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强:武汉与中国工业近代化

李明强，河南确山人。1968年11月生，研究生学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行政制度史、地方政府发展。为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公共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地方政府治理新论》《海峡两岸关系史》《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国共两党血缘情》等，在《中国行政管理》《财政研究》《江汉论坛》等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和参与各类课题十余项。

今天很荣幸，来到武汉地方志办公室，和大家探讨关于中国近代化或者称现代化的历程。我1987年上大学，学了两年历史，专科毕业后到农村教了四年的高三毕业班。1993年考取研究生，来到原来的老财大也就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最初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我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严昌洪老师等一批学者一起做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研究，大概持续了五六年时间。之后开始做行政制度和地方政府的研究。后来的主要研究精力转到了政府管理，特别是地方政府管理中关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因为本身历史专业出身的缘故，不自觉地就会把原来所学的知识结构和后来的知识结构，以及上课教学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因为对历史典故了解比较多，所以课堂上也会涉猎得多一些。

今天讲的题目武汉与中国近代化，我准备讲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轨迹，作一个回顾。因为要讲工业化，你必须知道整个世界工业和中国工业发展的总体趋势，了解了总体趋势再具体到武汉来讲。讲武汉的工业发展、社会发展，什么时候开始走，什么时候走到什么状况，以及将来走向的发展方向。讲武汉工业近代化问题绕不开一个人，就是张之洞。第二个方面是把张之洞为官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展开来讲他的很多思想和所经历的几个历史节点。了解了他的经历，才能知道他为什么后来能够把武汉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地点来发展。张之洞在武汉待了18年，中间有两年署理两江总督。清朝的官员分两种，一种叫署理，一种叫实授。一个官员的为官生涯直接影响到他思想的形成和他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以及他建立某种工业体系或者建立某种发展方式的选择。第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张之洞创办的一些实业。第四个方面讲武汉工业近代化的历史地位，即假如把武汉作为一个点放到全国来看，当时有哪些方面是在全国知名的。

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轨迹

（一）起步时期（1840—1895年）

从清军入关到1840年之前，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影响很大。在清朝，主要的学问有两种，一是金石学，一是考据学。所谓金石学，就是研究出土的鼎之类的物品上面的字的意思。所谓考据学，与考古相似，具体考证考古发掘出来的物品的年代，也考证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的真伪。清朝人写文章一般不涉及当代，著名学者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所记的主要内容是神仙鬼怪。清代文人不涉及社会现实的主要原因是文字狱。中国文化在清朝一代，受到极大的摧残。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应该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按照世界大势，中国应该走工业化的道路，因为明末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到了清朝全部消失。乾隆的儿子嘉庆即位后，清朝的国势即“断崖式下跌”，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从嘉庆、咸丰到道光，国势的跌势速度很快。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耆英和英国人签订的《南京条约》原文第一句是“大清帝国皇帝将香港岛赐予大不列颠国王”。我们所学的历史书上则是“割让香港岛，向英国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等的记载。由于对西方了解不多，当时出了很多奇葩的传说，如英国人腿不会打弯只能站着，英国人缺了中国的茶叶肚子会胀起来等，甚至很多的大臣都不知道西方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皇帝问军机大臣穆彰阿外国什么情况，穆彰阿回答说：西班有牙，葡萄长牙。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开始介绍西方国家，中国人才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中国人打了败仗，感到武器不如别人，开始兴办洋务，才有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前期的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其中以李鸿章最为有名。李鸿章在上海，左宗棠在福建，曾国藩后来到天津做直隶总督，主要在天津，上述三地就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建立近代工业的地方。当时的思想就两条，第一条是魏源提出来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条是后来张之洞总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两种思想一直延续了很多年。

（二）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年）

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家开始反思，什么叫工业化？工业化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文明向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工业文明转变，国家从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的过程。科学技术和社会变革有意识地在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工业化不但包括产业的革命和产业的兴起，还包括社会经济结构和组织管理，以及政治体制、国家体制和国家社会运作的现代化。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与变革社会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近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时期，人们开始逐渐了解工业化，最典型的词是“实业救国”。1900年前后，中国很多著名的实业家、民营企业及民族资本开始发展。至于为什么整体发展阶段要以1927年为止，主要就是因为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这是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之前的北洋政府和晚清政府紧密相连，北洋政府的主要官员很多都在清政府中任过职。

（三）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

这个阶段是国民政府时期，又可以分两段，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中国的民族工业及官僚资本取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想纷纷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后半段就是抗日战争爆发到之后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非常巨大。第一轮的中国经济崛起的成果被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破坏，到了1937年，中国经济刚刚有了起色，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国两次工业化的进程都被日本打断。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经济发展本来有了较好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但由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导致外国资本的进入。美国很多援华物资进入中国，这些都是以开放中国的市场为代价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外国资本”，有些问题未能处理完毕，1979年中美恢复外交关系谈判时，这个问题又被提了出来，美国要求一定的赔偿。

（四）腾飞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全部照搬苏联模式。当时的政治形势、国际形势均不允许我们有任何失误，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办法，依靠苏联，苏联老大哥也确实提供了很多帮助。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建156个项目，武汉市所建设的是最南边的四个项目——武钢、武船、武重、武锅，主要就是因为武汉当年是全国第一个钢铁工业基地，这个基地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武汉拥有一定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如今，上述几家企业，特别是武船、武钢（今为宝武钢铁）的发展状况都不是特别好。

从“走苏联的路”到“走自己的路”。中苏关系破裂后，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同时也发现苏联的工业体系有许多问题，如只偏重于发展重工业，而相关的轻工业几乎没有发展。1956年，毛泽东主席写了著名文章《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这就是走自己的路的开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完全走别人的路，很可能要么走不通，要么走歪了。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同胞，而苏联才1亿多人口，人口基数这么大，对应的市场潜力也比较大。但作为工业重点的重工业，具有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使用的工人数量却不是很多，对民生改善的作用很有限。后来外国人嘲笑我们说“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一定程度上说的也不错。20世纪80年代，各种物品均凭票供应，布票供应很少，三个中国人的一年的购布券集中在一起买的布才能做一条裤子，那个说法可能来源于此。重工业虽取得一定成就，但轻工业发展确实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真正走自己的路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重工业比重开始压缩。在航天方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生产的运十飞机，共生产4架，而且飞了好多年，还曾经飞到拉萨。有人认为有运十那么好的基础，为什么大飞机的生产如此之难呢？我参观过相关的航空企业，我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回答说，航空工业是一个高度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当年靠手工才敲了4架运十。你可以敲3架、5架、10架运十，你能敲出1000架吗？不能。因为工业基础和工业配套体系不行。这不只是飞机制造的问题，而是整个工业配套体系的问题。还有人议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说：你们造飞机不就是这个地方弄个机头，那个地方弄个机翼、机尾，最后再拼在一起嘛。实际上拼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难就难在飞航控制系统，也就是飞机飞行过程当中的控制系统。这项技术老外是对我们严格保密的。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每个人对改革发展的个人体验不同。我是1968年出生的，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大概知道过程当中的艰难。我到航空发动机公司调研，提出一个问题：造发动机就那么难吗？难。第一设计，第二材料，第三工艺。现在C919用的是美国和法国两家合作已经装配好的发动机，就算你拆开，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叶片温度要达到1300℃，并且运转不变形。我后来到无锡一家专门生产航空发动机叶片的厂家参观，他们说每年看着都心疼，这一轮产品做完，经实验，如果不合格，就敲掉重新做。走自己的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十八大之后，中央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在这个过程中，武汉有几家企业做得不错，比如武船。邮科院的发展比较可惜，邮科院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现在华为、中兴的主要技术骨干均来自邮科院。从全世界的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正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只有中国一家，阿根廷、巴西等国都没有真正做到。为什么？这和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意志、眼界和决心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张之洞生平的一个原因。

二、张之洞的为官生涯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名臣，字孝达，号香涛，祖籍直隶南皮，实际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的科举和当今的高考相似，必须在户籍所在地考试，所以他成年之后就到河北参加科举，中了秀才，后又中了举人、进士。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也就是河北省的第一名。一般来说，在中国历史上能连中三元的不多。《三国演义》电视剧片头曲的词是明朝三才子之首杨慎所写，他就是连中三元。当时他父亲是内阁首辅，但他能够连中三元却不是因为后台关系。杨慎很小的时候就以神童著称。1863年（同治二年），二十七岁的张之洞殿试中探花，也就是全国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很多人骂中国古代科举不好，但实际上科举能够中榜的人中高分低能的极少。翻一翻中国历史，能中状元的人几乎绝大部分都成了各朝各代的名臣。说明这个选官制度也不算坏。在科举中，策论很考验水平，既要符合文本规范，又要达到一定的学术修养。张之洞能通过这样的考试，说明还是很有水平的。

张之洞后来担任多个重要的职位，第一是山西巡抚，第二是两广总督，第三是湖广总督，曾经还署理两江总督，最后做到军机大臣。前期，他在北京城里陪着皇帝读书，担任翰林院编修这些虚职。1871年5月（同治十年四月），沙俄借阿古柏侵略中国新疆，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并由此向周边渗透。清政府击败阿古柏后，于1878年（光绪四年）派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国与俄谈判。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却将伊犁南境的帖克斯河流域和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伊犁西境、南境仍被俄占，处于北、西、南三面受敌的境地，成为孤城。而且，这个条约还规定将喀什噶尔及塔尔巴哈台两处的双方边界作有利于沙俄的修改，以及赔偿军费、免税贸易、增辟通商线路和增设领事等，是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条约。张之洞和宝廷、张佩纶、黄体芳四个人联名撰写了19道奏折，4人也因此被称为“翰林四谏”。因为这件事，张之洞获得慈禧太后的关注和赏识。1880年（光绪六年）授翰林院侍读，历迁左春坊左庶子、日讲起居注官，次年就升任内阁学士，成为太后和皇帝的近臣。

张之洞第一个实授的职位，是任山西巡抚（1881年至1884年）。山西在北方省份中的地位很重要，因为山西是京畿守卫之地，离北京很近，山西煤矿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张之洞到任后首先是开煤矿，其次就是想让山西怎么能够变得更富裕。任山西巡抚期间，他看到民间的疾苦，也看到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对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冲击，不断地给朝廷上书，整顿吏治，严禁鸦片，编练军队。因为山西是内陆省份，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遂改由天津出海，海运可降低运费，张之洞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因为向慈禧太后力主抗争，在1884年调任两广总督，主持抗法大局。1884年至1889年（光绪十年到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在广东任两广总督。广东和山西情况不同，广东从明朝开始，就是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康熙皇帝曾下过一道训令叫“寸板不许下海”，按照民间说法就是禁海令。禁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清政府收复台湾时，荷兰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帮郑经对抗清政府，康熙皇帝要和这些国家断绝所有的海上贸易。只留下唯一一个窗口——广州十三行。外国人到广州上岸后，列出物品清单、价值多少，将货物卸下，再列出计划购买的物品清单，清朝官员按照清单将物品购足送到船上，过程中不允许他们和民众接触。张之洞到广州后，一方面组织抗法，另一方面也看到广东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对商业有了一个比较积极的认识。他发现广东的对外贸易发展得不错，不像山西经济发展相对保守。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签订了一个不合理的条约。由于法国战败，法国总理儒尔·费里旋引咎辞职，清政府派人到法国换约，因此时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内混乱，清政府代表在巴黎居住半年，没人理会。革命告一段落后，法国政府看到条约对法国比较有利，遂正式签订了条约。中法战争前期打得很苦，历史课本上主要记载了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实际上在此前法国人占领基隆、刘永福抗法等，中法战事已进行了二三年，中方失利较多，装备较差是主要原因。1888年，张之洞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强调打仗要靠枪炮，造枪炮要靠铁矿，需要兴建钢铁厂。张之洞派人去德国订购机器，先预付了款项，聘请英国人比照当时德国技术最为先进的克虏伯兵工厂设计。随后，张之洞再向清政府上了一道奏折，说沿海有海运之力，长江有航运之利，中国中部地区的交通应该有所发展，奏请清政府修建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为修建卢汉铁路，清政府决定调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督修卢汉铁路南段。

1889年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11月，到达武昌。张之洞向慈禧太后上书，称武汉有水路码头，是九省通衢，交通非常便利，荆门有煤，大冶有铁，又处于中国的中部，把兵工厂建到这里更为合适，且已经在汉阳龟山北麓看好适合建厂的地点。慈禧太后批准了张之洞的奏折，将张之洞两广总督任内订购的机器从海路沿长江转运至武汉。1890年，汉阳铁厂开始修建，其他工业企业也陆续上马。1889年至1907年，约18年时间，张之洞为湖北近代工业发展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很多老一辈人都经常说一句话：武汉之所以有今天，张之洞居功至伟。这个评价确实较高，历史学界对张之洞在武汉的评价也很高。

1907年，张之洞调回北京，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起因是1905年清政府开展清末新政，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派端方等五大臣到国外留洋考察。此时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五大臣回国到了上海，征求张之洞的意见，说英国的制度如何，法国的制度如何，美国的制度如何等等，张之洞未做任何表态。清政府新政的第一个做法是君主立宪，第二个做法是地方自治，为什么要地方自治？主要就是因为清政府认为督抚们权力太大，地方自治可以把督抚架空。1906年，张之洞和两江总督联名上了一道关于宪政问题的奏折，催生了1907年《钦定宪法大纲》的出台。大纲公布后，张之洞被调回北京。在此前后公布的皇族内阁名单，汉族大臣均为虚职，时人感觉甚为奇怪。袁世凯本意图由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担任总理大臣，自己担任副大臣，实际主持工作。载沣能力较差，耳根甚软，优柔寡断，满洲贵族为避免袁世凯掌握实权，以袁世凯“脚疾”为借口，将袁赶回河南老家养病。

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工作重点是督修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不再参与政治事务，直到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死后谥号带有“文”字的，如曾国藩叫曾文正公，张之洞叫张文襄公，均为对国家政治建设有过突出贡献的人。张之洞为官多年，特别清廉。他的一个幕僚，后来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辜鸿铭，是北大四大怪之一，曾经在张之洞幕府里工作多年，提到张之洞当官直到病逝，家中土地没有增加过一亩。从1881年担任巡抚到1909年去世，接近30年均为封疆大吏，想谋些利益应该是很容易的事。张之洞为人比较奇怪，也因此被多人攻击。他习惯下午两点睡觉，十点钟起来办公，许多人对此很有想法，但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张之洞有个爱好，喜欢养猫，养了十几只（现在叫“猫奴”）。他的猫可以在他的房间里玩耍，可以在床上、书架上或者办公桌上滚爬。张之洞的为官经历和后来的思想形成大有关联，由于他了解社会现实，了解中国的对外政策，了解中国对外的弱点，所以能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施政措施。

三、张之洞督鄂十八年经办之实业

1889年到1907年，张之洞在湖北大力兴办重工业和轻工业，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在东亚也非常突出。“驾乎津门，直追沪上。”在这时期，武汉的工厂数目和工业实力超过天津和广州，仅次于上海，特别是重工业，武汉三镇一跃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的对外贸易额居全国第二，为武汉地区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如今的龟山北侧建有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

（一）湖北枪炮厂

他所建的工厂以湖北枪炮厂最为有名，后来改名湖北兵工厂，又称汉阳兵工厂。张之洞兴建汉阳兵工厂主要是有感于1884年的中法战争。汉阳兵工厂聘请英国设计师设计，还专门聘请一些著名人物参与建设。如蔡锡勇原为驻美使馆翻译，后丁忧回国，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就请他担任洋务帮办（相当于洋务局局务委员）。事实上，张之洞所办的所有工厂设计均和蔡锡勇有关。汉阳兵工厂最著名的武器为“汉阳造”，仿造的是德国1888式五发半自动步枪，连续生产几十年。“汉阳造”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直到抗日战争后期，“汉阳造”还是我国陆军步兵单兵最主要的武器。“汉阳造”和日本的“三八大盖”比，“汉阳造”是德国技术，威力强大；日本的“三八大盖”很长，精度很高，但威力有限。汉阳兵工厂最开始生产枪，后来还生产炮，仿造德国的克虏伯炮。因为中国的军事工业较弱，机器均从德国运来，生产小口径山炮。厦门鼓浪屿的胡里山炮台，原有两门很粗的克虏伯大炮，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当地政府为保卫厦门而购买，大炮安装好后，试着打了几炮，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德国克虏伯工厂想将其回购，准备用等重黄金交换，中国没有答应。可惜的是，两门克虏伯大炮中的一门在大炼钢铁期间被熔掉了。

（二）汉阳铁厂

位于龟山脚下的汉阳铁厂的铁矿石来自大冶铁矿。大冶的工业遗址公园里现保存有号称亚洲第一坑的矿石坑，这个工矿遗址博物馆建设得比较完整。大冶矿山最初主要生产铜，铁矿较少。大冶铁矿的大规模开采，促成了汉阳铁厂的建设。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相似，均为比照德国克虏伯厂而建设。克虏伯是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当时在欧洲首屈一指。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它的主要产品却不是日用生活品，德国对华出口的物品主要是工业机器、精密设备。汉阳铁厂是中国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1890年动工兴建，1893年9月建成投产，是19世纪中国唯一的近代化钢铁企业，也是亚洲第一家钢铁企业，比1897年日本兴建的八幡制铁所还要早。汉阳铁厂的钢铁产量巨大，除总厂外，张之洞又分设与之配套的10个分厂，在亚洲最早建成从选矿、冶炼到生产的全套工业体系。

全面抗战爆发前，汉阳铁厂共生产铁250万吨，铜55.8万吨。在中国工业近代化过程中，它是全国唯一能提供机械设备材料的工厂。中国钢铁工业体量较大的首先是东北，但东北情况比较特殊，日俄战争后被日本占领，很多工业基地由日本人建造。上海的工厂也很多，如著名的江南造船厂，但并不生产造船原料，原料均要从海外进口，张之洞创办的工厂投产后也提供了部分原料。汉阳铁厂命运多舛，全面抗战爆发后，部分厂矿迁到重庆，在大渡口办厂，未能迁走的部分设备和厂房部分被日本飞机炸毁，部分被日本人占领并恢复为生产基地。汉阳铁厂从1893年开始投产到1945年，1938年前生产状况一直不错。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汉阳铁厂，认为其设备落后，将其作为敌伪财产清算后关掉，从没有想过升级或重修。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三）湖北布、纱、丝、麻四局

布、纱、丝、麻四局的名称很有意思，第一个湖北织布官局和第二个湖北纺纱官局，含有“官”字，第三个湖北缫丝局和第四个湖北制麻局，却没有“官”字。张之洞强调重工业为主，轻工业和重工业相互扶持。因为重工业投资周期长，投入资金多，盈利有限，轻工业收效较快。张之洞希望通过轻工业先赚钱再投资到重工业，重工业为轻工业提供机器，轻重工业互补。工矿业为重工业提供生产原料，农业为轻工业提供生产原料，轻工业和重工业赚钱后再反哺农业。张之洞的这个循环圈想得很清楚，但实际操作的情况却比较复杂。

位于今平湖门一带的湖北织布官局1890年开始兴建，门口有张之洞亲自写的“布衣兴国，褴褛开疆”八个字，所展现的气魄很大。在湖北织布官局短短经营的几年时间内，共生产33万多匹原色布，1万多匹斜纹布，之后因为亏损等原因，布、纱、丝、麻四局一并转给了民营资本应昌公司。湖北官布局虽说产量较小，但在中国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外国洋布大量倾销的背景之下，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开创了湖北纺织业的先河。

第二个是湖北纺纱官局。张之洞原本设想建设南北两厂，最后只建成北厂。北厂规模较小，官商合办，以官为主，后来官股和商股之间出现矛盾。张之洞是封疆大吏，又占大股，认为应该以官方意见为主，商股不同意，认为商股也应该参与经营决策。商家最初以30万两白银入股，在双方协商后，官方最后决定退还商家一半股金15万两白银，另一半则作为借款付给利息。近代中国，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中官股和商股所存在的矛盾是贯穿于工业近代化的始终的。

第三个是湖北缫丝局。湖北种桑养蚕的历史很长，产丝最多的沔阳（今仙桃市）出产的是黄丝。缫丝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张之洞派人到上海考察，将湖北所产的蚕茧在上海的机器上进行试加工，效果很好，遂开始招商，要求“家道殷实，综核精明，久居上海，其家开设机器缫丝厂有年，且在汉口设有丝行，情形极为熟悉”的人承办缫丝厂，最终上海人黄晋荃符合这个条件，全权负责该厂，官督商办。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可以管理很多地方事务，商家有技术，双方合作，张之洞还拨付一些官银予以支持。

第四个是湖北制麻局，规模很小。华中农业大学内就种植有大片麻，今年10月2日华农庆祝建校120周年，我在他们的实验田里看到种植的各种各样的麻，大叶、尖叶都有。农村就是将一人多高的麻，砍下来后捆成捆丢到烂泥塘里，十几天后，就可以剥下麻的皮，再进行加工。湖北制麻局是中部地区第一家用机器制麻的工厂。

还有一家较为特殊的企业——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该公司是中部地区最早的民营公用事业企业，主营城市供水供电。公司创办时，张之洞给予大力支持，因为要想建立现代工业，就要考虑民生，而民生当中的两件大事就是水和电。既济水电公司的水塔至今保存完好。

总体来看，张之洞在湖北的十八年期间，除以上三大近代工业外，在武汉地区先后兴办近10家中小型近代工业，形成以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为龙头的近代工业体系，在全国非常罕见。

第一，他兴建的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是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铁路改变了中国历史，也成就了一大批的铁路沿线城市。武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部重镇，既有长江汉江水路之便，京汉铁路对武汉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在整个亚洲的钢铁工业中，它起到了扛鼎作用。

第三，汉阳兵工厂是当时国内最有影响的军工企业，“汉阳造”至今仍让人念念不忘。

最后，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办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因为多种原因，特别是决策方面的问题导致亏损巨大。1907年，张之洞计划将其出卖给外国人。江苏人盛宣怀认为钢铁工业是民族工业的重要支柱，不能卖给外国人，遂于1908年奏请清廷，合并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正式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这家钢铁联合企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作用巨大，直到抗战开始前，特别是“黄金十年”（1927—1937年）间，武汉地区经济发展和张之洞创办的这些企业均有较大关系。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武汉号称“东方芝加哥”，而芝加哥就以交通和钢铁而闻名。

四、武汉工业近代化的历史地位

（一）武汉率先建成区域近代化系统

2017年9月2日，武汉大学召开关于张之洞与武汉近代工业化的研讨会。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著有多种与张之洞以及近代武汉有关的专著，包括《张之洞评传》等。他在会上说，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是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湖北武汉波澜壮阔的近代化进程中颇有声色的段落。冯天瑜教授的主要评价就是：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是全方位的，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兴办近代工业，编练新式军队，又兴办新式学校，推动出洋留学，还有市政建设。这些举措使得武汉地区在中国率先成为一个区域近代化系统。这一整套的近代化体系，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不完整，甚至包括上海、天津、广州。比如武汉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学校，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张之洞。武汉大学可以追溯到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可以追溯到湖北工艺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可以追溯到湖北农务学堂，等等。武汉的教育系统比较发达，所以才有了后来辛亥革命时期很多先进的思想在湖北新军中得以传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前提是要把湖北新军调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当时新军中的很多人都受过革命教育，一旦把新军调走，起义的力量就大大削弱，所以就在仓促之间发动了起义。武汉工业化的体系是从张之洞时期开始形成的。

（二）“先重后轻”的发展战略为我国现代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武汉近代建立的众多工业、设施，为武汉的近代化提供了众多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众多教训。中国有句古语“一人兴邦”，出了一个能人，再加上政策开明，建设就会有起色。全国那么多的总督、巡抚，只有张之洞的新政和近代化的工业建设取得较大的成就。湖广总督张之洞管辖湖北、湖南两省，但湖南的近代工业化却很少，因为湖广总督驻武昌，对武汉的贡献远远超过湖南。关于工业化，张之洞在《劝学篇》有一段话是“大抵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商聋瞽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分析工业、商业和农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的思路非常清晰，但实际运作效果却不好，这就是教训。张之洞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轻工业促重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大致采取了这样的思路。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55个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但武汉的现代工业仍是“一五计划”时期156个项目所打下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在此基础上向外扩展。我对航天系统比较熟悉，国家最初设立的航空航天工业部，既是政府部门，也是企业，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后，成立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及国家航天局，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又改组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后成立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也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说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但重工业投资很大、周期长，需要大量资金，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通过殖民扩张和对外贸易“抢钱”，中国不可能这样，只能通过“以农辅工”。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社会矛盾复杂，有学者发表文章说，农民交了这么多年农业税，年老后是否可以领取社保？这个问题可以探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前期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来发展重工业，后来轻工业得到发展，而农业则一直有所欠缺。

关于近代工业化中的官员问题。如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管理两省，权力很大，官权作用非常突出，但一旦做出错误决策，就会带来严重后果。张之洞好大喜功，喜欢大而全，摊子铺得很大。他1889年到湖北任职，1902年时很多工厂出现经费问题，原因主要在于前期投入大量钱财，而工业项目需要持续投资，后期却财力不济。在政府没钱、民间资金也不足的情况下，张之洞就把纱厂、丝厂的股本直接拨付到钢厂，结果钢厂的亏损，导致官权和商权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

汉口张公堤的建设是张之洞对武汉城市建设的另一重要贡献。随着城市的发展，张之洞认为城墙的存在制约了汉口城市的扩展，遂在城墙原址上修建了中山大道，在道路两侧建设商铺，利用拆除城墙后的城砖修建张公堤。这项工程只准许政府实施，不许民间资本进入。这项做法引起民间不满，因为建设汉口城墙的资本主要由民间筹集。张之洞无奈，只好决定拆除城墙的益处由政府和民间各分享50%。这也是官商矛盾在官本位思想影响之下的表现之一。

张之洞的人治色彩非常浓厚，他从全国各地引进的人才，大多听其指挥。从山西巡抚到体仁阁大学士，因得到皇帝极其信任的缘故，张之洞虽受到多人弹劾，却丝毫未受到影响，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权力未受到监督。另外，张之洞只重视工业发展，在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方面却没有什么作为，主要就是因为他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封建士大夫，有自己的本位问题。他从未想到要把皇帝怎么样，要怎么样改革国家制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这也是当时封建体制下所有官员共同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教训非常深刻。

关于武汉市，我总开玩笑说，我们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2000年以后，武汉市投资一百多亿元沿着京汉大道修建轻轨。2008年，全国扩大4万亿投资规模，武汉市有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开始修建地铁，虽然工地满城，对市民生活有所影响，但现在看来效果不错。

（三）开放之城，广纳人才

张之洞虽是一个封建地方官僚，但眼界比较开阔，引进了很多全国各地和海外回来的人才。在网罗人才方面的成就，可能超出了现在的很多领导干部。张之洞引进的人才中，只有徐荣廷是湖北武昌石咀人，其他人均来自全国各地，蔡锡勇是福建龙溪人，宋炜臣是浙江镇海人，徐建寅是江苏无锡人，刘庆恩是四川德阳人，盛宣怀是江苏武进龙溪人。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把原来做两江总督时候的一批幕府都带到武汉，并从李鸿章那里要了一些人。比如，向清政府上奏折专门为汉阳兵工厂调来的火药工程师徐建寅，1901年在汉阳钢药厂与员工试制无烟药时失事殉职。除中国人外，还大量引进了外国人，有记录的外国人即有200多人，如比利时的欧仁·吕贝尔、日本的本庄道、英国的哈里森、德国的题来等。其中有工程师、会计师、技术顾问，还有很多技工。

当今武汉的大学生数量全球第一，但是真正留汉的大学生并不多。2017年，武汉开始大规模开展招才引智工作，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陆续举办“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活动。有些省市的招才力度很大，如广东省政府拨付给广州中山大学100亿元，在全世界招揽人才200人，中山大学从副校长到各个学院的院长多为海归人才，中山大学的发展势头很好。深圳市与中山大学合作在深圳开办中山大学分校，预算为400亿元，深圳市政府决定全额承担400亿元，负责所有设施的建设，中山大学只需派人即可。湖北省或者武汉市可能还做不到这个力度。1998年，深圳市政府派人到中南财经大学，计划合作开办深圳研究院，因为当时中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大概1/3均到深圳工作，最终此事未能成功，比较可惜。浙江的人才工程也做得很好，南太湖边上的湖州，是浙江省经济状况比较差的地市，面积不大，管辖德清、长兴、安吉三个县，却生产了全国很大一部分的电动车电池，仅德清县就有两家香港上市公司。10年前我到湖州调研，了解到湖州的南太湖精英计划，除正常工资外，本科生到湖州工作政府每年补贴1万元，研究生每年补贴2万元，博士生直接安排副处级待遇。到现在为止，研究生到浙江工作，可以直接给予事业编制。浙江省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很多大学生不愿意留汉工作，还是因为武汉的工资水平太低。

一个地区的发展，既要有好的外部环境，也要有好的内部机制，作为地方的主政者，要有魄力、有眼界、有能力，敢担当。武汉的人才建设力度不够，这也和武汉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后，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人格里希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可算是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举措，90年代到2005年左右，人才引进均不太理想，直到建成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引进一批高科技企业，人才工作才有所起色。去年陈一新同志提出招才引智计划，其理念就源于他曾经在浙江从政的经验。浙江人才计划本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后调整到省委组织部。总体来说，武汉的整个经济发展环境和人才环境还是有所欠缺。没有好的企业，就开不出有吸引力的工资，工资低了自然就留不住人，做好企业才是根本，只有企业的效益好了，员工的各项待遇才能提高，才能留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