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里往事:儿时记忆

记得小时候，宁波里还是蛮幽静的。

一色的红砖厢房，整整齐齐的石板地，每家门口都是厚厚青石做的门框门楣，都是两扇黝黑黝黑的木制大门，重重的，用力拉开门就发出咿呀之声。窗户是阔大长窗，里面装有铁栏，典雅又不失尊严。房屋内层空间很高，二楼就相当于现在的三楼，因而里巷的外围墙也很高，保证了里弄的封闭性。屋顶是老式坡型，暗红色的瓦，又大又厚又重，看得出质量非常好。家家都有一个小天井，收拾得很干净，有的种上爬墙藤，青青的藤爬满高高的墙，甚至伸到墙外。每当太阳西下，夕阳撒满屋顶，红色的瓦片一片光亮，一个个天井口，在阳光的阴影中隐现，青青的藤叶展现其中，给人一种幽雅、宁静的感觉。

里弄（武汉人称之为巷子或者里份）安静、清静，住户也是整洁光亮，神情自得。清一色都是四明银行的高级职员及家属，走出来体体面面，说起话文文皱皱，又大都是道地的宁波人，聊起家常，一口的下江腔，又急又快，抑扬顿挫。宁波话的特点是远听像鸟叫，近听似吵架，仔细听半天，也不知是唱歌还是说话。

其实宁波里是旧时四明银行的宿舍，四明银行是宁波人办的银行。民国时期，私人银行有北四行、南四行、小四行之称，四明银行是小四行之一，也算有名的银行。汉口分行地址在洞庭街口，楼层很高，抬头不见楼顶，也算巍峨矗立吧，据说是解放前武汉最高的建筑之一。宁波里是四明银行买下地皮建的，结构应该像上海的石库门。起名宁波里，顾名思义是不忘老家宁波吧。

宁波里也是蛮热闹的。它一头通江汉路，一头接保成路。江汉路，车水马龙，繁华无比。巷子对面就是冠生园，有名的广东餐馆，卖广式点心，有叉烧肉、鸡粥、鸡汁大包，干点有奇马酥、鸡仔饼，价格都好贵好贵。餐馆旁边是国际理发厅，漂亮的玻璃大门，霓虹灯把店名照得一闪一闪的，大大的转灯不停地旋转，显示店面的气派，进进出出的都是绅士淑女，衣冠楚楚，光光亮亮。再过去就是中心百货商店、璇宫饭店、海陆饭店，就更热闹了。

巷子的左边是扬子饭店，也是高级饭店，小时候没进去过。三年自然灾害时，物资紧张。有一段时间搞货币回笼，卖高价食品，开放了几家餐馆卖高级餐，这扬子饭店的餐厅就是一家。每天吃饭的人排队，从楼上排到楼下，排到宁波里内，穿过巷头到巷尾，还要转弯到保成路。卖的东西贵呀，一根油条三毛，一个欢喜坨五毛，一盘菜一块五。

这价格在50年前，是当时平价的十倍还转弯。记得有一次里面传出劈里啪啦的声音，引起我们好奇。上去一看，一些食客正用板凳在桌上敲打什么，原来上了一盘毛蚶，许多人不识吃，剥不开，又不甘心浪费，手头又没有合适的工具，于是抄起板凳就砸。你砸我也砸，此起彼落，服务员拦也拦不住，第二天贴出通告，设备损坏，停业一星期……

夏菊花顶碗

巷子右边是启新照相馆，那时门面不大，照相在二楼，有楼梯从街面直通上去，也算是有名的照相馆之一，虽没有品芳、铁鸟那样历史悠久，在武汉市也是家喻户晓。一楼的橱窗内，经常摆放一些名人的大幅照片，不是越剧的金雅楼，就是汉剧的陈伯华，再就是电影演员王丹凤、秦怡等等，都是黑白的上了彩。后来随形势变化，又摆上劳模照片，有纺织厂的朱九弟，杂技团的夏菊花……有时也摆上一张一二米长的会议照：武汉市××届××代表大会代表合影之类，照片上几百人，密密麻麻，谁也看不清。

巷尾的保成路也特别热闹，小商铺、小饭馆一个接一个。记得有江南春小饭馆、梅龙镇酱油铺、民生印刷行、美美木器店，还有卖土产的、打铁的、卖烧饼的、炸油条的和修铁皮的，还有久新杂货店，打油打醋、买盐买糖，都在这里。

宁波里夹在这两条闹市之间，相当热闹。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川流不息，尤其是一些卖豆腐、米发糕、香烟的，转糖的，捏面人的，炸米泡的，磨剪铲刀的，收荒货的小商小贩；后来又有换粮票、鸡蛋的，卖青蛙的；到晚上，还有炸藕圆的、伏汁酒汤圆子的，叫卖声在巷子里此起彼伏的回荡。

宁波里北面不到20米，就是中山大道，两相平行。中山大道道路宽，可人行道窄，每逢休息日，或过年过节，就拥挤不堪。许多人就抄近路走宁波里，更增添了宁波里的热闹。

宁波里幽静，宁波里又热闹。宁波里幽静，是说它本身静，它里面没有开商铺的，办公做生意的，住户单纯，家常生活。尤其是清晨和深夜，整个宁波里都笼罩在静谧之中，可以听到江边轮船的汽笛和武汉关悠扬的钟声。宁波里热闹，是指它外来的热闹，是它的地理环境带来的热闹，这也说明它的交通方便和生活的便利。

细细想来，宁波里还是蛮有特色的。它的特色在于结构严谨、对称和精巧。

汉口自开埠以来，一直没有像样的楼房。1907年张之洞拆掉城墙后，形成后城马路，即现在的中山大道。1908年有一个买办叫刘歆生的，在城外低价买下大量土地，又填土修路，从江边一直修到铁路边，起名歆生路，就是江汉路的前身。这个买办摇身成为地皮大王，于是请营造商陆续沿街盖了一些建筑，街面都是铺面，后面是住宅，江汉路一带便繁华起来。1921年四明银行在此繁华地带购地兴建了宁波里，因准备材料多，营造商又用余材修建了德兴里、义成里等等，其他银行也陆续建成兴业里、联保里、华中里、贯中里。这就是宁波里等银行地产的来源。

1929年刘文岛任汉口市市长，对汉口市政建设颇下气力，建立了市区的下水道系统，江汉路也加铺柏油路面，市容更趋繁华。1931年长江发大水，汉口成为泽国，未淹面积仅0.5平方公里，被淹一百余天，掩尸3万2千多具，“大船如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飘流四围”。汉口房屋倒塌甚多，只有江汉路一带因房屋建造质量好，安然无恙。我小时也特别有感受，每逢大雨如注，江汉路绸布公司一带，中心百货路口，早已积水成灾，水淹至膝部，甚至腰部，是为常事。而宁波里内，从不见有积水，墙壁不见渗水，屋顶不见漏水。建筑至今己80余年，质量还是如此之好，真叫人感叹。

1931年大水时，在江汉路搭建的木板桥

宁波里结构呈串字形，东西一条主巷道贯穿全巷，中间是两个分巷，每个分巷左右各四个门号，分别是3、5、4、6和7、9、8、10（称之前巷），11、13、12、14和15、17、16、18（称之后巷）。两个分巷相对，单双号相对，每户后门又对着一个支巷道，特别狭窄，使之每户前门相对，后门相连，全巷布局十分严谨对称。

我看过武汉许多里巷，有的大而无当，有的曲里弯弯，有的土洋相兼，有的地糙屋残，像宁波里这样布局精巧对称、结构牢固华丽的，的确不多。宁波里在结构上还有一特色，就是它有4座过街楼。所谓过街楼，就是主巷道上的两边楼房相连，形成搁楼，下面是里弄的主街，上面是房间，有点像广东的骑楼，但比骑楼大得多。

宁波里的过街楼房间很大，几乎占里弄主道的一半。它的优越性不少：首先明亮。两边都是玻璃窗，虽然没有落地，但是接天，窗子一直到天花板，房间显得特别亮，外面是木制百叶窗，需要时，关上百叶窗，明暗相间，比用窗帘要好。第二是凉快。宁波里虽然房屋结构好，但有一缺陷是门窗都是东西朝向，拿武汉人的话说就是西晒。在夏天，武汉这个大火炉可是大问题，一楼还好，由于楼层高，太阳不能直晒，虽然暗一些，但是阴凉。二楼就不行啦，西晒的太阳烤得房间像个蒸笼，难受呀。所以每到夏天，里弄里都是乘凉的人，住二楼的为最多，竹床、木板，甚至桌子板凳都扛出来。晚饭也在外面吃，吃完了在外面聊天，不过12点不上楼，楼上还热着呢。

过街楼就不同了，虽然也晒，但是有穿堂风呀，楼下是道，空气自然流通，无风也通畅。那时电风扇还是希罕物，解凉靠的是扇子，这自然风爽呀。因此，住过街楼的人很少下来乘凉，有时实在太热，有的过街楼就把窗户下的木板临时拆下，这样空气流通面积更大，简直成了空中搁楼。第三个优越性是面积增大好多。宁波里的房屋后来收为公产房，交房管所管，每月按面积交房租，这过街楼历史上不算正规房，因此面积不好评估，不交又说不过去，后来大概每月只是意思了一下。

过街楼的住户也有生活上的烦恼之处。第一，很闹人。下面就是一条巷道，每天人来人往，走路的、说话的、吵嘴的、推车的、叫卖东西的，不绝于耳。尤其是炸米泡的，只听见那师傅嘶哑的大吼一声：放炮啦！轰的一声，天摇地动。过街楼仿佛也在摇晃，墙上的灰尘刷刷往下掉。所以，每次炸米泡的商贩把工具朝过街楼下一放，过街楼的住户就跑下来呵斥：走开走开，不要放这里。不放这里放哪里呀？过街楼下面，遮阳挡雨，方便啦。公共地方，你管得着。扯了半天，稍稍移旁边一点吧，待你一回楼上，又搬回来，没办法。

到了晚上，小摊小贩少了，该安静了吧？乘凉的又出来了。过街楼两侧就是路灯，路灯下面下棋的、打牌的、聊天的，一群一群的。小孩也来凑热闹，玩珠子、打撇撇、跳房子、官兵捉强盗，一直要闹到九十点。夜深了，曲终人散，万籁俱寂，总算安静了，但是那路灯还亮着，照着过街楼，房间里雪亮雪亮，难眠啦。

吵就吵吧，总比汽车声好吧。但是有时臭味难闻。因为中间两个过街楼下面放着两个垃圾箱，虽然有盖，但遇到潮湿天，气味还是难闻，过街楼是直接受害者。于是吵哇，反映呀，居委会讨论呀，把垃圾箱拆了，改为每天两次集中倒垃圾：上午10点，下午4点。垃圾工拖着垃圾车来，摇着铃喊：“倒垃圾呀！倒垃圾呀！”于是赶快端着撮箕跑出去。每户的清洁费也要增加几分钱。但是家里没人怎么办？双职工怎么办？邻居帮忙，到底不方便，于是晚上偷偷去倒，过街楼下面照样一大堆垃圾，于是又恢复垃圾箱。这样建了拆，拆了建，折腾来折腾去，过街楼住户总免不了受臭味之苦。

然而过街楼下面，真是一个好的公共场地，遮阳挡雨。每逢下雨落雪，总是挤满了躲雨雪的行人。至于宁波里的住户，平时晒衣晒被，夏天摆放竹床木板，冬天挂封鱼腊肉，居委会在这里办墙报，小贩在这里弹棉絮、修棕床，雨淋不到，风吹不散，又不影响住户进出，方便了许多。1957年大办钢铁，这里筑起小高炉；1958年，街里办起拉丝厂，这里是露天车间；1959年，搞共产主义，办公共食堂，家家不开伙，这里是开水房；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政策有松动，有人在巷头巷尾的过街楼下面摆了几张桌，卖水饺，生意还不错；不久，17号的张家搞裁纸生意，把一大捆一大捆的卷筒纸放在下面，一条巷子被塞得满满的；到了“文革”，这里的墙壁又是天然的大字报栏，初期的大辩论，后期的大武斗，这里也是讨论和打斗的地方……哎呀呀，过街楼下面简直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场所。

其实仔细想想，这过街楼下面的作用无非三个：一是给住户公共活动之处；二是给行人、商贩遮阳避雨之便利；三是给逛街的人一种整理、休息、喘息之方便。这话怎么讲？你想想，两头都是热闹街道，转进宁波里，马上感觉到了宁静、休闲、僻静的气氛，于是你的心情松弛了，情绪平静了，可以在这里将身心休整一下，把东西清理一下，这是在热闹的大街上无法做到的。

正是因为宁波里既有毗邻热闹的江汉路，又有安静单纯的特点，更有过街楼这种结构的方便，便带来另外一种现象，每逢节假日，这里“杀皮子”、“撮虾子”的比较多。“杀皮子”指小偷，“撮虾子”指“打一枪”就跑的流动商贩。这是武汉人的“黑话”，不是土话。那时的武汉，有一阵子，年轻人时兴说一些怪异话。例如，把“相貌”称之“麦子”（麦读m e，把“衣服”叫“叶子”。相貌好，就说麦子好清爽哇；衣服漂亮，叫叶子好靓啦；还有把头目称之“拐子”；喝醉酒叫“麻木”；失业在家为“灶妈子”等等。行为上也追求怪异，如梳“包菜”头（大背头），留“虎爪”（长鬓角），穿“考板”裤（小脚裤）等。其实今天看来不过是青年人对思想和生活的禁锢产生的一种追求时尚的反抗行为，当时却被指责为流氓话或流氓行为，大张挞伐。记得那时有家报纸还登了一首漫画诗：好好一颗脑袋，理得稀奇古怪，有的名曰“虎爪”，有的形同“包菜”。这些“黑话”经过大加批判后，有的消失，有的却慢慢演变成武汉的土话。如现在称哥哥就是我的“拐子”，叫三轮车夫为“麻木”（大约是因为车夫都爱喝酒，三轮车就是“麻木的士”），干家务活，则是“做灶妈子”等等。

今日宁波里的过街楼

宁波里为何“杀皮子”多、“撮虾子”多呢？小偷和流动商贩主要活动地域是热闹繁华的街道，如江汉路；但他们又常常溜到宁波里休整。小偷有了收获，会到这里来，检查成果（偷来的皮夹子）、分赃，然后把空皮夹扔在过街楼下面，又跑出去寻觅对象。流动商贩碰见城管人员来，立刻飞快躲进巷子，或者把大部分货物放在过街楼，卖完一点来拿一点。宁波里成了他们这些“杀皮子”、“撮虾子”的避风港和栖息地。

宁波里的张胡子，在这一带蛮有名。旧时宁波里的巷头巷尾，还有铁栅门，有这个铁栅门，宁波里更显森严、幽静、高贵。铁门很大，每到晚上就关闭，开中间的小门，等到夜里11点小门也锁上，你要进巷子就麻烦了，要去叫守门的张胡子开门。张胡子住在保成路那个巷口的过街楼，你在江汉路这边，无论怎么喊，他都是听不到的。走到保成路这边，要走好长一段路。所以，不是特别原因，很少有人很晚回家。

张胡子，名字年龄都不知。一大把白胡子是主要特征，人不算和善，要他开门，必然没有好话听。他好像也是银行职员的亲属，于是让他作宁波里的门房。这个门房事情不多，也就是早上开开铁门，晚上关关铁门。于是他有大把的时间，便养了一群鸽子。鸽子笼就盖在过街楼下面，旁边就是用木板搭的一个小屋。他养的鸽子很多，有的可能还比较名贵，经常有人来与他交换。每每听见他一声口哨，大群大群的鸽子便忽地飞来，引得大人小孩都围着观看。

张胡子其实是我们那一带的一霸，那些三教九流之类都听他指挥，有点“教父”的味道。名声都传到铁路外——那里的流氓是有名的。后来宁波里的铁栅门拆掉了。好像是在1958年，全民大办钢铁，家家的铁锅、铁铲、铁锁、铁门栓都要当作废铁上交，这么大的铁门自然不能逃脱。少了铁栅门的宁波里，就像一个绅士脱了燕尾服，解下领带，着实少了好多的尊贵和严谨。张胡子也不需关门开门，后来好像是年纪大了，也不养鸽子，不住过街楼，在副12号搭了间简易偏房。再后来的结果就不清楚了。

胡必达（左）讲相声

宁波里的名人不太多，这个张胡子也委实算不得什么名人。这对宁波里来说，的确是个遗憾。好像一个历史珍品，无论它多么精美，如果没有名人拥有过，收藏过，或者有什么历史瓜葛和典故，就总要欠缺一些。想想，也不尽然，宁波里12号就住过一个名人，著名相声演员胡必达。胡必达原来是一个银行职员，后来调到武汉市说唱团，据说当过副团长。胡必达在银行时，业余讲相声就很出名，到说唱团后曾拜侯宝林为师，名气更大。他唱功好，那时每天都在民众乐园讲相声，听的人很多，是说唱团的台柱子。我印象中，胡必达的相声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大量的运用武汉俚语俗话，反映武汉的风土人情，既诙谐又不失稳重，典型侯派风格。与现在的相声演员相比，高下一听便知。

胡必达在台上谈笑风生，在宁波里却很低调。他个子不高，总是穿一件深色中山服，每天上下班板着脸，穿过巷子，不与人搭腔。说唱团在胜利街，离宁波里不远，他总是走到保成路口，叫上一辆三轮车送他上班，还是一副银行白领的派头。

我1966年搬离了宁波里，以后又离开武汉，在外谋生。近几年也经常回武汉，看见武汉日新月异的变化，当然也经常路过宁波里，看到它的变化，至少是外观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形容，那就是混乱不堪。听说好像还有一个规划，准备将宁波里办成一个大市场，称为“女人世界”。看来宁波里还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我的心里一阵怅然，但也随之释然。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旧的环境、旧的建筑，总要改变、总要淘汰。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急吼吼（这是一句武汉的话吧，或者写成急猴猴）的社会，急吼吼作事，急吼吼赚钱。急吼吼的最简单做法是推掉旧的建新的。武汉不少的里弄已消失了，不知宁波里还能存在多久。因此我写下上述文字，将幽静、严谨、颇具特色的宁波里永远藏在我的心中。

我的家在18号

宁波里18号，曾是我的家。从出生到1966年搬迁，我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

肉票、糖票、煤油票、专用肉票、烟票

宁波里不大，只有16户人家，门牌号却有18号。不知何因，没见1号和2号，起首就是3号。我的家在18号，是巷尾最后一家。

门牌号在里巷最后，逢有排队排序之类事，也就排在最后。五六十年代常有各种各样的“运动”：三反五反“打老虎”、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大办钢铁三面红旗、备战备荒反苏修、上山下乡支边疆、一厘钱精神搞节约、学大庆学大寨，全国都学解放军、学习时传祥，学习向秀丽，学习雷锋学王杰，学习英雄麦贤得，不胜枚举。每有“运动”一来，家家就有任务，或轮流去居委会值日，或轮流去巷口站岗，或轮流“查火”，或轮流去学文化课，或去郊区送肥，或去工厂捡废铁等等，每次轮流，18号就排在最后。有时等轮到，运动己一阵风过去，不用再排18号的班，似乎捡了便宜。

不过那个时代，除了搞运动，还有一特征就是物资缺乏，样样计划供应，什么都要凭票供应，每逢月末季末年末，就要发票证，发粮票、发油票、发布票，还有副食票、火柴票、香烟票、糍粑票、花生票等等，一大堆票。那时发票证是上门服务，一家一家顺着发，18号又是排最后，往往一发就是一天，等轮到18号，往往已是万家灯火。此时工作人员早已神疲精散，等的人也等得心急火燎，运气好，耐点烦，给你办发票证的手续，运气不好，工作人员手一挥：明天自己去粮店领。又得辛苦跑半天。唉，谁要我们住在18号呢！

更有时候，常有人来拍门问路。有的问20号在哪？回答：没有20号。又问：为什么没有？答不出，没有就没有呗。于是问路的摇摇头，嘟囔着：这么大的里弄只有18号。好像有莫大奇怪。还有人问2号在哪里？奇怪，小号在巷头，我们这里是巷尾，怎么问到这里呀？“你们不是最后一家吗？”“是呀。”“那紧接就应该是最前一家2号啰，怎么没看见呀？”奇怪的逻辑，巷头巷尾相连，岂不成圆巷。于是告诉他：宁波里没有2号。为什么没有2号？自然也答不出。被问烦了：不知道，你去问居委会吧。住18号就是麻烦。

16户人家，家家都是厢式房。进门天井，左右厢房，中间堂屋，堂屋后面是楼梯，通二楼，楼梯后面是小天井。穿过小天井是公用厨房，厨房开有后门，直通后面的支巷道。这种户型结构暗合中国传统宅屋形式，又因为形成里弄，所以以前称之石库门。

今日宁波里18号

16户中单单有两户结构有所不同。一是16号。这户的大门不与地面齐平，有几级台阶，拾级而上，没有天井，迎面是一个大大的空敞的房间，像个仓库，又像拆了柜台的商店，似乎是将左厢房和堂屋打通，又将天井封顶。这户格局不伦不类，不像住宅，倒像个贸易行？说对了，这16号原就是个纸行，卖纸的贸易行，房子里堆满卷筒纸。后来因搞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不知是搬迁了还是关门，又搬进好多户人家，成了大杂院。

另一户不同的就是18号，也就是我的家。18号大门变化不大，也是黑黝黝的大门，进门小天井，只是奇怪，天井和堂屋之间呈阶梯状，要走几步台阶，也就是房间要比地面高。堂屋及楼梯后面也没有小天井，厨房也一分为三：一个极小的杂物间、一条通后门的通道、一个小厨房。因为没有小天井的亮光，这屋子后半部漆黑一团。外人从后门进，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楼上的客人也经常走错路，要出后门结果走进我的家。

16号和18号屋子内部格局变化原因，我是听母亲说的。

最早的宁波里是四明银行的房产，四明银行股份中夹杂有官股。抗战时期，日寇侵占武汉后，伪政府将四明银行没收，宁波里的房产也被占据。不知什么原因，这宁波里最后两栋16号、18号住进了日本人。住16号的日本人是做生意的，将16号改造成日本洋行；18号住进一个日本的高级职员，他大概有思乡之情，将18号的房间都改为“榻榻米”的形式，而且房间之间用拉门相隔，形成典型的日本风格。

抗战胜利后，武汉光复，四明银行又收回原来房产，宁波里再度成为四明银行职员住所。我父亲作为银行高级职员，安排到18号居住。起初，18号只住两户，楼上一户，楼下一户。解放后又搬进一户，占据了厅堂的房间。我家搬进后，只将房间恢复为中国式门窗形式，里面“榻榻米”及拉门都保持没变。当然不会睡“榻榻米”，只是将地板重铺，搁上床。好在房间内空高，里面看不出什么，只是站在外面看，房间明显比地面高一截。尽管时间过去40余年，但18号的格局及当年的生活情景，我依旧记得清楚。

推开18号大门，迎面一个小天井，不足10平方米，光秃秃的，没有养花也没有栽草，但也算光洁，没有堆放竹床、旧家具之类。迎面的厅堂房被封闭，下面是墙，上面是宽大的长窗，一扇又一扇，有十几扇，一直通到天花板。这是我家邻居陈先生的房。他只有一间房20多平方米。右边厢房就是我家，也是一色的长窗，一字排开十几扇。木制的房门，上面镶有玻璃，下面是“司必灵”的锁。站在天井，虽然局促，仍有深宅大院的感觉。

1961年8月作者全家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开门而进，就是我家的第一个房间，约有20多平方米。记忆中，小时候房间里有沙发有字画，有一西式的大衣柜，十分洋气。不知何因，在我记事后，只剩下一个梳妆台，一张红木桌，一个五斗柜。梳妆台样式新奇，雕刻精细，古色古香，体积硕大，差不多有1.2米宽，正中一个大圆镜，两旁两个极小的抽屉，下面是两短抽屉，两长抽屉，美观又实用。这圆镜几十年不变形不走样，质量相当好。台面上摆放两个热水瓶和一个脸盆。每餐吃完饭都要洗脸，或用厨房里的热水，或倒热水瓶中的水，一把热腾腾的手巾递给你，一丝不苟。不像现在，吃完饭，嘴巴一抹就算了。

这梳妆台可为我家立了大功。父辈一代不谈，到了我们这一代，哥哥和弟弟结婚都是用它作为“嫁妆”。女方看见这家具眼睛就发亮，指明结婚非要它不可。于是哥哥结婚时，用国漆油了一遍，油成黑红色。后来哥哥离婚了，适逢弟弟结婚，又被看中，又用清漆油了一遍，油成暗黄色。哥哥弟弟都是在家中结婚（那时已搬到义成东里），因而地方也不须移动。后来他们都搬出去了，住的房子都很小，这玩艺儿虽然气派，但占地太大，只能忍痛割舍。

正中间摆放一张红木桌，是地道的红木，不用上油漆，总是光亮光亮的。中间是镶拼的，四周有小抽屉。也是古色古香，很有些年份了，应该很珍贵。但小时也不甚爱惜，小孩爬上爬下，大人踩来踩去，切菜揉面都在上面，稍一用力，就可看见桌面上下摇动，外人看见，往往担心。其实不用担心，结实得很，几十年了，还是那样。母亲曾说，其他家具儿女结婚都可拿去，这红木桌是要留下的。

五斗柜的式样也有点怪，上面两个抽屉，下面不似一般式样的长抽屉，而是两扇门，打开是衣柜，空间很大。这种结构使它兼有了斗柜与立柜的功能，比较适用。质量也很好，所用材料全部是水曲柳的厚木板。

五斗柜上面摆有一个老式座钟，整点时铛铛直响。这座钟有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收荒货（旧货）的被叫到楼上沈伯伯家去，不一会儿下来，错走进我家。我母亲正指引他从大门出去，忽见他腋下夹着一个座钟，随口问他卖不卖，答曰：卖呀。又问多少钱。一块钱。于是买下。不一会儿楼上住户沈伯伯下来收水电费，看见这钟：“咦，这钟不是刚刚我才卖给收荒货的吗？”“你卖了多少钱呀？”“5角。”“啊！？……”这收荒货的经济学学得不错，高级MBA，上楼下楼之间就赚了5角，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这座钟每天要上发条，虽然麻烦，倒也走得中规中矩，一直为我家服务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五斗柜在父亲出事以后，因家里经济窘迫卖掉了，卖给旧货行。经纪人上门看货，第一次来看，报50元，没卖。过了几个月，又叫来看，加了几块，就用三轮车拖走了。我一直奔跑着跟在后面，三轮车出巷口到保成路，转到江汉一路，又拐到江汉路，上了中山大道。中山大道上车子多，不能再跟，眼看着五斗柜慢慢消失在车流、人流之中。

放五斗柜的地方空了一段时间，把搁楼上一个暗红色的木头箱子搬下来放到这里，下面搁两个矮凳子，用一块大塑料布盖着，模样和五斗柜差不多。

这间房除了五斗柜、梳妆台、红木桌外，还有一张小床和茶几。小床先是给保姆睡的，后来保姆走了，大哥从部队复员回来睡那儿。茶几小小的，旁边是两把椅子，茶几上放一个茶盘，摆放几个玻璃杯，杯子底部呈五角形。那时很少喝茶叶，来客都是清水一杯。

房间靠天井一边是玻璃窗，一小块一小块的格子窗一直到天花板。1962年和1963年搞战备，家家户户“要准备打仗”，居委会一道命令，所有窗户都要贴上纸条。这对于各家都是一个大工程。那时又没有梯子，只能桌子上放椅子，椅子上放凳子，人站上去，一一在格子窗贴上×形纸条。战备倒是一阵风过去了，我们家格子窗上的纸条却难洗掉。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家搬走，格子窗还在“备战”。

房间靠巷道的一面，是一个有铁栏的两扇窗。因为房间内空高，上面两扇长窗，下面还有两扇短窗。房间地板是镶拼的，原来有油漆，早已驳脱。曾看见网上有文章称当时宁波里是“钢窗蜡板”，钢窗倒是事实，蜡板就不一定。至少我住了几十年，地板从没有打过什么蜡。只是地板质量的确好，镶嵌严缝。地板下面打有木架，有一尺多高的空间。夏天席子一铺，在上面睡觉，落味得很。

第二间房与第一间房之间，用一人高木板相间，没有窗户，黑黑的，放着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大床边又摆放一张藤制小床，大概就是我们小时的“摇窝”。后来一直堆放一些旧衣、旧棉被之类，还有一个放针线的小畚箕，淹没在旧衣之中。大床边有床头柜，墙上挂着一个相框，照片是一个穿着旧式对襟衣的女子，年纪很轻，脸上流露着忧郁的神色。据母亲讲，那是我的奶奶，父亲的生母。父亲很年轻的时候，生母就死了。我祖父一生娶妻3人，第一个只生我父亲。第二个生了6个，从二叔到五叔，还有大姑小姑，第三个就是后来我们叫“阿娘”的奶奶，她生了3个儿子，最小的叔叔比我还小一岁。

第三间房是个杂物间。其实早先这里只是个过道，宽宽的过道，用拉门（宁波话叫“梭门）围成一间房。上面用粗粗的木料搭了一个全封闭的搁楼，是解放前我家搬进来搭建的，据母亲说当时花了一两金子。

这间房又矮又黑，米桶、杂物柜都放这里。那米桶，特别大，似乎可以装100多斤米，小时候玩“躲猫”（捉迷藏），可以躲在里面，似乎从来没装过米，放着一些旧书。房间用拉门与外相隔，通楼梯和后门。夏天打开拉门，一股凉风而入，十分阴凉，放一个竹床跨门内外，是乘凉的佳处。

第四间房是厨房，一个老式的大煤球炉，有两个汤镬，旁边的桌子没有腿，就是一块大木板，下面放煤、柴。墙上又挂有一个大碗柜，下层放碗，上层放盘。一个大大的水缸占住厨房很大位置。厨房窗户对着后面支巷，窗下是大大的水池。厨房不大，但独门独户，也是用拉门相间。

我家就是这样一字排开4间房，面积有50多平方米，其实4间房中，除了第一间明亮、宽畅，略显气派外，其余几间不是黑就是暗，但是在当时的住户中，住的还是比较宽敞的。

公私合营后，房子都归房管局管理。房管员对我们家住房面积大一直颇有微词，对我家的阁楼也特别感兴趣。有一次一定要爬上去看看，后来才知道是看上那阁楼的木料。

宁波里18号后来住有4户人家，楼上1户楼下3户。楼上的住户依然是沈伯伯夫妇，沈伯伯也是四明银行老职员，职务不低，好像特别有钱。沈伯伯人也高高大大，年纪比我父亲大许多，沈姆妈一副贵妇相，白白胖胖，脾气怪怪的。我们很少能上楼，偶一上去，看见地净窗亮。他们家还有两个老人，一个是沈伯伯的母亲，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干瘦干瘦，很早就死了。还有一个叫伍太婆，沈伯伯的姑妈吧，也是孤孤单单寄住在朝西的小房间里。据说她丈夫是裕华纱厂的股东，给她留下不少公债，每月靠利息过日子，由沈姆妈打理，“文化大革命”前夕好像也死了。

沈伯伯有三个侄儿女。大的侄儿叫程幼陵，第二个侄女叫程燕，第三个名叫毛弟。他们的母亲是个小学教师，前夫是一个国民党军官，解放前夕跑到台湾去了，后来她又与一个很老实的工程技术人员再婚。程幼陵、程燕都是与前夫生的，改从母姓，而毛弟是与后夫生的。常年住在18号的就是程幼陵和程燕。

程幼陵与我同年，小名毛毛，个子长得高，小时候特别活泼，胆子大，主意多。小学之前，我们玩在一起，无拘无束。记得他第一次学骑自行车，热情载我“行街”，我不敢坐车后，只坐车梁上，他一遍遍在幽静偏僻的路上转悠着，每每转弯就揪车铃响，不管有人无人，感觉特别好。那时候拥有一辆自行车就是非常高级了，犹如今天开辆奔驰。

夏天很热，楼上西晒特别厉害。大家都在楼梯下的走道上摆上竹床乘凉。程幼陵把一支冰棒吊至门框上，冰棒慢慢融化，一滴一滴落下，他躺在竹床上张着嘴接着，还十分得意自己的杰作。谁知冰棒融化加快，一大块冰棒掉下来砸在他鼻子上，他大叫一声，忽地爬起来，引得大家哄笑一堂。

小学毕业，时逢我们这一届没有升学考试，直接分配上中学。我们都就读华中里小学，不同班。结果我分配到武汉市第十九中学，解放前这是教会学校，从我们这一届由女子中学改成男女混校，属中上等学校。回家问他分配情况，他故意说：不行不行，分得不好。我于是有些得意地告诉他我的分配学校，他却哈哈大笑，原来他分配到武汉市第一中学。当时是最好的学校。

武汉市第十九中学90周年纪念章

上中学后，来往就少了。这时我父亲出了事，家境一落千丈，隔壁左右都不怎么来往了，自己也觉得低人三分。他在一中读完初中，又升入高中，不知怎的转学到青山区去了，好像回到他母亲那儿居住，他的继父就在青山工作，这是殊为可惜的。他因此很少到汉口沈家来。“文化大革命”中，我家被迫搬到义成东里。搬来后才知道，沈伯伯、沈姆妈受到冲击，也被迫搬到义成东里9号，与我们同邻，也算是有缘。过了一段时间，沈姆妈病了，只是说尿血，不几天就死了。余下沈伯伯一人，总是颤巍巍地拄着拐杖在街上走，显得十分孤单，不久也随沈姆妈走了。

毛毛高中毕业也下乡了，后来境况如何，不得而知。

程幼陵的妹妹程燕与我弟弟同年，她是一个热情随和的人。在18号邻居之间关系僵化的时期，只有她不怕嫌疑，与我们家有点来往，说点话讲点事。她先嫁一个教师，住在武昌，后来离婚了，又找了一个年纪很大的有钱人。她总是打扮入时，只是一直没有小孩。

楼下有三家，后门的一间小偏房的住户经常变换，大都住一对年轻夫妇，与我们不甚来往。他们不是银行系统人，是房管所分配来的。

楼下堂屋的一家姓陈，男的叫陈更生，我叫他陈伯伯，女的叫谢世莲，有一个独生女叫陈洁西，小名叫毛妹，大我一岁，据说是抱养来的。陈伯伯也是四明银行员工，但资历可能要浅得多。原来是工人，解放后才做起会计之类工作，业务上常找我父亲请教。他举止动作似乎比较粗鲁，没有银行白领的派头，夏天常打个赤膊，吃饭居然一只脚踏在椅子上，站着吃，狼吞虎咽，好像是街上打铁的一般。

陈伯伯为人不错，很少发脾气，对人也和蔼。他的老婆谢世莲，长得特别矮小，干瘦干瘦，在幼儿园里工作，心眼特别多。我父亲出事后，两家来往就非常少了，她总装出一个工人阶级的样子，要与我家划清界限，甚至不准陈伯伯与我们家搭腔。“文化大革命”中，楼上的沈伯伯和我家都搬出去了，只有她们家还在18号，我把后门几把钥匙留给她，她总算露出一点笑容。她的女儿毛妹，小时候与我和楼上的毛毛倒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们三个年纪相近，经常同出同进，在一起玩。毛妹个子高大，不太活泼，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年龄虽只比我们大一岁，对我们却总是大姐姐般地教训口气。那时我家房间较大，大人管理又松一些，于是都喜欢在我家做作业，玩耍。

我和毛妹都喜欢看书，经常一本书你看了我看，相互传看。记得五年级时，借来一本小说《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内容是叙述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借书人要求归还时间很短，我们只好采取“同看”的方式。也就是一本书两人同时看。我迄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夏日的黄昏，阳光斜晒，照得房间特别明亮，地板上铺着席子，我们相向侧卧，中间放着一个枕头，书就放在上面，我看得快，看下半部，她则看上半部。我们一边看，一边还要用手拿着书的中间部分，我要翻页了，就换她来拿，她拿累了又换我来拿……我们这种两小无猜、来往密切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我家境遇的下降，慢慢疏远以致淡漠。到了高中时，已绝少来往，甚至见面都不搭话，鸡犬之声相闻，朝夕不相往来也。

毛妹高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高考，考上了湖北大学，学的统计专业，毕业后不知被分到沙市还是宜昌。很凑巧，1977年后恢复高考，我也考进这所大学，这时已改名为湖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我学的专业是计划，与统计是一个系。

听母亲说，我考上大学后的一天，她在街上碰见毛妹的母亲谢世莲。十几年没有和我家讲话的她，居然主动上前打招呼。她对母亲说：你家老二上大学了，你也翻身啦！

我们家是在1966年10月左右搬离宁波里的。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宁波里气氛也比较紧张。宁波里住家原来是清一色的银行职员，也就是所谓的白领阶层，成分都比较高。后来经房管所分配陆续搬进的一些住户，成分则比较好一些。当时社会上抄家成风，唯成分论盛行，那些老住户不免兔死狐悲，心里忐忑不安；新住户则幸灾乐祸，有的甚至趾高气扬。

住17号的曹家，是宁波里资格最大的资本家。他是老四明银行的董事，原来占据17号整一栋楼，后来逐渐让出大部分，只剩楼下左厢房。他应该是最有可能被抄家的对象，全里巷的人都关注他家情况，可就是一直没人来抄。其实，那时所谓抄家，都是单位或者居委会去报信，借红卫兵之手来整人。宁波里居委会没有搞这方面的串联，可能是居委会成员一直由老住户“把持”原因吧。但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人自危之时，曹家可能是自己也感觉害怕，越没人来抄就越不安，于是自己“抄”自己家。有天晚上全家人在屋子里焚烧一些旧照片、旧书和旧资料，这一举动被住在对面16号楼上的住户发现，于是从窗口伸出头大声喊：不准资本家毁灭证据。喊声在空旷寂静窒息的巷子里游荡，显得异常恐怖。在喊声的鼓励下，巷子里一阵开门声和脚步声，不知从哪里跑来一些人冲进曹家，抄了他的家。喧闹持续到深夜才停息。这一晚，宁波里一些家庭，肯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

第二天，宁波里巷口燃起一堆火，各家纷纷从家里拿出旧书、旧杂志、旧报纸去烧毁，还有的把西服领带也扔进火里，把一些古董、瓶瓶罐罐砸碎。这叫“破四旧”。我也从家里找出一些旧照片和一本民国时期出的冯玉祥自传《我的生活》，去烧掉了。可惜那几百张照片，顷刻烧成灰烬，只是那本书，质量太好，烧了半个小时才烧完。宁波里对面的慎元里，有一个公共厕所，这一天也出了一件大事。掏粪工从粪池捞出一大堆金条、金项链和手镯，不知是谁害怕，深夜悄悄扔进粪池的。

时间过了一个多月，抄家之风有所收敛，气氛慢慢缓和，宁波里也逐渐恢复平静。这天我从学校回家，看见一群小孩在18号门前聒噪，好生奇怪，原来大门上贴着一张针对我家的大字报。内容是说：你们家是有问题的家庭，还占据这么大的房子，我们革命群众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勒令你们滚出宁波里云云。落款是：宁波里革命群众。我看了后心里无名火高涨，朝那些小孩大吼，你们滚不滚啦！小孩吓得如鸟兽散。

我那时年轻气盛，主张不理这回事，就是不搬。我哥哥从部队复员回来，要求进步，也害怕，便连夜写一张大字报表示认罪，愿意搬到小的房间。于是第二天房管所的房管员就上门来，介绍我们看新房：义成东里9号。这里本来是个牙科诊所，占左厢房一边，整个都搬走了。前厢房光线好，给了一个劳动人民居住，后面就给我们家，大约有26平方米。于是立马搬家。就这样，稀里糊涂、匆匆忙忙“滚”出了宁波里18号。

搬家后第二天，我们18号家的搁楼就被拆掉了，据说粗粗的木料装了一汽车，也不知拖到哪里。当时社会秩序乱糟糟的，人心惶惶，也不敢提这件事。想想也是，当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能够有房住，就应谢天谢地啦，还敢向“无产阶级”讨问搁楼的下落？直到运动后期，政府清理退还抄家物资，我才去找房管所说明，这搁楼是我们家自建的，要求退还木料。房管所的回答很科学，你们怎么能证明这搁楼是你们搭建的呢？有发票吗？有人证明也没用，旧社会搭建的没发票，那我们也没办法，一定要有发票，这是规定……于是此事就不了了之。

搬家以后不久，有人告诉我家，当时这场逼房闹剧完全是房管所一手策划的，他们借社会动荡，串连一些人给宁波里一些住房面积稍大的住户写大字报，威逼他们搬家。其实当时坚持不搬，也没事。不过“文化大革命”风暴中谁都很难有这个胆量。

搬离宁波里已经40余年了，往事并不如烟，过去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那静谧、悠然的小院时时出现在我的梦中，就像贺敬之的诗《回延安》中所描绘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也只能把这份情感深埋在心中。

多味的早点

宁波里的早点，也是我儿时生活情景的回忆。

早点，武汉人叫“过早”。一大特点是当街吃，或边走边吃。武汉的早点品种丰富，全国有名。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宁波里，早点有所不同。

宁波里住的大都是宁波人，还保持下江人的一些饮食习惯。宁波人早点叫“吃早饭”，吃的最多的也真的是米饭——稀饭和“泡饭”。“泡饭”也叫“烫饭”，或“菜烫饭”。

这泡饭，近来也时兴于一些餐馆，我也曾吃过。把青菜切得细细的，与米饭一起合水煮一煮，然后浇上麻油。一碗泡饭端上来，水是水，饭是饭，好看不好吃。严格讲，这应该不是菜泡饭之正宗。

我记得小时吃的菜泡饭大都就是用开水泡的。热水瓶倒出开水，碗里放剩饭，泡一泡，烫一烫，把开水沥掉，再倒开水，如此二三次，把米饭泡热泡软。只有到了冬天，才去炉灶上热一热；米饭也不是那种沥干了米汤的米饭，那种米饭颗粒硬足，不易泡软，而是焖煮的饭，一大坨，一大坨，还有锅巴，这种饭一泡就特别松软；再就是，也没有什么青菜，最多加点前一日的剩菜一起煮。

当然，现在餐馆的泡饭似乎更科学、更美观、更有营养，但也失去泡饭原有的简单、方便、便宜、爽口之特点。

吃泡饭，讲究的是下饭的小菜。不是大鱼大肉，不是凤爪猪肚牛百叶，那是广东人的早茶。宁波人中意的小菜是腐乳、酱萝卜、什锦菜、臭冬瓜，考究一点的是鱼冻、拷菜、五香干。后面一项价格倒不贵，但那时是俏货，要计划供应，一个月一人才四块，有钱都买不到。拷菜不是紫菜，是把小棵的白菜芯用酱油红烧而成，要加八角，吊点糖，花钱倒不多，就是很费时间，一拷就是一大碗，慢慢吃。宁波人把红烧都叫拷，拷鱼，拷肉，拷冬瓜。

还有的人会摆出鲞鱼、乳黄瓜、酱瓜、苔菜、花生米之类。这是有门路的人，不是宁波那里常有人来走动，就是家里有人跑船（在长江轮船上工作），从上海带回来的。那鲞鱼，是宁波人腌制或糟制的鱼。

宁波人有一句嘲讽乡下人来城里作客时“不识相”（武汉称“不懂板”）的顺口溜：“吃早饭，讨饭相，鲞鱼不吃吃虾酱，板凳不坐坐地下。”这顺口溜用宁波话念，别有一番韵味。有一年我去宁波出差，给宁波的朋友念了一遍，他们大吃一惊，说：“这是宁波的土话，我们现在都不会说了。”这顺口溜内容说明鲞鱼应该是比较高级的东西。说起来也好笑，我小时，顺口溜虽然学得像，但鲞鱼是什么样，从来没见过。

那时我家人口多，吃早饭也是大动作。家里请有娘姨（宁波人对佣人的称呼）。娘姨一大早生炉子煮粥，来不及就烧一锅水，将剩饭倒下去，热一热，一人添一碗，一大桌人，总有五六个小菜，七七八八吃了就上路，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母亲就挎着篮子去买菜。

后来形势变了，娘姨请不起也不敢请了。早饭要自己动手，天蒙蒙亮就要爬起来，捅炉子煮饭。那时的炉子都烧煤。我家的炉子比较大，是专门请人砌的。中间是炉膛，两边是汤镬，煮饭烧水之际，汤镬里的水也热了，可以洗脸、洗碗。

这炉灶晚上是要“封”过夜的：炉膛里加满新鲜煤块，下面的通风口用一块大砖死死堵住，上面炉口再用厚厚的湿煤泥盖住，使之处于冬眠状态，就叫封炉。第二天早上起来，把砖头拿开，把上面煤泥拿掉，用通条使劲捅一捅，立刻炉火旺起来，这就叫捅炉子。赶紧烧水、泡饭。搞完后，掏尽煤渣，加新鲜煤，又封起来，待到中午做饭用。够麻烦的。这是比较顺利的运作过程，如果哪天炉子没封好，第二天早上熄灭了，就麻烦大啦。得重新生炉子：点燃废纸、加柴禾、加煤块，用扇子煽哇，屋子里也就烟雾腾腾。

作者父母60大寿合影留念

那时，家家炉子都是“封”过夜，这就带来火灾的安全问题，所以居委会有项任务——查火。每天晚饭后，要到每家检查炉子“封”的情况，通风口堵得严不严？上面盖得厚不厚？留了透气孔没有？先是由居委会干部查，后来改为每家轮流查，有一块查火牌，轮到谁家谁家去检查。那时制度还是很严格的，如果出了火灾，当夜负责查火的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所以查火时都很认真。有一次半夜里，宁波里内的公共垃圾箱突然起火了，火苗从垃圾箱口冒出来，大概是倒在里面的炉渣没有熄灭，燃着纸张，好在火势不大，发现又及时，有人端来几脸盆水马上泼熄了，也没有惊动009。刚好那天是我家查火，有人好心敲门告知，我母亲听见，吓得起身就冲出去，看见垃圾箱还在冒白气，马上叫上我们，端盆的端盆，拎桶的拎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垃圾箱里灌水，一直到一点白气也没有了才停止，垃圾箱也成了水箱。

早上捅炉子烧稀饭，煮泡饭，费时费力费钱，毕竟太麻烦，有的人家就用煤气炉，是一种打气的煤油炉。但这种煤气炉比较贵，一般人家也买不起，而且煤油也不容易买到。于是又有人家发明“热水瓶煮粥”。头天把生米放在热水瓶里，倒入滚烫的开水，塞子塞严。第二天早上，打开一看，咦，煮熟了，真是省事。

前几年，我曾在商店看见卖一种新式煮锅——焖烧锅，据说是日本人发明的新产品，其实与我们当年热水瓶煮粥原理差不多。将要加工的肉类先煮一下，放入密封的容器内，利用它的自热来加速成熟，省事省力。不过日本人做的东西是精巧、科学、卫生得多。想当年热水瓶煮粥，其实是非常危险的，热水瓶的内胆材料含有毒性，煮粥会使其脱落，吃下去，对身体是极大危害，当时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这种方法，经常有失败的时候，如果天气凉，或者米的质量不好，倒出来的粥就常常是半生不熟的。

武汉的气候，对爱以稀饭、泡饭当作早点的宁波人，是不太适宜的。夏天天热，用开水泡泡饭，倒也了撇、简单。但天热剩饭不能过夜，又没有冰箱，容易馊；冬天剩饭好过夜，但天冷开水泡不开，要生炉煮饭，费事。但为什么宁波里住户还是一直偏爱吃泡饭呢？恐怕一是家乡的习俗难改，二是经济上的考虑！倒底吃泡饭要节省得多。

我们小孩是不大懂事的，有时吵死吵活不吃泡饭，就是想要父母亲能给几分钱，去外面“过早”。

宁波里后巷连接的是保成路，保成路上的早点铺还是蛮多的。巷口斜对面是一家炸油条的，好像是父子俩，门面很小，油锅摆到街面上，炸的油条又松又大，只是不久就歇业了。改在下午炸麻花，不久又关门了。不知是不是因为食油供应紧张。店面改成了敲铁皮、补铝锅的了。

巷子右边民生印刷行旁，是一家烧饼店，年轻的一对夫妻在经营。这里本来是一条短短的巷道，非常狭窄，只能容一人行走，靠墙筑一炕炉。男的身体好像不太好，揉面、贴饼的事都是女的做，男的只撒撒芝麻，打下手。

巷子对面是块空地，有一个卖米粑粑的。姓鲁，高大的个子，国字脸，举止粗俗，一个盛满米浆的土坩，他一个手端着，轻松得很。我那时已经在看《水浒》，暗地给他起外号叫鲁智深，想象他应该不卖米粑去卖肉。这个卖米粑的人很活络，话很多，喜欢与一些小嫂子大妹子搭搭话，开开玩笑。只是奇怪，过了年把，没见人影了。换了另一个个子瘦小卖米粑的，地点也改了，摆放在不远的义成东里内。这个不善言语，整天板着脸。时逢改变度量衡制，从16两制改为10两制，一斤粮票，头天可以买16对米粑，第二天就只能买10对，米粑粑自然要做得大一些。可是没过一星期，米粑粑就恢复到原来一样大。有的人骂骂咧咧，他也不理。那时早点摊少，总是要站队，你爱买不买，他才懒得着急。

过了十几年，我参加工作到了工业局。有一次随领导到下面工厂检查，到了江汉北路一个汽修厂，厂长出来接待我们。嗨，这不就是当年那卖米粑粑的“鲁智深”吗？事隔多年，他还是那副德行，壮实、粗俗，只是一双嘴皮子练得更油滑。一个卖米粑粑的，能成为一个百余人工厂的厂长，也真是时势造英雄呀。

说稀罕也不稀罕，后来我调到红卫瓦楞厂，厂里的王厂长原来也是卖熟食出身。1958年参加合作社，提了干，当了领导，一直干到退休。时值改革开放，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小摊小贩对社会主义经济拾遗补缺。他又重拾旧业，拿个小铁锅当街炸面窝，一年下来，居然盖起一栋楼房。

50年代，早点价格便宜，一对米粑三分钱，一根油条也是三分。如果能买一根油条，再加一对米粑，“粑粑包油条”，那可是最高级的享受了。记得小时候，这种享受并不多，父母一般也就是给我三分钱过早，最多五分。

可能是为了适应宁波里下江人多的市场需求，保成路上也有几家摊贩卖上海风味早点，糯米包油条（上海叫“饭团”）、汤圆、咸豆浆。只是那汤圆不是宁波汤圆，是用糖和豆沙做馅，味道差远了。咸豆浆里面也没有虾皮，没有蛋丝，只有一点葱花，不正宗。早点摊卖得最多的还是炒豆丝、炕饼、伏子酒（米酒）等武汉人喜爱的品种。

到了1958、1959年，城市里也开始搞合作化，办起人民公社，所有的早点摊统统一扫而光，集中合并为食品合作社。在巷子对面开了一个熟食店，名字叫保成食品合作店，那卖烧饼的、炸油条的、做米粑粑的，都成了里面的服务员。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是油条、烧饼、面窝却没有卖的，只有热干面、包子和欢喜坨，早上7点才开门，9点就收档。卖不完的欢喜坨，冷撇撇的放在簸箕里，也不怕沾灰。反正是吃大锅饭，拿固定工资，谁也没积极性。

到了1959年、1960年，办起了公共食堂，熟食店关了门，搬到江汉一路义成西里旁边，变成食堂。那时家家的锅瓢碗盏都要交公，家里不许开伙，都去吃食堂。一开始好热闹，也很新鲜，吃完饭嘴巴一抹开路，不洗锅不抹桌，好了撇。

合作化时期的“吃食堂”

每天晚上，食堂在黑板上告知第二天的菜肴，要事先预定，一般中餐晚餐都是二荤二素。早餐就简单了，今天是稀饭馒头，明天是馒头稀饭。星期天有时做包子，哎呀，那就要起早去排队啦，去晚了就买不到。

排队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养成的，物资供应缺乏，买什么都要计划、要票证，还要站队。好在那时人们觉悟高，排队总还买得到，能保证基本生活需要，而且人人都一样，都是凭票供应，有钱也没用。

食堂办了没多久，慢慢粮食供应紧张起来。其实何止粮食，什么东西都紧张，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配给开始搭配杂粮：大麦粉、玉米粉、高粱等。食堂里馒头是越做越小，饭是越来越少，二两米饭蒸出来，只有一小钵，怎么吃得饱。有人写大字报，质问食堂，也没有用。我看过一本书，里面说那时编有顺口溜：“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食堂里干的人，可能是要多吃多占一点，但能多吃多少？还不是供应的粮食数量少质量差？那时吃的米叫“么零八”，也就是说，一斤米价格是一角零八分，这是一种陈年糙米，黄黄的，剥壳程度低，里面夹杂有沙粒、稻谷、泥巴，买回来都要捡一遍。

煮之前要淘米，不似现在的淘米，而是将米在水里使劲搓，慢慢荡，把泥巴搓碎，让沙粒沉淀。你想想，这样的米能蒸煮成合格足量的好米饭吗？食堂也是巧妇难为“糙米”之炊呀。

记得那时食堂为了解决米量少的问题，发明了“跃进饭”，也叫“双蒸饭”。当钵子里蒸好饭后，加入水再蒸一遍，于是米饭就膨胀了，二两米饭一大钵子，吃得肚子胀鼓鼓的。这纯粹是自己哄自己，嘴巴哄肚皮，拉两次尿就什么也没有了。

随着形势的紧张，公共食堂再也办不下去，又各家回各家吃饭。宁波里又恢复早上吃“泡饭”的习惯。哦，不行啦，“泡饭”也难得吃到哇，只能吃面疙瘩汤、杂粮饼，大米珍贵啦。

1960年我上了初中。那时上中学就要转户口和粮油关系，即使不住读，三餐也要在学校吃。在家里我还能受到呵护，大人吃粗粮，省下细粮给小孩吃。到学校就不行啦。记得入校的第一个早餐，是高粱糊，红红的，有一股陈旧的腥味，倒是很有磁性，筷子挑也挑不断，是作浆糊的好材料。我吃了一口，腥味冲鼻子，呛喉咙，再也吃不下，悄悄倒进阴沟里。

那时学校里学生还要参加劳动，每月有一次“帮厨”，即在厨房里打杂。这一天我很早就要到学校，帮助摘菜、洗菜、切菜，炒菜的大师傅烟瘾很大，一次要连续吸四支烟。他吸完烟，跳到灶台上，一口大锅，挥动铁掀炒大白菜，然后倒入一盆水，挖一瓢盐，煮呀煮，煮熟了，拿出一瓶油，小心翼翼倒二三汤匙，纯粹是意思意思，有点油花子。据说后来意思意思也没有啦，别的“帮厨”同学告诉我，就是白水煮白菜，白水煮冬瓜。

学校早餐吃得最多的还是大麦馍馍、高粱糊糊。大麦馍还凑合，这高粱糊，我实在吞不下，只好饿肚子。好在学校包伙只搞了几个月就停了，户口和粮油关系又转回家里。

由于营养不良，当时的人，个个都是面黄肌瘦，大量的人患肝炎、浮肿。记得保成路有一户人家，后门与宁波里相连，他家小孩判了劳教，没到时间就放回来了，可能是劳教农场也没饭吃。回来时，瘦得不成人形，坐在后门乘凉，两个手膀比杆面棍还要细，脸上没有血色，听说回来一口气吃了十几个大麦馒头。

我家的娘姨是农村来的，我们叫她夏婆，解放前就在我家帮佣，我就是她接生的。以后年龄大了，儿子接她回乡下。以后也有走动。1960年从乡下来探望我家，带的礼物是一块猪油。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早起来给我们作早饭，作了一锅“包菜饭”——把带来的猪油一炸，猪油捞起，留下猪油渣，倒进包菜煸炒，放入生米一齐焖煮。炉具用的是“钢灶”，就是烧柴禾的生铁灶，哇，满屋香味，我吃了一碗又一碗，肚皮早已吃饱，嘴巴仍然想吃。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得这餐包菜饭。记得那时生活艰难的情景，记得夏婆的情意。也就是从那时起，吃包菜饭成了我家的传统，每年我们都要吃几次。不仅仅是一种怀念，包菜饭也的确好吃。当然现在不会用猪油，而且作料也丰富得多。

今日宁波里入口处

我家有一宁波的亲戚，当时在西藏搞水文测量，回家探亲路过武汉，对他们这些支边的人，国家照顾还是好的。记得他送我家几斤黄砂糖，这在当时可是救命的东西，还有一包点心，类似武汉原来副食品店卖的那种“喜饼”。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拿起一个就啃，刚好母亲要我去“拷”酱油——宁波话，拿个酱油瓶去零买酱油，我一手拎着酱油瓶，一手拿着饼子慢慢啃（舍不得几口吃完啦）。刚走出商店，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人冲上来，劈手抢走我手中的饼子，边吃边在上面吐唾沫。惊余之际，我嚎啕大哭，边哭边去抢。这还是在大城市的街上，就公然抢食。因为饥饿，人们已丧失尊严和理智。

1961年以后，政策有所松动，慢慢又悄悄出现一些早点铺。此时食品合作社是彻底倒了，又各自单干。卖烧饼的在保成路口摆了摊，男的没看见，可能没有能熬过困难时期，只有女的忙进忙出，脸庞总是通红通红的，小孩已经大了，作下手帮忙。这时宁波里巷口过街楼，有人卖起了水饺。小桌小凳，小锅小灶，一两粮票四个，生意还不错。他的特点是用大白菜和猪肉做馅，当街作业，现包现下现卖。常看他一个大盘子上堆满馅子，他边擀面边包，速度飞快。饺子不是武汉常见的早点品种，宁波人也不爱吃饺子之类面食，为何他设摊在此，倒也奇怪。他的饺子味道如何，我没吃过，只是每天上学路过，总爱看他包饺子的神态，久而久之，也就学会了包饺子。

巷子对面的冠生园也开始卖早点，有鸡粥、酱肉大包、叉烧包，记得一碗鸡粥要5角钱，够贵的。这时人民银行创作了一出方言小话剧，拿到今天就是叫小品，剧名叫：角（juo）把两角钱。剧的内容是讽刺一些人，早点不吃肉包要吃酱肉包，买肉要买叉烧肉，不在乎角把两角钱的差价，结果经济上入不敷出，主题是劝人节约多储蓄。剧中主人翁是一个太婆，据说原型就是宁波里住户。所以这出戏在宁波里巷子里演了好几遍。又在冠生园前面演出，搞得吃早点的人，吃也不是，走也不是……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社会在发展，宁波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住户多了，住户的结构也改变了，他们早点的口味多种多样，他们过早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巷子里甚至摆放出不少早点摊贩，虽然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毕竟给住户带来更多的方便。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光流失，带走了我们多少的回忆，宁波里早点的变迁，却给我们留下无穷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