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云:走好武汉复兴之路的关键一步

赵凌云，1962年8月出生，湖南华容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百名跨世纪人才。中共第十届、十一届湖北省委委员，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

1983年于湖北财经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1987年获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史专业硕士学位，1994年获中南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起历任中南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湖北省委财经办（省委农办）副主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湖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长期从事经济学领域研究，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等多个奖项。现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等。

一座城市，只有融入民族复兴伟大进程，才具有生命和价值。读懂武汉的历史、理解武汉的现实、开创武汉的未来，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视角。21世纪以来，武汉提出“复兴大武汉”的强烈追求，这既是武汉人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已经站在城市复兴新的历史起点，正在开创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新征程。“十四五”时期是武汉复兴新征程的第一步，是开局的一步，更是关键的一步。如何走好这一步，是值得每一位武汉城市管理者、武汉市民关注、思考的问题。

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及《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围绕“十四五”时期武汉如何走好复兴的关键一步，推进武汉“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我从以下三个方面讲述此次课程：“十四五”时期，武汉需要增强城市自信，确立历史自觉；需要面向新阶段，担当新使命；需要实施新举措，迈上新台阶。

一、增强城市自信，确立历史自觉

城市是一个有生命、有意识的集合体。城市自信、城市自觉，是城市集体意识与集体意志的核心，是凝聚全体市民的核心价值，是引领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是推动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古今中外，城市的兴旺往往与城市的精神有直接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的扬州、长安，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等城邦，近代的米兰、威尼斯，当代的新加坡、东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都是由一种自信的精神引领而兴旺。相反，缺乏自信、缺乏自觉的城市最终会陷入衰落。

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国家的政策变化，武汉开始觉醒，先后发出“武汉在哪里？”“武汉怎么办？”等历史性追问。因此，武汉先后提出建设中部地区中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复兴大武汉”等奋斗目标，逐步汇聚成“复兴大武汉”的强烈追求和现实行动。当下，武汉又处于进一步增强城市自信，树牢历史自觉的关键时期。武汉要突破在中部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定位的视角，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点上，再一次叩问武汉的未来，定位武汉的未来，推动武汉再自信、再自觉。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运用时空观，运用历史、空间、时间三维视角，考察当今武汉方位，明确当今武汉使命。

我认为：首先，从历史的纵坐标看，武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地理枢纽；其次，从空间的横坐标看，武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理枢纽；第三，从时间的坐标看，武汉是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地理枢纽。

（一）武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地理枢纽

“历史的地理枢纽”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他认为，地理与历史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站在人类历史和全球大格局的角度，俄罗斯地区是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人类历史地理上的中心地带。根据他的考察，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兴衰，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影响欧洲发展，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与俄罗斯地区密切相关，所以把这个地区命名为“历史的地理枢纽”。

古代中国由北而南，多种民族，多元互构，农牧互动，交融锻造共同体意识，构成中华民族，发展成现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中华五千年文明有没有历史的地理枢纽呢？我们认为，武汉以及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就是一个重要的地理枢纽。从总体上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发展是围绕武汉地区为枢纽而逐步展开的。武汉的地理枢纽地位经历了层级累加、内涵日渐丰富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事地理枢纽、经济地理枢纽、行政地理枢纽、政治地理枢纽等重要内涵。

盘龙城遗址航拍图

早在3500年前，武汉就成为商朝南方军事重镇。以盘龙城为依托，商朝得以对南方进行统治，掌控鄂东南铜矿资源及其开采、运输。以盘龙城为据点，以武汉为中心，形成以江汉平原为腹地的商文化圈。当时的盘龙城是国家南方军事地理枢纽。战国时期，武汉成为沟通南北的重要商业枢纽。周室衰微，楚国兴起，武汉开始成为支撑楚国开疆辟土的战略后方基地。

秦汉时期，武汉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沉寂，然后逐步发展，奠定了南方工商业枢纽地位。东汉时期，武汉是南方青铜、铸镜中心，还是青瓷主产区之一。东汉后期，武汉所在的荆州地区，沃野千里、人民殷富，为后来武汉的九省通衢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国时期，武汉及周边地区成为三国争雄的战略枢纽，最终成为鼎定三国的支点。特别是孙权选择建都武昌（今鄂州），试图“以武而昌”，武汉成为中原政权或长江下游政权控制、驾驭长江中下游及整个东南地区的战略枢纽。东晋时期，南方开始获得长足发展，中国经济重心第一次出现南移的高潮。武汉地区隶属于荆州，比邻扬州，是中国南方发展的前沿地区。当时，“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仰此气息”，整个国家的粮运、货运以武汉为枢纽。

唐代，武汉成为九省通衢，是中央王朝南方水上转运中心和朝廷经济命脉的枢纽。安史之乱后，北方河运、漕运中断，江淮租赋改道，经鄂州、荆州、襄州北运，形成了江汉漕运。江汉漕运，是中国漕运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武汉成为国家经济命脉的战略枢纽。宋代，岳飞把鄂州（今武昌）作为抵抗金兵南侵和恢复中原的军事基地和战略前沿，武汉成为抗击金兵和恢复中原的战略基地。元代，武汉被确定为湖广行省首府，成为湖广区域行政中心。武汉在军事枢纽、经济枢纽的基础上，又叠加上行政枢纽地位。明清时期，武汉开始形成一体化城市，形成三镇整体发挥历史地理枢纽作用的格局，成为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湖广地区的市场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

清末，武汉的历史地理枢纽地位达到高峰。汉口开埠，武汉的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化水平快速提升。特别是张之洞督鄂，启动和加快了武汉的工业化、商业化、开放化、近代化步伐。武汉诞生了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第一份工业合同，成为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领先者。从产业实力来看，武汉当时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二；从金融来看，汉口成为与上海、天津、广州并列的全国四大金融中心；从对外贸易来看，1867—1911年的45年间，武汉的直接进出口额有25年处于第四位，有20年处于第三位。武汉的市场枢纽地位、开放枢纽地位非常突出。

汉阳铁厂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武汉又成为中国的革命枢纽。《英雄城市 百年荣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上的武汉贡献》这篇文章归纳了武汉在党的历史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三十个主要贡献，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重要发祥地、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地、中国大革命的中心地、中共组织体系走向正规化的起始地等等。

所以从历史上看，武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军事枢纽、经济枢纽、行政枢纽、政治枢纽、革命枢纽。这五大枢纽是通过历史层级累加形成的。可以说，武汉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地理枢纽。

（二）武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理枢纽

人类文明的演变、世界各民族的兴衰有其地理规律。基本地理规律是，北回归线到北纬60度之间的地带被称为人类文明的中轴线。古埃及的孟菲斯、古巴比伦的巴比伦城、波斯帝国极盛时期的首都苏萨，都在北纬30度附近。楚文化的诞生，也在北纬30度附近的长江流域。5000年来，人类文明的重心沿着这条中轴线由东向西移动。重心最早包括长江、黄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四大古典文明都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然后，文明重心自东向西推进至古希腊、古罗马，到地中海沿岸的米兰、威尼斯。向西推进到荷兰，16世纪，荷兰在世界上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文明再往西推进，越过大西洋到英国，进而到美国。20世纪中叶，再往西，越过太平洋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现在又回到长江、黄河、印度河、恒河所在的亚洲地区。人类文明的重心5000年转了一圈，恰好中国部署了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202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占比达38%；世界500强企业亚洲有227个；全球10个可持续竞争力最强的城市中，亚洲占了5个。中国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长江经济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脉、国运所系。长江经济带的人口、经济总量在国家经济发展总量中均占到40%以上，而且这一比重仍在加大。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那么长江则是中华民族的“父亲河”，就像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是“母亲河”，顿河是“父亲河”一样。长江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父亲河”，是因为相对于黄河的包容、内敛、温润，长江是开放、开拓、创新的。因此，长江是未来中国国脉、国运所系。武汉位居长江之中，是国脉、国运的重要枢纽，也是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地理枢纽。

（三）武汉市是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地理枢纽

“十四五”时期，中国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地理枢纽在武汉。因为国内大循环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循环，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循环，需要依靠市场、流通、交通，而武汉正好是国内市场中心、物流中心、交通中心。内循环越大，内循环越密集，武汉就越重要；内循环与外循环结合度越高，武汉就越重要。

武汉的地位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迅速提升，是因为武汉成为南粮北运、江汉漕运的枢纽，这就是重要的内循环。古代的武汉能够成为江南四大米市，近代的武汉能够成为经济实力、综合实力第二的大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汉九省通衢的地位。武汉是近代所有城市里实现内贸与外贸有机结合的城市，上海、广州、天津主要是外贸，而武汉既有内贸又有外贸，既有内循环又有外循环。下一步，中国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武汉的地位将日益提升、日益凸显。

因此，武汉要确立大历史视角、大时代视野，要从历史中寻求历史自信、历史自觉。通过自信，增强发展动力；通过自觉，明确发展目标。武汉未来要继续当好地理枢纽，特别是要当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理枢纽。

二、面向新阶段，担当新使命

自信与自觉必须转化为行动。面向新发展阶段，对标新发展要求，必须确立武汉未来30年的全局定位。“十四五”时期，开局起步，关键要确立武汉未来30年在中国现代化版图中的地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定位，担当新使命，强化、拓展、巩固地理枢纽地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这是“十四五”时期武汉市发展的根本遵循。武汉要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中有所作为。

2021年，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包括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等。武汉“十四五”时期要加快落实党中央的这些新决策、新部署。武汉的历史使命是地理枢纽，进入新时期、新阶段，武汉还要担当更多新使命。

（一）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担当战略支点新使命

武汉位于中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命运休戚相关。20世纪90年代，武汉的发展速度减缓。进入21世纪，武汉提出“复兴大武汉”的目标。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武汉的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平台，武汉因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明确提出，努力把湖北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争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走在全国前列。如果说湖北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那么武汉就是支点的支点。

新的历史时期，中部地区崛起进入了新阶段，即高质量发展阶段。中部地区要在崛起的基础上高质量发展。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把中部地区崛起提升到高质量发展的高度。意见中8次点名武汉、8次定位武汉，其中特别强调，在长江沿线建设中国（武汉）光谷，选择武汉等有条件的城市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武汉信息光电子等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支持武汉都市圈建设，加快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加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提升武汉区域航空枢纽功能，鼓励武汉建设临空经济区等。

这8个新定位、新要求，高度契合武汉市“五个中心”的建设目标。在中部地区崛起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武汉要进一步当好战略支点，服务好中部地区的崛起，服务好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二）在长江经济带中担当承上启下的新使命

纵观武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武汉与长江紧密相连、休戚与共，长江兴则武汉兴。武汉之所以在近代成为“大武汉”，就是得益于长江。近代化在武汉率先突破，张之洞督鄂开设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开办新式学校，武汉成为近代的工业、商业、文教等多个中心，其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长江。反之，长江阻塞，武汉就衰落。20世纪20—40年代，宁汉对峙和日本入侵阻塞了长江航道，武汉暂时衰落。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长江中上游航运发展缓慢，武汉的地位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21世纪以来，伴随长江黄金水道的通畅，武汉在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开始复兴。所以，武汉得益于长江，得益于长江经济带。

武昌江滩

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可见，相较于《指导意见》，《规划纲要》调整了四个“带”的提法、内涵和顺序，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从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新增了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要在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中承上启下，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建设中承上启下。武汉港特别是阳逻港，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千万标箱、亿吨大港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武汉港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陆内河港之一，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要继续在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中承上启下。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就是要通过长江将沿海产业向内陆地区有序转移，在转移中承接、接续、升级。沿海的产业先转移到武汉，武汉要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再向西部地区转移，发挥好承接、提升、转移产业的承上启下作用。此外，武汉要在长江经济带东中西合作发展中承上启下。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长江为主脉、为重心。武汉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中要承上启下，这是新时代赋予武汉的新使命。

（三）在新发展格局中担当战略枢纽的新使命

武汉与国家的发展格局同呼吸、共命运。国家发展的大布局、大格局深刻地影响武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中央作出“钢铁要过江”的重大决策。“一五”计划时期，156项重大项目中有7项布局在武汉，奠定了武汉现代工业的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成为诸多全国改革项目试点城市，包括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制改革等，走在全国前列。20世纪90年代，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发展迅速，武汉的发展却一度减缓。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内循环为主体，迅速地提升了武汉的地位，彰显了武汉的核心优势。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核心优势。北京的核心优势是首都、国家政治中心；天津的核心优势是卫城，保卫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核心优势是开放前沿阵地。因此，我们要明确武汉的核心优势、核心价值或者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武汉有很多优势，如科教优势、产业优势、江河优势，但是，这些优势是可以替代、置换、学习的。我们一定要找出属于武汉的且其他城市无法复制的核心优势，即武汉是国内市场枢纽。以武汉为中心，以1000千米为半径画圆，国内绝大部分市场都在这个圆圈里，包括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武汉由于辐射的市场范围广，既是内循环的战略枢纽，也是外循环的战略枢纽。所谓“货到汉口活”，货物只有到了武汉，才能够广泛覆盖中国的内陆市场。武汉作为市场枢纽，特别是国内市场枢纽的优势，是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无论社会再怎么信息化、交通再怎么便捷化，有市场就有物流，有物流就有运输，运输就存在时间成本、运输成本，这是网络化、信息化、大数据难以克服的。武汉作为国内市场枢纽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国内市场优势，是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正是由于这个核心优势，使得武汉在新发展格局中，能够担当而且必须担当战略枢纽的地位。

但要避免一个新的误区，即武汉是商业性城市还是产业性城市。武汉作为国内市场枢纽，既要发展市场以及与市场有关的流通体系、物流体系、服务体系，更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武汉在这一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古代，伴随九省通衢地位的确立，武汉与运输、物流有关的产业快速发展，比如造船业、市场服务业。但是随着内陆市场中心地位的确立，武汉逐步被固化为码头，有码头文化。张之洞初步培育了武汉的近代产业体系，但是自他之后，武汉的产业体系没有得到接续发展。粤汉铁路通车以后，武汉的贸易地位下降。由于缺乏产业的跟进，大量的商品或物资过境不住，以至于武汉的整体地位也逐步下降，成为纯粹的过境贸易港口。20世纪90年代，伴随高速公路、航空运输的发展，长江黄金水道衰落，武汉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进入21世纪，通过武汉港的建设，武汉在黄金水道中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伴随钢铁、汽车以及高新技术等新产业的大力发展，武汉的城市地位迅速提升。所以，在新发展格局中，武汉发挥市场枢纽的核心优势，但也不能忽视产业的发展。历史经验说明：武汉必须要有大市场，更要有大产业，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城市的发展。

（四）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担当率先示范的新使命

武汉精神被概括为“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武汉一直敢为人先。特别是近代以来，武汉率先发展近代工业，率先开放，率先推进改革。中国共产党的许多第一次都发生在武汉。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的过程中，武汉都是走在前列，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在中华民族强起来的过程中，武汉如何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必须瞄准新的参照——现代化。国家已经按照新的现代化参照系，布局了三个示范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有很多率先示范的举措，小到城市金融改革示范试点，大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那么，未来30年，在新一轮的现代化征程中，武汉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我们建议，在现代化新征程中，武汉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示范区”，并以此争取中央的支持。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两山论”，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还有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等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最高境界，武汉要抓住这一条。其次，中国已经向世界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再次，长江经济带要实现绿色发展，武汉位居中游必须率先实现绿色发展。最后，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也是绿色发展。武汉要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示范区”很有必要。

武汉也有良好的基础条件，是“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江、河、湖、湿地的生态优势，有滨江、滨湖的广阔生态空间。

所以，如果国家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示范区”，武汉应该势在必得、当仁不让，要有“非我莫属”的追求和担当。在这之前，武汉要加快修复“两江两屏障、百湖一平原”的生态安全屏障，争取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支持，依托大别山、幕阜山、江汉平原、长江、汉江，修复生态安全屏障。依托碳交易市场，依托绿色产业，助推全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要率先推进绿色发展，包括绿色制造、绿色农业、绿色服务、绿色生活。要率先探索支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政策、体制、机制。

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武汉高质量发展，探索武汉现代化的新模式、新道路，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先发展的现代化国家，走的是先破坏后修复的道路，这是一条黑色现代化、灰色现代化的道路。而中国要走绿色现代化的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应有内涵。所以，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示范区”，这应是武汉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追求的目标。

三、实施新举措，迈上新台阶

中国的规划体系包括短期、中期、长期3个层次。短期规划也叫年度计划，主要管速度、规模。比如，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大体要达到百分之多少？GDP要上多大规模？长远规划主要管方向，涵盖经济发展阶段。长远规划，一般覆盖10—15年。比如，可以覆盖工业化从中级到中高级的提升。而中期的五年规划主要管结构、质量。每一个五年规划，都要实现结构的升级，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要上一个台阶。对城市而言，每个五年都要实现一次实力、体量、能级的提升，这是五年规划的目标追求。

“十四五”时期，武汉市要为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开局、奠基、起步。因此，要立足当下、脚踏实地，同时也要登高望远、高瞻远瞩。要作出新部署、实施新举措、厚植新优势，最终才能迈上新台阶。21世纪以来，武汉经过4个五年规划，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大踏步地赶上沿海发达地区城市的发展速度，初步实现武汉的城市复兴，进入武汉崛起的快车道，为大武汉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经济规模来看，2000年，武汉的GDP只有1207亿元，人均GDP只有1.5万元。2020年，武汉GDP总量为1.56万亿元，人均GDP为15万元。20年间，武汉的GDP总量和人均GDP这两个数据都增长了10倍以上。2021年上半年，武汉的GDP同比增长28.6%，全国排名第一，GDP总量全国排名前十。相比2010年武汉GDP总量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10年间武汉提升了两个位次，这是很难得的，而且在2020年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排名中，武汉也进入了全国前十位。可以看出，20年以来，武汉的综合实力、经济实力迈上了新台阶。

从经济结构来看，2019年，武汉的服务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60%，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4%，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5.76%，超过1/4。这20年里，武汉的经济结构、经济增长质量迈入了新台阶。

从城市功能来看，武汉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作为综合交通枢纽，武汉的武汉港、轨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提档升级，特别是绿色空间大幅拓展；中欧（武汉）班列辐射3个国家76个城市，各类货运航线63条；成功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等世界级赛会、活动，城市功能大幅度跃升。武汉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基本上是还欠账、旧账。武汉由于国企较多，税收上缴中央财政也多，加之民营经济、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城市财力有限，所以20世纪最后十年，武汉城市建设欠账严重。因此21世纪第一个十年，武汉在还城市建设的欠账。21世纪第二个十年，武汉城市功能增强，品质迅速提升，实现了质的飞跃。

从城市品质来看，武汉也迈上了新台阶。人均可支配收入提前实现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城市低保、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文化成为支柱产业，社会综合治理方面获得全国平安建设最高奖“长安杯”。特别是打赢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武汉被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为“英雄的城市”。

经过20年的发展，武汉与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从跟跑到并跑。那么，未来30年武汉能不能领跑，能不能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领跑，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的最后十年，武汉发展滞缓；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武汉跟跑；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武汉从跟跑到并跑；那么，未来30年，武汉要争取领跑。《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武汉新征程”的宏伟目标，强调“十四五”时期，武汉要站在新的起点上，锚定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总体定位，打造“五个中心”。

《纲要》可以归纳为“一个主题”“三个定位”“五个中心”“七个更加”“十五个重大举措”。具体来讲，“一个主题”即现代化大武汉的主题；“三个定位”即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五个中心”指全国经济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国家商贸物流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七个更加”包括城市能级更加强大、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改革开放更加有力、文化魅力更加彰显、生态环境更加优美、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城市治理更加高效；“十五个重大举措”中，很多举措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新发展格局下的新沿海、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交通强国示范城市、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城市更新行动等等。特别是新发展格局下新沿海的提法令人振奋，以前有人提出武汉是内陆沿海城市，但通常来说武汉是沿江城市，由于武汉新港的建设发展，武汉具有了海港功能，逐渐成为沿海城市。现在从武汉新港到上海洋山港直线距离没变，但时间缩短了。武汉可以和洋山港直接对接，把海港的功能移植到阳逻新港。所以这个提法很新颖，也符合武汉战略枢纽的要求。《纲要》高度契合武汉发展的新征程、新阶段、新格局、新理念，体现了武汉在未来30年的新定位、新要求、新优势。

如何开辟未来30年发展的新征程，除落实好《纲要》以外，武汉还要打好基础、放眼长远，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厚植优势。武汉的优势很多，但这些都是要素优势、传统优势、静态优势，是可以替代、可以迁移的。比如科教优势、人才优势，都是可以塑造的。深圳、广州招引了许多大学，大学生、科学家、院士数量增加，科教重心就会向那里转移。这些优势在过去的传统产业时代是优势，但现在不足以称为优势。因此，武汉必须打造新的优势，要厚植核心优势。

城市的地位变动不居，受到经济、人文、自然地理等影响。没有安史之乱，就没有武汉漕运枢纽的形成。印度能够成为软件外包第一大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正好与硅谷在同一个纬度，同硅谷的时间差恰好是12个小时。硅谷那边下班，印度这边上班；印度下班，硅谷上班，工作链条接续起来。所以城市的优势变动不居，可能很小的一件事情就会决定城市的命运。因此，我们对武汉的九省通衢、得中独厚、科教之城、祖国立交桥等这些优势，千万要保持清醒，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培育新优势。

新优势指的是围绕历史地理枢纽地位，武汉既要重物，又要重人，武汉最大的优势、最重要的资源是人。看一个城市发展的优势条件，不能只看港口、产业，更重要的是看到人。1000多万人口、100多万大学生、80多所大学所承载的人才，是武汉最大的优势，这方面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武汉发挥“科”的优势，更要发挥“教”的优势；不能只讲“科”的优势，而忽略了“教”这个很大的创新点。华中师范大学正在研究人工智能教育、教育大数据、智能化学习，支持武汉争取和建设智慧教育示范区。老百姓对教育产业反应强烈，比如教培、学前教育等。教育也是一个宽广而丰富的创新领域，可以形成并整合上下游的产业链。华中师范大学准备围绕学校的东门、南门、北门打造3个片区，建设环华师教育产品研发推广产业。实际上，没有“教”的优势，难以汇聚创新资源，难以有好的科技创新。武汉重区位优势，更要重生态优势；重静态优势，更要重动态优势。所以，不能躺在过去的优势上过日子，一定要厚植新的优势，特别是核心优势。

留汉大学毕业生落户

二是巩固枢纽。即采取重大措施来巩固提升武汉的历史地理枢纽地位。我认为，武汉作为枢纽的内核和灵魂就是市场。武汉因城而立，因市而兴。盘龙城是城，但真正带动武汉兴旺的是围绕盘龙城的商文化圈，以及与黄石、大冶青铜基地相联系的军工体系。城市不能没有市。历史上，武汉的市场功能发挥得好，城市就兴旺，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汉江改道，武汉因漕运而兴旺；市场功能受到阻滞，城市就会衰落，比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后武汉的衰落，20世纪90年代黄金水道萎缩影响到武汉的发展。所以武汉要建好市场枢纽。所谓“得中独厚”，既是地理之中，又是市场之中，还是人类文明中轴线之中，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之中。“得中独厚”有着非常深厚、深刻的历史内涵，市场永远是其中的灵魂。下一步，武汉要做大做强市场主体，大力培育市场客体，积极打造市场平台；提升市场服务，完善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商品市场，改进市场规则。武汉要巩固战略枢纽地位，重点要做好市场这篇文章。

三是文化创新。城市的发展，在早期依靠的是物的因素、区位因素、市场因素。进入现代化阶段以后，城市的发展要靠文化。深圳除了特区政策，文化底蕴不足，要依靠文化吸引资源要素。武汉有3500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武汉文化中有很多好的因素，比如勇立潮头、敢于创新，要走好未来30年的现代化道路，武汉必须在文化上做文章。创新文化，关键是要形成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文化密码、文化动能。个人认为，下一步武汉特别要创新四个方面的文化。

第一个方面是开放文化。进一步向国内开放，向全世界开放。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实施意见（2021—2025年）》，特别强调开放，要着力推进落实。

第二个方面是市场文化。刚才讲到，武汉要做多、做强、做优市场主体、市场要素。在未来的现代化阶段，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会越来越大，政府的调控作用也会越来越好。近几年，国家的宏观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把重心放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能力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只要经济遇到困难，政府就扩大需求，从财政支出端发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后，财政政策从收入端发力，即减税降费，而且减税降费直接落地企业，落到市场主体，落到企业的增值税和社保费用上，而不是像过去减免所得税。中国的经济体制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市场主体的作用。未来城市的竞争，是管理者之间的竞争，文化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

第三个方面是政务文化。2021年8月8日，《湖北日报》刊登了关于浙江干部与企业怎么打交道的文章，刊登了湖北干部赴浙江跟班学习的体会。可是湖北武汉的政务文化跟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其一是负责与避责的差异。沿海地区更多的是负责思维，企业遇到了困难找政府，沿海地区由政府去帮忙解决；武汉还存在避责的思维。其二是共情与冷漠的差异。沿海地区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家有共情思维，企业办事报批遇到问题，政府部门往往与企业共情，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武汉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家往往是对立思维，工作推进需要催促。其三是服务与管理的差异。沿海地区是服务思维，政府服务企业是天职；武汉是管理思维，容易受限制。其四是效率优先还是程序优先的差异。沿海地区是效率思维，程序服从效率；在部分武汉政府部门这里恰恰相反，效率服从程序。我在武汉生活40多年，发现这种政务文化近年来有一些改变，但改变的速度还不足以适应武汉现代化的要求。武汉市的政务环境、营商环境改善，要走在全省前列，走在全国前列。

第四个方面是创新文化。武汉市结合科创中心建设出台《武汉科技创新“十大行动”工作方案》，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兼具，要大力推进，要与高校有机结合起来。

以上，是我对“十四五”时期武汉怎么走好复兴关键一步的三点思考。大武汉复兴，既是城市管理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位武汉市民的责任。大武汉复兴，是武汉全体市民的利益所系、责任所系。希望全体武汉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带导下，瞄准现代化大武汉建设目标，锚定大武汉复兴追求，共同努力，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