，减少了疫区，根除了千百年来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

第二个方面是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特别是4个老郊县。我对武昌县进行过初步统计，1956年至1966年，全县共完成土石方3026万立方米，投入劳力2790个标工。很多堤防、水库都是在这个时期新建扩建的，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个方面是农业机械化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东西湖农场的机械化发展迅速；新洲农业机械化是全国的一面旗帜，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十、武汉人民对 “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抗争

在 “文化大革命”中，武汉人民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和抗争，主要有几件大事。

（一）七二〇事件

七二〇事件把握几个问题：一是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是谢富治、王力违反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四处活动，在宣讲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时，发表明确支持某一派的言论，因而遭到被压制的另一派组织 “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对。二是七二〇事件的实质是武汉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对 “造反派”全盘否定省市委的强烈不满，对中央 “文革”小组 “左”的错误的强烈不满。三是许多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大批群众受到摧残。毛泽东保护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为七二〇事件平反。

（二）李郑生与他的《革命宣言》

李郑生是湖北文化局所属电影院的一个跑片员，20出头，聪明好学，喜欢开动脑筋。他对 “文化大革命”由怀疑到不满到反对。1972年1月，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革命宣言》，共36条，署名是“中国马列小组”。《宣言》指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最高的革命权威”，提出 “打破精神枷锁”，认为 “毛泽东晚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得的。2月10日，李郑生被捕；6月25日，被执行死刑；1979年12月6日，省文化厅召开大会，为其平反昭雪。

（三）保护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干部群众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市委顶着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力，在市委小礼堂设置灵堂悼念周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下令拆除灵堂，市委予以抵制。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武汉大批党员干部、工人群众涌向武昌桥头，送花圈，写祭文，悼念周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下令 “追查到底，严加惩处”，市委明确指出，这是群众正常的悼念活动，不是反革命事件，不予追究，保护了广大群众。

十一、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

“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市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196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38.89亿元，1967年降至32.73亿元，1968年只有23.36亿元。1969年回升为32.23亿元，1973年达到57.79亿元， 1974年降至43.93亿元，1975年上升到60.11亿元，1976年再度下降。总的讲，“文化大革命”时期，武汉市经济建设是 “三起三落”，扭秧歌，进一步，退两步。但基本完成 “三五”计划，制定并实施“四五”计划，建成汉阳钢铁厂、武汉仪表厂等一批工业企业。特别是动工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和武汉石油化工厂。

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经毛泽东圈阅同意，包括主体工程（连铸车间、热轧带钢厂、冷轧薄板厂、冷轧硅钢厂）、配套工程和公用辅助设施三个部分，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特点。整个工程总投资为38.9亿元。1974年9月7日，工程正式动工兴建，1978年9月至12月，各主体工程载负荷试车成功。1981年12月经国家验收正式交付生产。

武钢一米七轧机轧制的第一卷薄板

武汉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黎智任工程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党委常务书记，实际负责工程建设。市委要求全市人民积极支援工程建设，“工程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需要多少，就给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给”。

一米七轧机工程建设是武钢乃至中国冶金工业建设史上的一个壮举，是70年代国家在武汉地区投资最大的重点建设项目，参与建设的有全国和湖北武汉地区20多个建筑公司，人数最多时达到10余万人，人称冶金战线的 “淮海战役”，其规模超过以往20年武钢建设的总和。工程竣工投产，标志着我国钢铁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跨越，为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第二个时期 改革开放新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武汉市委、市政府及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展真理标准的补课，解放思想，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一、武汉市承担的国家战略

从1979年至2012年，中央赋予武汉市许多重大的发展战略，为武汉市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一）中央批准武汉市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并作出3项重大决策：实行计划全面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将中央、省属企业下放。武汉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省会大城市。这是武汉市第三次计划单列，对武汉市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计划单列对武汉市意义重大，武汉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省会城市和省之间的矛盾不断增加，1995年中央决定取消计划单列。

（二）邓小平视察南方第一站到达武昌站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视察南方第一站到达武昌站，亲切接见省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就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

（三）中央批准武汉市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

1992年7月，中央批准武汉市为沿江对外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武汉市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迅速形成。

（四）国家体改委批准武汉市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

1993年12月，国家体改委批准武汉市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原则同意《武汉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总体目标：从1994年至1997年，用4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生产要素市场化、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体制转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五）国务院批准武汉市在全国率先实施优化资本结构增强企业实力试点

1994年8月，《武汉市 “优化资本结构增强企业实力”试点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批18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改革试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基本方向，以增资、改造、分流、破产为主要内容，具体内容包括调整结构，深化企业用工分配制度改革，分流企业富裕人员，补充企业资本金，减轻企业债务负担等。

（六）武汉市成为全国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的副省级城市

1996年10月，国家体改委印发《关于同意将武汉市列为国家体改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试点城市的批复》。1998年7月1日，武汉市养老保险制度与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轨。

（七）武汉市成为国有资本营运体制改革试点城市

1997年9月，国家体改委印发《关于确认武汉市为国家体改委国有资本营运改革试点城市的函》，同意武汉市为全国国有资本体制改革试点城市。

（八）国家计委批准建设 “武汉·中国光谷”

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召开，许其贞、刘善璧等13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依托武汉东湖高新区建设中国光谷的第一三三一号提案。5月，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作出依托东湖高新区建设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 “武汉·中国光谷”的重大决策，要求举全省之力，集全国之力，借世界之力建设 “武汉·中国光谷”。2001年7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科学技术部正式批复同意。

（九）武汉市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3年，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建立武汉城市圈，充分发挥武汉市的龙头作用，带动湖北省跨越式发展；2004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央在《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决定》中，要求加快武汉城市圈等中部地区城市圈（群）的发展。

武汉城市圈建立后，实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接、产业对接、区域市场对接、城乡统筹对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对接等。

2007年3月，全国 “两会”期间，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领导在湖北代表团发言，吁请中央批准武汉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国家发改委迅速给予书面答复。武汉市最先设想以城市管理体制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省市负责人罗清泉、苗圩、李宪生还专门向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做了汇报。后来国家发改委联合调查组来汉调研考察，考虑武汉城市圈区位优越、基础较好、代表性强、典型性突出，有全局意义和影响，建议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一起作为新型城市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推动中西部互动提供带动和示范作用。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文，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十）国务院批准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2009年12月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支持武汉东湖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成为继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后，全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十一）武汉市成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武汉市开始试行土地流转；2002年至2003年，武汉市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取消农业税；2005年完成土地二轮延包。2009年4月29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印发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工作方案的通知》，成立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要求建立市、区、乡镇三级交易平台，统一管理、协作联动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2011年12月，国家农业部批准武汉市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验区，是全国唯一获批的副省级城市。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时，视察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指出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武汉城市发展的定位和战略目标的确定与调整

改革开放新时期有一个特点就是发展战略很多，这个发展战略还在实施，领导人调走了，新的领导人又搞一个发展战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 “一个师傅一个法”，而应该从发展的眼光、联系的眼光来理解和分析，这些发展战略之间是有联系的，是有继承关系的，后一个战略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前一个战略。研究地方党史，应该加强对发展战略逻辑关系、内在联系的研究。一个城市的发展首先对这个城市要有战略定位和战略目标。1949年到1978年，武汉市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城市工业化。研究发展战略就必须研究党代会，党代会是旗帜，是纲领，是指导思想。

1982年11月，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武汉的奋斗目标是：把武汉建设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环境优美、风尚良好、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1987年12月，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以改革为动力，以开放为先导，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推进技术改造，拓展流通、交通，逐步把武汉市建成与科技紧密结合的商品生产基地，以交通为支撑的商品流通大市场，以教育为基础的文化中心。会议提出坚持改革兴市，科教立市，依法治市，勤俭建市。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树立全球意识，对武汉的发展目标作出调整。1992年12月，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要把武汉市建设成为 “四城雄踞、三区崛起、两通发达”的我国中部地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和科教中心，进而逐步建设成为经济实力强，文明程度高，城乡一体化的开放型、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这个时候的战略目标是国际性城市。

市第九次、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与市八次党代会保持连续性，即把武汉建设成为华中地区的经济、贸易、金融、交通信息、科技教育中心，进而建成经济实力强、文明程度高、城乡一体化的开放型、多功能、现代化的国际性城市奠定基础。会议提出三大创新的方针，即大力推动制度创新，大力推动结构创新，大力推动环境创新。

2002年1月底至2月初召开的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目标，仍然是建成五大中心，为全市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建成国际性城市奠定基础。大会提出实施 “科教兴市”和 “开放先导”两大发展战略方针。

2006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把武汉建成全国重要的科技教育基地、交通通信枢纽，中部地区的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中心，建设成为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进而为建设国际性城市奠定坚实基础。首次强调了滨江滨湖特色。

第九、十、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是国际性城市，但后退了一步，强调的是为建设国际性城市奠定基础。具体发展方针有变化，尤其是第十一次党代会，强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打造中部地区现代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

2011年12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以建设幸福武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建设生态宜居武汉、文明武汉为支撑，围绕建设国家创新中心、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国家商贸物流中心，不断增强中心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将武汉建成立足中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国家中心城市，实现大武汉的伟大复兴。这里的发展目标是国家中心城市，是走向世界的国家中心城市。

2017年1月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为复兴大武汉打下坚实的基础。要打造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文化创意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的战略目标是根据中央的精神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也是对前六次党代会的总结。

从总体来看，1992年以后，武汉市的城市定位和战略目标选择就是国际性城市。

三、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在全国的影响

武汉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年下半年开始，洪山区关山大队、马湖大队等和武昌县湖泗公社何堰大队就开始探索联产计酬制，各地叫法不同，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79年后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开，1984年基本实现。在城市和国营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展企业整顿；放开集贸市场和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被誉为 “天下第一街”，走向全国，盛极一时。1982年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介汉正街的经验。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作出 “两通突破”战略决策，全面启动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这些改革有许多新创举，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

实施 “两通突破”战略，提出 “敞开三镇大门” “城乡通开、城城通开”，打破 “城门” “寨门”。建立全国第一家技术市场，建立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武汉经济协作区、江汉平原经济技术协作会等。1985年3月，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对 “两通突破”战略给予了高度评价。会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要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必须打开城门，允许和鼓励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允许和鼓励外地企业和农民进城办各项事业，允许和鼓励本地的工商企业进行跨行业、跨城乡、跨地区的协作联系。这是对武汉实行 “两通突破”战略和 “城城通开、城乡通开”经验的总结。后来，全国许多城市开展 “三通”“四通”，其主要内涵还是 “两通”。

国营企业改革。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同时探索股份制、兼并破产、租赁经营、公有民营、特厂、特店等。其中聘请德国专家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1988年，武汉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兼并市场，企业兼并被写进《破产法》。

物价体制改革。1984年，武汉市按照国务院逐步把小商品价格放活的精神，分3批放开所有的小商品价格。1985年后，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放开或实行议购议销、国家指导价；生产资料产品实行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内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实行市场调节价；基本建立起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并存的物价体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总结武汉物价改革的经验是：严在政策上，管在关键上，查在点子上，活在效益上，并向全国推广。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撤局改委，转变政府职能。1984年，武汉市撤销市财办，一、二商业局和粮食局，组建商业管理委员会。1985年，市委、市政府决定改革交通管理体制，组建交通管理委员会，由中央在汉和市属交通、邮电、公安、公用、规划等15家单位组成，按照计划全面单列的要求，对武汉地区的交通统一决策、领导、协调、管理、仲裁。并要求动员社会力量办交通，鼓励 “民车上路，民船下水”，发展一批个体运输专业户。其后，武汉市又组建机械管理委员会（局）。1986年，国务院充分肯定武汉商业管理委员会的做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要求各地积极进行统管社会商业的探索。国家机械工业部认为武汉勇于实践，大胆创新，把原则具体化。

蔬菜产销体制改革。1984年7月22日，市政府决定放开蔬菜价格：让生产者和销售者走出统购包销的框框，按市场需要生产，变统购包销为多渠道生产，变计划上市为市场调节，变计划价格为浮动价格，将蔬菜收购站改为交易站，零售菜场货源变分配式为采购式，产销直接见面，对手成交，管住两头。武汉市被列为全国首批“菜篮子工程”试点城市。其后，全市又规定在蔬菜流通领域里坚持“两不”原则：一是不关门，允许外地菜进来同本地菜竞争，也允许本地菜外销赚钱；二是不限价，在市场出现价格波动时，遵循 “价高招远客”的市场法则，不人为地出台 “最高限价”和 “最低限价”。天津、广州也认为 “改则活，活则鲜，鲜则多”。

金融体制改革。1986年1月，武汉市被确定为全国金融体制改革试点城市，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改资金的纵向分配为纵横交织的融通；改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为灵活运用信贷、利率杠杆；改单一的集资形式为多渠道集资形式；改呆板的结算方式为灵活运用多种信贷工具；允许企业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开展柜台交易等；工行下乡，农行进城等。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对武汉金融体制改革作出很高的评价。

武汉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实质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变型的一次大胆尝试和探索，在某些方面起到典型示范作用，在当时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92年以后，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农村改革方面，1997年，市委决定承包经营再延长30年；2002年至2003年，进行税费改革，随后免除农业税，几千年种田纳粮的制度被彻底废除，并开展土地流转；2005年前后，全市农村完成土地二轮延包，并开展家园建设行动。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1992年，市八次党代会提出 “五个一批”（实行股份制改造一批，组建集团壮大一批，引进外资嫁接一批，开发第三产业转向一批，租赁、拍卖一批），后来又实施 “壮大放小”战略，改革产权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20世纪末，实施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进入21世纪后，按照 “有进有退，进退有序”精神，武汉市布局国有经济，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或者退出控股地位。2004年，根据省委 “三个一批”（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一批国有骨干企业转制民营企业，一批民营企业培育成经济发展的排头兵），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多种实现形式。同时将国有优质资本注入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优势产业、产权多元化的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保持国有经济的优势地位。进入21世纪后的另一项重大改革就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缩短审批时限，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1984年筹建，1990年3月获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区，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深化科技金融结合，建立产业集聚区，加快建设 “五谷”（“光谷”“药谷”“智谷”“金谷”“才谷”）。经过30多年的发展，高新区已建成8个产业集聚园区，光电子信息、光通信、激光等产业在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创制了一批国际标准，在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1987年8月12日，国务院会议原则通过二汽轿车项目立项。当时很多城市争取这个项目。1988年，国务院召开一次专题会议，邹家华副总理主持，市长赵宝江参加，在会上就把开发区的选址亮出来，提出2300亩土地，“七通一平”，不要二汽出一分钱。10月，国务院正式确定轿车总装厂和总部定在武汉沌口。1990年12月，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武汉轿车产业开发区，举全市之力建设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于1991年5月动工兴建， 1993年4月获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武汉经开区始终坚持发展汽车等支柱产业，始终坚持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始终坚持 “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模式，及时作出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重大决策，大力发展汽车产业集群，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吴家山经济开发区。1992年12月，市政府批复同意东西湖区兴办吴家山经济发展区，1993年7月改为武汉吴家山台商投资区。2000年10月，吴家山国家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举行授牌仪式。2010年11月，国务院同意武汉吴家山经济开发区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13年，获国务院批准改名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0年10月30日，武汉吴家山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召开台商恳谈会

武汉化工区。2003年，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获悉国家“十一五”期间将继续加快发展石化工业、新建几个大型工业乙烯联合装置的信息，决定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发展石化工业。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对这件事十分关注，做了很多工作。随后，武汉市完成一系列相关工作，包括项目选址、80万吨乙烯建设用地、环境评估等。2007年3月27日，国家发改委研究通过武汉80万吨乙烯项目核准报告，4月2日下发文件作出正式批复。2008年5月，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武汉化工区工委和管委会；12月30日，武汉化工区举行揭牌仪式。

武汉新港。2008年，省委决定将武汉、黄冈、鄂州（后又纳入咸宁）的港口进行统一规划，建设融港口、产业、综合交通为一体的巨型港口集群，确立 “亿吨大港，千万标箱”的发展目标。武汉新港应运而生。

五、对外开放与招商引资

1992年以前，武汉市对外开放步子不大。1992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市为对外开放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12月，市第八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开放先导的方针。1997年，武汉市提出“四个坚持”，即利用外资坚持拓展领域与突出重点并举，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技术联合坚持扩大规模与提高效益并举，开发区建设坚持产业开发与功能开发并举，以及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并举。同时组建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外商投资办公室、外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外商投资联合办公中心等，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决定》等文件，制定发布《武汉市外商投资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为外商投资提供 “一条龙”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全市形成对外开放大合唱，国有、集体、民营企业一起上，市、区县、街乡镇一起上，台办、侨办、工商联、经协委和民间组织积极牵线搭桥。

在招商引资战略上，实施 “巩固港澳台、东南亚，开拓欧美日”；在对内横向联合上，实施 “东引、西进、中联”方针。1998年，武汉市招商引资有一系列重大举措。1999年，招商引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目合同外资额占总数的43.7%，超过港澳台和东南亚。

六、工业的发展

武汉市经过 “一五”“二五”计划后，基本上建成为华中地区的工业中心，国家工业基地。根据武汉市统计数据，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至1983年），武汉市工业总产值位居全国第四位，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3个直辖市，高于广州、重庆等城市。1987年，全市主要国营工业企业实现销售额、利润、上缴利税、企业留利、职工收入等五个增长。1991年，武汉市工业总产值335.44亿元，是1978年的4.73倍。纵向比发展很快，但与其他城市横向比就落后了。1984年被沈阳和广州超过，位居第六；1991年，又被重庆、青岛、宁波、杭州超过，位居全国第十位。主要原因包括投资不足，技术更新和改造力度不够，留成比例太小，民营经济发展不够，中部意识、内陆意识比较严重。

工业兴盛则城市兴盛，工业强则经济强。2002年，武汉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五大产业基地；2003年，市委提出打造六大支柱产业，后来又提出五大板块、十大行业等，要重振武汉制造业雄风；2006年12月，武汉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强调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2010年12月，市委十一届第十次全委会提出 “十二五”时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入实施 “工业强市”战略和 “工业倍增计划”，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的总体目标。2011年1月，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实施工业发展 “倍增计划”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若干意见》，强调深入实施 “千亿产业百亿企业”工程。提出组织“优势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特色产业集群化”三大行动，推进 “千亿产业支撑、百亿产业打造、市场主体培育”三大工程。自此，武汉工业发展比较迅速。

第三个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这个时期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至今，主要有几件大事需要把握。

一、继续实施 “工业强市”和 “工业倍增计划”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工业强市，积极促进传统支柱产业调整振兴，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努力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其后，全市工业建设如火如荼。工业投资快速增加，“十二五”期间，工业累计投资10537亿元；2018年，开工工业项目投资8889亿元，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工业倍增计划”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全市工业的快速发展。到2015年，全市6个支柱产业产值均突破千亿元，其中电子信息、汽车产业产值均突破3000亿元，装备制造、食品产业产值均突破2000亿元，钢铁石油化工产业产值均突破1000亿元，形成大光谷、大车都、大临空、大临港四大经济板块。

2018年，市委、市政府实施 “万千百”工程，即力争用3—5年的时间，形成光电子信息、汽车及汽车零部件2个万亿产业集群，总收入均突破万亿元，产值均突破5000亿元；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健康食品4个千亿元产业实现倍增，新增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时尚消费品2个千亿元产业；千亿产业和百亿企业个数实现倍增。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全面建成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的全国先进制造业中心。为此实施六大工程：万亿精准招商工程、万亿工业投资工程、企业培育成长工程、企业创新引领工程、质量品牌提升工程、四大融合升级工程。

二、招商引资 “一号工程”

2017年8月26日，第二批武汉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武汉大学专场举行

2012年以后特别是进入 “十三五”时期，武汉市招商引资出现了许多新特点。第一个方面，将招商引资上升为 “一号工程”，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二个方面，招大商、大招商，重点是世界五百强、大型央企、国内民营经济五百强和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共签约亿元以上项目559个，百亿元以上项目8个，30亿元以上项目99个，世界五百强10家，签约金额20075亿元，实际到位资金8759.6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09.3亿元；世界五百强投资项目98个，央企投资项目68个，中国民营五百强投资项目51个。第三个方面，创新招商引资形式和方法，利用武汉高校云集的优势，开展“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活动。

三、大力推进改革创新

2015年，武汉市被确定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2016年，以武汉片区为主体的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获批，武汉拥有两个综保区。2018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综保区获批设立，武汉成为第二个拥有3个综保区的副省级城市。

在武汉农村，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 “三权分置”改革，推进 “三乡工程”（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2012年10月27日，武汉市民之家正式投入运行，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流程最先进的政务中心，新闻媒体称之为 “全国最大的政务航母”。改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实行并联审批，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进一个门、跑一个窗、上一个网办理所有行政审批事务，实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枚印章管审批等。

东湖高新区的先行先试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到2016年，初步建立与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并率先复制上海自贸区的试点经验，形成具有东湖高新区特色的改革发展模式。

四、实施招才引智 “一把手工程”

人才是第一资源。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人才和科技的发展， 1987年市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科教立市市策，第八、第九次党代会提出要建立科教中心，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科教兴市。科技发展始终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2015年，武汉市被确定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招才引智，其后市委成立招才引智工作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任第一副组长；2017年4月成立招才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局长，规格很高。市招才局成立后，制定实施城市合伙人计划、百万校友资智回汉计划和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

五、长江新城建设

两江交汇、三镇鼎立，是武汉特有的城市格局，但武汉缺少具有国际影响的城市新区。中央对武汉的发展寄予厚望，要求武汉要成为长江经济带的脊梁，发挥核心引领作为，成为中部战略的支点。

2017年1月22日，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建设。提出要以超前理念、世界眼光，启动规划建设长江新城，打造城市发展最高成就的展示区、全球未来城市的样板，这是武汉提升知名度、美誉度和城市竞争力的重大举措。2月15日，市第十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大会提出武汉将围绕 “一城一轴一心”（长江新城、长江主轴、东湖绿心），规划建设世界一流亮点区块，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7月17日，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长江新城项目落子谌家矶，范围涵盖武湖、谌家矶地区。具体分三期推进，起步区位于谌家矶—武湖区块，约为30平方千米—50平方千米；中期发展区100平方千米；远期规划面积500平方千米。届时，武汉将形成 “四镇”新格局，再造一个新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