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堂:汉口英、德、俄、法、日租界的变迁

吴明堂，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5年至今在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先后参与《武汉市志》和《武汉市志（1980—2000）》的编纂。长期从事武汉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先后撰著、主编、参编的书籍有40多种。著有《武汉黄埔女兵》《武汉湖泊故事》《汉口五国租界》等书。主编（执行主编）有《武汉市志简明读本》《武汉民国初期史料》《武汉票证——计划经济时期市民生活记忆》《武汉备要》等书。参与编写的《汉口租界志》《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解放战争史料》等先后获得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会公益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一等奖。2005年在武汉杰出（优秀）人才奖评选中入选“武汉市十百千人才工程”。2015年被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聘为武汉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交流，一方面对多年从事地方志工作以及编修《汉口租界志》作一个回顾，另一方面讲讲汉口五国租界的变迁。我来地方志工作以前，武汉市关于汉口租界的材料并不多，2003年以前能看到的只有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在1991年编的一本《汉口租界》专辑，黑色封面，大概只有十几万字。2001年市志办党组决定编撰一本反映汉口租界的书，2004年，《汉口租界志》完成出版，获得很多的好评，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当时评价说这本书是市志办所出版书籍中学术价值最高的一本。去年底，我和王汗吾同志合著了《汉口五国租界》一书。今天讲座的内容，主要依据就是《汉口租界志》和《汉口五国租界》这两本出版时间相差13年的书。写《汉口五国租界》的时候大量引用了武汉地区乃至全国学术界对租界新的研究成果和图片。这里有一首词，叫竹枝词，它不是诗，作者是罗汉，民国时期著名的词人，他所写的《华界》：“鸿沟界限任安排，划出华洋两便街。莫向雷池轻越步，须防巡捕捉官差。”实际上他说的这条鸿沟界限，当时主要指中山大道和江汉路这两条街，这两条街两侧大不相同，一边是中国人管的叫华界，一边是外国人管的叫租界，如果你不小心越界，租界的巡捕就会抓你进监狱。罗汉关于租界和华界的竹枝词还有很多，今天仅拿这一首给大家作参考。

汉口租界位居最北侧的是日本租界，接着是德国租界、法国租界和俄国租界，最下边接近江汉路的是英国租界。其范围大概是西临中山大道，东临长江江岸，南临江汉路，北临刘家祺路的区域，面积大概是3300亩，约2.2平方千米。租界存在的时间从1861年3月21日英国租界设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五国租界完全收回。

一、汉口英租界的设立

（一）“国中之国”的租界

什么是租界？最恰当的四个字描述就是“国中之国”，即外国设在中国境内，但又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区域。外国人住的区域并不一定是租界，比如现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色港湾小区居住有许多法国人，英国、法国、美国、韩国等国在武汉也有众多侨民，他们都必须服从中国法律的管理，他们所居住的小区、所开办的工厂、所建立的学校、医院都必须服从中国政府的管辖。历史上，我国也曾专门划出地域提供给外国人居住，两汉时期，在当时的首都长安和洛阳都设立了蛮夷邸。当时中国人将在中原地区居住生活的外国人或西域民众称为蛮夷，包括匈奴、羯族、羌族、氐族等等，划片给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蛮夷邸。北魏的时候，这样的地方叫慕义里。在唐朝、宋朝的时候，在广州设立了蕃坊，蕃坊是专门为伊斯兰教信徒设立的，蕃坊选的首领叫阿翁，阿翁也受中国政府管理，但他有很多的自主权，可以管理蕃坊里的穆斯林事务。元朝的时候，在全国最大的港口泉州也设立了蕃坊，其性质和唐宋时期广州的蕃坊差不多。明朝的时候，在肃州（即今酒泉）设立了夷厂，主要是给中亚一些少数民族，以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居住的，因为在明朝时肃州嘉峪关就是行政版图的边境。从明朝中期起，明朝政府为了将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区隔开，将澳门租借与葡萄牙使用。清朝的时候，清政府闭关锁国，全国只有广州设有商馆与外国商人进行商业贸易。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政府于1842年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划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南京条约》规定英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但并没有规定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划定专门的地域居住。1843年，中英签订《虎门条约》，明确写有“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的条文。1845年，英国、美国、法国在上海划设地块，进行市政建设，开始有了租界的雏形，但其管辖权仍然在中国政府手中。1853年，小刀会攻占上海，清政府的官员纷纷逃跑，上海基本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854年，英国、美国、法国领事自行宣布由他们自己管理所划设的地块，此时的地块就被称为“租界”，这种管辖权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可。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正式承认外国人在上海设立的租界。根据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除上海外，清政府正式承认外国人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设立租界。

在亚洲，日本也有过类似租界的地域，如长崎的出岛，由荷兰租借。在美国人的炮火下被迫开放的神奈川、长崎、新潟、兵库等四个口岸，也有外国人居住相对集中的地域。这些地域从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得上是租界。

按照今天学术界对租界的定义，近代中国曾存在过27个租界，其中专管租界25个，公共租界2个。顾名思义，专管租界只有一个国家管辖，汉口的五个租界均为专管租界。公共租界由多个国家管辖，包括上海公共租界和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

从国家来说，英国在华设有7个租界，数量最多，日本设有5个（包括湖北沙市，立有条约并未真正建成），法国设有4个，德国和俄国分别在汉口和天津设有租界。美国在上海和天津设有租界，天津美租界不久后合并至英国租界，上海美租界不久后合并到上海英租界，称为公共租界。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比利时只在天津设立租界。

从城市来说，上海、厦门、天津、镇江、汉口、九江、广州、苏州、杭州、重庆等10个城市曾存在租界。其他如沙市、威海卫、青岛、大连等地也有类似租界的存在。如青岛的“胶澳租地”由德国设立，德国实际上把这块土地当作自己的领土统治。大连由俄罗斯当作领土来统治。威海卫由英国租赁使用25年。以上三处，在侵害中国主权方面，其危害比租界更加严重。

全国拥有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是天津，有9个，美租界合并到英国租界后减少为8个，汉口有5个，排名第二，上海有3个，排名第三。汉口租界的面积仅次于上海和天津，居全国第三，就影响力来说，在中国内陆排名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关于租界的研讨会曾多次举行，上海、天津、武汉三个城市的代表均会参加，上海已举办过多次研讨会，武汉至今尚未举办过。今天所讲的内容参考了我2005年参加上海社科院组织的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广州有两个租界，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广州的租界面积很小，而且在珠江上一个叫沙面的小岛上。厦门租界有两个，英租界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鼓浪屿现保存有大量的外国建筑，是游客至厦门旅游必去的景点。镇江、九江、苏州、杭州和重庆各只有一个租界。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下，保存至今的众多外国建筑已成为游客参观的景观。在天津，以著名作家冯骥才为代表的一批名人大力呼吁要保护历史建筑，天津市政府投入上千亿元保护历史街区，租界众多的历史建筑保护得较好。上海租界面积最大，达到48653亩，苏州河、外滩一带的建筑风貌和其他地域完全不同。汉口的历史建筑保护力度还有待加强。

（二）列强为什么要在汉口设立租界

外国在中国设立租界有两条规律，一是必须靠水，要么靠江，要么靠海，外国的军舰和轮船能直接到达这个地方，军舰可以保护侨民。二是设立在对外开放的城市。武汉紧靠长江，从唐宋起，武昌府和汉阳府就是很繁华的双城；从元朝起，省级行政机构就开始设在武昌；从明末清初起，以汉口为代表的武汉就成了九省通衢，号称“楚中第一繁盛处”。汉口和佛山镇、景德镇、朱仙镇称为四大名镇，并且汉口是四大名镇之首，汉口同时又和京师、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相对四大名镇的称号，“天下四聚”的影响更为远大。所谓“聚”就是商品的集散地，汉口是整个华中地区商品、人口的集散地，甚至周围几个省、十几个省的货物都在这里聚散，苏州为长三角地区的集散地，佛山是南方地区的集散地，京师是北方地区的集散地。复兴大武汉，要复兴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复兴到天下四聚或者四大名镇的程度。现在全国共有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和历史上的四大名镇和天下四聚相似。民国时期汉口优越的地位引起了西方列强的高度关注，1946年出版的《新武汉指南》里对汉口有一个评价：汉口的工商地位足以“把整个中国的心脏都强健起来，使得整个躯干和四肢能作舒畅的运动，假如这个心脏僵化了，全国工商业活动都会呆滞。”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英国要求沿长江从镇江到汉口划出3个通商口岸。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他于1860年下令烧毁北京圆明园）乘军舰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考察水路和城市，确定汉口、九江、镇江为通商口岸。由于《天津条约》签订后，中英双方并未换文生效，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再起，中国战败后，于1860年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确定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有效。

（三）英租界的划定

1861年3月7日，英国官员威斯利及上海宝顺洋行行主韦伯等十多人，乘英国火轮船驶抵汉口，会见湖广总督官文，自称由上海来汉，查看地势，立行通商。这次立行通商就揭开了汉口开埠的序幕。3月11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贺布、驻华使馆参赞巴夏礼到汉。3月20日，汉阳知府刘齐衔、汉阳知县黎道钧与巴夏礼划定界址：花楼巷江边往东8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长250丈，深110丈，合458.28亩。大致在今鄱阳街、江汉路、沿江大道、合作路所包含的这块区域。3月21日，巴夏礼与湖北布政使唐训方订立《汉口租界条款》。4月27日，上海英领事署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不久，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抵汉，设置领事馆，汉口正式开埠通商。

（四）江汉关开关

江汉关开关与汉口开埠和英租界设立有着密切关系。最初，清政府并不愿意设立江汉关，认为仅在上海设关即可。由于仅在上海设关，导致其他口岸走私猖獗，税款大量流失。湖广总督官文与江西巡抚毓科一再向清政府要求在汉口、九江设关稽查收税。1862年1月1日，江汉关设立。当时仅征收子口税和盘查货物，进出口税仍在上海完纳。与子口税相对的是母口税，这说明汉口江汉关的地位比上海江海关的地位要低。1863年1月1日，江汉关开始全行征税。1月15日，首任江汉关税务司狄妥玛向总税务司赫德报到。客观来说，英国人赫德领导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在运作效率、廉洁等方面在清政府各个部门里做得最好。到1945年江汉关税务司撤销，江汉关税务司基本上由外国人担任，中国政府设有江汉关监督来监督江汉关税务司。江汉关监督由汉黄德道兼任。汉黄德道的“汉”是指汉阳府，“黄”是指黄州府，“德”是指德安府，在这三个府之上设有汉黄德道。江汉关设立前，汉黄德道署设在黄州府，1862年之后为了监督江汉关的税收，汉黄德道署迁移至汉口，同时还管理华洋交涉事务，首任江汉关监督叫郑兰。1908年，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所著的《汉口——中央支那事情》，形容汉口“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江汉关的进出口货物数量巨大，1861—1894年，进出口贸易每年为3000万到4000万关两，1867到1894年，年均3534.7万关两，1901年超过1亿关两，1906年总额接近上海，1915年为2亿关两，1923年为3亿关两，1925年为4亿关两，1928年达到最高纪录4.43亿关两。这些数字虽然是指进出口总额，但主要是间接出口额，因为汉口毕竟是在内陆长江边，很多货物由武汉运到上海、天津等，再从那里出口。在全国四大港口（上海、天津、汉口、广州）中，汉口的间接贸易额，从1865年到1894年，21年居第二位，8年居第三位；从1895年到1914年，12年居第二位，4年居第三位；从1915年到1928年，9年居第二位，5年居第三位；从1865年到1931年的67年间，42年居第二位，18年居第三位。直接贸易额在四大港口中相对较少，从1867年到1942年的76年间，21年居第三位，55年居第四位。江汉关的关税收入长期保持在100万到300万两之间，1924年达到559.57万两，1933年达到1310万两，1937年达到2582万元，只有1897年这一年，在全国12港口中，仅次于上海。

（五）英租界的扩展

汉口开埠之初的英租界面积较小，只有400多亩。1896年后，德国、俄国、法国和日本相继在汉口开辟了租界，尤其是德租界的面积达到600亩之多。汉口俄租界紧邻英租界，开辟之初，1861年首先到达汉口的英国宝顺洋行不愿意划入俄租界范围，英国觉得自己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面积也应该排列第一。中英双方经过一番交涉，1898年，湖北按察使瞿廷韶与英国驻汉口领事霍必澜签订《英国汉口新增租地条款》，规定汉口英租界向西北方扩展到距离汉口城垣只有5丈的地方，新增面积337亩，总面积增加到了795亩。当时汉口中山大道这一片地势比较低洼，属于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所有，英租界工部局就和刘歆生商量，由英租界当局把这块地填平垫高，在英租界西南边界外侧修建一条马路，命名为歆生路，这就是今天的江汉路，英租界当局随即派设巡捕，向道路两侧的居民征收捐税，同时在通往华界的3个街口——花楼街、黄陂街、居巷（交通巷）也设置了铁闸门。有了刘歆生这块地，英租界面积又扩大200多亩，总共达到1000多亩。除此以外，在怡和村（今武汉市委一带）地域，英国怡和洋行陆续兴建十几栋洋楼，大概9.9万平方米，实际上成了英租界界外飞地，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范围以外。

（六）汉口的5个跑马场

近代汉口曾经有过5个跑马场。原汉口城堡内法租界附近的跑马场兴建于1864年5月，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跑马场，名为西商跑马场，后来迁移至今解放公园一带。今马场角一带建有万国跑马场，今武汉中央商务区（原王家墩机场）一带建有公共体育会跑马场，今同济医院一带建有华商跑马场。解放公园一带的西商跑马场看台和部分附属建筑至今保存完好，看台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管理，附属建筑部分由武汉市文化局的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使用。连接原德国租界和西商跑马场的渣甸路，由英国人修建，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解放公园路，两边建有高墙，只有在跑马场有赛马活动时才允许行人通过。王家墩飞机场就是在原公共体育会跑马场的基础上修建的。

（七）汉口租界的界外“飞地”

在今武汉市第八医院附近有一块由英法德俄等国共同管辖的万国冢地，葬有多个国家的侨民。1938年武汉抗战期间，苏联派遣空军志愿队支援中国抗战，共牺牲211人，其中有15人埋葬在万国冢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于1956年将苏联空军志愿队墓和纪念碑迁移至今解放公园。目前，武汉市园林局和长江日报社正在建设苏联空军志愿队陈列馆，预计年底正式开馆。日本在今古德寺附近建有自己的冢地。

除此之外，汉口租界还有两个界外飞地。一个是江西庐山牯岭避暑地，由卜内门洋行的李德立建立，从1896年到1931年，共建有526栋别墅，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名为牯岭公事房。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曾著有《到庐山看老别墅》一书，建议大家一读。另一个是河南信阳鸡公山避暑地，学术界认为也是汉口租界的界外飞地，由美国人兴建，到抗战前，共建有别墅300多栋。2003年底，我先后赴庐山和鸡公山踏勘，庐山管理局和鸡公山管理局分别赠送给我《庐山志》和《鸡公山志》，两本志书对此均有记载。

二、德、法、俄、日租界的设定、扩展及收回

（一）德租界的建立与扩展

汉口德租界设立于1895年10月3日。德国为什么要在汉口设租界？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要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国因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阻碍它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于是联合法国和德国进行干涉，结果是日本于1895年5月4日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白银3000万两将其“赎回”，史称“三国干涉还辽”。事后，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要求清政府同意德国在汉口和天津两地设立租界。汉口德租界的形状像井田，大致在今一元路以北，至六合路与陈怀民路之间，东南抵长江边，西北至中山大道。自明代中期以来，汉口的商业中心在汉正街一带，后陆续向六渡桥、花楼街一带延伸。1895年前后，今一元路一带仍非常荒凉，在德国的要求下，德租界占地600亩，超过当时英租界的面积。英国人以此为由，也要求扩建。德租界设立后，只有一次扩界。当时的一元路为汉口城堡墙基所在地，城墙城基宽三丈，属官府所有，墙外有五丈官地，城内有五丈官地，包括护城河，在今一元路口附近还设有海关常关，德国人认为常关影响租界的发展，要求常关搬迁，经过一番交涉，德租界面积扩展36.83亩，达到636.83亩。

（二）法、俄租界的建立与扩展

法租界和俄租界设立于1896年6月2日，两个租界同一天设立。很长一段时期，认为俄租界的设立早于法租界，是1896年5月20日。实际上5月20日是俄历，公历为6月2日。法国和俄国长期就是盟国。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战败，随后又有巴黎公社革命，法国自身难有余力在远东设立租界。俄国人到汉口后，创立顺丰洋行、新泰洋行、阜昌洋行等，经过“三国干涉还辽”后，法国人发现紧邻英租界、原要设立法租界的地域，已被俄国人占据，法国人在和俄国人商量后，和清政府谈判，确定俄国占这一地区的三分之二，法国占这一地区的三分之一。它们共同择定的地区是：从今合作路（与英租界相接，当时叫界限路）至一元路，从长江边到今中山大道。俄租界面积为414亩6分5厘，年租银83两8钱4分2厘，这个租银标准长期未变。《汉口俄租界地条约》称：“俄界一切事宜归俄国领事官按照此约及后订章程办理。惟租界内遇有华洋商民禀控欺凌等项事故，应由租界委员会同领事及领事官所派之员审讯办理。”在此以前，外国人已有领事裁判权，《汉口租界租约》则明确规定租界内的华人和外国人发生纠纷，由中国汉黄德道的官员和外国领事或副领事来共同审理，组成会审公堂。俄国除了汉口租界，在庐山还有一个芦林避暑地，由俄国东正教堂偷偷购买而得，由于长期亏损，就和汉口俄租界工部局签订合同，交由俄租界工部局管理，每年给付15000两白银。管理芦林避暑地的芦林公会会长由汉口俄领事或侨民公会会长兼任，芦林避暑地实际上成为了俄租界的界外飞地。避暑地有1600亩之多，地势较平，现为芦林湖。中、法6月2日签订的《汉口租界租约》规定法国租界约187亩。1902年11月12日，法国又和清政府签订《汉口展拓法租界条款》，把法租界向西扩展到汉口城堡以外，到了距大智门火车站约168米的地段。法租界是汉口五个租界中唯一越过中山大道的租界，面积达到357亩。除此以外，法国人后来又向中国官民偷偷东买一块，西买一块，到1945年收回法租界的时候，其面积已经达到了485.685亩，也有一说是492亩。

（三）日租界的建立与扩展

面对其他国家在汉口设立租界的现实，日本也妄图在汉口设立租界。1871年，李鸿章和日本全权大臣伊达宗城签订《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确定在上海、镇江、宁波、九江、汉口等15个通商口岸，两国官民可在议定通商各口租地盖房。理论上讲，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其他国家可以在中国投资经商，中国其实也可以去日本、德国等国投资经商，只是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国力而已。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6年10月19日，日本从威海卫撤军，日本又和中国签订《通商口岸日本租界专条》，规定日本可以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设专管租界。1897年12月12日，日本要求在汉口德国租界北侧起沿江长300丈之地作为租界，遭到张之洞拒绝。1898年7月16日，根据《公立文凭》，瞿廷韶、汉阳府补用知府钱守恂与小田切万寿之助签订《汉口日本专管租界条款》，从德国租界北首起，沿江下行100丈，东起江口，西北均抵铁路，占地面积247.5亩。这个租界面积不大，但是由于条约有“此次所定日本租界，以界址过于窄狭，将来商户盈满，则当临时酌妥情形，仍在丹水池迤下之地，由日本领事官随时与江汉关监督商酌，购买妥宜地基，以便日后设立工厂”的规定，租界面积可以扩大。在设立之日就规定面积可以扩大，是日租界的一个特点。1906年起，日本要求将汉口大智门车站外毗连铁路、靠近德日租界的千余亩土地租给日本。1907年2月9日，清政府派江汉关监督桑宝与日本驻汉口领事水野幸吉签订《日本添拓汉口租界条约》，拓展后的日租界从原定的北边界线向北扩展150丈，新增面积375.25亩，总面积达622.75亩。除了租界以外，日本在今解放军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处还设有兵营，实际上也成为汉口日租界的一部分。

（四）未开办成功的美国租界和比利时租界

除已开辟成功的5个租界外，汉口还有两个未开辟成功的租界，一个是美国租界，一个是比利时租界。这两个租界实际上在一个地块，只是时间先后而已。卢汉铁路开工后，清政府面临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困境。1897年3月17日，比利时驻汉口领事法兰吉和张之洞面商筑造卢汉铁路事宜。经过谈判，清政府最终与比利时人达成协议。1898年6月，《卢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卢汉铁路行车合同》正式签订，清政府向比利时公司借款450万英镑。该合同规定，筑路工程由比利时公司派人监造；所需材料除汉阳铁厂可以供应外，都归比利时公司承办。比利时驻汉领事利用铁路开工之机，在刘家庙江边私自购得民地600亩，每亩地价10两。比利时要求设立租界这件事遭到张之洞的坚决反对，他认为比利时索要的租界靠近火车站，会妨碍铁路主权和军事设防，并造成日、德竞相拓界的纷争。经过10年的交涉，最终清政府用81.8万两白银收回比利时所购全部土地。虽然比利时没有成功设立租界，但也从中大赚了一笔。美国政府也曾经要求在汉口设立租界，后来清政府把原江岸车站一带留给比利时的租界地预留给美国，但由于各种原因，美国租界并没有设立。

总体来说，在汉口的所有租界中，英租界面积最大，影响也最大，包括后来依约拓展和私自拓展的，约有1060亩；俄国租界最小，只有414亩6分5厘；法国492亩，越过了中山大道；德国636.83亩，环境最为幽静，适合居住；日本622.75亩，设立时间最晚。

（五）租界的收回及各特别区的设立

汉口各租界的收回过程一波三折。德国租界收回得最早。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对德宣战，中国就趁这个机会于1917年3月15日把租界收了回来。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并未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21年5月，中国政府和德国政府签订《中德协约》，从法律上确认了《凡尔赛和约》中中国对2处德租界收回的事实。汉口德租界被收回后，改称汉口第一特别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政府发表宣言，将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利益归还给中国。由于北洋政府不承认苏俄政府，此项声明并未得到落实。直到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俄国租界才由中国政府正式收回。1925年3月，湖北督军王占元再次宣布收回汉口俄租界，成立汉口第二特别区。第三个收回来的是英租界，1927年大革命时期，发生了汉口“一·三”惨案，愤怒的群众涌进英租界，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2月1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汉口英租界交还中国。3月15日，中国政府成立汉口第三特别区，直属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管辖。第四个收回的是日租界，1938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一周年纪念日，汉口市政府为了鼓舞中国人民抗日的士气，宣布收回汉口日租界，改为汉口第四特别区。不久后的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占武汉，日租界恢复。1943年3月30日，日本将汉口日租界交还给汪伪国民政府，上演了一出“交还”的丑剧。然后是法租界，武汉沦陷期间，日本政府和法国政府也向汪伪政府“交还”了法租界。抗日战争胜利后，日租界和法租界正式被中国政府收回。

三、国中之国的政治运作体制

（一）租界的“太上皇”：领事馆

领事馆本是一个国家派到另一个国家保护侨民，以及促进两个国家商业贸易、文化教育平等交流的机构，但在清末或民国时期，领事馆拥有领事裁判权，权力很大。英国总领事馆设在今天津路，现留存有英国领事官邸。德国总领事馆设在今武汉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今保存完好。比利时领事馆设在今洞庭街。美国领事馆设在今沿江大道车站路口，保存完好。日本领事馆位于今山海关路2号，保存完好。外国领事，特别是英、法、德、俄、日等国领事，拥有管理租界的权力，实际上成为各国租界的“太上皇”。

（二）英、德、俄租界：“三权分立”的小型“自治共和国”

汉口5个租界的管理模式（或称政治运作模式）共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英、德、俄租界“三权分立”的小型“自治共和国”。三权是指立法、行政和司法。立法由纳税人大会决定，但只有纳税达到一定金额的机构或个人才能参加这个大会。纳税人大会有听取工部局行政报告，通过行政规划，通过预决算，修改各种法案、规章，选举董事会董事等等这样一些职权。只有外国人拥有这些权力，中国人无论缴纳多少赋税、房租，均没有投票权。就1925年英租界纳税人会议情况来看，安利洋行、亚细亚火油公司、卜内门洋行、太古洋行、麦加利银行等知名大公司都拥有最高的投票权12票。参加1910年汉口德租界纳税人会议的选举人名单中，安利洋行、大英烟有限公司、美最时洋行、亨堡轮船公司等大公司名列其中，其中这四家公司就拥有60%的投票权。俄国租界，中国人有一定的投票权，但话语权明显不足。纳税人大会相当于立法会，选举产生行政委员会，现在一般称为董事会。董事会也称为工部局，工部局秘书即称为总办，工部局是实际管理租界的机构。工部局下面设有工程科、卫生科、警察科、教育科等。警察科就是我们常说的巡捕房，主要是因为英国在上海设租界时，不敢称呼为警察，就把负责治安的警察称为巡捕，以后各个租界均沿用了这个叫法。英国、德国和俄国租界的管理模式大致相似。德国租界巡捕房设在今胜利街与二曜路的交叉口，现已建成武汉市警察博物馆。

（三）“领事独裁”的法租界

法租界是典型的“领事独裁”体制。什么叫领事独裁？就是法国工部局的董事长由法国领事亲自兼任，不像英国、德国、俄国是由侨民选举产生。在法国本土，一贯宣扬民主自由，但是它的海外租界却实行领事独裁，非常奇怪。一般认为英国非常古板，但是它的海外租界管理却很民主，这种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法国租界也有纳税人会议，但作用仅仅就是审议工部局提交的年度报告和选举董事会成员，权力不大。法国领事掌握了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权力非常大。

（四）“侨民自治”的日租界

日本租界和其他租界很不一样，1905年，日本在汉口、天津、上海等5个城市实施《居留民团法》和《居留民团法施行规则》，居住在武汉三镇以及武汉周边的日本侨民，都有选举权，选举产生居留民会。居留民会选举产生行政委员会和民团长，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负责汉口日租界的日常行政事务。居留民会和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是真正的侨民组织，委员均为义务职。民团事务所是行政委员会具体完成行政事务的办事机构，下设有庶务、调查、财务、工务、电气、港务、卫生、保净等科，工作人员作为雇员，有适当的工资报酬。汉口居留民团的委员都是在汉大的日本公司的代表，比如泰安纺织、大正电气、水田漆行等。1942年前后，日本居留民团办公处设在今胜利街335号。

（五）各租界巡捕房

1862年设立的英租界巡捕房实际上是武汉近代意义上最早的警察机构。各租界巡捕数量众多，1900年前后的俄租界有巡捕30多人，1916年时的德租界有巡捕118人，1927年时的英租界有巡捕110人，1938年前后，法租界有巡捕240人之多，日租界有日籍巡捕39人，中国籍巡捕大约为其一倍。上述前三个租界的巡捕房经费由租界工部局负担，接受租界董事会管理。法租界和日租界比较特殊，法国领事馆直接管理法租界巡捕房，但经费由工部局负担。日租界巡捕房为日本总领事馆所管理的警察署，其管辖范围涵盖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管理的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省。

（六）领事法院、会审公堂和洋务会审公所

依据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凡是在汉口设立（总）领事馆的国家大多设立领事法院或领事法庭，行使领事裁判权。按照被告原则，外国籍人士犯法后，由所在国领事法院（庭）审理。也就是说，如果被告是英国人，那么由英国领事法院主审，如果被告是法国人，那么由法国领事法庭主审，原告所在国的领事或中国政府官员观审。如果被告是中国人，就在中国政府设立的汉口洋务会审公所审理，比如英国人告中国人，就由中国官员主审，英国官员听审。设在汉口的这些领事法院（庭）规模和权限较小，比如英国，其领事法院就只能处理诉讼标的在500英镑以下的民事案件和主刑在徒刑1年以下或罚金在100英镑以下的刑事案件，大的案件在1865年以前要送香港刑司衙门审理，1865年以后要送到位于上海公共租界的上海高等法院审理；比如美国，大的案件就会送到设于上海租界的美国驻华法院审理；比如法国，刑事案件第一审或第二审要送到越南西贡控诉院或河内上诉法院审理。一个法国人在中国犯了法，比较严重的要送至越南审理，更严重的就要送至法国本土审理，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

四、武汉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近代文明的窗口

汉口租界是武汉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近代文明的窗口，包括租界的欧式建筑、下水道、人行道、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公厕、公园，近代化的市政管理和文化举措，以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等等，大多由租界引进。在汉口租界的“模范”带动下，湖广总督张之洞就借用西方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方法，在武昌徐家棚一带自开商埠，对外开放。一部分中国商人在今大智路一带建立了仿租界区的模范区。民生路、中山公园等道路和公园的建设，也是借鉴了租界的建设经验。再比如田径、足球、篮球、乒乓球、体操等这些运动，多由外国教会学校开始引入。在近代化码头建设方面，1863年，宝顺洋行在汉口港建成第一个近代化轮船码头；1871年，顺丰洋行兴建的砖茶专业码头是汉口港的首座专用码头；1873年，太古洋行首建浮趸码头；1901年，英、美石油公司设管道码头。英租界第一次建起铁筋水泥的堤防。汉口的第一部汽车、出租汽车行、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客邮”、邮政汇款、邮箱、报纸、电话、电灯等等，均由租界开始。

租界内的道路命名，大致遵循了人名、机构公司行号、区位、年号等原则。英租界内的部分道路命名照顾到了中国人的情感，如洞庭街、鄱阳街、北京路、天津路、上海路等。俄租界内的道路命名完全依据俄国人思维进行，如与长江平行的五条街，尼古拉大街以俄国皇帝命名，鄂哈街以俄国领事命名，开泰街以俄语里的中国、契丹、支那命名，玛琳街以俄皇亚历山大三世皇后命名，亚历山德罗夫大街以俄国皇帝家族命名。与长江垂直的四条街，列尔宾街（今兰陵路）以茶叶贸易开创者命名，阿列克谢耶夫街（今黎黄陂路）以亚历山大私生子命名等。德租界内道路的命名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海因里希亲王大街以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命名，威廉大街以德皇威廉二世命名，腓特烈大街以德皇腓特烈三世命名，海靖街以德国公使命名，施妥博街以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命名。这些与长江平行的几条街，均以男人的名字命名；与长江垂直的道路均以女人的名字命名，如奥古斯塔大街（今一元路）以威廉皇帝的皇后命名，维多利亚大街（今二曜路）以威廉皇帝的母亲命名，路易莎大街（今三阳路）以普鲁士公主命名，索菲亚大街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第三任妻子命名，夏洛特大街以普鲁士王后命名，多萝西大街以德国公爵菲利普女儿、普鲁士之母命名。法租界内的道路，今沿江大道当时名为法兰西大街，吕钦使街以法国驻上海领事、中国公使命名，德托美领事街以法国领事命名，塔纳纳利佛街以马达加斯加首府命名，西贡街以越南城市命名，还有学堂街、银行街、巴黎街等。垂直于长江的几条道路分别为玛玺理大街、河内街、铁路街、教会街、新街等。这些地名均有很强的殖民色彩，以他们自己国家的人名、地名、城市名来为租界道路命名。

旧租界区至今保存有众多当时的建筑，如汉口电灯公司（今合作路和鄱阳街交汇处，已改建为湖北省电力博物馆）、英商麦加利银行汉口分行（建于1865年，为汉口现存最老的建筑。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是第一个在汉口设立分行的银行）、英国汇丰银行（今沿江大道、青岛路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内侧）、英国太古洋行（英国汇丰银行北侧）、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今沿江大道天津路口，空军天津路招待所）、上海路天主堂、圣教书局（今鄱阳街49号，出版印刷宗教书籍的机构）、景明洋行（鄱阳街53号）、美国慎昌洋行、印度锡克教堂（位于今天津路）、日本同仁医院（位于今一元路小学）、明星电影院（今解放电影院，位于蔡锷路）、萧耀南公馆（今汉口一元路和中山大道交汇口）、圣母无原罪堂（位于今车站路）、俄国东正教堂（位于今天津路）、汉口三菱公司（位于今山海关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位于沿江大道和车站路口）、新泰洋行（沿江大道兰陵路口）等。归纳起来，汉口租界部分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纽带”的作用，正是有了租界这个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近代文明的窗口，再加上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促成，武汉逐步走出中古城邑，迈入现代都市行列。

五、一部爱国主义的“教科书”

在汉口存在几十年的这5个“国中之国”，是镶嵌在武汉地区的5个“毒瘤”。租界的存在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在汉口驻兵，军舰游弋或长期停泊在长江流域，甚至在租界内外设有兵营，均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表现。

1938年8月，为激励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汉口市政府对日租界内的道路进行了更名。如为纪念“一·二八事变”，将中街（今胜利街陈怀民路至郝梦龄路段、长春街郝梦龄路至刘家祺路段）改为一二八街；为纪念“七七事变”，将西小路改为七七街；为纪念八一三淞沪会战，将大和街（今胜利街郝梦龄路至刘家祺路段）改名为八一三街；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将平和街（今中山大道陈怀民路至刘家祺路段）改名为九一八街；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将南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将燮昌小路改名为陈怀民路，将中小路改名为刘家祺路，将新小路改名为阎海文路。

最后，讲一下中国共产党在租界区的活动。中国共产党在租界区开展了大量革命活动。如1921年12月爆发的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是比较早的共产党领导工人并取得胜利的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后，在法租界设秘密联络站，调查工人死难情况，开展善后救济；四民街61、62号，1927年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现为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天津路德林公寓，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活动被迫由公开转入地下，周恩来、瞿秋白、张太雷、李维汉、邓小平都在这里住过，8月6日晚，瞿秋白还在这里连夜翻译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1928年3月17日，夏明翰在汉口法租界和华界交界处的东方旅馆住处被捕，3月20日在余记里空坪（今武汉市警予中学）被杀，写下著名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诗篇；就在夏明翰被害的3月20日，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97号被捕。1928年4月9日湖北卫戍司令胡宗铎在驳复法国驻汉口总领事吕尔庚的质问发出的照会称：“法租界永贵里十一号系共产党和共青团武汉三镇及各县的交通机关，并为汉口市二区常委住址，每月出入党团员不下三四十人；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刘昌群住法租界荣兴里；巡捕房宋秘书、翻译刘品章、工头刘庆昌、库房管理人汪鄂为共产党员。”后来，胡宗铎又说：“数月里，破获的共党机关，在法租界里十有七八”。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租界里的活动非常活跃。

归根到底，租界实行独立的市政、警务等管理，完全脱离和排斥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建设“国中之国”。外国侵略者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享有种种特权，恣意践踏中国法律，为所欲为，为非作歹，欺侮中国人民的行为，以及租界内烟、赌、娼泛滥，黑势力猖獗，为名副其实的“藏污纳垢”之地。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革命势力借此进行的革命活动都成为我们向全市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同时对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武汉、建设武汉的政治热情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