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昌洪:孙中山与武昌起义

严昌洪，1943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湖北省志》总纂委员会副总纂等。出版《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多项成果曾获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武汉方志系统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下午好。地方志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来源，由于研究武汉历史的关系，我跟武汉市方志系统的朋友联系比较多。方志系统藏龙卧虎，也有不少的专家学者，出了很多成果，我今天做讲座是班门弄斧了。

之所以选择《孙中山与武昌起义》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在跟某些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和某些作家接触时，发现他们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不是孙中山领导的。特别是有些革命志士的后裔，他们的祖父或者父亲当时参加了辛亥革命，他们认为，孙中山搞了十次革命都失败了，而我们湖北武昌一举就成功了，这说明我们湖北人“傲”些，没有孙中山领导，我们都能成功。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你说不是孙中山领导的，难道是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领导的？还是首义之夜的总指挥吴兆麟领导的？还是后来的都督黎元洪领导的？孙中山没有直接到武汉来指挥武昌起义，不等于他就没有起到领导的作用。这个“领导”不等于亲临其境，领导人的思想、战略方式，都可以起到领导的作用。所以我跟那些辛亥志士后裔做报告也好，思想交流也好，都宣传这个观点，希望他们不要再强调武昌起义不是孙中山领导的。整个辛亥革命都是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一、1911年武昌起义为什么称为“首义”?

在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候，许多地方都自称“首义”。比方说广东惠州曾经在1900年举行过起义，有人称惠州起义是“首义”；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广东人也称为“首义”，说是“辛亥年的首义”；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更可以称为“首义”。

为什么武昌起义叫“首义”呢？首先要明确辛亥革命的概念。广义上来讲，自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到1913年9月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这十多年都叫作辛亥革命历史时期。我们谈辛亥革命的历史都要从兴中会讲起，这就包括了辛亥革命的酝酿、筹备、发动、发展和结局整个完整的过程，这叫“辛亥革命”。狭义上讲，辛亥革命就是指从1911年即农历辛亥年的10月10号，武昌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引起全国响应，推翻了清政府，到1912年4月，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解除了自己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南京的临时政府北迁为止，就是辛亥革命整个历史事件。武昌首义就是在狭义概念上讲的，它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或者说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发难，所以称为“首义”。黄花岗起义是辛亥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公历4月27日），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为什么不定在这个时候，而是把2011年10月10日叫辛亥百年呢？就是因为武昌起义是那天开始的，辛亥革命也从那天算起。

并且这个“首义”也不是我们自己封的，孙中山有很多关于武昌首义的言论。比方说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里面说：“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武汉起义以后，从湖南一直到上海，有十几个省都响应了，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独立。孙中山还在《复参议会论国旗函》（1912年1月12日）中说：“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这是孙中山在谈到国旗的时候，说武汉首义用了内外十八省的徽志，十八省就是指当时中原地区的18个省联合起来革命。十八省徽志就是十八星旗，就是现在红楼门口挂着的那两面旗子，首义广场中间花坛也是按照这个十八星旗的图案设计的。武汉的革命党人制作了一个十八星旗，孙中山在这之前则弄了一个青天白日旗，但是在民国初年讨论中华民国用什么国旗时都没有采用，而是用了表示“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国旗。孙中山这个青天白日旗一直到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才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都是以五色旗为国旗。后来在十八星旗中间加了一颗星，作为当时陆军的军旗。另外，当时汉口被冯国璋的北洋军一把火烧了三天，后来要复兴汉口市场时，孙中山说：“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要在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汉口，使之成为一个模范城市。他还在《谒明太祖陵文》中提到：“武汉首义，天人合同，四方向风，海隅景从，遂定长江，淹有河淮。”在《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说：“文于武汉首义之地，心驰已久。”很多地方都用了“武汉首义”这个说法。

孙中山充分肯定了武昌起义是肇建民国的首功：“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很多烈士都牺牲了，汉口球场路的“六大堆”、利济路的“两大堆”、扁担山的烈士公墓、武昌的伏虎山烈士墓，就是为纪念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牺牲的烈士而建的。所以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生地，辛亥革命是从武昌起义开始的，称武昌起义为“首义”。

二、孙中山几次到武汉？

孙中山几次到武汉，一般说有三次。

第一次是孙中山自己说的。在1894年的时候，他将自己的改革主张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专门到天津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主管全国事务的重臣。但当时李鸿章可能是正忙于中日战争，也可能是瞧不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压根不接见他，更没有接受他的上书。后来在他的自传性质文章《有志竟成》中提到他上书失败后：“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他和朋友陆皓东在北京天津转了一下，然后还深入到了武汉。这个时候他是个无名的青年，到了长江，到了武汉，是没有任何记载的。虽然没有史料佐证，但他亲自说了，这就算作第一次。

第二次呢，我要打个问号。《武汉文博》1996年第2期刊载一篇《一则有关孙中山来武汉的新资料》的文章，作者说他搜集到一份资料，署名糊涂翁刘云山口述、半僧氏罗养民笔记的《总理轶事》，内述刘云山（法号解敏和尚）在武汉汉阳栖贤寺当监院时，于民国纪元前六年，即1906年曾接待过一位不速之客，该人在寺庙住了三星期之久，到汉口日本租界活动，并叫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送信，想约见张之洞，但张之洞没有见。北伐以后，他看见孙中山遗像，很像当年接待过的这位客人，看见孙中山手迹很像当年客人留给他的条幅上的字，因此认定这个客人就是总理孙中山。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一些学者不察，信以为真，就说孙中山1906年来过武汉。

我也写了文章，说明孙中山1906年曾来武汉一事不可靠，我从《孙中山年谱》等资料的记载中考察孙中山1906年的行踪和思想，那一年孙中山由南洋至日本，又由日本至南洋，虽两次路过上海，均未登岸，更未深入武汉。自从1896年伦敦蒙难以后，孙中山与清吏的接触十分谨慎，不可能到武汉来求见张之洞，自投罗网。孙中山重任在肩，又受通缉，每到一地，来去匆匆，怎么可能在汉从容地住三星期之久，且一无所获地离去？从主观上看，孙中山1906年不会到武汉来；从客观上看，他那年也不能到武汉来。

但那位口述者是不是接待过一个人呢？我想他不会说假话，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只不过他把此人误认作孙中山了。我怀疑他见过的是藤堂调梅，中文名叫任文毅或任天知，是个演员，长相酷似孙中山。他曾经从日本回北京的时候，就被误认为是孙中山被抓过一次。他后来从北京到武汉，然后从武汉乘船去上海。住在庙里的有可能是他，那位和尚后来看到孙中山的像和这个人差不多，就把他误认为是孙中山。但是这一点没有进一步的材料来证明，只是我的一种推测，仅供大家参考。

第三次，实际上是第二次。那就是有很确切的记载了。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应黎元洪的邀请视察首义之区。这样，他就在1912年4月9号到12号访问了武汉。

这里还有个问题要说明一下，就是当时记者写的跟踪报道《中山先生驻鄂五日记》，说在武汉待了5天。但实际上只有4天。孙中山在12号那天给媒体发了一个通稿，大意是说我明天要离开武汉了，很感谢武汉军民的接待。实际上那天下午他就走了。那个记者之前天天跟着他，把他的行程写得很详细，但就是他走的时候没有在一起，就没记下来，我们把《中山先生驻鄂五日记》一天天地对照，发现他并没有待到第五天。

三、孙中山与湖北革命者的关系如何？

因为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好像都不是中国同盟会的下属机构。那么武昌起义到底和孙中山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先要了解孙中山和湖北革命者的关系。

孙中山接触较早的湖北革命者之一吴禄贞，是云梦人，被张之洞派到日本留学。吴禄贞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受孙中山思想影响，倾向于革命，参加了兴中会。1900年奉孙中山的命令秘密回国，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又逃回日本。毕业回国，张之洞一开始听说他参加了自立军起义，把他找来要训斥一顿，但他却和张之洞侃侃而谈，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等等，结果张之洞反而被他说服，不但没有处罚他，还对他委以重任，担任湖北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护军总教习和武普通学堂会办。1903年，他在拒俄运动集会中结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就经常在李步青租住的昙华林花园山的房子里面聚会，商谈革命，提出要听孙中山的号召开展革命，甚至还想派人到国外去找孙中山。参加花园山聚会的这些人，后来相继组织各种革命团体。所以我说湖北革命的火种就是从花园山聚会点燃的，点火人是吴禄贞，而吴禄贞背后的人就是孙中山。吴禄贞后来在石家庄被人暗杀，那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

另一个是刘成禺。他是武昌人，武昌过去叫江夏，他父亲在广东做官，刘成禺是在广东番禺出生的。他于1901年在香港加入兴中会，留学日本时又结识了孙中山。孙中山在1902年或1903年时，要他写一本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书，作为排满宣传的材料。他就写了一本《太平天国战史》。一开始我是准备讲这个《太平天国战史》的，讲它到底是革命宣传品，还是史学著作？它的史料来源是哪里？我搜集了很多资料，考证发现他是抄日本人的书，日本人的书又是抄中国人的《平定粤匪纪略》，我说这是“出口转内销”。《太平天国战史》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史实根据，并不全是胡编乱造的，虽然也有一部分杜撰的东西，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这个题目。刘成禺后来被孙中山派到美国去担任革命报刊《大同日报》的总编辑，以后又随孙中山护法，1930年返回湖北。他一直活到1952年。

在日本，除了吴禄贞、刘成禺外，与孙中山有联系的还有戢翼翚、傅慈祥、李书城等。孙中山曾经说要从美国到欧洲去，去那边宣传发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来参加革命组织，但是他的经费不足，就通过欧洲的朋友给欧洲留学生写信，后来这些留学生寄钱给孙中山，孙中山才到了欧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见了中国的留学生，有魏宸祖、胡秉柯、史青、朱和中、贺之才，这些都是湖北人。而且在那里建立了最早的同盟会组织——欧洲同盟会。

1906年9月孙中山派湖北籍中国同盟会员吴崑陪同法国武官欧几罗到湖北考察革命情况，刘静庵组织日知会在昙华林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参加的有数十人。

居正，是湖北广济（今武穴）人。他是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代表，曾经协助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实现联合。后来他在湖北军政府的建立过程中也起到很大作用，制定了一些制度政策。

当时孙中山和湖北的革命党人有直接联系，也有间接联系。孙中山派人来考察，宣传革命，间接与湖北革命党人取得联系。这些受孙中山影响的湖北人，有许多后来在武昌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就是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了湖北的这些革命者，这些革命者才发动了武昌起义。

四、孙中山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

前面已经说到，孙中山在1894年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看看有没有发动革命的可能。1898年，孙中山派湖南人毕永年偕同日本人平山周到两湖考察哥老会势力，并力主在湘鄂粤发动会党力量。孙中山本人是知识分子出身，他积极在现成的反清力量中寻找可以联络的人。他首先选择利用帮会（三合会、哥老会）的力量，派人考察哥老会的势力，准备在湖南、湖北、广东发动起义。1899年，孙中山把这些会党的首领请到香港开会，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联合起来，成立兴汉会，大家推举孙中山做总会的会长。两湖地区，包括湖北哥老会的龙头老大也到日本去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说你们回去等着听我的命令。到了1900年，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武汉起义，自立军既受康有为保皇党的影响，又受孙中山革命派的影响，利用北方义和团运动的时机，在南方举行起义。这次起义里面好多都是湖北人，有些就是孙中山派回来的，比如吴禄贞、傅慈祥，刘成禺没有直接参加，但是自立军失败以后，有些革命党人躲到刘成禺家里，刘成禺的母亲帮忙掩护。后来刘成禺到了东京，孙中山还感谢他母亲帮忙。孙中山后来发现帮会有很大的问题，帮会成员都是社会下层，文化水平低，很难接受先进思想的领导，所以他才把寻找革命力量的视线转向新军。

1906年，孙中山在考虑革命方略的时候，要选择革命基地，认为北京、武汉、南京、广州等地都可以。武汉有它的区位优势，广通南北，控制长江上下游，如果能够攻占，就可以据以号召全国。为什么孙中山在南方边境发动那么多的起义都失败，而武汉的起义一下就能成功，因为武汉居中独厚。比方说在云南边境或者广西边境发动了起义，全国其他地方都还不知道，就已经被清军镇压了下去。武昌的一个响动，全世界很快都能知道，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大，所以他说可以据以号召全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不过从现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

为什么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都选在南方呢？一是因为他流亡在海外，以海外为根据地更方便。他的革命经费都要向南洋等地的华侨募捐，武器要通过日本购买，需用船运输。二是参加起义的敢死队员，也是募集的华侨。第三，还有一个考虑，起义失败的话，向国外撤退更容易。事实就是这样，他几次起义都是在边境上，镇南关、河口，失败以后就跑到越南、缅甸、南洋去了。他总觉得“攻取广州，较易为力”，但是广州的影响确实有限，不如武汉。

1906年，萍乡、浏阳、醴陵三个地方的工人、农民和会党发动了一次起义。孙中山又派了中国同盟会员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到湖北来找日知会的刘静庵商量怎么响应。由于内奸郭尧阶告密，日知会成员包括刘静庵、张难先等9人被捕。历史上称之为“日知会丙午之狱”。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打着宗教的旗号，活动地点表面上是教会的阅览室，来往的都是教会相关的人士，所以他们出事以后，教会人士就向各国的领事公使反映，有外国教会干涉，清朝就没有杀他们，有的还放回家去实行管制改造。而刘静庵死在牢里，主要是因为开始受了重刑，后来在狱中病死。他死的时候离首义成功只差几个月时间，很可惜。这也说明是孙中山派人回来和日知会联合准备响应萍浏醴起义。

1907年到1911年，孙中山、黄兴多次在云南、广西、广东发动起义，孙中山称“北军必可起于燕齐，中军必可起于吴楚。此弟数年之计划也”。他说我在南方起义，北方也可以响应，中间也可以响应，中间就是指江浙和湖北、湖南。

前面那么多起义都失败了，到了1911年，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决定孤注一掷，在广东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这就是黄花岗起义。起义由黄兴亲自指挥，同时又派人到武汉传递信息，如果黄花岗起义，湖北、湖南就要响应。哪知道黄花岗起义由于各种原因，下午才发动，晚上就失败，根本就来不及响应。起义失败后，死了七八十个人，当时对得上名字的就七十二个人，所以叫七十二烈士，把他们一起葬在红花岗，后来改名叫黄花岗，这个起义才叫黄花岗起义。孙中山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至此中国同盟会受到极大的损失，整个革命处于低潮。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湖北响应起义的工作并未就此停止，湖北革命党人继续做准备，在别人不动的时候，湖北动了起来，“敢为天下先”。这是关于孙中山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

五、武昌起义跟孙中山中国同盟会有没有关系？

这是本次讲座的重点问题，可以从组织上、思想上、人事上几个方面来看。

（一）从组织上看

联合发动武昌起义的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有着深厚的渊源，也有实际上的联络。这两个团体不是中国同盟会的下属组织，但是他们是有关系的。

首先看文学社和中国同盟会的关系。湖北最早的革命火种是花园山聚会，吴禄贞离开后，受花园山聚会和吴禄贞影响的人，于1904年成立一个革命团体，叫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的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准备响应黄兴在长沙发动的起义，就是华兴会准备在11月慈禧太后70大寿、全省官员都要集中贺寿之时，制造爆炸然后起义。他们通知湖北要响应。谁知长沙那边消息走漏，黄兴被教会人士乔装后送往上海。他走之前就打了个电报来武昌，科学补习所知道后，就赶快把从江西那边弄过来的武器运到鹦鹉洲藏了起来，等清政府来抓的时候，什么也没找到，把房东抓去。房东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有两个学生租的房子。他所说的学生，就是宋教仁和欧阳瑞骅。此时管教育的是梁鼎芬，张之洞的一个重要的幕僚，他怕事情闹大，对张之洞和自己都不好，就把宋教仁和欧阳瑞骅开除学籍了事。科学补习所失败后，里面有的人，比如刘静庵后来又成立日知会；日知会失败后，有的人又组织军队同盟会；军队同盟会被破坏后，又组织群治学社，又组织振武学社，最后到1911年春节的时候组织了文学社。文学社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关于日知会和中国同盟会的关系。孙中山派人和法国武官来到武汉，与日知会取得联系。日知会的部分骨干，同时也是中国同盟会的骨干。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时候，有总会，各省有分会，一开始分会会长都在日本，不回来。后来轮到余诚当会长时，他说，我们干革命，不能在别人国家的首都口谈革命，要干就回去干。余诚回来和日知会取得联系，就变成两个组织一块干，还是叫日知会，但是里面又包含了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在武汉地区的组织发展，是依托日知会进行的。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的东京总部，将日知会视为中国同盟会的下属组织，派人来联系他们，所做的这些就好像是自己的组织一样。

再看共进会与中国同盟会的关系。在日本建立的共进会，开始是全国性的组织，是由中国同盟会和留日学生里面的一部分人，在中国同盟会以外另建的一个革命团体。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同盟会太过软弱、过于分散，没有实际力量在各省干革命，不如联合各地的会党，成立一个实行团体，随时准备起事。但它还是以中国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只是改了一个字。中国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共进会则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有人就认为，为什么共进会要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是不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大地主出身，平均地权是怕分了自己家的土地？也有人说，这是便于发动会党。他们要联络会党，但是会党的文化水平不高，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很复杂的，直接说平均人权，表示人人都平等，这样就好懂了。

湖北共进会里面的领导人和骨干，比如刘公、居正、孙武等，都兼有中国同盟会会员与共进会会员的双重身份，共进会甚至得到中国同盟会的经费资助。有一次孙中山派谭人凤回来，拿了一千大洋，分给文学社和共进会。

再来看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湖北革命中的作用。黄花岗起义失败，证明在南方起义的方略不太现实，作用太有限。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在边陲地区起义，难以扩大影响力，外面还不知道就被清政府镇压了；二是靠那些海外回来的华侨，组成几十、几百人的敢死队，孤军作战，很容易被镇压下去。有一些中国同盟会员提出意见，为什么不在长江中部流域起义呢？于是1911年7月，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把重点放在中部的革命、长江的革命。成立后选出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五人为总务会干事，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建立后加强了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联络指导。原来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互不统属，互不联合，甚至在吸收人员的时候还有点争夺，同一个人，文学社想拉他入会，共进会也想拉他，这样怎么能够干好革命呢？所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就做这两个组织的工作，说合则两美，分则两伤。就是说要联合起来，这样才保证了武昌起义的胜利。

湖北革命党人张难先多年后评论道：“其时湖北革命已至成熟时期。然得总会之策动，武昌振臂一呼，长江各省即陆续响应，数月之间，满清倒而民国成，则中部总会之成就，何其伟哉！”虽然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有点分裂的倾向，但它还是属于中国同盟会系统的。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谭人凤加紧在长江中下游活动，激励人心，促成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消除成见，实行联合，“和衷共济，相辅而行”。武昌起义爆发，他从上海到武昌，参与湖北军政府的领导工作。并代表中国同盟会为黎元洪授旗授剑，促使黎元洪转变对革命的观望态度。

武昌起义表面上看起来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的，但我认为，可以视为中国同盟会领导发动的又一次武装起义，与中国同盟会此前在南方边界发动的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是一脉相承的。

（二）从思想上看

武昌起义的发动者们奉孙中山为共主，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思想，起义后所采取的革命行动，从国号、年号的确立、军政府的组建到对内对外文告的发布基本上是按中国同盟会既定的《革命方略》进行的。

在革命宗旨上，共进会只改了中国同盟会纲领的一个字，变成“平均人权”。文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湖北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总则第一条首揭革命宗旨：“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所以武昌起义完全承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或者是承认中国同盟会的16字纲领的。军政府文件里面也体现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贯彻。

革命党人自觉地接受了孙中山思想的领导。起义那天，有一个连长听到风声，今天晚上好像要有行动，就问熊秉坤，今天你们是不是要起事？起事的人是不是孙党？熊秉坤回答：“今各会党皆崇逸仙，崇之者即其党。”逸仙是孙中山的字号，崇拜他接受他领导的就都是孙党。起义后，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决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起义的第一天就把孙中山的名号打了出来，说是接受孙中山的命令发难的。西方列强对孙中山比较了解，所以法国领事在领事会上就说孙中山这一派的革命党，是以改良中国的政治为目的的，是文明之师，不是像以前义和团那种乱杀外国人、无意识的暴动，不能和义和团归为一类并派军队加以干涉。所以起义开始的时候，帝国主义采取中立的态度，这就为武昌起义赢得了时间。

关于新军里面的革命党人陈镇藩。四川保路运动本来只是为了要返还农民购买铁路的股权，结果后来发展成了保路同志军的起义，升级为武装斗争，清政府命令端方从武汉带一部分军队去四川镇压。前几年我到台湾，和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武昌起义成功呢？是因为在武汉的军队被调去了四川，武昌空虚。我说不仅仅是这样，革命党人也在军队里，军队如果都被调走，武昌也没有革命党人了。所以不能说武昌完全空虚。这个陈镇藩就是在端方的带领下，到达四川资州的时候，听说武昌起义，就在资州不走了，把端方杀掉，当场誓师说：“恪遵孙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专制淫威，达到排满目的。”

还有个小故事。在阳夏保卫战的战场上，一天晚上，月明星稀，天空有一颗大星熠熠闪烁，比其他星星大且亮。有一个叫甘绩熙的士兵就说：“看这颗大亮星，是孙文的将星吧？”另一战士高建翔道：“是吧，不是孙文的将星，就是黄兴的将星。但不知我们两人的将星在哪里？”甘绩熙说：“我们冲锋陷阵，火线杀敌，只是杀星，哪来的将星？”两人说着，相视而笑。他们看到一颗星星，都想到那是孙文的将星，你说是不是孙文领导了他们？

武昌起义之后，张难先起草了武昌日知会纪念碑文，他说：“先是，孙总理鼓吹革命，其说由海外达于内地，武昌军人学生起而承其流。”这就是说明孙中山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影响，对革命党人在思想上的影响，他们都自觉地接受孙中山的思想。现在那些志士后裔认为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领导的，应该看看自己的先辈都是怎么说的。

张难先在他的著作《湖北革命知之录》中前面介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革命行动，后面就用了这一句话指出：“此即吾国革命之泉源，亦即吾鄂辛亥首义之泉源也，呜呼盛矣！”这说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思想来源就是孙中山。

在革命方略上面。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规定了将来国号叫“中华民国”，而湖北军政府成立的政权就叫“中华民国军政府”。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创立了黄帝纪元。什么叫黄帝纪元呢？中国人称年号，现在叫公历多少年，过去民间就称为甲子年、乙丑年、辛亥年，官方又叫光绪多少年，宣统多少年，用皇帝的年号来称呼的。革命党要推翻专制，推翻皇帝，不能再这样叫。那么就学习西方以耶稣诞生纪年的方法，我们炎黄子孙的祖宗是黄帝，就以黄帝诞生多少年这样来计算年代。湖北军政府发布布告署的时间就是黄帝纪元4609年8月20日，用革命党人的正朔取代了封建王朝的正朔，这是个革命的行动。

另外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方略》中有一个对外宣言，我把它和湖北军政府致汉口各国领事照会一条一条地对照，发现文字都差不多。后者基本上就是把中国同盟会的对外宣言照搬过来，说明是湖北军政府利用了中国同盟会现成的文件。

在革命程序上，《革命方略》指出革命的程序要分三步：一开始是军法之治。到一定程度，社会安定了下来，就要开展约法之治，跟人民约定一些规章制度。到最后，大家思想觉悟提高了，考虑实行民主了，开展宪法之治，要制定宪法，选举国会等等。武昌起义第二天成立军政府，就是军法之治的开始。但是也不能老搞军政府军法之治，宋教仁到武昌来，和汤化龙一起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鄂州就是湖北。这个约法的制定标志着进入到约法之治阶段。《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规定中华民国完全成立后，此约法即取消，应从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这就为将来实行宪法之治做了铺垫。所以说湖北在革命程序上，也是按照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来安排的。

在行动上，武昌起义原本是为了响应中国同盟会发动的黄花岗起义而准备的，武昌起义与黄花岗起义的领导人有着密切联系。比如黄兴是黄花岗起义的领导人，他后来到武汉指挥阳夏保卫战。所以说武昌起义是黄花岗起义的继续和发展，武昌起义的成功借鉴了黄花岗起义失败的教训。

（三）从人事上看

不仅许多中国同盟会成员参加了武昌起义，而且中国同盟会的领袖和骨干中有多人参与了保卫首义胜利成果的军事行动和政权建设，黄兴指挥了阳夏保卫战，宋教仁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均为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再从报刊舆论上看。当时西方的报纸报道称：“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武昌起义后办了一份报纸叫《中华民国公报》，孙中山是1911年12月25号才从海外回到上海，这个《中华民国公报》出版时，孙中山还没有回来，但这个报纸以孙中山的名义发布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布告两份，这是一个假史料。这个时候孙中山还没有当大总统，这就说明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有关系，起义试图借孙中山的影响力来进行宣传号召。

孙中山曾经说过“武昌首义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有人根据这句话就认为武昌首义成功就是个意外。但实际上孙中山所说的成于意外是有下文的，我要把这个下文说出来讲清楚，以免有人断章取义。

这段话也是在《有志竟成》里面，孙中山先说他的十次革命都失败了，再讲武昌起义成功了，他说“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后面还有“其主因则在瑞澂一逃；倘瑞澂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武昌起义一打响，革命军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署，就是现在的武昌造船厂，湖广总督瑞澂在总督衙门后面的围墙上打了个洞钻了出去，乘停泊在长江上的军舰逃往汉口。这个满族贵族的纨绔子弟是个胆小鬼。要是他不逃，张彪也不会走。张彪是湖北最高的军事长官，是第八镇的镇统，相当于现在的师长。黎元洪只是个协统，相当于旅长。张彪抵抗了一下，结果发现瑞澂都跑了，他也带了一些人跑了。如果他们两人不跑，军政首脑都还在这里，那么清军就不会乱成一锅粥，秩序不乱，那么武昌起义未必能够成功。孙中山这里的“意外”指的是义军枪炮一响，湖广总督瑞澂成了胆小鬼，并不是指起义本身是意外。孙中山是知道武昌将有革命行动的。在武昌首义十几天前，黄兴在香港发电报给孙中山，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另外，中国同盟会在商量黄花岗起义的时候，已经提出来要武昌革命党人响应，又怎么会完全不知道武昌要发动起义呢？

孙中山知道武昌起义了为什么不回来参加战斗呢？他是在美国吃早餐的时候看报纸，看到上面有一句话说武昌被革命军占领了，知道武昌已经动了起来。他为什么不回来？当他从报纸上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时，本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参加革命战争“以快平生”的。他在镇南关、就是现在广西友谊关那里起义的时候，和黄兴上炮台开过炮，他还是想上战场的。但是他又想到这个时候最主要的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革命军队在这里打仗，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去搞外交，得到世界上文明国家的承认和支持。所以他就从美国去英国、法国，奔走周旋，一方面是想向西方列强借款来支持革命，一方面是希望得到西方列强对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承认新生的革命政权。但是并没有争取到想要的结果。回到上海以后，记者围上来问他：孙先生，你带了多少外援回来了？他说我带回来的“惟革命精神尔”。

我的结论是，武昌起义是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十次革命失败后的一次伟大的成功。武昌首义的胜利证明了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和武装反清的革命方针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值得肯定。

孙中山访问武汉时说：“民国成立，咸享幸福。推究端源，皆诸君子义同袍泽，首复武汉所致。鄙人躬逢斯盛，荣幸实多。”这是他说的客气话。倒是黎元洪说：“武昌首义的胜利皆由于各省响应之赐，而尤非中山先生预为奔走呼号，预为秘密运动，其响应正不易易也。”这就不是客气话了，他说武昌首义的胜利是由于各省的响应，但如果没有孙中山的奔走呼吁，这个响应不是那么容易的。前面说孙中山来汉，跟着他采访的记者说：“我飘泊零丁，将牺牲一身以救全族之中山先生，而不奔走呼号于二十年前，秘密运动于十八省中；我舍身就义诸同胞，而不先拼铁血与掷头颅于客岁九十月内，我武汉间尚有至今生存而享荣誉，蒙厚福者乎？”他说的很清楚，如果不是孙中山20年前就开始奔走呼号，在18个省进行秘密运动，武汉首义怎么能够成功呢？

我借用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一段话来评价孙中山：“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六、孙中山与武昌首义之区的建设

1912年4月9日—12日，孙中山应黎元洪邀请，访问武汉四天。相关的报道就是前面提到的记者写的《中山先生五日驻鄂记》。他来武汉访问的时候，胡汉民代表孙中山宣布了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迹，凭吊忠魂，即对于我武汉军人之感情；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即对于我武汉商人之感情；三是哀念流离，抚恤疮痍，即对于我一般国民之感情。

孙中山参观了汉阳兵工厂。武汉的儿童为了欢迎孙中山还唱了一首儿歌：“孙先生，打满清。把黄兴，守南京。到湖北，是福星。他说话，我爱听。”这个“把黄兴，守南京”是什么意思呢？南京的临时政府那时迁到北京去了，南方的革命军队还有很多驻在南京，孙中山辞任大总统后，袁世凯给了黄兴一个官职叫南京留守府留守，负责处理南京军队的善后事宜。

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的蓝图，其实是很复杂的，我专门写过文章。他在《令内务部筹划复兴汉口市场文》（1912年2月8日）中说：“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在《实业计划》里说：“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非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他希望武汉能够建成像纽约、伦敦那样的世界大都会，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大的目标，现在的武汉正在朝这个目标奋斗。

七、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研究之我见

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我就不说了，最后想讲一点我对于进一步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一些看法。辛亥革命研究要深化，要做到三个“超越”，三个“开新”。

学术是文化的一种积淀，学术研究能够达到今天的高度，是今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升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只跟在前人后面走，一定要有超越。

一是要超越清末革命派的认识。当年的革命派为了反清排满的需要，说了一些过头的话，为了打倒反动政府，控诉反动政府好多罪状，甚至把满族人叫作外国人。满族原来在东北那边，明朝时是不属于明朝版图的，后来打进中国来，把明朝灭亡了，建立了清朝，革命党人就总认为那是中国的亡国。所以为什么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鞑虏，就是指的外族，这是一种蔑称。恢复中华，恢复的就是华夏民族，是以炎黄子孙为主体的国家。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但其实满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之一，既然汉人可以当皇帝，那满族人为什么不可以当皇帝？元朝还是蒙古人当皇帝。但是革命党人为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清朝，就说满族人是外国人，要把他们赶走。所以革命党人就把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一些合理的命题和论点都作为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而且把清朝一些重要的官员妖魔化，张之洞也被骂得一塌糊涂。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面有一幅漫画妖魔化清朝官员。他们这些激进的观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辛亥革命研究产生了某些影响，当时人们评价改良派和清政府时，常常用革命派的言论作为依据，对改良派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清政府和清方人物的所作所为，一概斥责为反动欺骗。这种影响现在在对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的评价和对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等评价中，还没有完全肃清。

二是要超越国民党人的认识。国民党人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著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了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组织源流都写兴中会——中国同盟会——中国国民党，这是正统；写革命领导人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来划线、衡量是非，删削史实，涂饰功过。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对其他派别的革命党人就有所冷落，甚至贬低。湖北的革命党人，后来在国民政府里面的地位都不是很高，被边缘化了，就是因为国民党人认为共进会、文学社都不是孙中山阵营的。湖北的曹亚伯写了一本书《武昌革命真史》，既然写得是武昌革命，突出的就是日知会，结果出版以后引起非议，国民党政府因其在书中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以“不符合史实”为由予以查禁。以文学社、共进会为主体的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首义，不仅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还推动中国走出了迈向共和民主的第一步。这么伟大的功绩在后来的研究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出现了首义之区和首义人物被边缘化的现象。对于光复会和光复会的人物的评价也存在这个问题。

三是要超越早期共产党人的认识。1949年以前，一些共产党人理论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加上受教条化革命理论的指导，在看待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存在着实用主义倾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陈伯达有一本著作《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为了影射蒋介石是窃国大盗，这在当时国共两党斗争里面起到了一定政治宣传作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却被当作真实的历史全盘接收，结果都骂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的个人观点，你可以说袁世凯后来当皇帝是开历史倒车这些问题，但他开始当临时大总统，是孙中山自己让位给他的，后来他当正式大总统是合法选举出来的，这怎么能够叫窃国呢？

我说的超越，就是要更客观地来看待辛亥革命历史。其实这个超越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由于上述三种认识在辛亥革命研究里面由来已久，甚至潜移默化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要肃清它们的影响，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我想做到了这三个超越，对辛亥革命许多问题的认识将会有新的提升。我在同辛亥革命志士的后裔们交谈时还增加了一个超越，就是超越个人感情。他们有些人对自己先辈参加革命，有感情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过度强调。

下面再谈一谈三个“开新”。第一是史实的再考订。有很多事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订。比方说黎元洪当都督，到底是怎么出来的？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从床下拖出来的。这个我写过文章，黄陂的一位作家裴高才也写过文章，皮明庥教授也写过，文章里面都谈到，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大一个军官，难道他会觉得在床底下就能够躲过那一劫吗？再说那时候的床很矮，根本躲不下去。这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为了矮化他，专门编戏，说他是“床下都督”。像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要用新的认识来否定。

第二是史料的再发掘。我们还要发掘一些新的史料，有了新的史料，我们就能够发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比方说黎元洪就葬在我们华师校内，那里有一个章太炎撰写的大总统黎公碑。碑文中有许多对黎元洪的歌颂，对革命党人用了一些不当的词语。革命党人李西屏就写了两封信，和他辩论，说你这样捧黎元洪来骂我们革命党人是不行的，要改。最后章太炎就改了几处。那李西屏到底是写的什么信？怎么写的？后来我帮着李西屏的女儿李若男整理李西屏的文集，看到了他手稿的复印件。我接触到这些新的材料，就写了一篇文章《章太炎修改大总统黎公碑考议》，发表在历史学最权威的刊物《历史研究》上。这就是利用新材料对问题提出一些新看法。

第三是视角的再转换。辛亥革命研究新局面的开创还需要新的视角，需要在政治史、事件史的视角之外再增加社会史、整体史的视角。如果拓宽了研究领域，开拓了研究视野，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好的课题来研究，弥补过去的薄弱环节。像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出版了《辛亥首义史》，其中运用了长时段理论，阐释了湖北的新政是怎样为武昌首义奠定基础，还以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为指导，对辛亥首义做了全景式的刻画，使他的著作有很多新意。还有我的老师，华师的老校长章开沅先生，提出研究辛亥革命，要研究三个100年。一是辛亥革命前的100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前100年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二是要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的100年，就是辛亥革命发生以后100年来中国是怎么样走过来的，辛亥革命留下了怎样的历史遗产，我们继承得如何，实现了曾经的目标没有？“振兴中华”就是孙中山首先提出来的，我们可以借用他这个口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三是还要研究今后的100年，世界历史的走向，中国历史的走向，都是值得探讨的。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以上“三个超越、三个开新”，能够做一些实事，那么辛亥革命研究就会有所突破，有所提升。我以此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