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堂林:融媒时代新闻宣传核心技能

潘堂林，1956年生，湖北公安人，高级记者，专业技术二级，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历任长江日报社记者、驻北京记者站站长、部门主任、副总编，武汉晚报总编辑、社长，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董事长，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武汉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曾兼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获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2014年被评为首届“湖北文化名家”。

各位同仁，应市地方志办邀请，我就融媒时代的新闻宣传核心技能和史志工作的核心素养同各位进行交流。

长江日报与武汉地方志的渊源匪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武汉市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启动新时期地方志编纂工作。当时中共武汉市委决策层的推动者黎智（代理市长，兼任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就推动要盛世修志，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兼任长江日报社社长。陆天虹、郭治澄都曾是长江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陆天虹长期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武汉解放后，陆天虹受党组织派遣加入私营的《大刚报》，将《大刚报》改造成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当时的武汉还是中央直辖市，市委机关报叫《新武汉报》，于1952年创刊。1953年原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停办，《新武汉报》承接《长江日报》报名之后，陆天虹曾长时间担任社长兼总编辑。郭治澄原是中南局机关报经济新闻采编负责人，1952年任长江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1980年开始兼任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为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所以他们对武汉地方志事业很有感情，为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武汉地方党报的几位早期新闻人，跟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修志工作有缘，在我看来应该是新闻跟史志的因缘。新闻是用今天的事实说话，史志是集过去的事实载道，新闻与史志有十分亲近的“血缘关系”。《长江日报》是地方党委机关报，每天追随武汉发展变化的脚步，时刻记录眼下大众关注、具有传播价值的事实，是以天为计量的新闻纪实工作。地方志反映的是武汉区域的全貌，载录的是武汉行政区域内全方位的历史。地方志工作按时间段不断延续编修，所做的是某一时期的“存史”工作。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代代延续的一项文化工程。任何一部地方志的完成都是一个断代性的历史文化任务。

本人是学历史的，毕业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对于新闻和历史，我认为两个领域的工作追求是一致的。今天的课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是谈新闻宣传的核心技能，后半部分谈新闻核心技能与史志核心素养的联系。

一、新闻宣传工作核心技能

（一）互联网重构传媒生态

伴随信息传播技术的划时代进步，互联网重构了人类社会的传媒生态，社会进入了融媒体时代，实际上就是过去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和今天的网络媒体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融媒体时代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诞生的，我个人觉得有八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媒体人和受众的界限划分正在淡化并消失。可以说，人人都是传播者，人人都是互联网里的媒体受众，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做媒体人。二是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发布正在被重新定义。过去武汉的主流媒体主要是报纸、广播、电视。现在有思想、有传播能力的个人也可能成为舆情中心。主流媒体不发布的新闻也有别的媒体会发布，所以重新定义了主流媒体的权威发布。三是开放性、互动性正在成为融媒时代的发展命门。四是专业、精细、特色成为眼下媒体立足的法宝。不专业，不精细，没有特色很难生存。五是信息传播让受众“身临其境”地体验参与成为媒介的新追求。六是融合发展，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相互渗透成为大趋势。现在独立的网媒很多，独立的报纸、广播、电视几乎没有了。七是高时效、碎片化、短暂性、颠覆性正在成为公众心目中网络媒介的特性。八是垃圾信息、实时新闻大行其道。

这八大特点决定了如今的新闻传播得到全社会的更多关注。人人都可以运用媒体发表评论，但并非人人都能当合格的信息传播者。人人都能传播新闻，但眼下网络不少是“盲人摸象”类的新闻，有的就是纯粹的虚假新闻。网上的内容我估计大家在看的时候都心存疑问，这是不是真的。有些不符合新闻基本要素的信息，不经选择地、广泛地大众化传播，对人类文明进步无疑是有害的。

所以，融媒时代对新闻传播专业技能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最重要的还是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给新闻界提出的“四力”要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上要求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传统媒体从“纸媒”走向“指媒”，从“音频媒”融入“智媒”取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这“四力”最终体现在社会生活中捕捉、发掘出具有广泛传播价值的好新闻，是从大千世界的无穷变化中选择出有用信息，并稳妥传播。好脚力、好眼力、好脑力、好笔力，必须伴随卓有成效的新闻传播。记者艰苦深入新闻采访现场，采写不出好新闻，再好的脚力也是无效劳动。不能有效地呈现手头新闻素材的最大化传播价值，再好的笔力也没用。编辑审稿把关，如果不精准把握传播全环节、全过程，就会将先前所有人的劳动前功尽弃。

我个人认为，践行“四力”要落脚在两种能力上，即新闻发现能力和传播把控能力，这也是新闻界通常说的两项看家本领。无论媒介生态怎么改变，无论政治环境如何变化，新闻传播工作者的核心技能就是这两项能力、两种本领。新闻发现能力所指的是捕捉新闻线索、新闻材料、新闻选题的能力。发现是新闻从业的第一技能，而不是写作。传播把控能力就是对新闻真实性、传播力度、传播时机、传播过程、传播方式、传播效应的全面把握控制能力。新闻发现能力和传播把控能力集中反映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它是一种综合素质的体现。两种能力的修养是新闻宣传工作者一辈子的根本修养。我们应当承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新闻传播政治环境，有不同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和不一样的传播把控尺度。敏感地捕捉新闻，精准地把控传播是媒体负责人须臾不可或缺的能力，也是宣传管理者重要的媒介素养，更是融媒时代全社会最稀缺的文化素质。

（二）新闻发现能力

新闻发现研究曾经是湖北新闻理论研究的“土特产”。中国新闻学界在很长时间内缺少对新闻发现能力的专门研究。我上大学时，应用新闻学教材没有新闻发现学的专门内容，仅在新闻采访学中的新闻敏感章节对新闻线索有所涉及。我曾在《湖北日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上发过小消息、小通讯、小评论，走上职业新闻工作岗位以后，一天到晚最渴望的东西就是好的新闻线索、好的报道选题、好的新闻行动方案。朦胧地感悟到干新闻这一行第一技能不是写作能力，而是发现新闻的能力。

1994年，我以《没有发现就没有新闻》为题写了一篇8000字左右的稿件，投向全国几个权威的新闻理论刊物。可能因为这个标题有点“绝对化”，影响杂志编审选用。几经周折，得到华工新闻学院即现在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吴廷俊老师的推荐，在学院内部刊物《新闻学探讨与争鸣》1995年第3期刊出，在师生当中产生一些反响。后来，新华社办的全国理论刊物《中国记者》的一位年轻主编，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很好，称“谈了一个大家有同感但很少人明确表述的问题”，将这篇文章刊于《中国记者》1995年第12期“探讨与争鸣”板块。

此后，我继续整理关于新闻发现问题的实践与思考，出版了《怎样发现新闻》。当时国内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小册子出版后还比较受欢迎。湖北新闻界专门就新闻发现问题召开研讨会，小册子也被湖北省新闻奖评委会评为新闻论著一等奖。但真正把新闻发现研究推向更高层的是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他也是记者出身，在当新华社总编辑期间就新闻发现这个课题在全国的驻站记者会上做过一次演讲，他概括成记者的发现力，后来也写了一本书，叫作《记者的发现力》。全国很多学校的老师开始探讨这个问题。新闻发现学逐渐在全国有了一席之地，不少大学新闻院系陆续开设新闻发现课程。《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申报指南》把新闻发现列为新闻传播学教材目录之一。

新闻发现理论是一个系统理论，但是在实践中，方志系统的专家可能有同感，新闻发现的思维内容和选择方志史实材料是有联系的。新闻发现的思维内容是指识别客观事实所具有的新闻价值及宣传价值因素。

我们判断一件事有没有新闻，值不值得传播，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新闻价值，它的内涵有多少？宣传价值的内涵有多少？在新闻实践中敏锐地捕捉新闻，其思维无非是对所见所闻的客观事实条件反射性地发出五个追问，并快速准确地做出判断。这五个追问指：第一是面对某些事实、材料，快捷的发问有没有新闻，要迅速做出判断。第二是面对许多新闻事实，分辨地追问哪一个事实传播价值含量最大。选择哪一个事实来报道，必须看最大的那个事实。第三，面对具有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灵活变动思考，从哪一角度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的注意力？怎样报道才能最大化体现其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因为客观事实有多个层面，从哪一层面看？各个侧面价值含量是不一样的，从哪个层面入手，价值含量最大？第四，面对一时无多大传播价值的事实材料，深入一步追问有没有新闻“生长点”，其发展变化趋势如何。因为有很多事情一接触并不觉得有新闻价值，但是要看它的新闻增长点、看它的变化。第五，面对本身无新闻也无生长空间的客观事实材料，要触类旁通地发问，其旁侧是否隐藏重要传播因素。这五大问题是做记者必须要面对的。

结合工作中遇到的新闻案例，对这五个追问在新闻发现的实践谈一谈。2012年12月6日，《长江日报》在全国独家报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披露七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出行不封路》。这篇仅650字的消息，当天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热点，还在全国拿了新闻一等奖。本来这一新闻应该是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报道，但中央常委的消息怎么在地方党报首发，究竟《长江日报》是怎么抓住这个消息的？

2012年，为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央迅速向全国各地派宣讲团。12月4日上午，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组成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作为中央宣讲团成员在湖北省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作首场辅导报告，下午接着到武汉市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作第二场辅导报告。当时，笔者作为长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与集团总编辑陈光一起在武汉市报告会场听辅导报告。欧阳淞在报告中讲到，5天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比预计的时间来晚了一些，原因是“沿途和社会车辆一起走，没有清道封路”。我和陈光听了后觉得，从中南海到参观地10分钟不到，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出行跟着社会车辆走，不扰民不封路，这是个好事情，怎么没有看到中央的哪个媒体报道。于是，我们当场达成共识，认为这是件很值得报道传播的事。

不过考虑到题材的特殊性，必须严把事实准确关，细致、严谨地核实欧阳淞所披露的事实材料，不能出半点差误。当即在会场找记者补充采访确认，我们还查了近5天的新闻，没有任何媒体报道。当然，我们分析估计中央的主要媒体记者都去关注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发表的长篇演讲内容去了，当时中央媒体记者可能没有关注这个角度。

新闻肯定是大新闻，展现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政治风气。但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活动必须由新华社发稿，当时我们想报道这么一个事实该怎么把握？后来通过报社驻京记者站核实，没有接到封路的通知，确实没有封路。所以我们觉得可以报道，因为是正面新闻。而且这个事情已经过了5天，风险应该不大。很巧的是，就在作报告的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讨论中央“八项规定”。第二天即12月5日，新闻播出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其中有一条明确：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中央“八项规定”公布以后，我们更觉得这个报道有新闻价值。紧接着，12月5日核实事实，12月6日见报。《长江日报》在全国媒体中第一时间发出这一紧扣中央“八项规定”的新闻报道。中央领导集体践行“八项规定”走在了前面，显现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实处着眼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崭新政治气象。见报以后，全国反响热烈，新闻界称地方媒体逆袭拿了中国新闻奖的大奖。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怎样选择、把握事实。如果不经《长江日报》报道，可能就没有这一新闻，也可能没人再提。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没人发现，所以没把它报道出来。大量富有新闻含量的客观事实，没有人发现，就无法转换成报道。我们做史志工作可能也有这种情况，有很多事情没有把它作为大事，容易被忽略，但是把它放到一定的时空中看会是大事。这就是新闻发现力。

（三）传播的把控能力

再一个就是传播把控能力。现在网络传播最缺的就是对信息的把控。信息技术驱动新兴网络媒体不断由低维形态向高维形态演进，网络信息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和智能化特征，显露出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多种优势，改写传统新闻定义、传播边界，赋予大众传播新内涵。

但是，互动传播改写了新闻传播的民本性。智能手机催生出难以计数的自媒体，每一个网络用户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既是观众也是表演者，彻底改写了人类社会传播者和受众的传统概念。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民本、最平等的信息传播，使新闻信息生产由过去的新闻职业人向社会大众演进。开放传播改写了新闻传播的地域概念。科学技术已使网络传播无“国界”，信息传播不再受地域约束，世界各地的网民、手机使用者瞬间即可搜索知晓。那些只在一城一地具有一定宣传价值的信息放到网络上传播，可能区域之外的网民没有几个人会在意。

即时传播宣告传统媒体完全失去新闻时效性竞争力。以往报纸登载的是隔日新闻，“昨夜今晨”是报纸追求的最具新闻时效性的新闻，昨天夜晚发生的新闻，第二天《长江日报》报道是时效性最好的新闻。但现在事情一发生，几秒钟就传播开来，改写了新闻的时效性。报纸、广播、电视都已经不占优势，网上的短视频已经是绝对的天下，以往的传统媒体不具备这样的传播速度和效率。

视频传播挑战了新闻的传统定义。新技术让视频传播、VR、MR、3D等不断刷新新闻信息传播的既有概念。智能直播短视频、智能语音播报为每条新闻同步提供新闻场景服务，人机交互、智能聊天，全方位、全流程为用户提供智能传播体验，向传统新闻定义发起挑战。

但是网络传播具备优势的同时，也显现出严重的缺陷：信息缺乏优选、传播缺少把控、深度新闻匮乏、虚假新闻泛滥。这就需要进行新闻传播把控。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信息优化选择，传播稳妥把控，信息深度挖掘整理，虚假信息、涉黄低俗信息及谣言治理，是当今世界网络传媒健康发展、新闻传播生态优化所面临的四大攻坚性课题。新闻传播把控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事先弄清楚。第一，这件事是真的吗？是局部真实还是整体真实？是现象真实还是本质真实？必须搞清楚。第二，这件事时新性怎么样，传播时机、火候如何把握？第三，这件事采用多大力度进行传播？是报纸头版，还是只发小豆腐块？是一次性报道还是连续追踪系列报道？第四，手头形成的新闻稿件对客观事实的分寸是否把握得恰如其分？要把握好分寸。第五，传播这些事的时政针对性如何？传播开来所呈现的舆论效应对社会文明进步有利还是有害？第六，如果面对这件事尚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需要进行连续报道，怎样科学地把握报道进程、稳妥地把握事物向良好的结局演进？这六个追问是做新闻工作必须要想清楚的。

新闻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因把握不到位而走调跑偏的情况，可能方志工作也会遇到。新一轮地方志要从2001年修到2020年。这20年的方志写起来很有难度。现在的武汉成了一座特大城市，这20多年历任武汉市领导一届接着一届干，武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应该说对改变武汉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武汉火车站建设，铁路从哪里走？原来经铁道部批核的走向是从沙湖走。我记得当年市领导坚持不能再走武汉市中心城区，要到铁道部重新申报，所以才把铁路线东移，改变了城市的格局。

接下来谈谈新闻核心技能和史志核心素养两大技能。

二、新闻核心技能与史志核心素养

新闻和史志同源于客观事实。新闻宣传工作和史志工作都是对社会客观事实的捕捉、选择、把握。新闻的“两能”自然也与史志工作的核心素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内涵是一样的，只是语言表达不同。客观事件众多，新闻与史志受篇幅所限，都不可能有闻必录地载入全部事实。新闻或历史都是客观事实选择的结果，都不存在纯客观的、不经选择的“全记事”。好的新闻与史志都是选择客观事实主体的本质，准确、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虽然两者的功能不一样，新闻宣传的客观事实是用于传播，史志是科学选择客观事实进行存史，但都是要科学、正确、及时地对事实进行选择。

新闻与史志同样会有局限性。新闻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使其中一部分失去新闻价值。史志也会随着朝代更迭、时年变换而需要修编甚至改写。科学地认识和选择客观事实，是提高新闻传播质量效率的根本，也是让史志成信史，尽可能减少修编改写频次、数量的关键。本真记载事实，减少局限性，无疑是新闻传播工作和史志工作的共同追求。下面我想分三点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一）应合时政与求真反假

新闻和史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都得应合时政。有些真实的事实难以全部呈现，但所呈现的不得有假。我认为，做新闻和史志工作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当下时政不添乱，留下史实给后人。全部真实地呈现事实，有的时候并不容易做到，但是新闻和史志都有相应的办法，过去传媒界有内参，内参是可以补充一些不能公开报道的内容。但是应合时政到什么程度？怎么科学地应合时政？是需要我们需要思考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信史是历史的基本境界。真实可信，是新闻和史志的共同追求。

史家历来重视史德，忠于事实，不掩恶、不虚美，善恶必书，书必直言。写前朝史比较好做到这一点，写当代史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一本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作者刘知几，是武则天时代的史官。他在壮年时期主动辞去史官职位，潜心写历史理论著作，给唐朝留下好几部史书。他认为史学家应具备“三长”：史才、史学与史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三长”之外，又加了一个“史德”。史才，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史学家的辞章，就是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史学，就是学识、知识面广，既有广博的中外历史基础知识，又要有各专业方面的基本知识造诣，做史志方方面面都要懂。不懂，就很可能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无法撰修。史实，就是识见、义理，依靠可靠的史实，得出科学的结论。史德，主要是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章学诚称之为“心术”，指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真正践行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并非易事。

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新闻和史志工作在忠于事实方面都有很大的努力空间。我们既要不给时政添乱，也要留得下史实。最害怕的就是事实真相没有留下。史学界说，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正是因为有利益关系的当代人对历史现象容易出现千差万别的主观感受和带有感情色彩的个人记忆。就个体而言，对于当代的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记述和理解，但作为国家机构的权威文献，应当完整真实地反映客观历史事实。

（二）发掘价值与轻重适宜

把所记事物放在特定的时间及空间进行系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准确发掘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轻重适宜地记录和反映，这是新闻和史志工作的共同使命。什么样的事是有价值的？新鲜，即首创的、第一的、最先的；独有，即某事的发生和发展系某地独家所有，别人别地没有；显著，即事情与显赫、著名人物及地点相关联，事物的变动为世人所瞩目；重要，即与人们的利害有密切关联，发生作用的范围大，产生影响的程度深。从这几个方面去发掘价值，按价值的大小分轻重。某事的发生发展，粗略一看，事情并不大，把它放在特定的时空衡量，价值倍增。新闻里常常遇到，做史志工作也常常遇到。

比如，30多年前武汉市电信局在武汉商场设柜台卖电话机，一改过去家庭安装电话由电信局独家垄断的局面。现在看是很小的一件事，但放到特定时空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20世纪80年代，装一部家庭电话难上加难，电信局安装什么就是什么，不能选择。后来，武汉引进各种电话机，在武汉商场设电信柜台专卖，方便老百姓自己选择。此事说起来小事一桩，但在全国电信业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就有了历史价值。局部的事本身看并不大，但是放在特定的时空看，就有它特殊的价值。这是我们做新闻工作、做史志工作需要发掘的。

（三）照应联系与剪裁得当

“普遍联系”是世界本来面目和本质属性。中外古代先哲大多以“天才”式的直觉感知到世间事物的联系。老子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倾”之论。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率先从总体上考察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学说”。

当今时代，网络社会兴起，互联网从技术层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哲学论断。以“互联”为特征的各类网络媒体野蛮生长并持续快速迭代，万物“普遍联系”“深度相联”的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被信息技术革命越来越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新闻人和史志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副“普遍联系”的头脑。遇事需从普遍联系的哲学观出发，善于捕捉和把握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介绍过他的“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说的就是纵横联系方法。纵向联系，就是把今天跟昨天相联，把一件事物的现状同过去的现场相联；横向联系，就是一事物同其他事物相联系。

当今世界，信息普遍互联，信息整合集成逐渐成为大众之需。海量信息不整理无以有效传播与消费。整合与集成是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第一技术工种。新闻和史志工作如今的核心劳动就是高效率地整合、集成信息，将各种信息进行逻辑筛选分析、优化组合，尽可能以受众的需求综合利用、加工创新。

作为新闻人和史志工作者怎样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时政格局的需要，尽可能地在坚守原则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创新，在忠于客观事实本身的情况下，使我们今天的新闻传播、宣传工作和方志工作获得长足的进步，真正地传播历史、留存历史，我们的任务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