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嵩:万里茶道与武汉

张嵩，现任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档案研究管理专业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档案文献整理研究和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策划、主编、参编《辛亥武昌起义图像史》《武汉印记》《武汉近现代建筑精华集萃》等著作10余部，在《学习与实践》《中国档案》《武汉文史资料》等期刊和《万里茶道申遗》等书籍上发表文史研究文章10余篇，多项研究成果在全省档案系统和武汉市社科相关评比中获奖，主持和参与“武汉市档案馆馆藏茶业档案资料汇编”“万里茶道与武汉研究：近现代汉口茶业发展全球化嬗变”等省社科课题、省委党校课题和其他横向课题多项。另在展览策划和纸质品收藏上有一定建树，曾筹办武汉经济社会发展十年成就展，以及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类展览30余个，部分以个人藏品参与编写出版的《那个年代的武汉——晚清民国明信片集萃》获2015年全省邮展文献类最高奖项镀金大奖。

武汉与党史、国史紧密相关，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万里茶道申遗及相关研究，既是当下武汉城市历史文化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华民族历史命运跌宕起伏和伟大复兴的实践步伐。

首先，介绍一下万里茶道与申遗。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国际商道。它从福建崇安即现在的武夷山市出发，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从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到达原清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穿过西伯利亚后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全长达13000多公里，也有说法是14000公里，是名副其实的万里茶道。

在这里，要注意区分万里茶道与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茶叶从云、贵、川进藏，再到印度等地分流，甚至到中东、欧美的古商道，和湖北武汉没有明显关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另外，也要将万里茶道与海上茶路区分开来。海上茶路从地理线路上看，其相当部分与海上丝绸之路是吻合的。

申遗，指世界上国家和地区以某一地域的特殊遗产价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申请加入世界遗产的行为，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比如，经过3次申报，南京大屠杀档案于2015年10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就是申遗成功的范例。再比如，2016年7月17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湖北神农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常重视，中国现有世界遗产55处，位居世界第一。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新增了12处世界遗产。万里茶道申遗属于线路性申遗，涉及中、蒙、俄三个国家。在中国方面，湖北省为申遗牵头省，武汉市为申遗牵头市。申遗成功，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归属感。从我国一些地方申遗成功前后经济数据对比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申遗成功能够吸引外商投资，带动旅游发展，极大地拉动当地经济发展。所以，万里茶道申遗工作是一件大事，需要大家的关注、支持和参与。

一、武汉：我在中国心+世界在我心

武汉为什么与万里茶道产生历史关联和现实关联？这与武汉这座城市的特殊禀赋有一定关系，与武汉历史、现实的独特性分不开。

关于武汉的定位，我采用“我在中国心+世界在我心”的提法。

现在常常用“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来形容武汉，之前也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武汉每天不一样”“大江大湖大武汉”等提法。“我在中国心+世界在我心”的提法来源于2012年武汉市喜迎党的十八大所筹办的经济社会发展十年成就展。当时我作为十年成就展的具体筹划负责人，思考谋划怎样准确地定位武汉、宣传武汉，最好是官方和民间都能接受。后来发现“我在中国心，世界在我心”这句话，它符合当时省党代会、市党代会对武汉的定位。当年的市党代会提出武汉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省党代会加上了武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我在中国心”，体现了武汉在中国的经济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地位；“世界在我心”，不仅表明武汉开放、博大的胸怀，而且也是武汉的城市追求。这句话，一静一动，相映成趣，得到时任市长唐良智的高度肯定与称赞，也是《长江日报》在展览开幕当天新闻报道的标题，此外电视台的宣传介绍也围绕这句话展开。

我用“我在中国心+世界在我心”来定位武汉，还因为这句话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历史上，武汉在中国的地位曾非常重要。这种历史重要性和独特性同样体现在中国对外茶叶贸易和万里茶道的形成、发展、衰落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过去谈到武汉，最喜欢说大武汉是与大上海一样，中国唯二称“大”的城市。借此机会，和大家探讨武汉为什么称为“大武汉”。

武汉是中国经济地理上的“心脏”，如果以武汉为中心，以1000千米为半径画一个圆圈，那么将覆盖中国主要城市、最发达的地区和绝大部分资源。

禹迹图

“禹迹图”是中国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于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刻绘，反映公元前2205年夏朝大禹时期的贡物运输情况，这也是武汉一带第一次出现在现存地图中。长江与汉水将武汉分成三个部分，称为“武汉三镇”，即汉口、武昌、汉阳，历史地图上就像“一靴蹬两石”，汉口就像“一只靴子”，武昌和汉阳就像“靴子底下的两块石头”。武汉虽然在地理上被分成各具特点和优势的三个部分，但实则三镇又浑然一体，历史上汉口的发展以武昌和汉阳为基础，直到1861年开埠以后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19世纪末西方人绘制的武汉三镇地形图

武汉的建城史有3500多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武汉地区的盘龙城也是中国南方最早的城埠之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的台湾中正大学历史学教授郭静云所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认为，黄帝、尧、舜、禹、汤等早期神话是由不同文明的故事及英雄传说整合而成，其中源自长江古文明的成分占比很高。历史上以商周政权为代表的北方文明打败南方的古老文明，所以一切神话经北方族群传给后世。按照郭静云的说法，中国上古文明其实可能就起源于江汉淮流域。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存在过一个先楚文明，它的规模、传统及国家化的程度，可能是当时所有古文明族群中最高、最为辉煌的。盘龙城遗址就是活生生的见证。

郭静云认为，黄河流域的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不适合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延续。早期人类生活在北纬30～40度以内靠近赤道的地区，人类文明一般都是产生在这个纬度范围。从这个角度看，长江文明更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起源。为什么后世认为黄河文明是中华民族的起源？郭静云认为其原因是北方族群征服南方以后，把南方的文明作为自己的神话进行流传。现在有很多事情难以解释，比如三星堆虽然没有发现文字，但其青铜文明实际上非常先进。当然，这些都只是一家之言。

武汉在历史上长期是文明繁盛之地。因濒临大江，也被称为“江城”。这一称呼来源于中国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出生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中亚碎叶城）的李白的一句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武汉有100多个湖泊，又被称为“百湖之市”，人均占有地表水量居世界大城市之首，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特大城市。这种临江临湖的独特地理环境赋予武汉城市开阔雄浑的灵动气息。《江夏汉阳夏口地区地形略图》和《大武汉市地形图》显示，武汉整个区域，其中所有阴影部分都是水域，过去实际上就是江湖，现在武汉基本上也是江湖连片。

《清代光绪辛丑年间江夏汉阳夏口地区地形略图》

1945年《大武汉市地形图》

近现代以来，武汉被称为中国八府汇聚、“天元”之地，也被称为“九省通衢”，意即天下中心、四通八达、勾连四海，是武汉市“我在中国心”在历史上的体现，赋予武汉城市兼容并蓄的胸襟。

19世纪末西方刊物中汉口茶叶卸船情景

这是19世纪末西方刊物中的一幅汉口茶叶卸船情景，苦力正将茶叶卸船并搬进当时的太古洋行仓库。武汉在历史上常被西方人称为“东方茶港”。图中关于武汉的记载不仅表明武汉是八府汇聚之地，更提到茶叶港。武汉和曼彻斯特成为友城，也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历史上早有汉口是“东方曼彻斯特”的说法。

江汉关英籍税务司穆和德等人编写过一本书，名为《海关十年报告：江汉关（1822—1931）》（后翻译成中文，以《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江汉关（1822—1931）》为名出版）。该书开篇认为，相较于北京，武汉更应该作为中国的首都。而历史学家罗威廉在其所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一书中认为，汉口是因为茶叶贸易而存在的城市。

19世纪末西方刊物中汉口长江边的船只

武汉能成为和上海一样，在城市名称前面冠以“大”字的原因是：近现代以来，武汉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长期位居中国前列，而且与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节点紧密相连。中国的一些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武汉均深入其中。

明末，在国家层面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汉口商业高度发达，与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明代中后期到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其中包括商业资本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在汉口地区都有所体现。明代江南货主罢市，与官府发生冲突，被学界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性事件，但不能掩盖汉口及周边地区商业、农业资本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1839年，广东禁烟（销毁鸦片），随后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中国近代史篇章。我想说的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标志性事件“虎门销烟”，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林则徐湖广禁烟的延续。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1861年汉口被迫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在国家层面，意味着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入；在地方层面，武汉的茶叶加工行业、茶叶贸易长期独占翘楚。需要注意一点，武汉近代工业发展往往归功于张之洞。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于1889年12月才到任武汉，但1861—1889年间，武汉依靠茶叶加工、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相关产业发展，已然崛起。

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封建帝制从武汉开始终结。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封建君主制被废除，武汉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武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还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地。1927年，武汉建立三镇合一的城市政府，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国民政府的首都。抗日战争中，武汉于1938年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武汉地区组织起中国抗战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汉保卫战”。在武汉，国共合作进行全国总动员，建立起统一战线，全民族抗战真正形成。武汉会战之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1949年后，特别是“一五”“二五”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武汉是国家工业化布局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是全国科教资源富集地，党中央若干重大决策的作出地。众所周知，除了北京，毛泽东居住较长时间的城市就是武汉、杭州，很多重要的决策、部署都是在武汉作出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武汉是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发源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首站是武汉，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武汉好像与影响全国的大事联系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汉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没有那么重要了。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习近平总书记说武汉不愧为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武汉保卫战的胜利，我个人认为，这是历史再次选择武汉作为其突破点和转折点。这次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能”。过去我们自己说“能”，西方人不见得承认。但是这次西方国家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确实“能”。我们不仅有强大综合实力，更有高度的组织力和很强的社会动员力，能将综合实力切实发挥出来，成功应对突变、危机和挑战。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武汉保卫战的胜利，可以使人明显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确实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追寻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每次形势有向好趋势，便面临战争或是遭遇灾难。1949年以前尤为明显，特别是日军侵华。深入研究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会发现，当时的中国就像世界列强的一枚棋子一样被随意摆布，命途多舛而无以复加。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西方国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会打断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然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仅没有被打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武汉保卫战的胜利却使中国更有自信地走到世界舞台中央。新时代，武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将占据十分重要的、独特的位置。

在现在的地图上，武汉形如一只蝴蝶。有人说南美洲一只蝴蝶的振翅，可能引起北美洲的一场龙卷风。那么我希望，武汉就是那只蝴蝶，重振万里茶道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促进万里茶道沿线各地发展。

二、武汉：东方茶港+万里茶道灯塔

东方茶港的得名，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源于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曼诺夫在俄国茶叶公司纪念庆典上的即兴祝词。提万里茶道灯塔，是因为万里茶道申遗工作首先必须解决万里茶道的起点在何处这个问题。武汉作为万里茶道申遗工作的牵头城市，在理论上、学术上不仅要将武汉定位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还应作为起点城市。但是福建武夷山对此表示反对，所以我折中提出武汉是万里茶道灯塔的说法。

首先从饮茶或者茶文化传播来看，饮茶是万里茶道沿线人民普遍的生活习惯，甚至有“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在传统茶的基础上，蒙古人创造了奶茶这种非常独特的饮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栽培、利用茶叶的国家，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尔雅》中便已有了野生茶树的记载。由于野生茶树是高大的乔木，不适合采摘。经过中国人的不断培植，野生的高大乔木茶树被培育为易于采摘的灌木茶树。所以中国也是最早利用茶叶的国家。

茶叶主要产于中国南方。《新唐书·地理志》中涉及的产茶地都在长江沿线。唐朝时期，中国的茶文化已完全形成，唐代绘画中有宫廷饮茶的场景。湖北人陆羽撰写出世界最早的茶文化专著《茶经》。唐代喝茶与现今不同，当时的茶是绿茶，做成圆形的饼状，中间有孔，用绳子穿起来售卖。喝茶的时候敲一小块下来碾碎，在小火炉上煮着喝。最初喝茶时，什么好东西都放到茶汤里。盐比较金贵，往茶里放，姜丝对身体好，也往茶里放。

陆羽画像及其所著《茶经》片段

中国茶向海外传播始于南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时人通过丝绸之路与土耳其商人进行贸易，茶叶是当时主要贸易品之一。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饮茶方法随中国文化及佛教等输入日本。13世纪以后，中国茶叶通过各种途径零星传入欧洲。其中，元代是中国茶叶传播的重要时期之一。中国茶叶向中北亚和西亚的传播得益于蒙元帝国曾经的巨大影响，蒙元皇帝也曾向中亚、西亚，甚至欧洲朝觐者回赠茶叶。

15世纪至17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阻断了东西方陆上通道。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进口中国茶，由此欧洲海洋强国开始“茶叶黄金”的争夺。

茶叶于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传入俄国，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俄国沙皇，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茶叶贸易兴起后，俄罗斯多次从中国引种，比如1883年从汉口运走湖北羊楼洞茶苗1.2万株和大量茶籽，种在今格鲁吉亚的恰克瓦。

格鲁吉亚茶叶种植园

当时有位叫刘峻周的汉口茶坊技师，为今襄阳市汉家刘氏茶的创始人之一。刘峻周是位传奇人物，从沙皇俄国时代直到苏联时代，一直在格鲁吉亚指导茶叶生产，1928年左右回到中国，定居哈尔滨。他在沙皇俄国时期获得沙皇的表彰，苏联时期又获得苏联的勋章。现在格鲁吉亚还有刘峻周的纪念馆。

在格鲁吉亚指导种茶的汉口技师刘峻周

当今，茶已成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首，饮茶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生活习惯，茶的传播深深影响着人类身心健康和文化生活，如英国人现在仍保留“喝下午茶”的习惯。

因茶叶传播而形成的茶叶贸易被称为近代世界最大、最具经济效益的产业，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世界近代化与全球化。当然，茶叶也引起革命和政治事件。如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起因就是为了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法案垄断北美茶叶进口贸易，是美国独立革命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再如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实也与茶叶传播和贸易有关。世界各地“茶”的读音和字母表述，有不少与汉语“茶”的发音相近，可能源于当时外国人到中国接触全国各地的方言后，再层层传播。

万里茶道必然涉及茶叶贸易路线，这条贸易路线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17世纪，东西方茶叶贸易主要是走海运。1850年至1870年，近280条英国商船参与茶叶贸易。为了又好又快地运送中国茶叶，英国船长们经常发起运茶竞赛。参与这种豪赌的船只Cutty Sark（“短袖衫”号或“卡蒂萨克”号）并非传说，它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一艘运茶飞剪船（clipper）。Cutty Sark曾是世界帆船史上航行速度最快的一艘船，被称作“顺风威士忌”，代表着帆船建造技术的顶峰。该船于1869年在苏格兰建成，总共完成8个茶叶贸易航次，在汉口或上海装货，每次运载大约600吨茶叶，从汉口返回伦敦的最快纪录是109天。

运茶飞剪船Cutty Sark

万里茶道则为陆路的茶叶贸易路线。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开始，以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为确立标志，万里茶道逐渐形成。从世界局势来看，17世纪是英国和俄罗斯开始崛起的世纪。英国海军于1546年正式组建，先后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击败荷兰舰队，18世纪击败法国舰队。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面积一度占全球总面积的1/4，比英国本土几乎大一百倍，殖民地人口达四亿人。俄罗斯的崛起始于17世纪的俄土战争，并且东扩至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外一带。俄罗斯的东扩与其西进、南进的受阻有关。中俄万里茶道的开辟，也与俄国无法在海上与英国争锋有关。英国当时推行的远东再平衡战略，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远东基本政治格局，而中俄万里茶道应是远东政治格局中很重要的一环。

因此，这里说的万里茶道，主要指1689年以来，发源于中国南方，连通武汉、乌兰巴托等城市，直至俄国圣彼得堡并扩散到欧洲，长约13000公里的陆上茶叶贸易通道，现在则成为相关经贸文化交流路线。

当然，不同时期、不同交通运输条件下，万里茶道也会有一些分支、变化和区别，对其认识也存在一些分歧。

中俄万里茶道涉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时中国的北方边界。中国北方有东、中、西三处边界，中俄万里茶道穿过了北方中部和东部边境。除早期的齐齐哈尔等东北贸易点和后来的恰克图外，海参崴的发展、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对万里茶道路线的变化均有很大影响。研究万里茶道的时候，要确定基本的大方向、主路线，具体路径有很多分支，但总的方向一定是从中国北方边界的中部地段出境，或者从东部地段出境，然后走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是由当时清代的贸易管制决定的，北方的西部边境没有设置与俄国的贸易点。这个绝对不能模糊处理，否则整个万里茶道的指向都会错误。一些研究观点把西北方向的路线纳入万里茶道，我个人认为不妥，从西部、西北方向陆路走的路径不能称为万里茶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中俄万里茶道，是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开始，以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为确立标志。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前，两国之间只有零星、小额、间歇性的官商茶叶贸易；该条约签订以后，相对持续、大宗茶叶贸易及其路线才真正形成。

恰克图

有关中俄早期茶叶贸易详细准确的档案和记录已经很难找到。目前可知中俄贸易正式开始应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该条约签订前，俄国对华的使团贸易已经开始；条约签订后，这种贸易才正式获得中俄官方的认可。清政府认为这是朝贡贸易，实施严格管控，而且根据边疆形势和中俄关系常常强制性中断，使团贸易最终一直持续到《恰克图条约》签订后的18世纪中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俄早期贸易主要是皮布贸易，不是茶叶贸易。最初，俄国人对茶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茶叶贸易才真正得到重视。当时的贸易地点除了北京以外，主要是齐齐哈尔和库伦（今乌兰巴托）这两个地方。《恰克图条约》实际上是持续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条约签订以后，中俄开放的贸易地点除了恰克图，还有一处位于北方草原，离惯常的商路较远，没有发展起来。恰克图在边境线俄方一侧，俄语里意为“有茶的地方”；边境另一侧叫买卖城，即“做生意的地方”，属于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对当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来说，在海上国门被打开之前，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不是完全封闭的，保留的对外窗口主要是广州十三行。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世界上最有钱的是中国人，最有钱的中国人做十三行。《恰克图条约》可以理解为在海上门户被打开之前，北方内陆的门户已经开放；也可以理解为与广州对外开放一样，给北边的俄国人留了一条门缝，当时的清朝认为该条约不会影响闭关锁国的国策。

买卖城

不同时期，武汉在万里茶道中的地位和影响也不一样。武汉（汉口）作为东方茶港，不仅见证了万里茶道的兴衰，而且与万里茶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727—1861年，武汉（汉口）是万里茶道茶叶贸易的主要茶叶来源地之一。武汉地处中国南方产茶区，周边地区不仅大量种植茶叶，而且传统制茶作坊很多，产出大量绿茶和砖茶，成为茶叶贸易的主要供应地。

汉口附近产茶区传统制茶场景

当时武汉是中国商业重镇，因长江、汉水水运之便利，周边数省的茶叶都要运到汉口。汉口一时舟船云集，有人曾做过粗略统计，汉口停泊的船只，经常在两万艘左右，船上装满储存包装茶叶的茶箱。茶叶从汉口起运，经汉水，上溯至今襄阳的樊城，或南阳的社旗，改用骡马、骆驼队，走官道北上，经张家口、库伦（今乌兰巴托）到恰克图（买卖城），再由俄国茶商运销圣彼得堡和欧洲。

停泊在汉江边的运茶船

此时万里茶道的茶叶贸易由中国主导。清政府将对俄茶叶出口集中于恰克图（买卖城），交易形式为以货易货，并从皮布交易向茶布贸易转变。《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期，俄国商人到远东用皮货交换中国的布匹，满足基本生活。生活条件改善后，俄国商人用皮货换中国的茶，甚至用机织布来换中国的茶。山西商人垄断经营茶业贸易，最多时在恰克图（买卖城）有120多家店铺，汉口曾有大量山西茶商，还有商帮和会馆。

汉口山陕会馆

第二个阶段为1861—1887年，恰克图（买卖城）的茶叶出口贸易附属于武汉（汉口）的茶叶贸易。我认为汉口在1887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第一个阶段，武汉只是恰克图茶叶贸易的来源地之一，而第二个阶段，武汉成为主要来源地，恰克图的茶叶贸易附属于武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天津、汉口等对外开放，恰克图（买卖城）不再是中国北方内陆唯一的茶叶出口贸易口岸。特别是天津对外开放以后，茶叶从汉口起运北上不再需要经过汉水，而是顺着长江而下，出海后从海路北上到天津再到张家口，然后出口俄国。由此陆上万里茶道初步实现江海陆联运。

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包括俄国茶商在内的英、法、德、美等各国茶商可以到中国南方产茶区腹地的武汉直接从事茶叶加工和出口贸易，恰克图（买卖城）和中国山西茶商的茶叶贸易开始依赖汉口茶市。

此时，英、俄、法、德、美等国的茶商在汉口茶市展开激烈竞争，背后实际隐含着贯穿中俄的陆上万里茶道和英国主导的海上万里茶道的竞争。英、俄等国的茶商纷纷在汉口设立机器制茶厂，武汉成为近代世界制茶工业的诞生地。制茶工业的发展助推其他产业的引入和发展，使武汉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之一。过去往往认为，中国的近代工业，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淮军开办枪械所开始发源。而武汉的工业是从贸易起源的。当时有“双锚”牌、“双头鹰”牌、“火车头”牌的砖茶，以及纪念砖茶。还流传着一句话：“货到汉口活，茶到汉口香。”汉口临江一带，苦力们肩挑背扛茶箱的身影成为武汉城市中的常见场景。

汉口江边的茶叶工厂

苦力列队从船上卸载茶叶

第三个阶段为1887—1911年，武汉（汉口）茶叶出口贸易与万里茶道共同进入鼎盛时期。这个阶段，汉口茶叶出口贸易量继1878年超过上海后，于1887年超过福州，汉口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贸易港口，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出口港。

1891年，尚为俄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访问武汉，感叹伟大的万里茶道，称赞汉口是“伟大的东方茶港”，湖广总督张之洞亲自到晴川阁设宴款待他。

1893年，武汉发行历史上的第一套邮票，图案确定为“担茶人”。第一版发行于5月20日，面额有2分、5分、1角三种，分别用浅紫色纸、深黄色纸及玫瑰色纸，由汉口本地印刷厂凸版印刷。

2分面值的担茶人邮票

5分面值的担茶人邮票

1角面值的担茶人邮票

1894年，俄国在中国茶叶市场采购量超过英国，成为包括汉口茶叶市场在内的中国茶叶贸易主导者。1891年始建、1904年初步开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使万里茶道江海陆联运转变成江海铁联运。随着轮船、火车取代木帆船、骆驼队，途经乌兰巴托和恰克图（买卖城）的茶叶贸易路线逐步衰落。

第四个阶段为1911年以后，武汉（汉口）茶叶贸易与万里茶道迎来最后辉煌后迅速衰落。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爆发，汉口茶叶贸易量首次下降，而且是大幅度下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汉口的茶业贸易不仅未受影响，反而于1915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万里茶道另一端的动荡阻断了茶叶贸易，导致汉口茶叶出口再次大幅下滑。特别是1918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杀，俄国茶商感觉回归无望，对茶叶贸易失去信心，纷纷变卖产业撤离汉口，万里茶道迅速衰落。

此后，万里茶道逐渐淹没在历史记忆中。曾经极为兴盛的汉口茶叶对外贸易除短暂的几个时期外，几近于无，只留下一些痕迹供后人缅怀。

历史上汉口俄租界的建筑，后来作为万里茶道申遗的建筑群。目前，武汉与万里茶道直接相关的旧址、遗迹至少20处。申遗不可能申报所有旧址，最后只申报了3处，即江汉关、大智门火车站和俄租界建筑群。万里茶道同样留存在蒙古国、俄罗斯等地的历史记忆里。

江汉关

大智门火车站

汉口俄租界

近代中俄茶叶贸易的一些特点，可以放大到武汉近代化初期各个领域。一是被动性，生产、运输、消费市场均由俄国人控制。二是间接性，间接贸易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三是利他性，贸易口岸的兴旺并没有带来高收益。四是无效性，贸易政策没有发挥作用。近现代的武汉曾经非常辉煌，特别是清代末期，但最终还是没落了。因为贸易根本不是自己主导的。

最早输出西方的茶叶应该是绿茶，后来才是红茶，但红茶更受欧洲人的喜爱。有这样几种说法，红茶是在绿茶的运输过程中发酵产生，或红茶更适合保存运输。也有人说红茶比绿茶更对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的胃口，而当时法国代表欧洲文明，法国人觉得红茶泡出来以后的红色、金黄色很好看，味道香甜好喝。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时中国茶叶到西方以后价格等同黄金，很多西方人铤而走险，用铜锈染色，伪造假冒中国茶叶，英国为此专门颁布法律来惩处假冒行为，导致绿茶在西方人眼中丧失信誉，红茶趁势而起代替绿茶。

三、武汉：牵头申遗+重振万里茶道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重提“万里茶道”，引起各方热烈反响，万里茶道迎来复兴契机。

万里茶道，从历史上看是一条贯穿中俄的商路，与“一带一路”有所区别又在经济上相互关联。现如今能否成为城市带、经济带、文化带，在国家层面，涉及中俄之间的战略互动。所以，关于万里茶道，我有几点建议：

第一，以“东方茶港”为龙头，点线片跨域合作。武汉虽然不是万里茶道的起点，但是应成为龙头，带动跨区域合作。2014年10月2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与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联合举办万里茶道相关研讨会，会上万里茶道沿线17个城市市长或城市代表共同签署《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2015年4月28日，中国八省一市（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和武汉市）“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会”在武汉举行，正式明确湖北省为万里茶道申遗的牵头省份，武汉市为牵头城市。

第二，以茶文化交流为先导，推动相关配套产业联动。武汉市积极加强万里茶道相关文化研究交流，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中、俄、英3种语言的研究成果《万里茶道申遗》，是“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国际研讨会（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国家文物局和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协办）的论文集，书中主要收录中俄专家学者的相关论文12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俄万里茶道在汉口的重要遗址，此外还收录了万里茶道沿线各城市签署的万里茶道申遗《武汉共识》。

《万里茶道申遗》封面

2014年，《长江日报》和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重走中俄万里茶道”活动。采访团历时近2个月，重点考察了沿线24个节点城市（包括4个重要茶叶来源地），采访当地政府、学界、民间人士，感悟茶路古今，探寻茶道遗迹。

第三，以茶企为主力，政府用政策进行激励保障，重构万里茶道经贸联系通道。2014年，武汉黄鹤楼茶叶有限公司与俄国有关茶叶公司签订价值8000万元的中国茶销售合同，并在莫斯科设立驻俄商务办事处。

武汉黄鹤楼茶叶有限公司在俄罗斯莫斯科设办事处

目前，万里茶道申遗进展明显。2018年7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专项规划（2018—2035）》，将“万里茶道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工程”列为其中的“专题”。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20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致信首个“国际茶日”。信中指出，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联合国设立“国际茶日”，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与重视，对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很有意义。作为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让更多的人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通过申遗节点省份、城市的团结协作，推动全社会更加重视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吸引更多人加入申遗行列，燃起万里茶道申遗和商业文明复兴的“星星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