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子渝:文献资料的收集

田子渝，1946年3月生，四川泸州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董必武纪念馆顾问、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纪念馆名誉馆长、特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教学与研究，科研成果颇丰，先后发表文章300余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权威、重要核心报刊上发表20余篇。编著图书19本，其中独著3本，合著6本，主编9本。

我跟大家是老朋友了，我是地方志的读者，也是地方志的作者，又是地方志某些项目的参与者。今天为大家讲一下我的方志研究经历，看看对大家能否有些帮助。我讲三个问题。

一、资料的价值

从事地方志工作，在我来看就是从事历史工作，只不过是历史当中的一个门类。资料可以说是历史研究的生命和起点。所谓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只有靠资料才能进行研究。资料太重要了，没有资料就无法做研究，也没有资格说话。发现新的资料而改变历史的结论是常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资料。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全国的地方志办、党史办、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曾掀起一次收集资料的高潮。坦率地说，近些年来，地方志办收集资料的工作逐渐淡化了。

资料的种类有哪些？

一是纸质资料。这是最普遍的。所谓纸质载体，包含杂志、书籍、档案资料、电报、文献以及个人日记等，都是以铅字、油印、手抄等不同的纸质载体流传下来的。以前受到生产力、经济、科技水平的限制，收集民国以前的纸质载体有很大的困难。

二是电子资料。有很多类别，比如照片、录音、录像、电子文档。我总跟大学生说，要学习掌握两门知识，一门是外语，另一门就是电脑。电脑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研究。电脑、微信使我的写作速度成倍地提高。现在我自己查资料，感觉太方便了，拿了手机就能照相，相片马上就能下载，传出去。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便捷条件。

三是实物资料。田野调查是个社会学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实地调查，我觉得叫实地调查更好、更准确。比如，在古代特别是远古时期，文字没有遗留下来，通过考古陶器了解古人是怎样生活的，许多文物的挖掘，揭开了历史的谜团，甚至改写历史。比如，到现在为止，三星堆都是一个谜，为什么在四川成都附近会有那么多像西方人的蜀人？他们由哪里来，又怎么消失的？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然而大量地实物充分证实他们是真实存在过的。

四是口述历史。我们现在做得很不够。所谓的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不同，回忆录是亲历者的回忆，口述历史则是亲历者自己的口述，由历史工作者通过大量调查研究进行的个人历史研究。回忆录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记忆问题。每个人的记忆不可能那么准确，除非有日记、信件或档案为证。第二是写回忆录的人，受到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回忆的不一定是当年的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个市委书记到了内蒙古去当党委书记，当时花了很大的气力准备他的回忆录，但每一次做好后，都发现受回忆时的各种限制，回忆内容和当代实际情况不太一致。这个书记很慎重，所以直到现在仍没有出书。口述历史好在哪里？就是好在历史学家参加了进去，历史学家可以帮他回忆。所谓帮他回忆就是历史学家去查证他回忆的某些事情。比如查阅档案、有关报刊、文献等，访问当事者。通过整理、分析，与口述者回忆的事情和人进行研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是李宗仁和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合作写的，可信度比较高。唐德刚与我讲，他经常跟李宗仁争吵。有时候李宗仁非常生气地说：“这个事情是我经历过，难道我还记错！”唐德刚说：“这件事情你记错了。”然后把原始凭证给他看。这本书经过了李宗仁的认可，成为了一部经典。为什么是经典？因为李宗仁不是普通的人物，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与军事家，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如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他的回忆有很高的价值。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回忆不是李宗仁本人的纯回忆，它经过历史学者十分严谨的考证梳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再创造，这样的口述历史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质量很高。

国家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写的回忆录多半都是由一个小组来完成的。比如说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的回忆录等，都不完全是他们个人的回忆，这些回忆录都是比较准确的。这些领导人的年谱，基本是准确的。根据中央的精神，某些中央的档案不适合公布，但是可以通过他们的年谱公布出来。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年谱，问题极少，因为它们都是经过档案和文献资料核准的。再比如徐向前、韩先楚、吕正操等的回忆录都是军队的专业人员给他们写的。他们的回忆就不是过去意义上说的回忆录，而是口述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分资料比较准确。其他人的回忆录，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要认为是当事人的回忆就没有错，因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他可能记错，回忆录里面记述得越具体，具体到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都很清楚，那就越不真实，因为几十年前说的话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曾经有一本关于瞿秋白的书拿给我审，我否定了，因为书里面1927年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得非常清楚，从常识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不如说他表达得是那个意思，还好些。所以回忆录我们收集起来后，要去伪存真地做好研究，这样写出的地方志和历史才有可靠的依据，有了依据才能站得住脚。

我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有一个观点，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但是中国的学者认为不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1920年4月来华之前，就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2月，两人在从天津到南方去的路上，在骡马车上商量，相约分别在北方、南方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条史料在国内流传得很广，几乎无人提出疑问。它根据的是1927年5月22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的高一涵的《李守常事略》。高一涵是李大钊北京大学的同事、好朋友，他的记述应该没有问题。日本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指出高一涵当时并不在骡马车上，而在日本。既然他当时并不在现场，那最多也是听说，这就存疑了。这个史料虽然存疑，但是最终实践证明了李大钊在北方建党，陈独秀在上海建党。史料挖掘可以改写历史，无论“南陈北李”是否在骡马车上商量这件事情，“相约建党”是事实存在。俞秀松的日记也证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1920年6月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就是陈独秀的家里诞生。所以中国共产党建党不是书上所说的1920年的8月。

写武汉的地方志，也要根据史料来说话。武汉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是非常辉煌的。今天的武汉正在崛起，武汉人就应该了解武汉、热爱武汉、宣传武汉，应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做到“不忘初心”。红色武汉初心在哪里？要用史料来说明。武汉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创建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地之一。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史料，利用史料作好地方志的研究工作。

二、如何查阅史料

（一）先做好功课

一次性要查全武汉市的全部史料是不可能的，每一次总要有一个目的，比如现在要编什么内容，那就围绕这个内容先来做功课，做一个索引。国外学界历来很重视作索引。一般来讲，美国和俄罗斯的博士生写博士论文，要花50%以上的时间做索引。为什么要做索引？就是你研究这个问题前通过调查，知道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说一个人站在别人肩膀上往上爬，在政治上是不对的，但在学术上是正确的。你必须在别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再去研究，如果别人的研究成果你都不知道，那就是白费时间。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博士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作访问学者，她要查一个1919年《俄罗斯研究》的杂志，这个杂志学校有而且允许调阅。她非常高兴地每天去扫描，花了一个多月，扫描完后才发现学校有这个资料的电子版，一分钟就可以拷贝出来。如果事先就去看外文的目录索引，就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所以，先做功课了解这个事情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了很重要。

做好索引后，要了解到哪里去找这个资料。以前处于手工时代，各个图书馆都是封闭的，不对外开放。现在条件好多了，网上基本上已经公开，省一级图书馆全部开放。就算你要查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资料，上网就可以查到目录，不需要到北京去。可以通过检索查找，甚至还可以通过互联网查国外的资料。

（二）向专家请教

专家之所以称为专家，就是在某个方面有丰富的积淀，向他们请教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比如关于武汉地方志，吴明堂处长，还有徐明庭老先生，他们都是专家。当然专家不是包治百病，能帮你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你向他请教，他可以告诉你一个简便的路径，告诉你到哪里去找这些相关的资料，这是他们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学业有门类，各方面都有专家。有些专家对武汉有研究，人不一定在武汉，你了解以后向他请教。绝大部分的专家都是愿意给予指点的，当然他有些资料不一定直接给你，但至少可以指点你，到哪里去找资料，这样就省了很多时间。方向对头，少走弯路。

（三）翻阅工具书

工具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一些博士都不知道有工具书。我国有一个古籍数字化的重点计划，已数字化古籍40亿字，超过《四库全书》不知道多少倍。这40亿字的背后是什么？是强大的中国经济实力。现在很多旧志都有电子版了。

我最近在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本来不属于古籍，但也有一部分电子版面世，我已收集到一百多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电子版。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书一般都作为古籍保管，不提供查阅，甚至连目录都不提供查阅，主要是因为在翻看的过程中，已经发黄的书页容易被破坏，有的甚至一碰就成了碎片，图书馆就不提供借阅。部分图书馆就将这些书籍做成了电子版，供读者使用。民国时期的图书一般是洋装书，图书馆称它们为新善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厦门图书馆都有电子版，每张1至2元，非常方便。但不知什么原因，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没有新善本的电子版，只有古籍书的电子版。电子版可以阅读，可以下载，可以打印，可以反复利用。你们要学习通过网络这样现代的科学方法，下功夫去查找，并且在武汉就能查阅到各个地方你所需要的工具书。

（四）由近到远，不要由远到近

比如你要查江汉区的资料，就先看江汉区的地方志，这叫近。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资料室有多少藏书，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但我参与了武汉志办近代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以一本杂志为例，全国恐怕只有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收藏最为丰富。晚清政府办了两份官方杂志，一份是在江苏创办的《中国商务报》，学者至今未看到原件，但有文献记载；另一份就是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湖北商务报》。这两份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化的代表杂志，因为它们介绍西方和中国的商业贸易。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收藏了一百多期《湖北商务报》。《湖北商务报》记述了湖北的贸易和中国南部的贸易，翻译了外国近现代化理念的文章，登载了张之洞的文章。作为当时全中国仅有的商务报，由于《中国商务报》的缺失，《湖北商务报》就更显珍贵，这已经超出了湖北的范畴而是全国性的事，也是张之洞的创举。当时在南开大学找到资料后，没有做电子版的经验，在电子刻板上面写字，结果把刻板写坏了，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黄红萍处长晚上立刻坐火车到天津，第二天早上又重新拿了回来。这份资料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中国晚清时候，第一个官方向外国学习的杂志，记载了中国、湖北的对外贸易数字，翻译了很多当时西方的现代商贸理念和文章，记载了官方的商贸文献。迄今为止，仍很少有人利用它进行研究，全国的经济专家大多不知道有这个报纸。个别人引用过其中的某一期，但没有全部引用的。我们当时到台湾、上海、北京、天津，一本一本地拍照影印出来，一共收集了一百多期。内容有譬如湖北省卖桐油，具体到哪一个月卖到美国多少，卖到日本多少。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也没有利用它们，但曾经印过六套给了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200多块钱一册。至今武大和华师的教授们也没有利用。我们收集了相当长一个时期湖北的近代史料，包括从台湾地区和日本找来的很多资料，比如1966年湖北人在台湾办的刊物《湖北文献》，武汉地方志办公室保存得非常完整。我每到一个城市，一要去图书馆看一看，二要去档案馆看一看，三还要去菜市场看一看。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的资料室就是一个宝库，大家先不要跑远，“由近”就到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看一看目录，到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看了后，你们再去武汉图书馆看，再去武汉和湖北的其他图书馆收集资料。武汉图书馆是新中国成立前就有的，有很多的史料。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新中国成立前的资料也很多。武汉是一个大城市，湖北省图书馆在地方志特别是县志的搜集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我们这次收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文本，在湖北省图书馆就找到了30多本。古籍电子化是按国家规定实施的，民国时期的图书电子版制作还未全部完成。这次由省委宣传部联系湖北省图书馆，一次性制作了30多本书的电子版。当你向专家请教，又有了工具书，又做了功课，又把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资料都调查清楚，事情就有了一个眉目。吴明堂处长曾经要找一个汪伪时期的武汉市政府公报，但这个公报的第一期并不在武汉，而是在西安，徐明庭告诉我，我又告诉了吴明堂，后来就找到了这本书。

三、查找资料的地方

（一）国内

首先讲档案馆。国家层面的档案馆共有3个，第一个是中央档案馆，是中共中央的档案馆，在北京的郊区，必须由省委办公厅向中央档案馆提出申请，说明你要看什么，为什么目的，然后约定时间进去。中央档案馆有很多中共中央的资料，也有许多地方性的档案，尤其是报刊、书籍收藏很丰富，有的是孤本，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非常珍贵。有时间应该去一下。

另两个档案馆，一个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简称为明清档案馆。在故宫西华门内，也有民国的档案，因为清朝政府垮台以后，爱新觉罗·溥仪在故宫里面一直住到1925年，所以也记载了一部分民国史实。许多档案已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即通常所说的民国档案馆，在南京，主要收藏国民党的档案。武汉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特别是汉口曾经是特别市，所以民国时期武汉市有些档案不在武汉市的档案馆，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由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不提供目录，所以在这个档案馆里查询资料并不方便。档案太多，查找的难度较大，建议先找专家咨询。湖北省、武汉市的不少大专院校和研究所的专家都去过，先问问他们怎么查阅比较好。档案馆的文献档案，一般来讲比较可靠，伪造不多。相比报纸之类，地方志编纂应该首选档案。旧报纸上各种造谣或自相矛盾的信息很多，档案一般来讲就比较准确。

其次是博物馆。博物馆也是资料库，虽然其主要任务是办展览，一般不对外提供查阅服务。博物馆和图书馆不一样，所展览的文物分为多个等级。举一个例子，省委宣传部原部长梁伟年亲自联系国家博物馆，拿回一本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一）》的书。此书系瞿秋白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编辑而成，1927年4月在武汉出版，书的封面上写着“赠送给湖北省博物馆”。1958年，根据中央精神，此书由湖北省博物馆上交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因为此书被列入一级文物，一直没能回到湖北“娘家”。根据文件规定，一级文物必须由国家文物局批准，才能移动。湖北省博物馆最终拿到的是复印本。博物馆里众多的一级文物，一般人很难看到，这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文本就是如此。国家博物馆经过改造后面积很大，值得一看。编纂地方志，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内容，可以到湖北省博物馆和众多党的博物馆去查阅资料，比如董必武纪念馆、李先念纪念馆、向警予纪念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等。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料库。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是在湖北潜江人李书城和李汉俊在上海的家里召开的，一大是湖北的光荣，但至今还没有一个人写文章突出湖北。我和上海一大纪念馆的人很熟，我是上海一大纪念馆特邀研究员，其实它最丰富的资料库不在一大纪念馆，而在浦东，我估计湖北省可能就我一个人进去过，因为它属于博物馆系统，也归文化局管，不对外开放。一大纪念馆不仅有关于革命的资料，还有很多其他资料，我没有具体调查，说不定可能还有湖北地方志的资料，因为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图书馆的很多书籍资料都阴差阳错地转到了一大纪念馆，后来并没有退还回去。再比如，抗战时四库全书被运到了甘肃，到现在都还在甘肃，变成了甘肃的镇省之宝。

最后是大家熟知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我国最大的图书馆是设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个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查找各种资料，从图书馆的变化中能感受到经济实力的发展。图书馆的开放意识越来越强，图书越来越好查。新中国成立后的书籍比较容易获得，新中国成立前的书籍因为不可再生，容易破碎，且存量少等原因，图书馆往往不容查找，甚至连目录都不提供。现在省一级图书馆的目录已全部开放，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图书目录，就是在一般的网上也能看到。以前查资料很难，即使我和武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关系很好，他们也不会给我提供目录，只是让我提供书名，再帮我去找，很不方便。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厦门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还提供电子版，但湖北图书馆和武汉图书馆仍做不到。上海图书馆原来电子版是五块钱一张，后来变成两块钱一张，去年变成一块钱一张，越来越便宜，希望以后能够免费下载。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次查资料高潮，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李婉霞等人是当时手工查资料的高手。我希望能掀起第二次查资料的高潮。

（二）海外

海外的资料可以和国内的资料互为补充。台湾地区有几处资料的宝库，首选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在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内。2003年，我和地方志办的老主任杜福录，还有吴明堂、周建华4个人曾去党史会查阅资料。保存在“党史会”的档案资料是国民党整体搬到台湾去的，具有权威性、连贯性、整体性，时间上没有断线，中国内地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很多只是剩下的资料，并不连贯。比如说国民党中常会记录，台湾“党史会”就是一次一次连贯保存的。仅武汉国民政府的档案，就有1.8万份，3000多万字。因为武汉国民政府是在国共合作情况下组建的，也有很多共产党的资料在国民党的档案里，有些内地还未公开的资料，他们已经公开。但这里不提供资料复制，只允许当场阅读，我第一次去了60多天，就是不停地查阅卡片。因为有我的基础，吴明堂他们再去就方便多了。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相当于我们的“中央档案馆”。

第二个是台湾的“国史馆”，存载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档案，地点在新北市新店，交通不甚方便，但它在台北市有办事处，许多档案已进行数字化，到台北办事处就可以通过电脑看到数字版，而且可以现场打印，费用是台币两块钱，相当于人民币五毛钱一张。

第三个是大溪档案，也就是蒋介石本人的档案。大溪在桃园市，很像蒋介石的家乡宁波溪口，蒋介石很多时候不在台北，而在这个地方工作休息，所以叫“大溪”。大溪档案在改革开放之初很神秘，后来陆续刊印了出来，叫作《革命文献》，武汉图书馆有收藏。蒋介石的日记不在台湾，现在美国保存。

台湾还有两个机构值得一去。一个是“国防部史政局”，保存军事档案。武汉地方志办公室2007年编纂出版的《武汉抗战史料》一书就收集了这些电文和军事档案。另一个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它相当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二为一。“中央研究院”研究大陆近代历史的研究所叫近代史研究所，相当一部分资料来自英国、美国，因为台湾地区和英国、美国关系很好，英国、美国将涉及中国的外文档案，几乎全部都提供给他们，大多是英文。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很多资料都是英文，如果好好利用，武汉地方志研究说不定会有新的突破。比如说1927年的汉口“一·三”惨案到底有没有人死亡，根据英国的档案，最后被中国官方所承认的是只有打伤，没有人员死亡。平型关大捷，开始说是歼敌10000人，后来日本方面说900多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也说是近千人，日本有全部的死亡人员名录。

美国所存的中国档案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以后，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友邦，在物资和军事人员方面支持中国的抗战。1939年前，对中国抗战支持最大的是苏联，支援武汉抗战的空军是苏联空军。1939年后，苏联为了本国利益，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退出中国战场。1939年到1941年是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给予我们支持。1942年后，美国成为中国抗战最大的支援国，在中国牺牲的美国飞行员人数实际上超过了苏联。美国长期以来有计划、有目的地广泛收集中国的各类资料。纽约博物馆就是美国大肆掠夺世界文物的代表场馆，这里保存了世界上最好的文物，甚至一些古埃及建筑，虽然无法全部搬去，但把整块整块石刻、雕塑搬了过去。

美国许多图书馆或研究机构收藏了很多中国的东西，其中收藏中国资料最多的是大学和美国的国会图书馆。

普林斯顿是美国东部的一个镇，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长久，是美国的常青藤院校之一。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收藏了部分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书。美国经济实力非常强大，他们要求在三个月内将中国主要期刊的摘录翻译成英文，最多时有几千人同时进行。中国的期刊一经出版，就运回美国，进行分解和摘录。中国的期刊现在均有英文摘要，他们更加方便，只要复印即可。中国现在进行的40亿字的古籍数字化，凭借的也是强大的经济实力。东亚研究所收藏了全部的《党史天地》。

斯坦福大学在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校园大都是土黄色的西班牙式建筑，作为风景点也值得一看。蒋介石日记存放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因蒋家对版权问题仍有争议，现虽对外开放，并未印刷出版。2007年出版的《武汉抗战史料》收录了1938年蒋介石在武汉的日记，由于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不让拍照只能抄写，书上收录的并不完整。阅读蒋介石的日记是要有一定的古汉语水平的，蒋介石的行书草书并不好辨认，只能依葫芦画瓢抄回来再找书法家去辨认。

美国研究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以费正清命名，现美国智库有很多出身于费正清中心；另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中心，以韦慕庭命名。这两人都是中国通。这两个中心，保存了很多中国的资料。

哥伦比亚大学最丰富的资料是口述历史资料，包括李宗仁的口述资料，现在最有价值的是张学良晚年的口述资料。张学良有他的历史功绩，他公开说他喜欢女人，但人们把他和赵四小姐的恋爱有所夸大。他说，如果不是他被软禁，他与赵四小姐的恋情早就结束了。他公开承认，九一八事变不是蒋介石不抵抗，是他不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时间蒋介石并不知道，东北还是张家的天下。蒋介石当时在九江，张学良在北平，在看戏，他命令不抵抗。外面演绎张学良后来怎么要回大陆，都不太准确。张学良最后为什么不回来？主要是有一个优点，讲义气，李登辉对他不错，李登辉不希望张学良回大陆。后来因为实在走不动了，才未能回来。张学良的回忆录长期不能公布，因为他感恩于宋美龄，认为回忆录公布后蒋夫人会不高兴，坚持要等宋美龄去世后才能公布。张学良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坚决反对台独。哈佛大学的资料也很丰富。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很复杂。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文化强盗，把大量中国的东西抢了过去，因此日本有非常丰富的中国资料。但很多档案被毁掉了，主要有以下3个原因：一是20世纪20年代大地震毁掉了相当多的档案；二是美国有计划地轰炸东京，毁掉了一部分档案；三是日本战后知道要被清算，主动毁掉了一部分档案，导致政府所存的二战前的资料不多。外务省有外交档案。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非常有名，保存有很多中国资料。由于日本右翼化越来越严重，日本民间很多对中国人不太友好，但京都大学是日本很少有的坚持和中国友好的学校，一批学者都主张中日友好，反对日本右翼化。

海外的这些资料，我们应该花大力气，有计划地收录回来。我非常高兴的就是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曾经组团到台湾，抢救回来一部分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收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抗战史料》《武汉解放战争史料》《武汉民国初期史料》这一系列书里。

我举几个例子。我在台湾发现了1919年8月13号詹大悲专门为董必武的事写给孙中山的信，信中提到詹大悲为董必武向孙中山要钱，是董必武早年革命的一个最可靠的原始的文字载体，印证了詹大悲和董必武的友谊，同时又讲到孙中山跟董必武的关系。孙中山后来给了100银元，董必武由此起家走向了革命道路。在此前后，湖北省博物馆也发现了詹大悲遇难后，董必武在日本写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这件事，可以和詹大悲的信互相印证。海内外史料共同完整地把这段历史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硕士论文，详细记述了中共一大。这个关于中共一大的重要文献，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由韦慕庭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在海外收集史料，能够充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甚至是中国历史的研究。

《汉口慰安所》和《武汉兵站》是有关武汉沦陷的两本重要文献。日本右翼势力直到今日还否定慰安妇是国家行为，是政府行为，他们没有否定慰安妇，但认为是市场行为，和政府没关系。但是我们认为是政府行为，有两个证据：第一就是在台湾发现的一份资料，1938年9月，上海领事馆给外务省的报告，提到武汉即将沦陷，在军人首先进入武汉后，慰安妇将在第二批进入武汉，白纸黑字，是政府安排的。第二就是武汉积庆里汉口慰安所。《武汉兵站》的作者是武汉兵站所设立的慰安所的一个军官，武汉兵站就相当于后勤部。《汉口慰安所》的作者是个军医，全书20多万字。这两本书加上在台湾发现的那份档案，完全可以说明慰安妇和慰安所是日本政府行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一个滔天罪行。有一个时期南京市的报纸上报道，南京有个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慰安所旧址，占地2000平方米。武汉积庆里是1.3万平方米。由此看来，南京的利济巷绝不可以称为亚洲最大。武汉积庆里的慰安所旧址保存得非常完整，很遗憾知道的人并不多。在资料收集完备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把大武汉的历史记录得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