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逝世50周年:以逻辑探求真理，以爱激励生活

对大多数人而言，罗素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名篇《我为什么而活着》被选入中国语文课本，他的许多关于人生哲理和幸福生活的散文，也颇受大众欢迎。但对其“本职研究”逻辑哲学和数理哲学，则不仅一般人难以入其堂奥，就连哲学专业人士也时常觉得过于艰深晦涩，曲高而和寡。很少有人能像罗素一样，横跨文理，在哲学、数学、历史、文学、教育学等领域，同时取得超常的建树。不过，罗素将近百年的漫长一生，从来不是一位安坐于书斋的学者，他的行迹遍布世界，对各种异域文化充满好奇与同情，且从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国，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与和平主义者。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他经历过一战、二战、冷战和越南战争，因反战和反核两度入狱，第二次被拘禁时已89岁高龄。他与爱因斯坦发表联合宣言，反对原子武器；为促进核裁军，创立非暴力反抗运动委员会；还与法国哲学家萨特成立了“罗素法庭”，揭露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罪行。他以著文、演说、游行的方式深度介入世界，践行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义。

可以说，罗素极其成功地将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融为一体。他在1920年10月受邀访问中国，并在中国停留了近十个月。身处内忧外患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到来寄予厚望，希望能从这位西方大哲口中找到改造中国之良策。但这是一次以期望开场，以双方失望告终的旅行，罗素艰深的逻辑哲学在中国难觅知音，而中国人所希望听到的关于民族独立、国家政体和自由富强方面的建议，却又收到罗素模棱两可的答案。但其实罗素的保守与包容，正是当时急于求成的激进知识分子所应该吸取和借鉴的。关于罗素访华的思想余波，感兴趣的读者可移步阅读《中国情结：罗素访华的思想余波丨罗素访华100周年》。

即便旅途不悦，罗素回国后，还是撰写了一部专著《中国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尊重，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经验，并认为中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百年前的预言如今已成现实。百年后，他的一些理念已被后世学者超越，但其终生恪守的以逻辑为依归、以事实为准绳、以爱与和平为信仰的思想，虽历万世而不灭。

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状态和思想氛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借用伯特兰·罗素

（1872-1970）

在《西方哲学史》中所强调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与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很有关系，但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又不仅仅是果，同时也是因，他们的变化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的变化。而罗素可以说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先知先觉者”，他近百年的生活和思考，也正是反映这种世纪变化的一面镜子。

1 从逻辑理性进入哲学思考

罗素三岁前后就失去了父母。他的祖父曾经担任过两次英国首相，但与他的交往并不多。童年与他关系亲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他的祖母。他幼年时曾经最恐惧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祖母去世那该多可怕啊。而当他长大结婚之后，祖母真的去世了，他说他已经“全然无动于衷”。他已经成年，足够有能力应付这个世界了。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说他越来越意识到她在塑造自己的人生观上所起的重大作用。祖母的坚强、公益精神和无所畏惧、不盲从大多数人的意见，给了他足够的人生勇气，引导他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不害怕自己属于少数。

但是，罗素所建立的基本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念，却与他的祖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有一个尽力挣脱的过程。罗素的祖母是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的典范，她毫不怀疑这些道德观念，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她严格约束自己的欲望，过一种近乎苦行的生活，吃清淡的食品，不追求快乐，甚至不认为夫妻之间的爱会像父母对子女的爱那样美好，因为夫妻之爱里面有时会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罗素说这可能是她对性这类话题最接近的想法，而他自己当然是一生大胆地追求性爱。他从少年起也开始怀疑祖母那一代道德的基础——基督教的信念，怀疑上帝的存在。他在16岁生日前后，为了不让人看见，就用希腊字母拼写英文写下了自己的这些思考。

罗素在BBC录制节目。

在这些思考中，罗素首先是怀疑，他说：“没有什么事物是我对之确信不疑的。”包括对他自幼受熏陶的宗教，但是，他又说他开始试图为这一宗教辩护，只考虑科学的论证和理由，摒弃一切情感的因素。不过，这一前提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他首先怀疑和否定人有自由意志，说如果我们承认人有自由意志，那么原生动物也应当有自由意志。其次他怀疑人死后还有灵魂，否定灵魂不朽和永生，虽然他也觉得有点难过：人只是一种机器，一个物件。最后他怀疑上帝作为第一因的存在，他听到的一句话对他最后的否定起了顿悟的作用，他说万物皆有原因，如果说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谁创造了上帝？”但这里的“上帝”就不是作为“第一因”看待了，而只是被视作万物连锁中的一个环节。

罗素也在他的笔记中谈到伦理道德。他认为我们的良心是由物种进化而来的，像“十诫”这样的规范只是有助于保存种族，使社群生活安定。那么，这样的规范是不是一个文明社会也应当遵守的规则呢？他认为不是。在他看来，恰当的行为生活准则是那些最有可能产生最大幸福的——无论是从幸福的强度或得到幸福的人的数目考虑——的准则。也就是说，他先是脱离信仰，回到人间世俗社会的层面，而在这个层面，他又基本认可了功利主义的原则。罗素的一生都没有太背离这一原则：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快乐幸福，社会亦然。

所以说，罗素的基本伦理和价值观从近代来看是一个大变，但又不是全新的，基本上还是源远流长的快乐主义的延伸和发展。但是，这个快乐主义的地位发生了巨变，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的快乐主义多为一些哲学家奉行，不去影响社会大众，它不仅在社会，在知识人里面也不占主导地位，且具有仅仅追求如“灵魂的无纷扰和身体的无痛苦”的消极内容的特征。现代的快乐主义则演变为强大的功利主义，日益成为不仅在知识人中，在社会上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它更为积极和全面，最甚者希望建立人间的天堂。

《西方哲学史》，作者：（英）伯特兰·罗素，译者：何兆武、李约瑟，版本：商务印书馆，2015年9月

我们从上面罗素的思想过程还可以看到，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怀疑和否定的一个重要动力或否定者心目中的“主要证成”，是一种对知识的确证要求。罗素要求信仰也应具有一种他以为科学理性知识具有的近乎绝对的确定性，认为如果不能用理性和知识的论据证明上帝的存在，那么，我们也就无法保持这样一种信仰，虽然他也同样认为，用理性证明上帝不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但如果说要涉及价值抉择，那就还有一种对自我的确证在起作用，这也是促使罗素思想转向的一个动力。从笛卡尔开始，甚至更早从马丁·路德开始，就有一种对自我确证的要求了，不过，在宗教改革时期，强调自我的心灵时同时强调信仰的心灵，后来到伽利略的年代，就更强调自然科学认知的心灵了。对自我的确证要求和对知识的确证要求，在后来就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也就慢慢地消解那虔诚信仰的心灵了。这一过程从西方近代以来就一直在知识分子的内部发生，但显著影响到整个社会则是20世纪的事。

另外，我想，吸引知识分子脱离信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在社会性的生活和行动领域，秉持一些基本的道德信念和常识大致就可以应付裕如，不需要层出不穷的发现和发明。所以，罗素的祖母会对形而上学嗤之以鼻。而在信仰的知识和理论层面，神学的体系在阿奎那那里就已经基本大成。但在对我们外界事物的知识方面，在自然科学和纯哲学的领域，则还有许多激动人心的东西在等待人们发现。这也构成一种知识上的巨大诱惑。

一个人最深沉的人生价值观，常常是在早年的思考和吸收中就已经基本形成了，后来就是个人事业的行动，而不会太细究那些早年形成的思考和结论是不是真的都很可靠。罗素试图首先在数学中寻求一种绝对的真理，再推广到其他领域。他在这一艰苦探索的过程中，同时也感受到一种极致的高峰体验，或者如他所说“天堂”的感觉。但是，后来他也不无沮丧地感到，他所获得和发现的知识乃至整个现代科学，也并不是像他原先想的那么绝对可靠。

2 支配人生的三种简单而强烈的激情

对罗素的人生与哲学，我们不仅注意开初，还需要注意一下结尾，在此可以分析一下罗素的那篇名文《我为什么而活》，也就是他90岁时出版的《罗素自传》中的序言。这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的一个反思性总结。他在其中谈到推动左右了他一生的三种简单但无比强烈的激情：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索和对人类苦难难以忍受的怜悯。

这三种动力都是情感。罗素同意休谟所说的，理性是，也应当是激情的仆人。前两种主要是属于个人、面向自我的生活，但如果说求知与否完全是自己的事，爱情则还涉及最接近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前两种可以通向天堂，而最后一种则是面向社会和人类的苦难，甚至直面地狱。

爱别人也希望得到爱；求知；还有对别人痛苦的同情，这也是一般人都欲求或具有的感情。但我们从罗素的文字中可以看到，这三种感情在他那里都是很高标准、凡人所难能及的。他说他寻找爱是出于三个目的：第一是得到一种让人心醉神迷的狂喜或极乐的感受；第二是解除孤寂，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但在罗素这里，似乎还不是简单的解除日常生活的寂寞和不便，而是解除面对生命深渊的本体的孤寂；第三是在爱的交融一体中，看到圣贤和诗人所描述的“天堂”。

而第二种求知按其解释，也不是简单的求知，不只是学习、吸收和应用，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求知，是要对真理有所发明，发现前人所不知道的奥秘。

第三种应该说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罗素的同情心所指向的都是一些世界性的大问题，其能够发挥的作用和力量也非常人所能及。

《罗素道德哲学》，作者：（英）伯特兰·罗素，译者：李国山，版本：九州出版社2004年9月

那么，罗素的一生是否达到了这三个目标呢？他说，他所追求的爱虽然对人生似乎过于美妙，但他却得到了。他的求知，则仅仅在不大的程度上达到了目的。而第三个目标却几乎可以说没有达到，他备受折磨，但还是感到无能为力。

当然，他还是觉得自己的一生很值得一过，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很高兴再活它一次。也就是说，他还是非常满意他自己的一生。

我们看罗素度过的一生，也的确大致如其所述。

在爱情的方面，他在17岁的时候就爱上了大他5岁的艾丽丝，并克服重重阻碍，在五年后成婚。但是，在结婚七年多之后，有一天在骑车的时候，他突然觉得他不爱艾丽丝了。他没有隐瞒或掩饰这种感情的变化，但也没有离婚。他过了几乎九年基本禁欲的生活，当然，这时期他有他的另外一个天堂，那就是在知识的海洋中寻找珠贝。

他结过四次婚，中间还有一些情人。他前面的三次婚姻虽然都以离婚告终，但每一次婚姻中都有两心相悦的至乐时刻。而最后一次婚姻则堪称圆满。他的每一次婚姻和恋爱都是非常投入的，但有些结束也是相当断然和决绝的。他的爱情绝不仅仅是性，但也绝对不能没有性。在他那里，情和性是不能分开的。没有相当高的智力、魅力而仅仅是美丽的身体，显然还不是他的真心所爱。他需要的是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有交流。

罗素谈到在爱情和婚姻中不可能完全忠实，但他的确是相当诚实的，他不会有意欺骗或者隐瞒，但诚实可能还是照样伤人。比如，他在自传中写到的一件情事就颇让人感到不安。1914年，他到美国讲学，在芝加哥的时候住在一位医生家里，这个医生有四个女儿，其中的一位曾经到牛津学习，并向罗素请教过，罗素觉得她非常可爱，说她的诗写得相当好，对文学的感受力十分突出。这次罗素到芝加哥，她就邀请罗素住在她家里。罗素写道：“我在她父母家住了两夜，第二夜我和她在一起，她的三个姐妹给我们站岗，一旦她的父亲或母亲走近就报警。”

（《罗素自传》）

罗素与希尔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罗素当时和这个女孩约定她尽可能到英国来，两人可以公开生活在一起，要是他的离婚手续办好，也许就结婚。后来女孩真的在8月到英国来了，这时一战已经爆发，罗素解释说，这时我除了战争之外什么都不想，因为已经下决心公开反战，不希望由于私人的丑闻复杂化，虽然还和她不时秘密地发生关系

（这期间罗素还有一位英国情人）

，但不再对她有热情，这伤透了她的心。最后这个女孩患上一种罕见病，先是瘫痪麻痹，然后精神失常。发生这样的事就已经让人觉得不安和悲哀了，公开发表这样一件事就更让人觉得不妥了，尤其是这段文字中还有对其父母的猜测性负面评价，却无自悔与痛惜。这件事也显示出，当一个人在情爱中寻求欢喜乃至极乐的时候，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的哀伤乃至极悲。诚然，双方已陌如路人、乃至如同地狱的婚姻不必再维持下去；而两情相悦，最终也没有造成伤害后果的相遇也不必厚非。但在婚恋中总还是不宜只追求自己的“天堂”感受的。

3 难以复制的幸福与无尽的心灵深渊

罗素根据一种基于科学知识的绝对性，否认有一种伦理学的知识。他也自认为是一个反规范主义者。他不耐烦听到规范，这后面其实有一种将规范全都视作独断教条的倾向。的确，他自己不必依凭规范，而仅仅依凭他的激情、教养和禀赋，也能够有一种相当精彩的一生，乃至对社会和思想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的确有这样一个问题始终存在，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样呢？提倡激情或率性、且度过了精彩或者潇洒的一生的人们，是否意识到他和其他人、和多数人的差别呢？他所倡导的理论可以让他获得幸福，但是否对他人和社会也都有益呢？

罗素不是没有遇到和想过这些问题。似乎有点奇怪的是，他和思想观念与他相当不同的小说家康拉德居然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他甚至给他的长子取名为“约翰·康拉德”。他也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差别，但是在对人类生活和命运的一些根本看法上却是一致的。他认为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像卢梭那样，希望摆脱一切约束，所以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还有一种则是康拉德似的，认为人必须对自己的冲动和欲望有所约束，他可能会说“人生而带着枷锁，但他能变得自由”。

罗素一生，尤其是中年以后，都试图以他热烈的同情心改造这个世界，在这方面，他的目标倒是没有像在爱情和求知中那么绝对，他并没有追求人间天堂，而是更重视解除真实的苦难和对人类的最大威胁。所以说，罗素的一生虽然反映出了知识分子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想变化，但在这种变化中，也还是表现出英国人有所平衡节制和中道的民族特点。也和一些法国知识分子不同，他最注意的是那些真实的明显的痛苦，而不是那种要特别敏感和挖掘才会发现的精细欲望，也不是任何欲望满足的受阻。而且，对那些真实的、常常直接伤害到身体的痛苦，他最关注的又是人的生存。

他虽然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不是不抵抗主义者，但一生都不遗余力地反对战争。他有时支持战争，也是为了保存生命。在一战中，他说尽管他热爱英国的感情极其深厚，但他反对英国卷入战争，也反对整个世界大战，即便他的立场和行动非常孤立，但也“虽千万人，吾往矣”。一战也的确开启了20世纪主干期悲惨的一幕，后来的许多悲剧都来源于此。在二战中，他支持了英国反对法西斯的战争。二战后，鉴于出现了核武器，他几乎将他最后二十多年的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主张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宣传和运动的工作上。他在核武器中看到人类被毁灭的危险。尽管他努力行动，但还是沮丧地看到许多人对这种危险满不在乎。今天怎样评价他的这一努力呢？核大战毕竟没有发生，但那可能只是我们的幸运，另外，也可能正是因为他和那些反核者的努力，才减少了一些这样的危险。而且，目前未发生不代表未来不发生，人类还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觉。

1955年7月9日，罗素举办新闻发布会，宣读《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对核战争的威胁表达深切的忧虑。

罗素的确度过了非常精彩的一生。他幼年失去父母，但不乏家庭的亲情，他得到最好的教养和教育，他一生挚爱过一些人，也被一些人挚爱过，他在快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几个孩子，而且他对子女的关爱和教育也是相当投入的，甚至专门为他们办过一所学校。他的一生也偶有经济拮据的时刻，但基本上都还是相当富裕的。他有许多与他一样具有头等智力的朋友：怀特海、维特根斯坦等。他和世界领袖和各界精英有

（如果他愿意的话）

随时能够进入的密切联系和交往。他给许多政治领袖写过信，和爱因斯坦发表过共同宣言，和萨特组织过国际战犯审判法庭。他的知识努力和社会活动都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也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当然，也不是说他一生完全顺遂，那其实反而单调乏味，他曾经两次入狱，几次大病死里逃生，还遇到过车祸和飞机失事。但最后，他的确可以说度过了幸福的一生。他有极高的智力，有显赫的地位和名声，也有性格、教养和聪明所带来的魅力，他如此多姿多彩的生活，活到九十八岁。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多少人能够有这些优越的禀赋、条件和幸运？罗素愿意重过自己的一生，而多数人是否愿意重过自己的一生呢？

当然，罗素的人生态度是坦然的、达观的，对自己的挫折不抱怨，对自己的幸运也是感恩的。我同意他所说的“对幸福的轻蔑通常是对其他人幸福的轻蔑”，世界上幸福的人应该是越多越好。但在如何理解自己的幸福，以及如何达到自己的幸福的途径上，大概也会是罗素所赞同的“参差不齐”的。更重要的是，还是得有一个能够尽量避免让人们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道路上伤害别人的社会规则平台。

《宗教与科学》，作者：（英）伯特兰·罗素，译者：徐奕春、林国夫，版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

但是否这些就够了呢？人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追求世俗幸福更深的渴望？即便在幸福如斯、精彩如斯的罗素那里，我们也还是能够发现一些隐秘的、并没有完全满足的不安和渴望。比如，他在自传中写到，1918年11月一战结束的那一天，他曾一个人在街上待到深夜，留心观察群众的情绪。他觉得群众仍然心浮气躁，所以，在人们欢呼庆祝之际，他依然“感到一种异样的孤独……诚然，我也感到欢欣喜悦，但是在我的喜悦和群众的喜悦之间找不到任何共同之点。我在一生中都渴望感到与广大的人群融为一体……”这种渴望如此强烈，以致常常让他想象自己是某一类人，“但是就其深意而言，我从来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人。”而爱情也不是逃避孤寂的天堂。“在爱的那些瞬间，我几乎已逃出了这种孤寂的痛苦，然而过后想来，我发现那种逃避多少有些出于幻觉。……我最深沉的情感始终是孤独感，而且在人性的事物中找不到任何与之相伴的东西。大海、星辰、荒野的风，对于我甚至比我最喜爱的人们更有意义，而且我觉得，人类之情对于我究其实乃是试图摆脱对上帝的徒劳无益的寻求的一种努力。”

（《罗素自传》）

虽然他在后来1967年的一条加注中说这些意见不再是正确的。但难以否认，他毕竟多次产生过这样的思想。比如说1931年圣诞节他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的感受。又如一个浓雾之夜，他在自家宅院塔楼上的沉思：以前他觉得人生的悲苦都只是杂音，微不足道，而现在他凝视着无边的黑暗，却感到人生的虚无，“外面是黑暗，当我死去时，内心也将是黑暗。……一切皆无。”“为什么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为什么还有死呢？”

罗素发表反战演讲。

而这正是他相当特殊的一点，他在人海中还是会感到孤独，在巅峰处还是会感到失望，在胜利时还是会感到沮丧，在极乐中还是会感到忧伤。他毕竟是这个世界和世纪的一位罕见智者。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种东西的失落，是人间任何成功和欢乐都抚慰不了的。而这也许还是他心灵最深处的一个深渊，是他自己也难得去看、甚至害怕去看的深渊。

最后，我们略微谈一下罗素对人类未来的看法。1959年春，罗素在BBC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人类未来有各种可能性，阴暗的可能性和希望的可能性，但最好是先支持阴暗的那一面。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将是社会生活的普遍“军事编制化”。在各种科学发现与行政管理和组织的影响下，权威们将获得对人们的意见和思想的十分巨大的控制权力，以致一个人的所思、所望和所惧，都是由权威们来决定。而珍爱自由的罗素这时反而怀念起那个他最初生长的旧世界，说那个世界里有更多的空隙、更多的例外，那里的人们并不全都被纳入一个确切的模式。

他意识到，人类的力量的确是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现在完全有能力消灭贫困，极大地减少疾病和阻止战争，但问题是在人们的灵魂中还是有各种邪恶的激情。科技和经济发展也能给人们提供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他希望现代的人们利用这些闲暇时间去做过去富有的、有教养的人们所做的事情。但问题是人们会不会愿意这样做呢？不过罗素还是照例在结尾时给出了希望，他希望通过教育能够提升人们的文化和精神认知，这样，他说：“我们就将有一个比以前曾经为人所知的任何世界都更辉煌得多、壮丽得多的，更为幸福、更加充满想象力和幸福情操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