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宪:纪律建设永远在路上——党的纪律建设历史回望-武汉热线网

王守宪，1952年1月出生，历任武汉军区测绘大队政治处干事、政治教导员。1988年12月到武汉市监察局工作，1993年4月该局与武汉市纪委合署办公，先后任武汉市监察局副局长、武汉市纪委常委和副书记等职。多年来先后从事和分管政策法律法规、案件审理、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等工作。2011年7月，担任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策划大型展览、影视创作拍摄，组织编辑出版纪律建设史和相关历史人物传记，在全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地——武汉，回望建党百年的光辉历史。把7月1日定为建党纪念日，并不意味着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1日召开的，实际上是7月23日召开的。7月25日、26日起草党的纲领、党的工作决议等，7月30日以后，由于法国巡捕房的搜查，中共一大被迫休会，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中共一大闭幕的时间是8月2日，也有一种说法是8月3日。因为时间久远，相关资料遗失，所以闭会日期不是很确切，8月3日应该更可信。8月2日，在嘉兴南湖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选举了党的中央局和中央负责同志，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完成了建党。所以在建党的问题上，严格来讲嘉兴南湖也算是党的诞生地。中共一大主要会议、研究讨论、起草文件是在上海完成的，但真正选举中央、通过党章等是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完成的。

一、革命导师立规矩

建设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党之规。马克思诞生于1818年5月5日，恩格斯诞生于1820年11月28日，二人相差两岁。两位革命导师于1844年8月在法国巴黎会面。177年前的这次会晤，开启了共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光辉历史。170多年来，人类社会沧桑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兴起到兴盛，最多时有数十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现如今仅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了百年的光辉历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马克思

恩格斯

回顾历史，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幕从此拉开。加强党内监督、严格党内纪律的思想开始萌芽。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明确提出：“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其中“监视”就是监督的意思。马克思、恩格斯在参与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过程中，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必须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各支部的领导由党员群众选举产生，而且可以随时撤换；区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实行任期制。党组织是完全民主的，要堵塞任何要求独裁的道路，防止个人独裁专断。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如果不能遵守章程所规定的条件，可立即开除。

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正诞生。1864年，马克思在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撰写章程和条例时强调，总委员会具有一个基本功能，即“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的党内监督功能，干预要及时、有效、有力。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期理论创建、实践活动中，关于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执行纪律的坚定性的思想比较明确。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给予热情支持和指导，支持巴黎公社领导成员实行普选制，且可以随时罢免，公社领导只能拿普通工人的工资。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但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从客观上来讲，资产阶级过于强大，工人阶级过于弱小；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政治上还不成熟，在组织巴黎起义的过程中还存在策略等方面的问题。

马克思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指出：“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革命导师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党的纪律问题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严格党的纪律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遵循论。

接下来介绍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在加强纪律监督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论断，作出了特殊贡献。列宁指出：“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了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1920年，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如果没有这种纪律和组织，我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共成为执政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列宁提出一系列加强党内监督，防止官僚化、腐败堕落的重要思想理论，并积极推动实践，取得明显成效，对政权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列宁

1920年，列宁在俄共（布）九大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而且要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本级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系统地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由此可见，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政治地位很高，权威性很强。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专门作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规定监察委员会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分别与本级党的委员会平行行使职权。1922年3月，俄共（布）十一大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强化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至高无上的监察职能。1923年4月，俄共（布）十二大根据列宁的建议，决定将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起来，合署办公。合并后的监察委员会监督中央和地方一切党政机关的权力，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监督模式，即全方位的监督。对党政工作和党政干部的监督都在监察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之内。在列宁执政期间，尽管政治生态险象环生，可以说“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苏共党内民主生机勃勃，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有力有效，对夺取政权、保住政权、巩固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关于加强监督、防止特权阶层形成、反对腐化堕落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列宁去世以后没有得到有效继承。苏联特权阶层越来越庞大，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的私人别墅里，仅为他一人服务的侍者就多达四五十人。一个作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苏联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腐败问题了。所以苏联解体不是一朝一夕的，历史教训也十分深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兴起到兴旺直至最后衰落，其教训是很多的，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社会体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但从党的建设角度来看，就是信仰缺失、纪律松弛、监督乏力、管理混乱。

二、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回望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建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严格纪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高高举起。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是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加强自身纪律建设，为党的伟大事业提供坚强保证的历史。

在党规党纪和政策制定方面，建党之前，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等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就积极探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1921年在上海和嘉兴南湖召开的中共一大，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纲领共15条，其中关于纪律方面的内容包括：“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分（身份）应保守秘密。”“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里面对党的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做了严格规定。如有“无故联续（连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联续（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本党秘密”等情形的，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党章有了专门一章规定纪律，所以，学界通常将党的二大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奠基会议。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章程中保留了中共二大关于纪律的若干规定，行政监督、财政监督更为严格。

国共合作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革命形势高涨，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党员人数快速增加，党员成分愈加复杂，一些品行不端的投机分子混入党内，有的担任领导职务后，出现侵吞公物、贪污公款、腐化堕落等行为。1925年10月，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应当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事实上能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并要求区及地方委员会“派人到所属各处监督日常的党的工作”。这是党内巡察制度的萌芽。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中共颁布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专门性文件。通告指出：“最显著的事实，就是贪污的行为，往往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情弊。”“大会为此决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式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今武昌督府堤20号）举行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当时革命形势严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与会代表对一些问题的争论比较激烈，会上就没有专门讨论修改党章的问题。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保留纪律一章，专设监察委员会一章。1927年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以后，湖北、天津、四川等地也纷纷设立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按照党章的要求，建立起地方组织。向警予、陈春和都曾担任过湖北省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所以，中共五大对党的组织建设贡献很大。后来党的监察组织机构名称虽然有变化，但它在党章中的地位一直很重要。

组织机构建设方面，最早建立的党的监督机构是1925年2月成立的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当时，陈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他在党内有“小列宁”之称，年龄不大，很有政治头脑。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在这场历时16个月、罢工人数25万、募集经费高达490万元的革命运动中，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充分发挥监督职能，查处贪污腐化问题，大力整顿党的纪律，纯洁了党员队伍，有力保障了罢工顺利进行。此外，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做了大量富有开创性、成效性的探索工作，为党中央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积累了宝贵经验。1927年，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后来地方也相继成立监察委员会，党内监督机制初步建立起来。同时，中共中央之前叫执行委员会，在中共五大上改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下面是政治局，政治局设常委，然后是总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两委（党委和纪委），是从中共五大开始，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央苏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等，开始局部执政，权力相对扩大，腐败问题随之产生。面对此种情况，急需加强组织建设，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惩处贪污腐化分子。1933年12月，毛泽东和项英联合签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明确规定：凡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可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钱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劳改。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中有一份《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员组成方面，毛泽东增加了谢觉哉、薛暮桥等人。1954年9月，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改为国务院监察部。1955年3月，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重点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地方监察委员会由本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且经过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其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决定和取消对于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和申诉。”“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共八大以后，各级监察委员会建立健全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检监察机构停止工作，纪检监察工作遭到全面破坏。党的九大党章和党的十大党章，均取消了关于党的纪律和监察机关的条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逐步建立和健全，纪检监察工作步入正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关于恢复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当时党内有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学习列宁时期设立和党委平行的监督机构，第二种是在党委领导下的监督机构，第三种是在党委领导下相对独立的监督机。现在就是第三种模式。2013年以后，纪检监察系统启动改革。2018年3月2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举行新任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宪法宣誓仪式。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党在纪律建设、反腐败工作方面有很多实践。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被派去视察夏斗寅师，劝夏斗寅不要叛变，未能成功。党中央因包惠僧工作失利，处分其留党察看两年。1928年1月7日，许白昊、项英、刘少奇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经费问题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我们郑重的请中央查办湖北全省总工会存湖北省委的经济用途……绝不能疏忽 ……如该款开支账目不明及用途不清不正，需湖北省委负责人绝对负责……”收到中共中央指示的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监察委员会派出陈春和、关学参等监察委员与省委成员联合组成经济查办委员会，查实了信件中所反映的工会经费挪用问题，并以中共湖北省委的名义发出通告，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经济纪律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1928年4月，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沙田圩老虎冲召开全体干部、战士会议，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规。后来根据革命发展，修改完善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沿用至今的统一纪律，并谱写成歌曲广为传唱。1929年底，古田会议召开，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的一系列重大原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红色政权打响了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1932年5月9日，瑞金九区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被处决。谢步升成为中共反腐败历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机关查办的第一个贪腐大案。

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廉洁奉公，艰苦奋斗。1934年7月，毛泽东到中央苏区的长胜县铲田区作社会调查，一行人冒着酷暑，脚穿麻布草鞋，身背干粮袋，深入几个村子，接连召开群众会，找干部座谈，现场解决实际问题。晚饭非常简朴，接待人员本来要多炒几个菜，却被毛泽东坚决制止。当晚，毛泽东及调研人员就住在一所破旧的祠堂里。次日清晨，毛泽东要赶回瑞金开会。临行时，毛泽东嘱咐警卫员去区政府财政部按规定结清伙食账和住宿费。当时中央苏区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关于处决黄克功问题致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

中国共产党最初一穷二白，为什么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一是真正为老百姓办事，不像国民党欺压百姓；二是清正廉洁、作风过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井冈山时期，红军士兵编唱歌谣：“毛委员带头吃野菜，艰苦作风传万代。”毛泽东非常节俭，身上穿的衣服总是缀有好几块补丁，在饮食上也与干部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相信大家比较熟悉，主要讲述了当年任红四军军长的朱德，和红军指战员一起挑粮克服物资紧缺困难的故事。在1937年的延安，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桃色事件”。毛泽东对这起案件亲自作出批示，对从井冈山就开始追随他的八路军军官——黄克功进行严厉批判并同意对其公审枪决，重申共产党及军队的严格纪律要求，要求全党全军引以为戒。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下令处决了肖玉璧。肖玉璧是一位英勇的老红军，据说他身上有90多处伤痕。1940年，肖玉璧因病伤住院，毛泽东去医院探望，问他得的什么病？医生说，他也没有什么病，就是饿的，只要吃上一个月的饱饭病就好了。毛泽东当即指示，要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每天半斤牛奶送给肖玉璧，让他补充营养，尽快康复。后来，肖玉璧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腐化，还倒卖根据地急缺的粮油。东窗事发后，毛泽东亲自过问此事，同意对肖玉璧执行枪决。1941年底，肖玉璧被枪决。

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现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国家查处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的案件。抗战时期，刘青山、张子善被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却不曾吐露半点机密。但在和平年代中，他们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吸食毒品，用外汇买高级轿车，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两人贪污所涉及的款项高达171亿元旧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71万元人民币，但当时的171亿元与现在的171万元的购买力有着天壤之别。按照物价，171亿元在当时可以买5000万公斤小米，如果用来买抗美援朝飞机，可以买11架还富余。当时物资匮乏，人们生活普遍穷困，国家建设也需要资金，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所作所为算得上是相当恶劣。

当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传开后，有一些人为两人求情，这些意见和呼声，集中地反映到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那里，他于是找到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枪下留人”的意见。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这样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而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律不见！”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张子善两人被执行枪决。但考虑到他们也曾为革命作出过贡献，他们的亲人和子女都被善待，每人每月还会发放生活费。

曾担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因此，“王仲案”亦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王仲的不法行为在海丰县造成恶劣影响，此案的处理受到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当时有人认为，王仲是老同志，为党做过一些贡献，应从轻处理。但陈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王仲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国家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对改革开放很不利。对于此类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也作出批示，要“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判处死刑。

王仲贪污案庭审现场

党的十八大以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一批位高权重的“老虎”纷纷落马。一百年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置腐败方面，从来都是不手软、零容忍、法不容情的，体现了党在纪律建设上的坚定决心。

三、武汉的历史贡献

武汉在党的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创建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共聚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97号举行会议，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国内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有58名党员，其中北京有16名党员，上海有14名党员，武汉有8名党员，武汉的党员人数在全国排名第三。

中共五大部分代表的合影

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武汉诞生。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在汉口黄陂会馆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前身。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纪律”的概念。大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修改党章，增设“监察委员会”一章，规定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省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有1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先后有8人为革命英勇牺牲，1人失踪，只有1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无一人叛党投敌。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杨匏安

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许白昊

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伟大历史转折始于武汉。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以张国焘、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和张太雷5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汉口成立，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几次会议，主要作出了三项决策：举行南昌起义；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但这场原定于7月下旬召开的紧急会议，却因形势紧急而一再延期。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与此同时，南昌起义已经爆发，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3人尚在前线，未能参加会议。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特二区（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今汉口鄱阳街139号）召开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邓小平所记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八七会议会场复原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秋收暴动计划在武汉形成。1927年1月4日到2月4日，毛泽东的足迹遍布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2月12日，毛泽东回到武昌都府堤41号，在杨开慧的协助下，写成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报告在历史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等。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的住所 ——武昌都府堤41号的房间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一大批党的精英、著名人物在武汉留下了大量红色文化遗产。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陈潭秋、瞿秋白、方志敏、夏明翰、向警予等人均在武汉留下足迹，武汉拥有毛泽东旧居、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八七会议会址、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中共五大会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等众多红色文化遗产。此外，武汉还打造了一大批红色文化展馆、红色文化精品、历史文化公园、优秀图书作品、红色文化项目。例如，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等红色文化展馆，电影《忠诚与背叛》《风云1927之八七会议》和楚剧《向警予》《江姐》，以及书籍《中国共产党监督执纪史话》等红色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