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云光:武汉市宏观经济发展-武汉热线网

袁云光，男，1964年10月出生，湖南邵东人，1989年获得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系经济学硕士学位。现任武汉市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为享受武汉市政府津贴的专家。政协武汉市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委员，民进武汉市委会副主委。多次完成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领导指派及有关部门委托的重大研究课题，主持和参与大型软科学研究课题200多项， 100多次获得湖北省、武汉市政府的奖励。是武汉市发改委和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众多重大课题、重大政策研究的策划者。深度参与了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方案及行动计划、武汉市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

今天主要围绕 “武汉经济发展形势”跟大家进行交流分享。

一

中国从穷国、弱国，变成世界工厂、经济大国，来到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了从短缺经济向富裕经济的转型。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在经济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谈到：“不要告诉我什么不对。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张五常是中国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对西方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都相当熟悉，代表着部分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所以他的话，某种程度上比我们中国大陆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浙江的经济发展是走在全国前列的。2018年，浙江省委召开县委书记工作交流会。会上，围绕解放思想、担当有为，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现场抛出 “六问”，实际上就是问我们的思想够不够解放。武汉也要扪心自问思想够不够解放，在这方面要向浙江学习。

2018年底，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继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进行中美贸易谈判。我感觉这三次会议有点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谈话、加入WTO等标志性、转变型会议。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并仍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能够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国家以后大的决策的指导方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给中国在大变局之中，怎样找到新的机遇指明了方向。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常态算是中国内部的事情。但是世界经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紧密相关，中国怎样去应对，党中央提出来一系列理论观点，作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安排。

再谈谈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重申 “一个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并称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为什么习总书记在这里强调自己人呢？因为之前关于民营经济有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可能会影响民营企业的经营和决策。这里有 “三个小平”的说法。一个是吴小平，他提出 “私营经济离场”的观点：“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中，比重越来越大。因为私有制经济是没有纪律的，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第二位是国家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他从 “党领导工人共同管理民企、共享民企发展成果”的角度提出：“推进民企民主管理必须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职工主体地位，坚持强化制度保障。只有以职工为本，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才能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和活力，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共赢发展。”这种观点淡化了民营企业家的角色和地位，他后来对这种观点做了说明和解释。第三位是周小平，他提出：“美国终于对华封杀芯片出口，这是重大利好，自主研发的春天来了。”这种观点其实违背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方向。除了 “三个小平”，还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新城，他提出：“实现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必须要消灭私有制，这是同一件事情；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是共产党人不忘的初心，也是共产党人牢记的使命。”

吴小平的 “私营经济退场论”属于经济范畴，邱小平的 “共享民企成果论”属于政治范畴，周小平的 “爱国情怀论”属于民粹范畴。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给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以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继续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发展的方向是不会变的。我国现有民营企业2500万户，其作用与贡献可用 “56789”来描述：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要努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家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201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对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中美元首阿根廷会晤，当时中美贸易已经进行了九轮谈判，大部分共识都已经达成，可能第十轮谈判就签署协议，不料又出变故。现在我们不叫中美贸易摩擦，也不叫中美贸易战，中宣部专门下发通知称为中美经贸斗争，这种说法比较客观，战争时间比较短，斗争的时间比较长，认识到了中美经贸斗争的长期性。美国搞利益敲诈，说是因为巨额贸易逆差吃了大亏，所以要进行极限施压、长臂管辖，这也是中美贸易谈判不断反复的一个原因。

美国还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2049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国要实现再次伟大，而且必须再次伟大。这两个 “伟大”的竞争其实就是未来世界最强国家的战略竞争。这种竞争不仅在经贸领域，其实已经全面展开。在创新领域，美国打压中兴、华为；再就是产业链、价值链的竞争，美国打压中国优秀创新企业，其实就打断了中国的创新产业链和价值链；金融方面的竞争，中国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给美国的美元霸权造成很大的压力；在制度和文化领域，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有专家提出中国要搞 “普世价值”，但其实中国的 “普世价值”和美国的是有差别的，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礼义信贤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此外还有军事方面的竞争。

中美贸易战涉及领域

除了利益敲诈和战略遏制，美国还对中国进行模式打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三个意味着”，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给愿意独立自主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中国方案，这种中国模式让美国感受到了巨大威胁，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 “国家资本主义”、国际规则的 “修正主义”。美国这几年逐渐形成对中国的三个冷战判断，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指责中国搞 “一带一路”、援助非洲，在全球到处扩张。

中国跟美国谈判，95%的相关条款已经达成共识，最后没有达成共识的内容不多，比如金融开放、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科技创新等等。金融体系开放，有很多专家持反对意见，认为中国搞金融开放，很有可能会被美国的金融巨头控制。能不能控制很难说，而且党中央肯定有自己的考量。中国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改革开放的就是这些方面。产品方面中国已经对外开放了，部分还是高新技术产业，接下来还要开放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就是文化、金融、高端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所以中美在这一方面达成共识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也有达不成共识的方面，一是从利益敲诈的角度，美国让中国承诺购买一定数量的产品。从目前来说，2018年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近5000亿美元，但是中国购买美国的产品只有1500多亿美元，美国让中国承诺购买农产品，而国内的农产品又很多，中国需要的高科技产品美国又不卖，这块就不能达成共识。二是中国的改革由谁说了算的问题，美国搞长臂管辖，想组建监督小组来评估中国协议的实施情况。就像中兴公司一样，中兴做出了巨大让步，公司的管理、经营都需要获得美方认可。中兴只是一个企业，但改革由谁说了算涉及国家主权问题，所以不能让步。但到后来是否会达成协议也说不定，就像当时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一样。美国有些趋势性的东西我们需要考虑，例如要打破全球规则格局，WTO、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都不参加。美国实际上是想以西方国家的小团体利益为主，重新构建国际规则，把中国、俄罗斯排除在外。美国还可能会打断全球目前的产业链，现在的全球竞争不是点对点的竞争，而是链条对链条（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竞争，在全球以西方国家为主，打断产业链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再就是重组金融体系，这是针对人民币国际化，美国还考虑推进全球的数字货币，Facebook已经开始在做这个，以后全球的数字货币如果都被美国控制了，将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再把情况想坏点，还会引起全球的军备竞赛。中国在按自己的步伐发展军事力量，推进军事现代化。假如真的吃了亏、上了当，中国进入全球军备竞赛领域，那样国家就会面临巨大风险。

有些从国外回来的朋友担忧很多，认为中国的科技和军事等跟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觉得贸易战可能赢不了。我跟他们说，从经贸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已经很低，所以对中国的影响不是很大。中国有自己的优势，人多、人才多，市场大；其次是中国的传统产业，国家公布的220个主要工业产品在全球排名第一，其实是有75000个产品都是全球第一，这和高科技没有多大的关系，美国想从科技方面控制中国是控制不住的；再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有百分之五十几，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这是向好的趋势；还有新兴产业、新动能转换速度还是很快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四新经济在各省区的发展也都很快，中国已经从 “量变”快要实现 “质变”的飞跃。美国想靠遏制几个龙头企业是不能真正打压中国的，中美经贸方面的竞争也不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影响。

二

再谈谈武汉，武汉具有五个方面的独特优势，即产业基础优势、科教人才优势、区位交通优势、发展空间优势、生态禀赋优势。发展空间优势主要是指武汉的土地，这里有一组数据，武汉的每亩地产出不到深圳的10%，只有上海的31%，随着武汉的经济转型，发展空间优势还很大。湖北省这几年给武汉建设用地的指标很多，武汉各区负责搞经济发展的部门总是觉得地不够用，我问他们，你们有哪个好项目没有落地？那种传统的、污染环境的、产出率不高的项目难以落地，好项目是肯定能落地的，武汉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怎么不能落地呢。所以招商引资的眼界要高一点，那种传统的、粗放经营的产业就尽量不要引进了，引进了也是占用武汉土地空间，还污染了生态环境。生态禀赋优势，武汉水多湖多，但是水和湖的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

武汉的城市战略地位更加突显。据统计，国家基地、试点示范等有60多个。2007年，武汉城市圈获批成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12月，国务院批复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4年9月，国务院出台《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武汉开展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赋予武汉建设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重任。2015年3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出台，赋予武汉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责任。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颁布。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之前，长江经济带上的各省领导至少都带了两万亿的投资项目，准备写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之后，各省都对发言材料进行了紧急修改，当时是准备进行长江大开发的。我印象很深的有两句话，一句话是“长江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另外一句话是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些通俗易懂的话，扭转了那些粗放发展、破坏生态环境、不讲经济效益、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发展趋势。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原则同意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并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2016年12月，《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十三五”规划》明确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2018年11月，《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武汉担负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重任。2018年5月，国家确定武汉成为国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长江经济带示意图

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指导意见》可简单概括为四大支撑功能、四大主要任务，四大支撑功能是指要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全国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全国商贸物流中心、中部地区国际交往中心，后来武汉市将全国经济中心改成了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四大主要任务包括增强辐射中部的现代服务功能、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构筑面向全球的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国际知名的美丽宜居城市。

武汉的经济发展取得新进展。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2001年，武汉的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五，2017年武汉则排到第四。2001年，武汉的经济只有广州的一半，2017年上升到了62%。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和成都的排名竞争激烈。如果把鄂州纳入武汉，那武汉将超过成都。2018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1.48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69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43.9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28.7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2133元，同比增长9.0%，增速高于全省、全国水平。

武汉有3次比较重要的会议，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第一个是2013年的 “武汉2049”专题研讨会，在这之前的十年，武汉的发展趋势相当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武汉要往哪个方向走，在世界上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避免走弯路，犯方向性的错误，这种战略性谋划是很有必要的。当时武汉还没有被批准为国家中心城市，市里瞄准这个目标积极争取中央的支持。第二次会议是2014年的武汉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万亿倍增”的动员会，当时的市领导提出始终坚持工业主攻方向不动摇，始终坚持加大城建投入，武汉的城市建设快速发展，抓住了战略机遇。时任市委书记阮成发还得到了一个 “满城挖”的外号，他则大方承认这种说法是对他的褒奖。“万亿倍增”是指武汉GDP由一万亿到两万亿，市委、市政府及时研究制订了 “万亿倍增”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举措。第三次是2015年7月召开的全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动员大会，这次会议指出武汉以后要长期坚持的核心战略就是创新，因为创新决定城市未来。同时，武汉也确定了两个需要学习的标杆，外学硅谷，内学深圳。外学硅谷可能比较难，内学深圳，武汉每年基本上都会去深圳学习调研，也深刻感受到了武汉和深圳的差距。当时会上也提到五链统筹，即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政策链，解决武汉长期存在的经济与科技两张皮、脱节的问题。这次会议还提到要实施“城市合伙人计划”等等。所以，我感觉这3次大会，从某种角度来说，解决了武汉以后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

2013年11月28日至30日，《武汉2049》专题研讨会召开

虽然武汉的经济发展取得很多成效，但也要认识到客观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武汉有4个方面的短板需要补齐。第一，辐射带动能力不够。曾有人说，湖南跟着广东，江西跟着上海，河南自己搞经济区，湖北被边缘化了。原来湖北、武汉号称 “九省通衢”，中央支持湖北、武汉搞长江中游城市群，辐射带动能力强不强，关系到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成效。第二，创新发展能力不够。应该说叫创新发展能力不够，近来武汉高校的创新成果排名靠前，但是创新成果转化，创新的龙头企业太少，武汉自己培养出来的类似斗鱼这种叫得出名字的企业没有几个。第三，开放竞争水平比较低。很多年前，武汉可以很自豪地说在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处于领先水平。但现在成都、重庆、长沙都跑武汉前面去了，郑州有一些单项指标也领先于武汉。第四，民营经济发展不够。前段时间跟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聊天，他问是不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够的地方竞争力都比较差？好像在现阶段还真是这么回事。上海、北京有国家政策的强力支持，其他地方只要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够的，其竞争力就比较弱。这就是武汉目前存在的四大短板。

三

接下来介绍武汉的发展措施，在这之前要对武汉的发展机遇有大概了解。可以称之为国家战略叠加的机遇期、稳中有变的窗口期和城市功能的提升期。关于城市功能的提升期要着重探讨一下，因为这非常重要。我们把40个城市这30年的排名做了一个研究，发现有两类城市的排名开始下滑，而且有些城市下滑的很厉害。比如沈阳，原来在全国排名第六，有段时间一直排在武汉前面，但它现在排名三十一、三十二位；哈尔滨是除重庆外最大的城市，城市面积五万多平方千米，是武汉的6倍多，它也是从前列下滑到三十几名去了。我们就研究这些城市为什么掉到后面去了？我们还研究从1.5万亿到2万亿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风险，是不是产业结构、城市战略要注意一些问题，2018年网上有一篇文章的内容也跟我们研究的问题不谋而合。文章指出2018年 “最耀眼”和 “最失落”的5个城市， “最耀眼”的城市有西安、海口、上海、深圳、北京，“最失落”的城市有唐山、廊坊、天津、温州、重庆，以上是指2018年失落的城市，还有长期失落的城市沈阳、太原、哈尔滨。

武汉既不是最耀眼的也不是最失落的城市，其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是经济发展的阶段已经改变。原来是重化工业，像武钢、武锅、武重，这个阶段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武汉其实是吃了亏的，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但武汉提前调整了产业结构，发展了汽车、光电子产业等。假如哪个城市还把主要精力放到这个阶段的发展，搞这些产业，它就会失败、就会失落。武汉从某种角度来说，“十一五”的时候，有人反对80万吨乙烯项目，就是因为当时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已经快要结束。第二是出口加工产业变了。原来武汉觉得要大力发展出口加工产业，占领全球市场，比如东莞、苏锡常、深圳。尤其是苏州发展速度很快，以出口加工产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苏州以前一直和深圳不相上下，但近几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苏州还在原地踏步，深圳已经大步向前，自主创新和出口加工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是非常明显的。2018年，苏州的出口贸易下降了12%，苏州现在也在努力搞自主创新，但创新生态很难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第三是过度依赖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过去了。比如重庆过去这些年，依靠中央巨额的转移支付，一直维持天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其规模甚至超过了 “北京+上海”。但这种增长模式无法长期维持，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经济转型早晚会到来。第四是民营经济发展不够。武汉在 “十四五”规划中，重大项目策划、重大招商引资都需要注意。以后市里再引进重大化工企业，要认识到现在已经不是重化工业阶段了，及时优化产业结构、进行产业转型，是武汉需要考虑的问题。

武汉打造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第一，要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推动高端要素集聚、推进国家级开发区高品质发展、大力发展高效高新产业。在发展高效高新产业方面，武汉现在有五个新的产业基地，即国家存储器基地、国家航天产业基地、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大健康产业基地。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每个区还有省级开发区，省级开发区曾一度发展得还可以，因为传统产业的转型促进了它的发展。现在省级开发区遇到了瓶颈，尤其是中心城区都是工业用地，但现在中心城区再来发展工业，其附加值肯定是相当低的。而且中心城区以前搞了很多城中村改造，有了不少集体土地性质的工业园区，现在基本上都是相当低端的产业，影响周边的环境，又不能提供很多财政税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怎么改造，市里面要拿政策出来，因为它是工业用地，商业、高端服务业项目受到了制约，比如消防方面管的很严、水电价格都是按照工业标准，所以需要转型。

做强综合经济实力，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的空间布局，打造“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 “现代服务业倍增计划”、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武汉要争取布局更多国家新的核心产业项目，发展高、大、新项目。武汉的钢铁不行了、石化下降了、汽车发展未达到预期目标，老的产业都已经饱和了、产能过剩了，所以要建设新的国家产业基地，新的产业基地将成为武汉重大经济增长点。

激发新民营经济活力，大力发展以 “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培育壮大新民营经济的主体力量、营造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环境。武汉提出要突破性发展新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但发展新民营经济的难度蛮大，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这边搞了两年的调研，第一年是调研民间投资，总结出了 “七不投”：民企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间资本 “不敢投”；行业准入限制严重，导致民间资本 “不能投”；民企融资极其困难，导致民间资本 “没钱投”；民企国民待遇不公，导致民间资本 “不想投”；为官不为现象普遍，导致民间资本“害怕投”；民间投资环境不优，导致民间资本 “不愿投”；企业自身能力不足，导致民间资本 “无力投”。行业准入限制严重、民企融资极其困难、民企国民待遇不公、民间投资环境不优这四个方面在我们的研究报告里面、全市的政策文件里面、党中央要求解决的问题里面，是很多深层原因所导致的，在这里不详细展开。第二年的民营经济调查，又发现了费难清、本难降、钱难筹、事难办、税难减等问题。

2018年武汉等城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示意图

清末以来，中国历史上先后有过3次 “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第一次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次导致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第三次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清政府时期，最开始民间是民间的，官办是官办的，后来慢慢官督民办、官商合办。比如导致清政府垮台的导火索保路运动，当时盛怀宣代表的 “国有企业”要把粤汉铁路、川汉铁路买下来，购买粤汉铁路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因为都是华侨投资，算是以很便宜的价格购买了。但川汉铁路都是老百姓投资的，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又想以三分之一的价格买下来，老百姓就不干了，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将湖北的军队调往四川进行镇压，趁着湖北兵力空虚，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垮台。国民党政府时期，官僚资本和国家资本分不清楚，到最后以国家的权力促进家族企业的发展，从经济方面导致国民党的垮台。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却造成一种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导致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严重脱节。不是说社会生产力没有发展，比如重工业、军事工业，工业体系也建立了起来，但跟人民生活相关的轻工业严重缺乏，导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后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开放，解决了这个问题。

武汉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也有很多优势，武汉高校多、人才多。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重点是要加强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布局，创建有特色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目前，国家发改委给武汉的批示是要武汉建设综合性产业创新中心。武汉还要引导和支持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工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行业技术中心。武汉截至今年有14个工业技术研究院。

美国想要遏制华为，台积电很支持，台积电的核心支撑就是工业技术研究院，它是非常重视技术支撑的。武汉建立一批工业技术研究院，希望每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能支撑起1个千亿产业，那武汉的创新发展、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就能建立起来了。武汉全面推进 “一区多园”建设，积极放大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引擎作用。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策推广到全市的工业园区一直都没有做到，但是北京中关村的政策在北京所有的科技园区统一实现，这也是我们思想够不够解放的问题。武汉还有一个重大优势叫 “大湖+大学+有机结合”。前段时间，武汉要推进 “大湖+”模式，“大湖+”做好了确实会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东莞松山湖，松山湖原来不出名，华为去了以后，这个湖也变得不一样了，现在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气的，这就是 “大湖+”和创新结合在一起了。武汉提出东湖风景区在搞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要促进东湖与高科技产业的有机结合。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些人觉得保护环境，不能搞产业发展，东湖风景区里有几个很穷的村，在搞低端的废旧物资交易，实际上就是收垃圾，还建了一个垃圾交易市场，闻起来臭气熏天，这种污染严重的低端产业为什么不想办法转换成文化或者科技创新产业呢？所以现在东湖风景管理区也想发展，但是又被紧箍咒给禁锢了，如果不把咒给解开，那些低端产业很难升级，还污染东湖环境。东湖的治理现在换了一种模式，把东湖的水往沙湖排，沙湖的水往污水处理厂排，这样反而提升了湖水水质，东湖的水达到三类还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创新驱动的建议，前面说到，武汉跟美国的硅谷比差距还是很大，后来发现跟深圳比差距也不小。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中科院深圳分院、中科院武汉分院都属中科院，中科院武汉分院的市场化运作，带动周边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影响不大，体制机制方面跟中科院深圳分院没有办法比较。中科院深圳分院把编制全部打散，进行全球人才招聘，这样才能要到资金，全员市场化招聘、考核。这个武汉做不到，中科院武汉分院实行的是编制管理。再一个是深圳前海开发区，它和深港合作区、自贸区在一起（在武汉肯定是副市级，武汉有6个副市级功能区），只有一个管委会是行政官员，其他都是全球招聘的优秀人才，有至少十分之一的人才是湖北的，他们是在国外求学或工作之后回来的。深圳打通体制内外的通道，把那些搞得好的人招进政府机关，这个武汉可能也做不到。武汉成立招才局，市里向区里下达行政命令，要建立青年公寓，出台优惠政策，区里面很难做到。深圳就不一样，它成立千里马公司，把市里关于人才优惠的政策落实得很到位，这些武汉能不能做到，我想很难做到。其原因是不是我们思想不够解放？后来我们提了三个词叫僵化、优化、固化，就是先把别人的东西原原本本学过来，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优化，最后固化成自己的东西。

武汉打造全国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当时的市领导认为武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拿到全国、全球竞争，从而造成很大影响。随着长江主轴的谋划、发展，以后说不定还真能搞出名堂。比如，为了迎接军运会，长江两岸的绿化、亮化效果很好。原来我们总说汉口在衰落，大汉口原来与大上海齐名，现在却拿不出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企业，武昌和汉阳倒是能说出好几个全国知名企业。武汉要争取建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服务业聚集区，培育聚集一批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总部机构，争取布局全国性生产要素交易市场。争取布局全国性生产要素交易市场，武汉花了很大精力。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性生产要素交易市场对地方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支撑、促进作用，但全国性生产要素交易市场基本上全部布局在沿海地区，例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中西部地区有两个，一个是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当时武汉还跟郑州抢过，没抢赢，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办的也不是很好，影响不大；另外一个在太原，是全球性煤炭交易市场，这个影响也不是很大，没有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武汉也想了很多点子，全国各大城市的专利产权交易也就是科技成果交易，但是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交易成果。广东和浙江的基层党政一把手经常跑到武大、华科要科技成果，武汉就卖给他们了。两型社会建设的碳交易，武汉争取了很长时间，但是运气不好，没有获得国家的全力支持。碳交易分成两块，一块叫碳登记，另一块叫碳交易，湖北选了碳登记，因为碳登记涉及8个方面的环节，涉及相关中介机构和服务产业的发展，而碳交易就只有交易环节，所以，碳交易就给了上海。沿海地区有了生产要素交易市场以后，很快就能促进相关服务产业的集聚发展，经济支撑作用相当强。但是湖北碳登记本身的环节系统还没有厘清，围绕碳登记的产业发展更谈不上了。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关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长江大保护，中央打算建设一批国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已经批了3个，一个是上海崇明岛，一个是江西九江，第三个就是全域武汉。武汉从体制机制方面制定了一些推进措施，最后确定了6个先行区，这几个先行区要出示范成果。这6个先行区里面有3个地方，分别是汉江湾、长江湾和东湖，武汉把这两湾一湖发展好了，那武汉的生态环境真就可以在全国领先了。汉江湾包括两个地方，硚口和中法生态新城。我们上次去中法生态新城进行调研，写了个报告，大意是，习近平总书记见证的中法合作项目推进了5年，第一，投资项目的引进亮眼不多；第二，基础设施建设成效不大，连路都没有修好；第三，虽然叫生态新城，但是环境方面非常脏，青岛、成都的生态新城，产业上千亿，龙头企业、创新平台在全国有影响，反观武汉中法生态新城因为省市两级体制机制没有理顺，支持力度不够，整体规划就花了10年多的时间。长江湾包括长江新城和东湖生态绿心。国家现在搞湾区经济，我们造一个长江湾，说不定可以纳入国家湾区经济的大战略中去。武汉最好的地方，同时也是污染严重的地方，70%的空气污染，50%—60%的水污染，还有其他的污染都是在这个地方产生的。20年前，武汉就提出要搬武钢，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要过去了，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钢铁城匹兹堡都成为了锈带。武钢等这些化工业地区也是武汉的锈带，武汉要提前谋划，越早越好。因为全国的产业布局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别的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得差不多了，武汉的改造成本就会多很多，但是青山区又下不了决心。在武汉北部地区建设长江新城，非常现代化，也很生态化。但是武汉的南部地区，烟囱冒烟，感觉像乌云把天空都盖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武汉下一步要重点转型升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