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里故事

董必武为《新华日报》创刊题的词

如果它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报纸新华日报社的旧址，大陆里和其他很多老里份一样，在旧城改造中会从武汉的地图上消失。它原本有15个门牌号码，现在只剩下6个。大陆里原有三个大门：现在还在的只有东边的民意一路大门；靠南边的民主一街和靠北边的民主街（原来叫旧府街）的大门和房子都已拆掉盖了新房；里份的西边是和维善里连着的。

在我1岁的时候，我家就住在大陆里4号1楼，9岁时搬到15号2楼。后来，我家搬到后花楼。外婆和舅舅一家一直住到80年代中期。托新华日报社旧址的福，大陆里4号还在，和5、6、7、8、9号一起保留下来了，还是武汉市的二级保护文物。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这条小里份里度过的。

小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大陆里是新华日报社的旧址，直到60年代读初中时才听说，抗日时共产党在这里办过报纸。只晓得大陆里解放前是大陆银行的房子，但解放后，这里只有几户银行的职员。不少人家，只有妈妈，看不到爸爸，或者是有一个继父。懵懂的我们有时候听到大人私下里说，谁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军长，谁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师长，被镇压了。

《新华日报》

还算快乐的童年

大陆里有一群小伙伴。住在我家楼上的是小脑壳，5号的是小货，6号的是强强。我们年纪相仿，常常在一起玩打珠子（玻璃球）、玩洋画、叠撇撇的游戏，这些都是一些“成本”蛮低的娱乐活动：白色的珠子我们叫气珠，一分钱两颗；“花打子”（花玻璃球）一分钱一颗；洋画两分钱一版；用香烟盒子的纸叠撇撇，不要钱。“跳房子”就更简单了，大陆里水泥地上有现成的格子，拿根粉笔一画就行了。强强家里条件好些，有一副钢圈，他常常拿出来，小伙伴们轮流滚着玩。

大陆里离中山公园不远，我们这一排小伙伴就由比我们大一点的领着去，一个负责照护一个，高兴而去，尽兴而归，家长们也都放心。有一次，中山公园晚上放露天电影是《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记录片，中国队拿了三个冠军，小伙伴们都想看，但三分钱的门票大家又买不起。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翻围墙的铁栏杆进去。小伙伴趁大门的收费员不注意，从旁边的铁栏杆上翻过去，撒腿就跑。那时候，中山公园的栏杆下有几级供节日观礼用的台阶，栏杆还不到1米高。大人是不会翻的，常常有像我们这样一些小孩翻，管理人员捉到了，也只是把小孩送出大门。

儿时游戏“滚铁环”

我们还常常在一起摔跤。我小时候在同龄的伙伴中算是力气大的，常常一个“背包”（背摔）就把同伴摔倒。有天晚上，大伢们要我和炎青摔哈子，他比我大1岁，刚从戏校回来。那年，戏校和杂技团招生，他和他姐姐都去了戏校。放假回来，他常常在里份里翻跟头“卖味”（显摆），伙伴们只有看他表演的份。我们只会打八叉、立墙、下腰，至多也只能打个“挺”，他前空翻、后空翻，样样都会。第一跤他赢了，第二跤我一个“背包”把他摔到了地上。大伢们看我赢了，晓得再摔下去肯定我输，就说不摔了，算是打了一个平手。

1962年4月，周恩来出席我国参加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举行的联欢会

60年代的时候，珠江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楚戏，片名是《双教子》，舞台上演的时候，剧中四妈的儿子桃生是个姑娘伢演的，女扮男装，拍电影的时候不要这个姑娘伢演，换了学京剧的炎青。算起来他应该是跟朱世慧一排的。后来，也没有看到他演么戏。倒是他的姐姐在武汉京剧团，60年代在武汉还有点名气，曾和大名鼎鼎的高盛麟同台演出过《豹子湾战斗》，演剧中的女主角。还演过《沙家浜》的阿庆嫂，我都看过。我同屋的比我大两岁的小胖问我，“你晓不晓得张雪琳是那个？”我说，“晓得，京剧团的唦”。他说那就是炎青的姐姐。我问，她怎么不姓宋？小胖也没有作多的解释，改姓总是有原因的。

那时，搞文艺冒得现在吃香。我姐姐也去报了名还录取了。要去时我外公坚决反对，尽管那时我外公在民众乐园里的小京班（武汉市青年京剧团）打鼓（京剧的“板眼”），却还是认为“王八戏子吹鼓手”，搞这一行不好。有的人家是考虑到家里生活困难，送伢去上戏校，像宋家一下子解决了两口人的吃饭问题。我姐姐班上有两个同学去了：一个是市京剧团副团长、著名演员贺应钦的儿子，还有一个是经常到我家来玩的姑娘伢叫张桃秀。我班上的一个女生考取了，也是家里反对没有去成，她的街坊杜秋丽去了。后来，我们到民众乐园玩，在杂技厅看张桃秀踩钢丝、杜秋丽演杂拌子，在大舞台听张雪琳唱京戏。

“文化大革命”中发行的《沙家浜》邮票

住凉台的“小脑壳”

大陆里的房子每排有3个门牌号码，两层楼、石库门，中间那一栋比如5号，进大门左右都有厢房，靠大门的是前厢房，靠后门的是后厢房；两边的4号和6号就只有左或者右厢房。厢房，按房屋的设计原本是卧室，进大门，过天井，便到客厅，客厅的旁边便是卧室即厢房。老人们说，解放前这些房子一般都是一家人居住，或者是楼上一家，楼下一家。解放后住的人家多了，客厅便也改成了房间，我家在4号的时候便是住的客厅。楼下住了3家，楼上住了两家。5号的楼上楼下硬是住了10户人家。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天井，再往后便是厨房，二楼的厨房上面是凉台。

说起凉台，我就想起了“小脑壳”。我家搬走后，他家一直住在4号二楼，那时他家有两间房，就是原来的客厅和厢房，在大陆里有两间房的好像只有他一家。他家有7口人，他妈妈忒爱清洁，每天晚上都要拖地板，屋里的家具也都擦得干干净净。我9岁那年，他妈妈去世了。在他妈妈去世后发生了一件我至今也搞不明白的事。一天下午，住在街面上的（我们里份的人把住民意一路后门对着大陆里的称为“街面上的”）一个中年妇女跑到他家，和他妈妈一样的口气说话，还非要见他爸爸。很多街坊都跑去看热闹，那时我们里份的人是不大和街面上的人来往，大家只是面熟。平常这个女人也没有到过他家，我母亲也说小脑壳的妈妈生前和这个女人冒得来往。有的人就说，这是“小脑壳”妈妈的魂附到她身上了。一直闹到“小脑壳”的爸爸下班回来，在众人的劝说下，这个女人才逐渐清醒过来。醒来后，她对先前发生的事一概不知。

后来，我想是不是他妈妈生前经常爱大声训斥他家的小孩，我们住在楼下听得很清楚，隔壁的街坊也是听得到的。

“小脑壳”的爸爸靠修电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没有正式的单位。“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把城里人往乡里赶，他们全家下放。后来回城，房子已成了别家的。无奈之下，他家在凉台上搭了一间房，总算有了立足之地。一住就是好几年，他家的房子也由大陆里的最大变成了最小。

捡荒货的小货

小货家住在5号二楼的前厢房，家里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一口箱子，就没有其他摆设了。他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加上母亲和奶奶，虽然一家六口，房里仍显得空空荡荡的。

那时候，小货家经济窘迫是可想而知的，他母亲一人工作要养6口人，他家里在街里吃“救济”——相当于现在的低保。我只在一张相片上看到过他的爸爸：穿国民党的军装，腰间佩着中正剑，和他的母亲、奶奶的合影。他的爸爸是死了，还是跑到台湾去了，他从来不说，我们也不问。街坊说他的爸爸是军长，不会被镇压，师长以下的才会被镇压。11号洋洋的爸爸就是被镇压的，母亲改了嫁，洋洋也改跟继父姓。先是小货的哥哥辍学，捡荒货（现在叫废品）卖钱补贴家用。后来，他也是上午上学，下午便也去捡荒货，那时候小学低年级都只上半天课。

大陆里

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我9岁那年，小货不知在那里捡了一个铜坨坨。他跟我说，他经常去卖荒货，怕收荒货的问，要我去帮他卖。我是第一次去卖东西，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他说又不是偷的，不怕。我想，我们总在一起玩，这点忙还是应该帮的。卖了一块多钱，他拿走了一块钱，零钱给我，我不要；他硬要给，我就收下了。母亲下班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领着我把这几角钱又还给了他，并告诉我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一分钱都不能要。我自己的儿子4岁的时候，一位街坊把他领到江汉路逛超市，那时候超市刚刚在武汉兴起，儿子拿了一袋食品，街坊不知道没有付钱。街坊回来对我说，“你儿子几‘贼’（聪明）呃，自己晓得在货架上拿东西”。我知道后，把儿子领到超市，赔了礼，付了款。前几天儿子（现在也做了父亲）还跟我提起这件事，说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至今还记得那袋食品是“奶油杏肉”。我想，大概这是我母亲教育的结果。

强强的爸爸

强强是我儿时最要好的小伙伴，我们是同班同学，都是班干部。他当班主席，我当学习委员。我住4号，他住6号，上学时我从他家门口过，就喊他一起上学，穿过维善里，右拐就到了民主街小学。

在大陆里，他爸爸冒“打瓦”（倒霉）之前，他家的日子是过得蛮舒服的。家里每餐都有五六个菜，不少人羡慕他家生活条件好，儿子姑娘都知书达礼。他爸爸总穿着笔挺的呢制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那时，他爸爸在中山大道民生路市工商联的一个机构上班（这个地方倒是50多年没有变）。1960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爸爸被送到沙洋农场劳教，家里的生活急转直下。他妈妈原是家庭妇女，皮肤白皙、高高的个子，平常穿戴也蛮讲究，背后就有人说他妈妈是资产阶级太太。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他妈妈也只得出去找工作做。做么事？到街里的运输合作社拉板车。解放后，虽说是劳动光荣，但拉板车，人们还是认为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干的。好在他妈妈身高力不亏，为了全家人的生活，不做也得做。

读高中的大哥眼见下面还有两个兄弟和一对双胞胎妹妹，要吃饭、要读书，母亲的工作又是这样辛苦，主动提出自己不读了。辍学后，和他妈妈一起拉板车。现在想来那时候他的大哥也就是十六七岁，一家人的生活这才算有了着落。不久，他爸爸回到了武汉，工作没有了，人也病病痨痨的。我们到他家玩和做作业的时候，常常听到他妈妈埋怨躺在床上的他爸爸。用武汉话说，总听到他妈妈在“嚼”。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打瓦”人家的孩子也一样。那时他的两个还不到10岁的妹妹和他一起承担起家务劳动的担子，买菜做饭，擀面条、做馍馍、下疙瘩，样样都会。

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天中午，放学后我们一起回家，走过他家时，他用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门，他要我从对着巷子他家的窗户看一哈。这一看，我都惊呆了，人家说悬梁自尽，他爸爸居然吊在门背后的墙上。一根钉子，一条绳子，就能够要一个人的命！后来，我想起这件事，总觉得他父亲的离去，他妈妈是有责任的，不是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也许，我们不能理解他妈妈当时承担的生活和精神的压力。

大房换小房

现在的人都想小房换大房，那时候家庭困难的人家却将大房换小房。我家从4号搬到15号楼上的厢房，便是如此。

我的两个舅舅都是国家干部，家里的经济情况稍好一点。15号的小伙伴员外的母亲就找到我母亲，要求换房。这样，我家就从不到20个平方米的客厅搬到了近30个平方米的厢房。楼上的房子空间有3米多，我家还搭了一个暗楼。

员外比我晚一届，是我初中的同学。据说，他家成分是地主，父亲早死。他母亲一人工作要养他兄妹3人和奶奶，为了节约几角钱的房租，只好搬到小一点的房子住。那时候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学习都很用功，他哥哥初中毕业为了早日解决家里的困难，不读高中，考取了洛阳的一所中专。那时候的中专不像现在的中专，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他哥哥后来分到北京一家部属单位工作，每个月发了工资就给家里寄钱，家里的生活才开始好起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的人说员外家是地主。红卫兵要抄家，街坊都说，他家有么东西抄。他爸爸死了，说他妈妈是地主婆。硬是在他家闹了一个下午，直到他妈妈下班回来开斗争会。他妈妈平常寡言少语，从不和街坊邻居争吵，人又本分。受到这个刺激，一时想不开，自杀身亡。

1943.10-1945.8的伪汉口市政府市长石星川

我家住在4号时，维善里有一个姓石的阿姨，经常晚上到我家来坐，母亲一边打毛线，一边和她聊天。但她白天从来不来，很多人都不愿理睬她。母亲讲她高中毕业一直没有工作，就是因为她的爸爸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当过汉口市的伪市长，叫石星川。她是汉奸的女儿，尽管她一个20多岁的姑娘不是汉奸。我家搬到15号后就再也没有看到她的身影。世上就有这巧的事，我读初中的时候。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去拜访班主任老师，在老师家里看到一张老师在中苏友好宫（原武汉展览馆）旁边的友好餐厅实习时的集体照，其中就有她。从老师那里得知她在那里卖餐票，总算有了一份工作。

80年代时，我读过一本前苏联的小说《角落》，里面描写十月革命后，俄罗斯的贵族顶着冬天清晨的寒风排队领黑面包，来对比革命前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我就想到，我儿时的伙伴及他们的家庭与其是何等的相似。这正应了毛泽东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只是“作孽”的是上一代人，受苦的是下一代人，儿子替老子还债。不晓得这是不是符合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或者说是否有些人不属于这“全人类”中的一员。

三年“自然”灾害

三年“自然”灾害，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1959年的下半年，我才感到吃不饱肚子。1960年、1961年是最困难的时候，1962年时就开始好转了。以前，我们只晓得灰面（面粉），不晓得还有大麦、荞麦、玉米、高粱这些东西，也是可以当饭吃的。那时候大米定量供应，一个月只能吃上几天饭，武汉人把吃米饭叫吃饭，包饺子下面条那叫吃面。这时候连灰面的供应也很少了，不晓得那里来那么多大麦、荞麦、高粱、玉米。大麦粉不像小麦粉那么细，是擀不成面条的，只好煮疙瘩：把大麦粉子加上水调成半稀不干的面浆，像炸圆子样用瓢把它一个个往煮开了水的锅里下。煮成糊糊加上包菜叶子，冒得油水，吃一大碗，解几次手，不到放学的时候，肚子就饿得咕咕叫。玉米粉子做的粑粑吃到满口跑，不晓得几难咽下去。

街里在11号客厅里办了一个食堂，卖“跃进糕”、“双蒸饭”。说起“双蒸饭”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一钵钵的饭放在笼里蒸熟了，加上水又蒸第二道。还是那些米，蒸泡了、发大了，就可以吃饱了？不晓得是那个发明的，还在全市推广。

民主一街大陆里口，原来是卖早点的。那段时间，街里在那里卖稀饭，1角钱一碗，不要粮票，一人只能买一碗。早上5点钟，就起来排队，常常从巷子的这一头排到那一头，去晚了就买不到。7点钟开始卖，8点钟就卖完了。我的表妹那时只有两岁多一点，住在我家，夏天晚上我们都在巷子里睡。一天晚上12点多，她起来解手，迷迷糊糊地喊我外婆：“阿婆，天亮了，快起来排队。”因为是按人头卖，她虽是小孩，排队也可以买一碗，总跟我们一起去排队。后来，街坊的一些小伙伴总逗她：“琴琴，快起来排队。”我的姐姐有一次排队，因为排的时间太长，加上饿，就在快排到的时候晕倒了，街坊邻居忙把她抱回了家。从这以后，母亲就不要她去排队。

城里人虽然吃不饱，但还是有吃的，瓜菜代，吃杂粮，总还不至于饿死。乡里人也就是农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同屋的小胖的舅舅，我是目睹他死的。那天早上，小胖的母亲刚去上班，我们也准备去上学。小胖的舅舅来了，小胖要他在家里睡一哈，等他放学回来做饭。他舅舅常到他家来要点米，带回孝感乡里去，其实那些米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那时，他的舅舅面黄肌瘦，浮肿的脸，高高的个子，像是风一吹就会倒。等到小胖中午放学回来，打开门一看，他的舅舅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他高声喊我外婆：“阿婆，你快来看哈我舅舅么样了。”我外婆走进屋里一看：“他死了，快去喊你妈妈回来。”听外婆说，一上午都冒听到他屋里有么动静，以为他睡着了。唉，永远睡着了。

1962年，开始有了自由市场。原来买菜都要到国营的菜场里去，白菜萝卜还要排队。民主一街成了集贸市场，每天上午，挑着担子的农民都在马路上摆摊子。晚上，街上还有卖萝卜汤、藕汤的，两角钱一碗。杂粮也逐渐退出了餐桌，我们的生活也恢复正常了，每天有大米饭吃。

作者的母亲（中）和表哥（左）及兄弟

那时候，我父亲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得知内地人生活困难，从香港给我家寄过猪油罐头和港币。那时100港币只能换28元人民币，换汇时还发侨汇券，凭侨汇券可买粮油和紧缺的日用品。买日用品的商店在中山大道江汉路附近，我上初中时我妈给我买了一双半高筒的套鞋，买粮油的地方先是在江汉一路华中里旁，后搬到江汉四路口。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解放大道三阳路口开了一家友谊商店，这些东西就集中到一起卖这家店是为外宾和华侨服务的，本地人凭侨汇券才能进，我参加工作后还在那里买了一辆上海产的永久牌自行车。

炒芝麻的师傅和《清江壮歌》

“大跃进”的时候，街里在大陆里办了一些工厂，那时候政府号召家庭妇女走出厨房参加工作。11号的客厅那时还冒改成房间，变成了麻绳厂，用手摇的机器做麻绳。我们15号楼下的厨房变成了炒房，炒芝麻。炒过的芝麻装在麻袋里用木棰打，走进巷子就看得到有人在打芝麻，打过的芝麻用来加工食品。炒芝麻的女师傅中有一个住在隔壁维善里，那栋房子里住的都是邮政局的职工。我有个同学也住在那里，我们经常到他家里去玩。

60年代我读初中的时候，《武汉晚报》的副刊连载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一时间，每天大家都争着看晚报。马识途在文章中写道，解放前搞地下工作时，曾得到一对搞邮政的武汉夫妇的帮助。报社的记者找到了这对夫妇，还发表了访谈他们的文章。那时正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学校就请他们到学校来作报告。一位女同志上台作报告的时候，我坐在远处一看，哟，就是先前在我们楼下炒芝麻的女师傅。一个普通的女工上台作报告，还是蛮稀罕的事。

大陆里的文物保护单位牌

那时，我们隐隐约约听说她有个比我们大几岁的女儿是抱来的，不是亲生的。《清江壮歌》中的女主人公柳一清生活中的原型是马识途的妻子，是革命烈士。她牺牲前曾生下一女，后被人收养，收养烈士遗孤的就是炒芝麻的师傅夫妇。解放后，马识途找到了这对夫妻，也找回了自己的女儿。

《清江壮歌》要是能拍一部电视连续剧，我想是能够做到叫好又叫座的。拍一部主旋律的剧作，加上清江优美的风光，可以像《乔家大院》那样，吸引更多的人到鄂西去旅游。看完了三峡，游清江，这里是土家族儿女世代生活的地方。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抗战的时候，共产党在我们住的大陆里的房子里办过《新华日报》，还是革命遗址呢。不过，那时我们听老人说，大陆里6号是《新华日报》编辑部的旧址。解放后大陆里4—9号住了近40户人家、一二百号人。一个编辑部不会有那么多人，占那么大的地方。后来不晓得是么样考证出4—9号都是的，我到是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现在每当我经过民意一路大陆里的时候，常常会往里面望上一眼。在四周高楼的对比下，它显得那么的低矮和破旧。我心里在说，我们小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一带谁不知道大陆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