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国，1952年出生于武汉，1978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起从事中共党史与武汉现代历史研究，1996年任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08年任巡视员。1998年被评为社科系列研究员。先后编纂30余部历史著作，主编《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第一卷、第二卷，《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图志》，《武汉抗战史》，《武汉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上、下册等著作，其中4本获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发表史学文章百余篇，现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1921年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为追求民族独立、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走过了百年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百年是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进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幅度提高了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判断。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过多年的磨难、多年的奋斗之后，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党的奋斗历程一般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来党中央提出“新时代”这个概念，但我们还是把它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个大时代里。尽管它有特殊的时代意义，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很有可能会成为与革命、改革、建设时期并列的一个时代，但作为党史工作者要有这种敏感意识，在实际展示党的历史成就或发展历程时，还是要把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时期来表现。
2021年2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概括为四个时期：“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这是对党发展历程的认识、分期和概括。
一百年来，武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领导下，在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和平建设时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艰苦创业，探索前进，革故鼎新，为武汉的新生、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气势恢宏、多彩多姿的时代史诗，全市经济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使武汉这个华中重镇的社会面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筚路蓝缕、一百年攻坚克难、一百年艰辛探索，武汉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发展、壮大历程的缩影。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中共武汉党组织的创建及活动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离不开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做了一些工作。恽代英翻译了《阶级争斗》，李汉俊翻译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张冥飞编撰了《劳农政府与中国》。其中，恽代英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在武昌街头成立“利群书社”，专门销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进步书刊。武汉地区的先进分子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深入工人群众当中，了解工人疾苦，在《少年世界》《新青年》等杂志发表《武汉工厂调查》《武汉工厂纪略》《汉口苦力状况》《武昌织厂、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文章，反映工人的生存状况。
1920年2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就是大家熟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8月，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联络中心。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国内只有6个城市有共产党的组织，因为早期的建党活动只可能是在志同道合、相互熟悉的人之间进行。上海的党组织成立后，李汉俊和陈独秀分别联系董必武和刘伯垂。刘伯垂当时在上海，他回到武汉后，邀约董必武，着手建立武汉早期党组织。所以，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1920年秋冬之后成立的，历史上没有准确的时间记载，需要进一步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也是经过种种考证后得出的，是1921年7月23号召开，而非7月1号。
武汉党组织成立后第一次召开会议，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7人参加。他们中有3人是律师，会议是在董必武和张国恩的律师事务所里召开的。党组织成立以后，刘伯垂在武昌多公祠附近租了一处房子，作为成员们的活动场所，门口挂的牌子是“刘芬律师事务所”，刘芬即刘伯垂。他们中还有教员、记者、工人。这些人一般都受过中等以上文化教育，并非为生活所困，走投无路。他们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个进步的团体，是想要拯救处于灾难深重、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首先是拯救民族危亡、救民于水火中的责任之心。武汉党组织成立以后，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搞工人运动。
到1921年7月，上海党组织召集其他几个地方的党组织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武汉地区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会议先在上海召开，后来转移到浙江嘉兴，此次会议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工人运动上。武汉在20世纪20年代工业比较发达，工会组织庞大。在建有二三十个企业和行业工会的基础上，1922年7月，全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这是当时全世界大城市中市一级最早成立的工会组织。邓中夏是当时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一名重要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构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是书记部的第二任负责人。邓中夏在20世纪30年代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其中提道：“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以首推武汉。”
工人运动题材油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顶点，就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很多人总是习惯称其为“二七大罢工”，这实际上是不确切的。罢工发生在1923年2月4日。2月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对罢工进行镇压，制造了“二七惨案”。工人们在郑州开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时受到阻挠，就进行了罢工，罢工的总指挥部就设在武汉。双方对峙冲突，32名工人当场牺牲。后又有两个著名的领袖人物牺牲，一位是江岸地区罢工总负责人林祥谦，一位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施洋。施洋是湖北竹山人，在武汉从事律师工作，五四运动时期经常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把自己的知识和财富都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一心要为工人、人力车夫等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撑腰做主。作为军阀抓捕的主要对象，2月15日，施洋在武昌被杀害。施洋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觉悟和良知，他们真正是为工人阶级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施洋烈士遗体
（二）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
1.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图画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在中国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开始考虑要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国际派出马林促成国共合作，国民党这时也有和共产党合作的想法。当时国民党的成员比较复杂，组织非常松散，而共产党的组织力非常强，理想信念坚定。孙中山想通过共产党改造国民党，合作方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正式明确要进行国共合作，所以中共党史把这个起点放在1923年。但是从民国史的角度来讲，合作的起点应该是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邀请李大钊、瞿秋白、谭平山、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一大。在国民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国民党的一些重要部门都由共产党员领导，比如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工人部秘书冯菊坡、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秘书杨匏安。毛泽东当年同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主任等职，1925年又成为国民党中宣部的代理部长。国共合作之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转变，1924年到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董必武等共产党人领导建立了湖北地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领导全省人民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他们主要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领导斗争。
2.全国革命中心的形成与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
国共合作以后，革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继发生。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8月，北伐军攻入湖北。在武汉，汉口和汉阳率先被北伐军占领，武昌背靠长江，与汉阳、汉口隔江相望，城内有蛇山耸立，易守难攻。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全体成员合影
其中叶挺独立团的192名官兵在攻打武昌城的过程中牺牲。两次强攻未下之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正式发布命令封锁武昌。武昌当时被围城40天，人心恐慌，粮草断绝。10月10日凌晨，北伐军终于拿下武昌城，占领武汉三镇。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1926年11月中旬，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在汉口办公，办公地点定在汉口。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恽代英等人都参加了会议。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时，中共中央在1927年1月至4月间，也把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迁到武汉。这时的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重要地点。中共中央机关的主要部门迁到武汉以后主要在江岸区这一带办公，所以江岸区的革命遗址特别多。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位于江岸区胜利街，现在已经建成纪念馆，把当年中共中央机关办公的情况做了历史复原。其隔壁是唐生智公馆，公馆比较阔气，目前正在举办“中共中央在武汉”展览，展现1927年中共中央在武汉的历史情况。
1927年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在原唐生智公馆举办“中共中央在武汉”展览
武汉成为中国革命中心以后，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发展迅速，武汉也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当时工人运动的领袖刘少奇、李立三、苏兆征等都来到武汉。苏兆征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亦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不管是成立工会组织，还是组织工人运动，声势都非常浩大。在发动工人的过程中，不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都注重处理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工人阶级罢工，提出自己的诉求；另一方面，共产党协调有关部门成立劳资仲裁等组织来平衡劳资关系。
反帝斗争当中最出名的事件是收回汉口英租界。从江汉关起沿长江下游，依次有英租界、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等几个租界。1927年，汉口民众冲进英租界，占领英租界，通过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英租界被收复。3月15日，英租界工部局解散。16日，成立国民政府外交部汉口第三特别区市政管理局，管理前英租界区域。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一个伟大胜利。近代以来，中国和外国列强打交道往往都是以割地赔款结束，收回英租界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
毛泽东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在武昌开办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20世纪60年代，农讲所按原貌重建并开放，由周恩来题写馆名，指出这是“毛泽东同志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挂牌的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本身也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党也搞农民运动，在广州举办了一至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扩大招生，成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红巷13号先期上课，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810名学员，分为4个班，并按军事建制编队。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农讲所常务委员。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总结和吸收广州历届农讲所的办学经验，确立武昌农讲所旨在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办学思想。在开办农讲所的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参加筹备，主持招生，聘请教员，制定教学计划，给学员主讲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等课程。他讲课通俗生动，深受学员欢迎。那个年代的革命运动形式主要是集会、游行、罢工、演说等。毛泽东一个人走在湖南乡间的小路上，摒弃浮躁，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他认为共产党应当站在人民的前面引导他们，既不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反对他们，也不是站在人民的后面指手画脚。所以那个时候毛泽东就提出来：谁能赢得中国人民，谁就能赢得中国。
1927年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国际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7年从广州来到武汉，写了一篇文章《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其中写道：“全世界都知道，1927年的汉口是‘红色的汉口’。”
3.中共五大
大革命时期，一方面革命走向高潮，但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内部的分裂也在加剧，“在洪流中包裹着断流”。蒋介石开始倾向于同国民党右派联手，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分道扬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受蒋介石的影响，一些国民党分别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屠杀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农领袖，制造了许多反革命事件。与此同时，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忍杀害，大革命遭受挫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召开了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其中一大、二大、四大是在上海召开的，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五大是在武汉召开的，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七大是在延安召开的。这七次代表大会中，真正留下历史图片的只有七大。前几年，武汉地区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和中央党史研究人员，在俄罗斯的历史档案馆里发现了两张非常珍贵的中共五大历史照片。
在武昌高师附小举行的中共五大开幕式
中共五大开幕式于1927年4月27日在位于武昌都府堤20号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召开。4月28日休会一天，4月29日至5月9日转移至汉口济生三马路的黄陂同乡会馆举行。实际上，中共五大的正式会议都是在黄陂同乡会馆召开的。
中共五大黄陂同乡会馆会场照片
中共五大于1927年四五月召开，到7月15日，汪精卫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作出“分共”的决定。虽然中共五大没有承担起挽救大革命的重任，但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实践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尤其是中共五大决定成立并产生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从上海迁来武汉的时候，分为组织部、宣传部、工委、农委、军委等机构，但是没有监察机构，中共五大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一级纪律检查机构的开端。
4.中共中央在汉改组、大革命失败
中共五大以后，大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在江浙一带对共产党实行经济封锁，策动国民革命军军官发动反革命政变。比如1927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还有原驻守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率领部队从宜昌直接攻打到武昌纸坊，革命形势非常危急。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汪精卫在1927年7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分共”，同共产党决裂，大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前夕，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不久之后，鲍罗廷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同时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三）艰苦卓绝的白区斗争和郊县农村土地革命
1.革命转折时期党中央在汉作出三项重要决策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非常艰苦的土地革命时期。从大革命时代到土地革命时代的历史转折是在武汉实现的，武汉在这个转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在汉作出三项重要决策：领导湘鄂赣粤四省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组织发动南昌起义；召开党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其中最早实现的是“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不是打的共产党的旗帜。虽然它是以国民党左派名义举行的，但实际上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反抗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武装起义，也是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走上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中央紧急会议于1927年8月7号召开，史称为“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难时期，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会议记录显示他发言7次。他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会议记录的原文是：“今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就是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断。
南昌起义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帜，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因为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不断屠杀和镇压共产党人，是时候打出共产党自己的旗号了。毛泽东为秋收起义写过一首词，叫《西江月·秋收起义》，第一句是：“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秋收起义中，毛泽东在攻打长沙时受挫，退到文家市镇。后来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
秋收起义题材油画作品
2.郊县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这个时候，武汉周边的革命根据地纷纷建立。从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黄陂木兰山的72勇士可以说是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根基力量之一。李先念、徐海东当时都在黄陂，李先念是（黄）陂（黄）安南县委书记，徐海东是黄陂县游击大队的分队长。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塑像
3.艰苦卓绝的白区斗争
共产党在苏区的建设发展很有成效，但是城市里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空前严重。1927年，桂系军阀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对湖北、武汉实行血腥统治。据统计，1927年12月至1929年2月，在武汉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总计800余人。中共武汉组织迭遭破坏，往往新建的省委尚未站稳脚跟，上至领导机关下到基层组织便被破坏殆尽。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由于叛徒出卖，导致中共湖北省委、汉口市委、各区委直至支部等各级组织全被破坏，310多名党团干部被杀害。1928年，国民党还建立了专门迫害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恐怖组织。夏明翰、向警予等烈士在武汉受到迫害而英勇就义。这些烈士牺牲以后，无人为其收殓遗体。据当时的材料记载，烈士们的遗体被“猪拖狗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员陈春和同他的妻子、弟弟一起，深夜从汉阳划一艘小船来到汉口，偷出向警予的遗体，将她安葬在汉阳的补乾亭下。至今，我都没有找到陈春和这个人更多的资料。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非常漫长的一段岁月，很多人没能走到这里，还有更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队伍里集结了这样一批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生、不怕死，不为官、不为钱的人，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四）全国抗日运动中心与沦陷时期武汉周边的游击战争
1.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创出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然后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决定将首都迁往重庆。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重要部门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及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来到武汉。从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这段时间里，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
中共中央也派出重要人物来到武汉，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等人组成一个班子，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中共中央长江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长江局管辖着整个中国南方的中共党组织，其地域包括云、贵、川、鄂、湘、豫、赣、皖、苏、浙、闽、粤、桂共13个省，并且领导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长江局在武汉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巩固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走向全面持久抗战；争取共产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恢复、建立、发展南方各省党组织；再就是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新四军军部就是在武汉诞生的，在汉口日租界大和街26号，新四军军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武汉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当时，由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都沦陷了，全国许多文化界人士来到武汉，所以武汉集聚了一批大作家、大演艺家。武汉的文化救亡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2.武汉会战
南京沦陷以后，日军把进攻矛头指向武汉，在武汉周边集中了大量兵力。武汉保卫战直接关系中国抗战的大局走向，只有尽可能争取长时间守卫武汉，才能为持久抗战打下坚实的基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进行保卫武汉部署时，部分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及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以长江为线，将参战部队分为两大战略集团。江南为第九战区，辖湖北、安徽两省的江南地区和赣湘两省，利用幕阜山、九宫山、庐山等山岳有利地形构筑阵地。1938年6月，日军攻占安庆，拉开武汉会战的序幕。前后长达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坚持最久、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给日军以重创的一次重要战役。武汉会战对日军造成了大量伤亡，消耗了日军大量战略物资。自这次战役之后，日军再没有能力组织发动更大的侵略战争，所以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五）开辟第二条战线，迎接武汉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学生、工人、市民等爱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反对美军暴行，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的爱国民主运动。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战线，故称第二条战线。
攻守双方不外乎三种结果，一种是打，一种是投诚，一种是跑。用敌人逃跑形容武汉解放似乎有点太简单。在中共中央的指挥下，武汉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保产、护厂、护校、保护城市的斗争，最后武汉比较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可以说，武汉解放是军事进攻的第一条战线和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二条战线相结合取得的胜利。
1947年，武汉学生走上街头为武汉大学“六一惨案”遇害者申冤游行
虽然毛泽东当时在北平香山，但说是他指挥了整个武汉解放的过程，一点都不为过。他起草过好几封电报进行指挥。比如一封电邮里写道：“如果滠口铁桥不十分重要，不十分难于修复，最好暂时不去抢占。但是如果滠口铁桥十分重要，被敌破坏后十分难于修复，则可以早日去抢占。”武汉郊区的一座铁桥，炸不炸？占不占？什么时候占？都考虑得如此细致。所以说毛泽东指挥了武汉的解放。
毛泽东手书的电报稿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共28年，这是一段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复杂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是开创社会主义新纪元并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从宏观视角俯瞰，这28年，中共产党领导人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各级政权，胜利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二是通过“一化三改”，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三是初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取得很大成就。
（一）武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1.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
武汉解放后，1949年5月22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全面接管城市、旧政权机关。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5月25日，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成立。8月16日，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内停止办公，对外保持军事管制，将一切权力移交武汉市人民政府及武汉警备司令部。
当时武汉面临的形势也很复杂，国内还有大量反革命力量潜伏，武汉市人民政府开展了挖潜反特、镇压反革命的工作，还要稳定金融物价。老百姓一开始把手中的金圆券换成人民币时，心里很忐忑，很快又把人民币兑换成银元，当时人民币的发行是“早出晚归”，早上发行出去，晚上又被兑换回来。后来开展了反对银元、现钞投机的斗争，建立国营经济，恢复生产，调整工商业。当时一名武汉资本家写了副对联来形容社会上工商业者的心理：“挂红旗，五心（星）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所以在调整工商业时要尽量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资本家又把对联改成：“挂红旗，五心（星）已定；扭秧歌，稳步前进。”1950年，武汉市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民捐钱献物，作购买飞机大炮、充实志愿军装备和接济朝鲜难民之用。
2. 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2年，武汉市土地改革全面开展。到12月，郊区84个乡（含划归邻县的31个乡）全部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工作。土地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得到武汉市广大农民和其他阶层的拥护和支持。
武汉推行城市民主改革、进行社会改造、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等，开展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促进了生产力解放。“三反”“五反”运动，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3.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工业化建设的起步
武汉被国家列为“一五”计划重点建设城市，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一五”时期，国家在武汉布局建设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如武钢、武重、武锅、武船、武汉肉联厂、青山热电厂、武汉长江大桥等，其中武钢、武重、青山热电厂为苏联援建156个项目中的3项，共计投资15亿元。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4. 社会主义改造在武汉基本完成
1953年，党中央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武汉大力推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18日，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1月23日，《长江日报》在头版头条宣布：武汉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七年的努力，武汉的国民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基本完成，武汉开始由一个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武汉人民庆祝公私合营
（二）武汉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1956年到1966年，是全国也是武汉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初创阶段，也是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起步阶段。
1.武汉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
这一时期经历了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还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共产党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自1961年开始连续调整，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包括武汉的国民经济已经走出了困顿的境地。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成就
这十年，武汉的工业布局基本展开，交通市政建设全面起步，科教文卫事业也有一定发展。武汉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克服重重干扰，坚持生产，保证了社会基本生活物资需求，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受到一定限制，还在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取得一定成就，显示出人民这个历史主体的巨大力量。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历经了急于求成等“左”的曲折和十年内乱的艰难时世，但全市人民积极战胜困难，奋发图强，将武汉建设成为以冶金、机械、纺织工业为主的重要工业城市，华中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科教基地。这一时期，汉丹铁路全线通车，武昌火车南站建成使用，武汉石油化工厂开工建设，武钢引进一米七轧机工程，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青山船厂大型客货轮“东方红38”号下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实施等，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78年12月，永载史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期待，作出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武汉城市现代化的各项建设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一）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紧紧抓住重大战略机遇，使武汉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第一个计划单列城市，并作出实施“两通（交通和流通）突破、放开搞活”的重大战略决策。武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多个领域推出一系列具有全国开创性的改革举措，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召开，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国掀起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浪潮，武汉市被确定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城市。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一站为武昌，影响深远。市委、市政府作出重大决策，带领全市人民抢抓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武汉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辉煌成就。例如，深入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积极进行对外开放与招商引资，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光电子产业，建立“武汉·中国光谷”，战胜1998年特大洪水等。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0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武汉市积极推进“两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支持促进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开展农村家园建设行动，发展都市农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明显。
武汉是我国改革的先行区之一。武汉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发挥着“先行先试”的作用，许多改革成果创造了全国第一。例如，汉正街成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先锋；武汉洗衣机厂公开招标，打破计划经济的行政壁垒；武汉计划单列，成为全国首个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省会城市，为探索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作出重要贡献；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决策咨询机构之一，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之初，武汉确立敞开三镇大门，实行“两通”突破的战略，对冲破计划经济藩篱、探索市场经济具有全国性的示范作用。此外，武汉在国有企业中第一次聘任外籍厂长，拥有全国第一家企业兼并市场、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交易所、全国第一家商业异地上市公司以及享誉全国的国有资产管理新模式，“三车”（摩托车、电动车、残疾人代步车）治理、电视问政、治庸问责等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可以说武汉在改革开放领域，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是思想活跃的年代，体现了武汉人敢想敢干、敢打敢拼、敢为人先、奋发图强的精神品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一）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2013年、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视察湖北武汉，为新时代武汉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2017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2018年4月8日，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会审议并原则通过《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实施方案》。《方案》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划分为2021年、2035年、2049年三个阶段。至2021年，武汉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形成基本框架；至2035年，武汉初步建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中心城市；至2049年，武汉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世界亮点城市。
（二）大力推动对外开放
武汉打造新的开放格局，对外通达能力持续增强，城市影响力显著提升。穿越欧亚大陆至欧洲的“汉新欧”铁路国际货运专列从武汉出发，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建设启动，首届东风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世界飞行者大会、国际赛马节、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等在武汉成功举办，极大地提升了武汉的国际影响力，充分展示了武汉形象。
（三）城市功能品质大幅提升
武汉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展现新姿，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进一步增强。按照落实长江大保护的战略要求，进一步打造“两江四岸”生活岸线、生态岸线、景观岸线，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引领区，打造世界一流滨水城市。2015年，武汉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之后历届“全国文明城市”复查测评工作均顺利通过，蝉联此称号，证明武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等各方面达到全国前列的标准。
（四）加强党的建设与法治建设
武汉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学习教育活动，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驰而不息整治“四风”。
法治城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2017年9月19日，武汉继2013年后再度荣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同时被授予2013年至2016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称号，武汉的“红色引擎工程”“支部建在网格上”“万名警察进社区”等经验被广泛推介。
（五）众志成城英雄抗疫
2020年，武汉人民、湖北人民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服从疫情防控需要，为阻断疫情蔓延、为全国抗疫争取了战略主动，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伟大抗疫斗争之后，浴火重生的武汉再接再厉，奋力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书写英雄城市的崭新篇章不懈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时间里，武汉的变化非常大，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武汉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今天高新技术的发展，拥有数字化创新中心、国家光电信息制造中心，建有30多个国家级产业集群，科研实力大大增强。与人民群众生活相关的城市建设和基础建设取得重大成果，从过去的“脏乱差”，到现在的蓝天、绿水、宽路，人民生活有了更好的条件、更好的保障。几十年来，无数个老武汉人、新武汉人共同建设了大武汉，他们为这座城市奉献，也被这座城市滋养。
武汉在全国的地位不断增强。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武汉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重要节点，承担国家级改革试点、示范区、自贸区等任务，被委以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重任，这是武汉辉煌成就的勋章，也是武汉拼搏赶超的方向。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一百年的光辉历程。武汉党史百年，是近代中国历史、党的百年历史的缩影，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鉴往知今，开启未来，百年历史昭示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雨兼程。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创武汉更加美好的明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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