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远:科创中心建设与武汉方略

胡远，武汉市科技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研究员，享受武汉市政府津贴专家、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科技评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科技创新战略、规划与政策研究。

今天很荣幸跟各位报告科创中心的相关工作，今天的报告是学习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结合有关专家的研究，以及武汉的具体实践而成。报告的主题是“科创中心建设与武汉方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要厘清两个概念，科学中心和科创中心。科学中心是以科技成果为支撑的，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世界范围内某些国家与地区的科技发展与创新能力往往在某一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其科学研究活动频繁，产出大量令人瞩目的科学成果，对全球科学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形成世界科学活动中心。日本学者汤浅光朝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当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科学成果数量占全球科学成果总数的的比重超过25%时，则该国或该地区在此时间范围内就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在科学中心的基础上将创新性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推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这种变革会形成创新资源丰富、创新活动频繁、创新能力显著、成果应用广泛，在全球价值网络中占据领先或统治地位的城市和地区。通过持续孵化重大科技成果，策划创新产业成长，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不断吸纳外部资源，甚至可以辐射到全球，便形成了科技创新中心。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是两个概念，科学中心是以成果为支撑，而科创中心是在成果的基础上转化为生产力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变革。

一、全球科创中心的演变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更替及多极化，本质上是由科技革命、制度创新、经济传播等因素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也是时间与空间要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性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转移都发生在历次重大科技革命出现后的历史机遇期，与科技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近现代以来，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形成了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抓住了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及相应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进而占据了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和科技创新领先地位。第一次科技革命中蒸汽机的改良使用，诞生了伦敦、巴黎这种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次科技革命，电气取代蒸汽机，使柏林成为全球科技创业中心。第三次科技革命，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领域技术革新，诞生了硅谷、波士顿等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从英国发起，大规模的生产需求推动了蒸汽机的改良使用，机器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发展，英国的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传统封闭式创新，产业技术结构相对单一，产业链基本上由独立的企业或机构主导。在这种封闭的创新范式影响下，工业技术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生产方式从原始手工、自耕农向机械化过渡，蒸汽汽车、汽船开始运用到工业生产过程中，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因此，英国伦敦成为全球首个科技创新中心。18世纪后期，法国巴黎也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以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工场，发展成为新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9世纪60年代后期，电气成为补充和取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能源，推动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德国柏林成为以电气和化工为标志的“新工业”的引领者，依靠第二次科技革命取代法国成为新的全球性科技创新中心。从第一次技术革命到第二次技术革命，创新范式逐渐向渐进式和开放式演变。渐进式的创新，强调通过不断的、渐进的、连续的小创新来完善技术，产业链优势互补形成上下游创新成果匹配。在开放式创新范式的影响下，产业技术结构也逐渐多元化，产业链、创新链已经升级为多主体的参与形式，工业技术实现“从有到优”的动力升级模式。自此，电能和内燃机应用到工业生产中，石油、电气、化工等工业逐渐兴起，无线通信技术领域开始发展，汽车、航空等领域也迅速崛起成熟。

20世纪中后期，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技术革新，引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美国凭借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国际顶尖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领域形成了技术领先优势，波士顿和硅谷成为新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多极化全球创新网络在多个国家形成，跨组织共生式和精益式创新范式兴起，强调知识密集型部门的协同合作和创新要素丰富区域聚集联动效应，更加注重“产学研用”这种共生关系。在这种新型创新方式的作用下，创新活动更具有针对性。

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转移过程中，它的形成机理也在不断地演变，从自然形成逐渐转变为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用共生。纵观整个科技发展史，蒸汽机和电能技术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英国、德国抓住前两次技术革命的契机，实现了工业技术从无到有的转变，率先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后期到第三次科技革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具有很强的预设性。以硅谷为例，它是在美国政府主导下的产学研用共生模式中成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比如日本的筑波、韩国的大德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在特定区域统筹规划，新建或是迁移高校院所建立起来的。目前，这两个地区均已成为该国重要的科技摇篮和经济增长动力源。

全球科创中心演变示意图

二、科创中心的主要特征

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特征包括高强度的研发投入、高水平科研院所的技术供给、贯通“区域—产业—企业”的创新生态体系、吸引全球创新人才、雄厚的创投资本、良好的营商环境六个方面。

（一）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许多全球知名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各个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并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例如，硅谷地区的创新投入就保持着较高的强度。2014—2016年，硅谷的研发投入增长了11%，比其他地区要高很多。同时，这种全球性的知名科技创新中心所在的国家都有很高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较高，一般都在2.5%以上，日本、德国达到3%以上，韩国、以色列高于4.5%。从研究人员的数量来看，这些国家每千个就业人口中的研究人员大于9人，就是千分之九。目前武汉这一数据是千分之七。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同时也是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这些高新技术企业也很重视技术研发，研发支出普遍很高，很多知名的研发企业，包括大家熟知的英特尔等公司，其研发支出比重达到15%以上，反映出高新技术企业对技术研发的重视。

（二）高水平科研院所的技术供给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往往都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有着密切关联，例如硅谷与斯坦福大学、剑桥科技园与剑桥大学等。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往往是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进技术的供给源。相关研究发现，美国研发密集型企业优先选择在世界一流大学周围布局。科技创新中心为新技术转移转化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产业化条件。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技术转移转化的过程中。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在科技创新中心集聚，孕育着创新型企业。同时，这些高校院所、科研机构及其所拥有的科研基础设施，也是支撑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美国硅谷周边的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128公路周边的林肯实验室等，这些科研机构的科研资源能够为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活动提供支撑。

（三）贯通“区域—产业—企业”的创新生态体系

从区域层面来看，科技创新中心具有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呈现出产城融合的形态特征。科技企业、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等主体相互协作，实现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的协同配置。从产业层面看，良好的产业生态有助于提升各相关企业之间的协作效率，形成资源的高效配置。从企业层面看，科技创新中心的领军企业普遍具有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有关研究认为，企业创新生态是影响创新产生过程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企业创新生态能够降低创新要素交易的成本，为灵感与创意的孕育提供良好的环境，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四）吸引全球的创新人才

全球性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聚集全球性的创新人才，并呈现出多元文化背景。创新驱动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对全球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影响着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竞争力。例如，硅谷指数（2021 Silicon Valley Index）显示，2019年硅谷的外国出生人口占总人口的39%，68%的科技人才是在国外出生的。硅谷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中，来自印度和中国大陆地区的比例是38%，超过了美国本土的32%。

（五）雄厚的创投资本

创业投资也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创新创业的风险性很高，不确定性很大，如果没有资本的持续支持，那么创新可能会中断。相关研究表明，风险投资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一般也都是风险投资的“活跃区”，孕育出影响全球的技术、产品和企业。2020年硅谷风险投资达到264亿美元，2019年以色列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总额达83亿美元的融资。

（六）良好的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保障，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一般都具有优质的营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创新中心之间的竞争就是营商环境的竞争。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创新要素集聚，降低交易成本，为高技术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例如，硅谷当地的政府治理以高技术企业需求为导向，提供有利于创新创业活动开展的“软环境”；新加坡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服务体系，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科创中心的六大主要特征

三、全球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

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向网络化、智能化、泛在化方向发展，与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相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成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移动互联、云计算、智能终端快速发展，大数据呈指数级增长，催生大量的新型服务与应用。以机器人、新材料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方向演进。碳纤维、纳米材料等新型材料的广泛应用，极大地降低了制造成本，提升了产品质量。海洋、空间技术不断拓展人类活动的疆域和发展空间，成为大国必争的技术高地或战略前沿。

（二）产业渗透与融合加快

一方面，传统工业转向智能制造。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以工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领域。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致力于中高端、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法国着力打造“工业新法国”。中国也提出“制造强国”战略和“互联网+”战略，瞄准创新驱动、智能转型、绿色制造等领域，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

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加快。在新兴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与本地传统优势产业的新兴需求之间建立联系，带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正在被逐渐运用于生产领域，加快推进了新兴产业进程，产业成为世界创新竞争最现实的表现。

（三）技术创新与金融和人才要素之间的紧密结合持续催生新经济

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创业投资、贷款投资、担保投资、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金融手段不断完善。多种民间金融工具层出不穷，新技术与新资本加速融合，推动了产业的快速成长。此外，更加重视人才需求，建设产住并重的“创新街区”。这种创新街区，是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自然交织，富有街区活力与人文特色的城市型创新区域，比如，美国波士顿东部海港创新区就是这样一个极具活力的创新街区。它是由政府牵头创建的紧密生态系统，提供公共空间，创造多样化的办公空间，营造活跃的“24小时”社区。

四、科创中心发展的战略机遇

伴随着全球化和知识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创新资源转移的速度、规模与日俱增，创新格局也随之变化。全球高端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呈现由西向东的演替趋势。我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蕴藏着世界科技创新中心所需的丰富资源，也正是武汉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多元化中心格局

国际秩序已经从美国超级大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逐步向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多个国家扮演重要角色的多极世界转变。与此同时，这种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也开始呈现多元化中心格局。从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转移规律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为科技创新中心从美国、欧洲向东亚转移奠定了基础，世界逐步形成多元化主体的科技创新中心格局。美国形成了硅谷、纽约、波士顿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德国拥有慕尼黑、巴登-符腾堡州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日本在全球大学的排行榜和对世界科技贡献度方面仅次于美英，拥有东京和筑波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国近年来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加速，在技术创新领域也开始追赶发达国家，高铁、5G、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领跑世界。当然，中国在某些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是在基础性技术创新领域方面。这种多中心的世界科创格局，为中国跻身世界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良好契机。

（二）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分布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整个20世纪，全球科技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和以德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地区。20世纪中期之后，从开始的仿造到后来的技术创新，日本的崛起成为亚洲的一个神话。

进入21世纪之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经济体的研发投入不断增加，在全球研发投入排名不断上升，创新资金也不断向亚洲转移。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极大的增强，技术创新领域也不断拓宽。2014年亚洲研发支出已经超越美洲，在世界研发支出中占据第一位。2017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国研发支出达到1.76万亿元，全社会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占GDP的比重是2.15%，超越欧盟15国2.1%的平均水平。之前提过科创中心的特征之一是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基本上发达国家都在2.5%以上。中国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也从2012年的第二十位上升到第十七位。

从国际研发投资来看，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也逐渐从欧洲转向亚太地区新兴市场。以日本、中国、韩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已超越西欧地区，成为全球技术创新体系新的增长极。

（三）武汉已经具备孕育科技创新中心的潜力

中美贸易摩擦再次提醒中国必须要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在过去4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00年以来，中国对创新投入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

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一流的科技人才，难以取得一流的重大科技发展和技术突破。除了资金投入外，创新人才也呈现竞相涌现、活力迸发的新局面。我国目前的多种多层次人才计划有效地促进了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和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成为中国未来在全球创新格局中抢占主导地位的核心竞争区域，以及中国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诞生地。在这种大背景下，科学技术发展宏观条件的改变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舞台，武汉应该牢牢把握这一关键战略机遇期。

五、我国科创中心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科技三会”上指出，要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在2018年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上提出，我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21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新发展阶段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已布局建设四个科技创新中心，包括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科技创新中心。

（一）北京科技创新中心

北京最大的优势是科技和人才优势。北京有全国将近一半的两院院士、90多所大学、1000多所科研院所和近3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些因素决定了北京要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高端引领、关键支撑、示范带动的重要作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时，明确指出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2015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京津冀整体定位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其中，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就是要建设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服从、服务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

2016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同意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北京确定“三步走”方针：2017年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粗具规模；2020年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30年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更加优化，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

2021年，科技部、北京市与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等21个部门制定《“十四五”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行动计划》，提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走出新路子，要在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展开重大基础前沿领域研发、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全方位科技开放合作等方面发力。到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形成；到203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力、竞争力、辐射力全球领先，形成国际人才高地，切实支撑我国建设科技强国。

目前，北京布局了20个左右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28个国家重点实验室、68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拥有一批世界顶尖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一大批知名高校院所，在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方面有着先发优势。尤其在研发投入方面，2018年北京全社会R&D经费的投入强度达6.17%，居全国首位。同时，北京的基础研究投入在整个研发投入中占比将近15%，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4，比重达25.5%。

（二）上海科技创新中心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努力在推进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实质就是开放，具备多元开放一流大学、便利的商业环境、创新领袖人物等要素特征。而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开放的城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上海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破自身发展瓶颈、重构发展动力的必然选择。

2015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力争用5年时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框架；用15年时间着力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创新驱动发展走在全国前头、走在世界前列；最终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与我国经济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全球创新城市。

2016年4月，国务院批复了《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方案》，同意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核心城市，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能够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辐射带动区域更高水平的协同开放，将长三角真正建设成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为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探索路径、作出示范。

2020年，上海提出要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实施为牵引，加快构建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注重长三角科创资源整合利用，率先探索更紧密、更高效的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要全面激活创新要素资源，让各类创新主体在上海各展所长，形成万马奔腾的创新局面，紧紧依靠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在科创中心建设上实现大的跨越。

（三）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开放的前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大湾区的经济实力、区域竞争力显著增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在此背景下，2019年，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规划》中将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通过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集聚国际创新资源，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发展区域，实现创新驱动、改革引领，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到2022年，大湾区基本形成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到2035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全面建成。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印发两个文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这两个方案都是为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后一个方案指出，到203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建立健全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建成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强、创新策源能力强、协同发展带动能力强的高质量发展新引擎，改革创新经验得到广泛推广。

（四）成渝科技创新中心

成渝地区历来是我国战略大后方的核心区域。从2011年《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发布起，国家对成渝地区发展的一系列部署不断升级，旨在让西部地区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内陆开放发展新高地。2018年11月，中央又发文明确“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新模式”。2020年1月，中央首次提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概念。同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审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2021年正式印发。《纲要》强调，要突出重庆、成都两个中心城市的协同带动，注重体现区域优势和特色，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以上是我国目前已布局的四个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期间，也有很多城市提出了类似目标，例如南京提出打造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广州提出建设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西安要建国家（西部）科技创新中心，此外，郑州、洛阳、厦门等城市也提出建设科创中心。

六、武汉的战略地位和科技资源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有着辉煌的历史，在清末开埠通商时期就是中国五大城市之一。一个多世纪前，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例如纽约、伦敦之大”，并将武汉定位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突出武汉的中心城市定位，尤其是经济、地理的区位优势。百余年来，武汉从一座近代国际商贸城市开启工业化进程，逐渐发展成为“一五”“二五”时期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光谷”“车都”等建设又推动武汉在信息革命浪潮下，向着“创新引领的全球城市”目标推进。

（一）战略地位

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武汉在大临空、大临港、大制造、大交通、大科研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贡献一己之力。新的时代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创新改革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聚焦武汉，迫切需要对城市功能和空间格局进行战略升级和优化，引领武汉的未来发展。相关数据表明，武汉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型的重要阶段，处于经济、科技、社会和空间转型的关键时期。

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需要构建更加开放、辐射更强的空间结构，切实发挥引领区域空间协调发展的核心作用。依托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参与全球竞争，共同打造中国新经济增长极。同时，引领武汉在多极化、扁平化的全球城市网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世界范围重新定义大武汉的城市地位。

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从东南沿海向中部再向西部梯度推进的，呈现出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腹地波浪式的圈层发展差别。沿海五省和三个直辖市是第一圈层，内陆中部六省为第二圈层，西部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为第三圈层。而唯一能将960万平方千米土地上这个惊人的超大经济波浪圈层锚定起来，让其更为稳定且高速发展的，就是长江黄金水道区域这个“T形”经济之锚。

如果以武汉为受力枢纽点，向下通过九江、安庆、芜湖连接到长三角——“T形”之锚的底部，辐射到长沙、南昌等更为广阔的中三角地区，再向上，沿襄阳、荆州、万州、宜宾与成渝地区相连，武汉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华北、华东、华中及西北的物理核心点，将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稳定和二次高速成长之锚的发力中心，东南沿海的发达经济、中部的成长经济和西部的发展中经济将会在这里融汇爆发。

从地理区域来看，武汉就在这支锚的中间，武汉周边250千米半径内，没有任何一个大城市可以与之匹敌。所以，武汉就是一个中心节点，和北京、上海一样，天然就是龙头城市。这种超大城市的核心引领作用，是国家对武汉的全新赋能，是对武汉在国家战略地位中的功能的又一次提升。上海、武汉、重庆三座超大城市成为长江经济带的关键支点。

当前，长江经济带、中部地区崛起等多重国家战略在武汉叠加，为武汉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发展环境，积极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在时代发展大势、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武汉科技创新地位，是武汉主动服务国家战略、自觉担当国家使命的必然选择。同时，要加强中部地区高质量崛起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的互相促进和“同频共振”，促进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互补，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平的平衡。

（二）科技资源

1.科技资源优势明显

武汉的创新资源优势明显，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科教资源全国领先。武汉有两院院士80多位，高校80多所，其中普通高校和本科院校所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二位。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数量居全国第三，在校大学生超过百万。

二是央地科研机构众多。武汉集聚了中科院系统、中船重工系统、长江水利系统等中央在汉科研机构101家。

三是创新平台体系完善。武汉已建成一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另一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计2023年建成，同时，还拥有1个光电国家研究中心、3个国家级创新中心、2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达139个。

四是科技成果贡献突出。“十三五”期间，武汉地区获得国家、省级科技奖励1277项，其中国家级奖励包括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等126项，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前二。重大科技成果相继在武汉问世，9纳米光刻试验样机、中国首款128层三维闪存芯片、中国首条5G智能制造生产线、中国首台高精度量子重力仪，高德红外百万像素级双色双波段红外探测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智新科技攻克车规级IGBT模块关键环节技术难题等等。

五是创新能力排名靠前。在2021年全球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中，武汉位列中国第五位，全球第十五位。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武汉连年上升，2021年排到中国第六位、世界第二十五位。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联合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大会上发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1（Global Innovation Hubs Index, GIHI），武汉排在中国第六位，世界第三十八位。在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发布的《2021年国际大都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中，排名前十的城市中，中国城市达到5座，分别是北京、深圳、上海、武汉、香港。在这个评价报告中，创新质量是中国城市最大的短板，中国仅有两座城市排名在前二十位，其中武汉第七位、香港第九位，也就是说武汉的创新质量指标，在全国排名第一。

六是形成创新创业高地。东湖高新区是全国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20年在169家国家级高新区中排名第五。同时，东湖高新区也是全国10家重点建设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之一。

2.创新发展成效见效

一是重大科技平台建设取得突破。武汉启动建设以东湖科技城为核心的光谷科创大走廊，积极谋划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科技平台。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优化提升、作物表型组学研究设施、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预研装置等3个设施项目已纳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十四五”和中长期规划，高端生物医学成像设施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同时，7个湖北实验室完成组建并进入实体运行，新增纺织新材料、精细爆破等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数字建造、智能数控等2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部委认证。

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得实效。2020年，武汉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达4032亿元，占GDP比重的25.82%，这个数据在“十三五”初期还是20.02%。同时，在“十三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了84.53%。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持续倍增，从2015年的1656家增加到2020年的6259家。梳理70项“卡脖子”关键技术，立项5个，支持金额1.29亿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加快建设出台，出台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专项政策，发布103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新技术、新产品加速推广应用。

三是科技成果转化加速推进。武汉在全国率先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局，开创市、区、高校院所、中介机构“四位一体”转化新格局，形成了“武汉样板”。加快打造中部技术转移枢纽，新增技术转移示范机构72家，累计达110家，工业技术研究院达到21家。成立推进“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发展的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十三五”期间，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翻番，2020年达942亿元，在副省级城市中名列前茅。同时，获批湖北汉襄宜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湖北工业大学入选全国职务科技成果改革试点。

四是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化。出台系列文件，强化顶层设计，明确主攻方向，加强政策供给，激发全社会科技创新活力。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调整科技计划体系，改进科技项目组织方式，面向企业、高校院所、行业协会等征集科研项目，实行项目经费“负面清单+包干制”，进一步扩大科研人员自主权。推进科技创新孵化载体发展，国家级众创孵化机构达118家，63个创新园区、创新街区、创新楼宇建设逐步推进，创新孵化载体覆盖全市。发布创新地图，包括科技创新资源地图、科技创新规划地图、创产融合引导地图、科技创新服务集成地图。

七、武汉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方略

关于武汉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方略，武汉制定了相关文件，一些工作正在陆续展开。下面主要报告武汉的实践和个人的一些思考。

（一）武汉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

武汉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我把它定位为六个方面的能力，包括集聚能力、创造能力、发展能力、疏解能力、辐射能力、开放能力。

1.集聚能力：高端创新资源的集聚地

打造集聚能力就是让武汉成为全球高端创新资源的集聚地。一是创新主体的集聚。高校院所、企业等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就是创新主体的集聚。二是人才、知识等要素的集聚。从全球、全国吸引科技人才流入，形成对人才的虹吸效应。三是风险投资等金融资本的集聚。科技创新离不开资金，得到创投、风投这些资金的支持很重要。因此，我定位的集聚能力就是主体集聚、人才集聚和资本集聚。

2.创造能力：科技创新的策源地

研发活动的产出通常表现为专利、论文和技术诀窍等。技术一般都是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开，专利和科研论文是对外公开、对外发布的。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和技术转化能够充分说明一个城市在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领域的研发产出水平，而科研论文较好地反映城市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研究能力。科创中心必须拥有较强的研发实力，在专利申请授权、科学论文发表、技术转移转化等指标的区域横向对比中处于领先地位，是区域乃至全球新概念、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产品最为重要的创新策源地。

3.发展能力：新经济的引领者

从历史来看，科技创新中心一般都是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代表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因此必然引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中心通常是以知识和人才为依托，以科技和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原创新兴产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标志。在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互动融合，知识创新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紧密合作，带动经济的繁荣发展。

4.枢纽能力：创新网络的重要节点

武汉建设科创中心不仅依赖于本地的创新，而且也依赖于对全球范围内创新要素的吸纳，依赖于对全球市场的有效连接。这种连接主要是在本地形成与全球资源对接的平台和枢纽，撬动全国乃至全球的资源，以及联系更为广泛的市场。全球—武汉联结的机制包括人力资本流动、知识网络融入、融资渠道建立和销售市场联系。这些都要求在创新创业中心内形成与全球要素对接的平台与政策。

5.辐射能力：全球及区域创新的发展极

武汉科创中心的建设，要发挥对武汉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周边区域和其他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包括长江经济带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地区等。对上述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也会对武汉的发展产生有利的反馈。这种辐射能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外技术合同的数量，与外地签订的技术合同越多，说明辐射能力越强；二是在外布局开展的业务，即在外地设立分支机构，这种机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说明对外辐射能力越强；三是跨区域共建，即与其他地区共建科技园区、发起设立产业联盟等，实现多主体协同发展。

6.开放能力：国际创新资源的流动港

在开放创新范式下，创新发展成为一种网络化、全局性的活动。一是研发资源和成果的国际化。科创中心集聚的研发要素资源既包括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与高质量的政府实验室，同时也包括数量众多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充当不同国家之间技术交流的通道和载体，赋予城市外向度与国际化特征。二是具有与世界接轨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包括各种基础设施、生产服务配套设施，特别是拥有连接全球的方便快捷的路网或信息交换等基础设施。软环境包括介质环境、机构环境、调控环境等。

（二）武汉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举措

2021年，武汉出台了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系列文件，武汉将全域推进科技创新、全链融合统筹发展、全面提升创新能级、全力融入国家科技创新重大战略布局，切实把科技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胜势，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创新策源地。

1.发展目标

武汉突出科技创新理念，即核心在人才、基础在平台、关键在转化、动力在改革，进一步巩固提升科教资源、交通区位、产业基础、科创生态等综合优势。争创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产业创新高地、创新人才集聚高地、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简称“一中心三高地”。推动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建设发展，形成东湖科学城为核心载体、全城创新为坚实支撑、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圈为环境保障的“一核、一城、一圈”科技创新新格局。到2025年，一是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内容主要为1个东湖科学城、7个湖北实验室、8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研究实力明显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有效提升，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中的战略要地。二是建成“三大高地”。建成产业创新高地，拥有一批核心、高端、基础领域的国之重器；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9大支柱产业、6大战略性新兴产业、5大未来产业的“965”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建成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引育成效明显，打造新时代人才活力之城。建成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科技成果体制机制改革深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进一步畅通，对科技成果的吸纳转化整体能力明显增强，全球技术转移枢纽功能进一步增强，建成全国一流知识产权强市，城市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2.十大行动

刚才讲了争创国家科创中心的发展目标。具体来说，武汉要实施十个方面的行动。

行动一，实施创新平台建设行动。加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布局一批开放式创新平台，在重要科技领域、新兴产业交叉领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包括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建设高水平实验室、支持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平台。

行动二，实施知识创新强基行动。推动世界一流高校、一流学科、一流科研机构建设，为全市科技创新提供强劲“动力源”，包括推进在汉高校“双一流”建设、支持建设世界一流科研机构、领衔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行动三，实施科技企业倍增行动。市区联动，招商引进一批、转型升级一批、孵化培育一批、扶优做强一批，推进全市科技企业增量提质，包括强化科技企业招引、支持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加大科技企业孵化培育力度、扶优做强高新技术企业。

行动四，实施武汉英才“拔节行动”。创新招才、引才、育才、用才机制，构建多层次人才发展体系，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打造国内一流的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包括加大海内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加大优秀杰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力度、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以及优化人才服务机制。

行动五，实施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强化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包括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培育高能级企业主体、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

行动六，实施成果转化加速行动。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高效协同，打造全国技术转移枢纽，包括加大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建立市区科技部门与高校院所常态化对接协作机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全国一流知识产权强市。

行动七，实施高端产业领航行动。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谋划一批高端化产业化项目，统筹推进原创性突破、应用性转化和规模化量产，带动全市高端产业做大做强，包括深入实施院士专家引领十大高端产业发展行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推进各区高端产业特色发展。

行动八，实施科技金融赋能行动。深化科技金融创新改革，推出科技金融产品，创新投融资模式，包括筹建科技金融专营机构，推出科技信贷创新产品，打造创业投资联动模式、支持科技型企业登陆多层次资本市场。

行动九，实施全域创新协同行动。打造全城覆盖、全域创新的自主创新格局，推动武汉与周边区域协调协同、共同发展，包括打造东湖科学城创新极核、全面推进“三区”(校区、园区、社区)融合发展、全域实施各区特色创新、全力构建创新协作新格局。

行动十，实施创新生态优化行动。包括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科技创新政策支撑、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圈。

以上“十大行动”是武汉正在开展的各项工作，相关举措正在逐一落实。

（三）建设东湖科学中心的举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化发展

武汉争创国家科技创新中心方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建设东湖科学中心。目前的科学探索，越来越依赖于各种仪器设备，尤其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规划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目前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特点之一。但是，要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中心建成之后如何盈利？这是一个很现实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重要挑战。“科学中心”的建设可能会面临“白象”难题。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运行费用高，研究成果产出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出现“白象”难题。在古代暹罗国（今泰国）盛产大象，但白色的大象比较稀少，因而被视为神圣的珍宝，谁拥有一头白色的大象谁就能获得无上的荣耀。普通的大象用来劳动，白象因为过于珍贵只能供养，往往会产生很大的花销，即使是贵族的生活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种昂贵的累赘称为“白象”，这就是“白象”难题。因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有三个方面需要考虑。

1.昂贵

建设只是投入的开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需要高额的建设费用，几亿甚至几十亿人民币的投入都是正常水平。除了建设费用，后面还有巨大的运营成本，包括运行费用、科研费用和改进发展费用，这些后续投入才是建设科学中心的真正考验。

一是运行费用昂贵。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之后，在运行过程中，每年需要大量的投入。比如，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国家累计投入了10亿元，每年还需1.1亿元用于运行和维护更新。散裂中子源有300多人的专职队伍负责进行设备维护，每年投入的经费达到设备建设经费的10%~20%。

二是科研费用昂贵。要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用起来，还需要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这种科研经费按来源可以分为纵向、横向。纵向是指政府提供支持资金的项目，横向是指企业提供经费的科研项目。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后续的科研投入，尤其是人员经费要占到建设经费的10%~50%。目前，我国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科研投入还是极为有限的。如果说科学中心建设，只是急于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地，不管后续的投入，很容易导致科研经费不足，尤其是政府部门经费投入不足，科学家们可能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争取企业投资。还有一个方面需要考虑，就是目前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费用属于基建项目类别，不包括人头费。因此，后续运营费用来源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来自政府的科研经费不足，会影响到整个科研工作，尤其是科技人员、科学家们工作的稳定性。

三是改进发展费用昂贵。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成之日就是开始改进之时。只有不断地进行改进升级，才能满足科研的发展速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建设时凭借领先性、独特性，成为吸引科学家和高端科技产业的“法宝”，但如果忽略了更新改进，不出几年，就会被更新的、更先进的设施所替代。只有持续升级改造，才能在充满竞争的科研环境中保持足够的实力。

2.少产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称之为科学探索中的“寂寞伏兵”，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并不完全等于大产能。在很少有人关心的地方默默“埋伏”，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得以开花结果，科学界从此改天换地。更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伏兵”只是在荒野上自说自话，无人知晓。

从理论上看，这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要得出结果，需要长时间运行，有的甚至长达数十年。比如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投入，几十年间投入了上百亿元，直到2015年才发现了引力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同于搭建生产线，不是生产线搭建好，产能就具备了，自然就有产品生产出来。很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运行数十年，至今也没有产生理想的成果。

3.缺人

缺的是专业的科学辅助人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吸引科学家们的利器，实际上他们是被专业调试操作人员、系统研制工程师以及运行管理人员维护好的重大基础设施吸引来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背后有这样一批承担工艺、流程、基础实验和管理等工作的科研辅助人员。以上海蛋白质科学研究中心为例，他们引进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蛋白质质谱仪器专家，由此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前来实验。这就是科研辅助人员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全国专业的科学辅助人员，尤其是顶尖的专业科学辅助人员还很缺乏。所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不是一个孤立的设施，还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和服务。装置建成之后，后续的运营和使用才是“重头戏”，人力、财力都是挑战。

虽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具有上述这些要求很高的特点，但是通过合理的产业化引导，可以产生巨大效益。比如，用于高能物理的加速器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产业化之后，投入产出比一般可以达到1∶3左右。在英国，散裂中子源ISIS经过产业化发展，综合投入产出比达1∶2.14。在美国，人类基因组研究装置迄今为止带来了超过投资额141倍的经济效益。由此启示我们，科学创新不再是封闭的单线程过程。即使是从事基础科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能直接衍生出科技产业。因此，通过合理的产业化发展路径设计，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可以避免“白象”难题的出现。

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内外实践经验来看，可以直接从基础研究衍生出科技产业。这对武汉建设东湖科学中心有三个方面的启发，包括本地集聚、成果转移、人才集聚。

一是本地聚集（聚变）。空间聚集且研究方向聚焦叠加的布局方式，能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生更为明显的产业价值。同步辐射与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集成布局，形成光子研究中心，是美国、日本等国家常用的布局方式。法国围绕欧洲同步辐射光源和朗之万研究所高通量核反应堆，形成了多个科学研究中心和实验室。

哈维尔科学和创新园是英国的国家级科学创新中心，至今已成立70多年，园区聚集了超过225个组织、6000多名工作人员，拥有超过10亿英镑投资的钻石光源、脉冲散裂中子源、中心激光设施、计算数据存储等大科学装置。同时，园区还广泛吸引新建企业、中小企业、大型跨国企业和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等在内的大学群。基于这种研究方向的聚焦，从2009年开始，哈维尔园区逐步形成了健康科技、能源科技、航空三大产业集群。通过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产业潜力，哈维尔园区年产值超过10亿英镑，为英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武汉可以借鉴这种“空间聚焦、方向聚焦”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顶层设计，从建设之初做到有的放矢，为之后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产业化发展铺平道路，形成科学中心具有优势性的经济盈利价值。

二是成果转移（裂变），科学中心内的大装置所创造的价值不仅能在本地转化，而且能够通过机制创新在其他地区落地生根。典型案例就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掌握着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公共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拥有23个成员国，共同分担资金和运营费用。研究中心有来自80个国家代表、500多所大学机构约6500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其科学家数量几乎占了世界粒子物理学人才总量的一半。2001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建立了开放实验室。目前，华为、英特尔、西门子等世界知名企业都与开放实验室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开放实验室就像一个“知识工厂”，通过外延活动和教育项目推动了相关知识的传播和转移。

2017年，全球有23家基于CERN技术的初创企业成立，CERN与合作伙伴签署了41项合作协议，CERN在奥地利、芬兰、法国、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英国、瑞士建立了10个企业孵化中心，形成了遍布欧洲的企业孵化中心网络，使CERN技术通过网络化服务体系得到迅速有效的转化和扩散。由此可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除了“聚变”之外，其“裂变”也能产生价值。无论是用地相对紧张的地区，还是整体产业基础良好、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的地区，都可以借鉴这种“裂变”的产业化落地模式，拓展自身在科学中心以外的影响力。这将更加高效地在更大范围内兑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裂变”模式会帮助科学中心拓展更长远的发展空间。

三是人才集聚（嬗变）。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人是能够永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大科学更是如此。以交叉学科著称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需要配备的人才也极为复杂和庞大。通常情况下，科学家们会随着装置而迁徙，大装置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必要的工作环境，装置在哪，科学家们就在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家，还有辅助的科学研究人员。

法国的格勒诺布尔科学城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科学城素有法国乃至欧洲“硅谷”之称。2016年，整个格勒诺布尔大都会地区的GDP是120亿欧元。其中，先进技术创新园作为主要的经济贡献者，就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支撑的，其经济效益高达32亿欧元，占整个区域GDP的1/4。格勒诺贝尔从科学辅助工作者入手，通过内部培养与外部输入，搭建了完整的科学服务人才体系，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持续高效运转保驾护航。

对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所需要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人才，格勒诺布尔通过教育机构与科研院所协同发展，可以内部培养，同时向外输出科学辅助工作者。此外，这个地区很多教育机构与相关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院所合作，为研究工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科学辅助工作者。很多学生毕业之后，直接就在当地研究机构从事相关的工作。格勒诺布尔还通过国际实习、交流等合作，为外部的很多科学辅助工作者提供相关岗位，这也是它吸纳全球科技人才、科学辅助工作者的能力。

综合以上，人才永远是城市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科学中心对科学辅助工作者，尤其是仪器科学家的引进与培养要格外重视。武汉建设东湖综合性科学中心也要在这方面开展相关工作，重视对科学辅助工作人员的培养。通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化路径分析，印证了基础研究可以带来新的产业发展机遇和丰厚回报。因此，东湖科学中心的建设需要从一开始就把握科学发展规律，进行正确的顶层战略设计。跳出之前科研线性发展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建设之初就想到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进而选择适合武汉自身的发展路径，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更加审慎、认真地经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后续的每一步，真正迎接科学为城市带来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