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欣:童年的长堤街

作者的外婆

我外婆是在长堤街土生土长的，并最终以80岁的高龄仙逝于长堤街127号。我从1963年6月24日在武汉医学院出生，一直跟随外婆生活在长堤街，直到1985年。长堤街是我的故乡，是我的外婆，是我快乐的童年、伤感的少年和孤独的青春岁月。长堤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塑造了我、滋养着我。我所有的文字，都无法彻底表达我对长堤街的眷恋，更无法准确描述出记忆中长堤街特有的那些温暖的、惆怅的味道。

早晨的长堤街

1907年，外婆出生在长堤街兴隆南巷1号。这是一间名叫江南杂货铺的纯木结构商居两用老屋。店主正是外婆的爸爸，我的曾外公，他靠卖各种船上用具养活全家老小。那时，汉江上每天无数船只南来北往，船家少不了上岸来购买大到铁锚小到铁钉等船用必需品。曾外公生意做得蛮好。外婆是这殷实之家的大小姐。我小时候去过外婆的娘家——长堤街兴隆南巷1号，依然叫江南杂货铺。它有8扇近两人高的大木门，在那一带算很大门脸的杂货铺了。外婆在星期天的清早带我去看她的大弟媳妇，我的舅奶奶，俩老人坐在高高的柜台边的木椅子上说话，而我喜欢在晨曦中看店铺伙计把一扇扇大木门板从门框上取下来，搁在店铺外面的门边。每取一块门板，便有一片晨光涌进店子里，我能看见无数光线若水流从天而降；然后，每取一块木板，就会有更大一片晨光挤进店子里。店铺里有蛮多副食品，舅奶奶总是拿糖果饼干将我衣服的每一个口袋塞满。舅奶奶的女儿叫莉莉，比我还小一岁，我却得叫她莉莉姨。这使我很不服气，常常借机欺负她。

在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告诉我：她做孩子时，长堤街的清晨，是在马蹄踏着青石板路的哒哒声中开始的。当马蹄踏着青石板发出悦耳的哒哒声时，赶马车的男人就会扯起嗓子叫喊：下河了。于是，长堤街一家挨着一家的木门开始吱吱呀呀地响起来，女将们睡眼惺忪地提着围桶走出家门，走向马车。外婆说，这道清晨的功课做完了，长堤街的一天才算正式开始呢。

外婆19岁时嫁给长堤街127号喻家的独生儿子。喻家虽说在汉正街开着一家牛肉铺，家景也是不错的，但往日的婆婆不会让媳妇得闲，婚后第一天，外婆就得一清早起床，和长堤街的媳妇们一样，提着围桶下河去。

外婆和曾祖母带着大姨和妈妈

下河的时候，三五成群的女人们围在街旁的阴沟边，一边倒一点水到围桶里，一边拿长把的竹刷子把围桶内侧刷洗干净。这时天还朦胧，三三两两的女人一边做着活，一边小声聊几句道听途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外婆是新媳妇，默默地洗围桶、默默地听闲话。心中暗想着，得好好在长堤街做人，不能被人背地里指指点点。

等到我开始记事的时候，长堤街早就没有青石板路了。不过街两旁的老房子前的台阶仍然是青石板的，我家也有这样的青石板台阶，夏日里我喜欢赤脚踩在台阶上，又清凉又湿润。马车更是没有的了。不过，下河这件事还是要做的，大约七八岁的时候，我还常帮外婆下河。后来在我家不远的地方修了座公共厕所，下河的人渐渐地少了。如今，长堤街家家都有了自己的厕所，“下河”这个动词，后生们怕是不知所云了吧。

年轻时的外婆和外公

我的长堤街清晨，与来来往往的叫卖声紧密相关。我还是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姑娘时，特别喜欢躺在床上，听街上此起彼伏的卖过早的吆喝声。那阵阵叫卖声，让我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似梦非梦，别有一番滋味。记得那个卖洋糖发糕的唐太，一只腰子形的大木桶从肩上斜背下来，正好在她的腰间。木桶里面夏天是像蚊帐那样的白布，冬天是厚厚的棉被，在白布里或棉被里，就躺着热腾腾白花花的洋糖发糕。木桶有个半圆形的盖子是活动的，掀起盖子，撩开白布或棉被，带点酸带点甜的洋糖发糕香味就冲鼻而来。

在我的印象中，唐太总是穿一身黑色对襟布衫，铁灰色长裤，脸圆圆的堆满笑。她声音响亮，“洋糖发糕”四个字，经她的声音处理，听起来有一种很强的韵律感。节奏是前两字紧凑利落，后两个字舒缓悠扬。一想起唐太，她的吆喝声就会在我耳边响起，让我记起无数个清早，我醒来，眼睛不用睁开，只一伸手，就能在枕头边摸到用手帕包着的两个暖暖的发糕。那是外婆从唐太的腰子木桶里拿的，三分钱拿两个。

洋糖发糕就是装在这样的木桶里

早上还有人拖着带炉灶的板车沿街叫卖。那是一个大伯在卖红糖粑粑。板车前面是一个较大的铁灶，后面是小山似的刨皮装在一个大大的脏脏的竹篓子里。大伯把米浆一勺一勺地放进铁灶上面的平底铁锅里，像画圆圈一样画一个一个的圆粑粑，每个粑粑中间放一小坨红糖，然后顺手抓一两把刨皮丢进灶堂里，瞬间红红的火苗冲起来，不一会，刨皮烧完了，只留下点点火星，这时粑粑也熟了。我的早餐，多半就是洋糖发糕和红糖粑粑交替出现在枕头边。那童年的早晨哟，可以躺在被子里闭着眼睛过早，也不着急快起床啊、快上学啊。学习的压力？压根就没这个说法。长大一点之后，我不喜欢吃外婆买来的早点了，希望自作主张。每天早上背上书包，手心里揣着外婆给的一毛钱，走在亮堂堂的长堤街上，东家叫一声秋荣，西家叫一声丽华，然后和这些同学结伴去学校。我就读的小学叫革新小学，80年代后更名为义烈巷小学，一打听才知道它原本就叫这个名字，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才起了个革命的校名。学校的大门就开在长堤街街面上，大门附近多的是过早的小摊子。我喜欢吃热干面，或是两个面窝。如果想节省下几分钱，留着放学后买零食吃，就花六分钱买两个发饼过早。

记得小学有一个同学叫肖虹，住在长堤街靠居仁门那头，我家住在靠军工医院、唐家巷这头，中间路程不算短。但有段时间我和她关系蛮好，每天早上，我都会到她家去约她上学。冬天的时候，穿着厚棉袄的我，仍然兴致勃勃地去约肖虹。印象里沿街都是红火焰、白蒸汽和芝麻酱的香味。看着看着就走到肖虹家了。肖虹的太是江浙人，总是在清晨煮一锅烫饭。我去的时候，肖虹正在吃，那收捡得灵灵醒醒的肖虹太，就会递一碗热腾腾的烫饭让我吃。如果是这样，我就省下了自己过早用的一毛钱，等到放学时，就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铺里买点含金草吃，或者买凉粉吃。那凉粉二分钱一碟，白白的凉粉上面放一勺红红的剁椒，把一根一指长的细玻璃管子插进凉粉里，一点点将凉粉吸到嘴里，有点酸，有点辣，好吃得很。

有一段时间的清晨变得紧张了，总是在还没睡醒的时候，就被叫起来去学校收听来自北京的重要指示。我和同学们拎着自家的小板凳，早早地去学校大操场集合。那时我们不叫班级，而叫几连几排几班，像部队一样。我是排长，要负责一个排的同学集合、站队、坐好。7点半钟，校革委会的朱主任就站在司令台上开始讲话。朱主任从前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他带着工宣队进驻学校时，我们站在校门两旁夹道欢迎他们。说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其实就是朱主任的声音。他大声地宣读昨晚收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最高指示。在我们学生心目中，他就代表着北京，代表着中央。他长得很粗壮、很黑。他特别喜欢带领我们挥臂喊口号，放声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朱主任还特别喜欢要求我们学生一大清早起来跑步，他说只要我们每天坚持跑步，就可以跑到北京去。不是真的跑到北京了，而是在想象中，我们是革命小将，跑到北京是我们的理想。也许我天生是散漫的人，难得坚持这样每天都得按时去做的活动。为此，我的排长一职被换下了，班干部也不让当了。我为了重新成为一个五好战士，课余时间常常在校园内转悠，希望能发现点什么事让我去解决。果然有一天，我发现学校后院角落里的一个自来水龙头关不紧，水突突地直往外冒，这多浪费国家财产啊。我二话不说，上前就用手死死地抱住水龙头，不让水流失太多。我一直就那么抱着，水溅湿了我的衣服、裤子，后来，我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我依然抱着水龙头不放。这事被同学发现了，汇报上去了。老师让我写讲用稿，先是在班上讲，然后在排里讲，最后到全校讲。那一学期，我终于被评为“毛主席的五好战士”，胸前佩戴大红花。我很得意，在心中暗想，总算把撤掉排长这冤给伸了。

长堤街上的假小子

上中学时，弟弟妹妹才到上幼儿园的年龄。他俩的幼儿园恰好在武汉市第十一中学对面。本来我们革新小学对口的中学是武汉市第六十五中学，但为了能帮家里送弟妹上幼儿园，父母把我转到市十一中去了。没有料到的是，市十一中后来成为重点中学，让我很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重点中学的毕业生。

读初中的我，每天清晨，背着书包，推着一辆竹车椅。那上面坐着我的弟弟和妹妹。我推着他俩走过长堤街，一路总可以听到街坊邻居们对我的称赞。听表扬话应该高兴，可我心里总是有些不快活，因为有同学骂我像个小妈妈。回家对外婆讲内心的不快活，外婆总是告诉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外婆会讲很多先苦后甜的故事给我听。这些故事温暖着我有些伤感的少女心，令我生出朦胧的却持久的希望来。

初秋时节，在一个凉爽的清晨的5点钟，我醒来，走上阳台望向江对岸的长堤街，我看见湛蓝的星空中，浮贴着一勾薄薄金黄的下弦月。我小时候，也是在这样的初秋的清晨，也是这样一勾薄薄金黄的下弦月，外婆把我叫醒，然后让我按住眉毛，喝她递过来的银耳汤。这银耳汤是外婆用土陶罐在小煤炉上炖了大半夜的。外婆喝没喝我不知道，反正我总是在半梦半醒间被外婆叫起来喝。而且一定要把眉毛按着喝，外婆说，否则，这鲜美而有营养的银耳汤会让我的眉毛马上长得像神仙老头的眉毛那样，又白又长。这清晨的一勾薄薄金黄的下弦月在我记忆中弥久常新。后来我在一本美术书上读到这种颜色叫金丝雀黄，属温暖色系。

午后的长堤街

说实话，成人后，我一直念念不忘小时候的那些个疯玩的午后时光。

在夏季，吃过午饭后，我丢下碗筷就冲出家门往外跑。用外婆的话讲，那是人叫不动，鬼叫飞跑。是的，我儿时的几个玩伴正在窗外以清脆的敲玻璃声叫我。炽热的太阳悬在天空，晒得街上的沥青马路软软的，软软的沥青马路烫得脚上的塑料凉鞋好像是要化掉似的。这一切对童年的我来说，都可以当成好玩的东西，而不会像长大以后，太阳大时不想出门，怕晒黑了；发烫的沥青马路不敢走，怕弄坏了高跟鞋。我和伙伴们飞跑到街对面的那栋房子里去。我们都称那里叫94号。94号是我们长堤街少有的一栋带点西洋建筑风格的房子，有粗大的大理石圆柱、红色的木地板，雕花的木楼梯和彩色花玻璃窗。94号一楼住着胡爹爹一家、我的同学谢丽华一家、帅哥哥超超一家；二楼住着罗太一家和别的什么人。在我印象中，胡爹爹家就他一个人。他个子矮小，最特别的地方是嘴上有八字胡。听说他是个逃亡地主，总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但我们几个小孩子不怕。我们喜欢去他家玩，他不爱说话，却总是能东摸西摸地拿出东西给我们吃。我喜欢看他家的一些用品，比如说他抽烟用的烟斗，是玉石雕成的一条龙，一杆象牙的小秤，装在一个乌黑的小木盒里，那木盒的造型像一把琵琶；一个小型的铁碾子，把米放进去，用手来回滚动，米就碾成米粉了；飞奔状的洋娃娃，据说那是小天使；还有钢琴，胡爹爹总是将手悬空在琴键上面，做弹琴状，嘴里小声地哼着歌。我们吵着说弹啊弹啊，胡爹爹就缩着头做出一副害怕得要死的样子，小声说不能弹出声来，让别人听见那可完蛋了。胡爹爹家有厚厚的窗帘，屋子里白天也要开灯。他总是让我们随便在他家翻腾，找东西玩，但不能告诉别人。后来，外婆知道我常常去他家玩，就严厉地制止我。说他是一个正在改造的人，是坏人，不能去他家玩，要不然他会害我们的。我很迷惑，不知道他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会如何害我们。

长堤街94号的木地板

94号楼上的罗太家，也是我喜欢去玩的地方。罗太家人口多，大大小小上十个人，显得总是热热闹闹。罗太的大儿子大儿媳是军医，都在北京。过年他们从北京回来，穿着正规的军装，看上去好威风啊；罗太家的二儿子二媳妇都在剧团里搞文艺，会吹拉弹唱；最有名的是罗太的大女儿，是唱京剧的。我在3506工厂的大剧院里，就看过她演的京剧《海港》，她演方海珍。我们长堤街这一带的人，因为有罗太家这样的邻居，便在日常生活中有了一些音乐事件。比如说，星期天或节假日，罗太家搞文艺的子女们偶尔会兴起，把乐器拿到楼下的空场地来，他们拉的拉，弹的弹，唱的唱，不少街坊邻居会端个小板凳围拢来看热闹，或真是想欣赏一下音乐。这样的时候每次都不会少了我。外婆说我是酒席上的胡萝卜，缺不得的。我尤其喜欢听二胡拉曲子，记忆最深的二胡曲子是《赛马》。

罗太家还有红得发光的木地板，有宽敞的客厅，二胡、琵琶、扬琴摆在屋子里。当然，最好玩的是她家客厅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块很大很厚的布，一根绳子通过两个滑轮连着布片，只要一拉绳子，布片就可以来回摆动，产生一阵风。那是我看见过的最早的“电扇”。我总是自告奋勇地请求做拉绳子的苦差。我站在客厅的一个角落，用力地拉着绳子，不厌其烦地看着那片红细格子布来回摆动，一阵风又一阵风吹过睡在布片下面罗太家的孙子孙女们，也吹过我的手膀子。我那么喜欢帮罗太家拉风扇，我想，那时的我，一定可以从布片轻盈的摆动中感觉到了飞翔。

前两年，我搬到武昌的一个小区。晚上在小区内散步时，突然遇见罗太家的孙女，就是往日享受我给她们拉布风扇的那几个小女孩中的一个，她现在又成了我的邻居。和她说起从前她家的这块布风扇，她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而我却记忆犹新。更多年前，我在省文联机关里，偶遇过演方海珍的罗太家大女儿，我还是用儿时那副无比敬仰的目光看她，她却没有认出我来。

为了写这篇文章，前几天我再一次走进了长堤街94号。房子从外表上看，变化不大，走进去，就变得有些凄凉。我找不到一个认识的老邻居了，只得问新来的住户。得知胡爹爹早已去世。罗太还健在，住到三儿子家去了，原先罗太的家现在被隔成好几家了。那记忆中红得发光的木地板，完全不像从前的模样。一楼的房子都成了门面，一到晚上，桌子摆到长堤街街心，卖的是萝卜牛肉汤。

还是回到从前快乐的午后时光吧。那时学校好像不上课的时候多。下午要么只上一节课，要么是把住得近的三五个同学组成学习小组，同学们在学习小组里一起做作业、看书读报。这倒成全了我们在一起玩的心思。我们这个小组的同学都喜欢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这游戏很有意思，我们百玩不厌。几个小孩子在一起，石头剪刀布地划一遍，输了的那个人就当捉大伙的兵，有人捡一块砖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再把砖头扔得老远，等当兵的那孩子去捡砖放进圆圈时，我们早就四散开来，各自找地方躲起来。我们必须乘捉我们的孩子不在或不注意时，就猛地往圆圈内跑，并迅速捡起那块砖头，大喊“到牢了，到牢了！”举起砖头，你就安全了。到了圆圈内（即到了牢），你就到了家似的，没人可以捉到你，你还可以在下一场游戏中再去躲藏，而不用充当捉人的兵。每次我都玩得黑汗水流，每次举起砖头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找到安全的快感。长大以后，在迷茫和困惑的时候，想起儿时的这个游戏，就渴望人生中也有一片这样美好的圆圈，有一块可以拿到手的砖头，让我无忧无虑地大喊一声“到牢了”。

有时我会跑到离长堤街不远的硚口公园里去玩，玩累了，再回来看那守牢的人在不在，多半那人早就不在了，肯定也是找个地方玩去了。于是我坐在圆圈内的那块砖头上，看着蓝天白云发呆。还有一次是我当捉人的，等同学们都跑不见了后，我拿着砖头开始寻找，找不到人影，便自顾自地顺着长堤街边走边玩，一直走到江汉桥，觉得时间还早，又走过江汉桥，抄了一条小路继续走，之后却不知如何走回家了。眼见天已擦黑，心里害怕，只得询问路边的婆婆。婆婆一听我是从长堤街走来的，大惊，说我都快走到汉阳十里铺了啊。婆婆叫来她家的媳妇，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送我回家。等回到家中，同学们都在我家等着，他们好怕我不见了。外婆更是担心着急，一见我回来，握住我的双手一直不放。外婆谢了那妇女，她马上又赶夜路回她的家。

等人都走了，外婆高举着她做衣服的竹尺说：“今天我要打得你认得我。”我连忙说：“我早就认得你啊，你是我外婆。”她还是高举着竹尺说：“那我今天要打得你不认得我。”我只好赶快说：“我是不认得你唦。”然后我就拼命哈哈大笑。边笑边说：“不打我了，我在笑。”因为外婆常常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就总是用这一招来避免挨打，而每一次我都可以成功。那把专门用来打我的竹尺，顶多就是挨了一下我的手掌心而已。

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我迷上了爬树。天很热，家门前的那棵高高的樟树，像一个巨大的凉棚。我吱溜一声就爬到树冠，把身体藏进密密的树叶中。我知道，自己躲藏在这里，谁也看不见我，我却可以看来来往往的人。我喜欢居高临下地看长堤街的风景。从午后到天黑，在那年代，这是一段漫长又丰富的时光。大人们都不在家，长堤街就剩下老老小小的。下午3点左右到4点多钟，正是午饭时间过去好久了，晚饭时间还迟迟不会来到。因此，挑担子推车子卖各种小吃的人，就在长堤街上川流不息。敲得叮叮响的是卖麦牙糖的，一支用完了的牙膏皮就可以换一小坨米白色的麦牙糖，脆脆的，甜甜的，吃起来可以把上下牙粘到一块；用木棒子敲得嘭嘭响的是卖米粉蒸糕的，一分钱一个，一个有大人喝白酒用的小酒杯那么大，也是上头大下头小那种形状，中间有点红糖；推着小平板车的是卖油炸臭干子、藕丸子的，小平板车大多是自制的，木板下面安有四个带轴承的钢珠滚，钢珠滚在路上一动，那响声一条街都听得见。除了卖小吃的去去来来，更有各种行当的小贩。打桐油打箍的，修绷子床的，磨剪子磨刀的，挑鸡眼的，补锅修鞋的，头发电池换钱的，卖青菜萝卜小葱的，卖黄瓜番茄四季豆的，卖刚从汉水里打来的小鱼小虾的，等等。整个街道就像一个露天的大市场，阳光永远灿烂，蔬菜上总是洒满水珠，与阳光的照耀配合在一起，进到我眼里，是一串一串闪烁的珠子。那是最令人感受到生活和日子满是烟火气的下午，是我心目中“生活”这一个词的写照。

长堤街风情

作者和外婆，身后晒着衣裤的竹篙和杈棍，曾被孩子们无数遍的钻来钻去

当然，我也会偶尔看到大朵的白云用阴影把街上的行人覆盖。我还看见，一条青虫是怎样滑入草丛。

如果是冬天的午后，那就有另一种玩法。暖暖的阳光把长堤街照得像舞台一样亮堂。那舞台被我们这些孩子们占领着。那些三叉、竹篙子，还有晒在竹篙子上面的大小衣服、棉絮、被子等就像是我们的道具。我和伙伴们，没什么理由地从长堤街的一处跑向另一处，从东家晒衣服的下面穿到西家晒衣服的下面，从这个三叉钻到那个三叉。就这么三五一伙地穿梭、奔跑、戏闹、欢笑。只要被大人们看见了，他们就大叫起来：“唉哟，你们这些伢们啰，吃饱了撑的沙，非要撞倒我屋里晒的衣服就舒服了，等下子跟你屋里太说，看不把你们那螺丝骨打碎才怪。”大人们一叫，我们像电线上停着的小鸟，电线一动，嗡地一声四散开来，留下我们嘻嘻哈哈的笑声。要不了多久，我们又聚集在了一起，照样地钻来钻去的。说实话，我们还真没出现过把三叉撞倒，将衣服弄到地上的情况。

不过外婆常常对我说，姑娘伢老在别人衣服下而钻，尤其是在别人的裤子下面钻，就会长不高的，到时候又矮又胖，丑八怪一个，那看怎么办。所以，慢慢的我比较少参加这样疯跑的游戏。不仅不参加，还会讽刺那些依然喜欢在衣服下面跑的孩子，说她们“矮子矮，一肚子拐。”

大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在冬日有阳光的午后，顺着一堵墙站着，然后大声叫着“挤呀嘛挤牙膏哟，越挤就越好玩哟。”这样叫着的时候，我们七八上十个孩子们一溜地往前挤，挤得人和人之间一丝缝隙都没有，挤得开怀大笑。这个游戏我非常喜欢玩。和伙伴们挤成一团，身体挨着身体，头挨着头，手牵着手或紧紧抱着，那样一份亲密总令我怀念和向往。

我想，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亲密关系的，是需要拥抱的。尤其是正在成长的孩子。如今看着关在客厅里看电视、打电脑、做作业的现代儿童，我才体会到，过去我们在没有车辆的长堤街穿来钻去，其实是有理由的。那理由就是童心需要晒太阳，需要无拘无束，需要释放身体发育过程中充沛的精力，更需要舒展心情和骨胳。

黄昏的长堤街

无论我在外面玩得多么开心，一旦夕阳西下，我胖胖的湿漉漉的身体被落日拉成瘦长的黑色的影子，这个时候的我，盯着地上那个属于我的影子，就莫名地感到忧伤。忧伤的我，就会毫不迟疑地离开游戏着的小伙伴，箭一样飞奔回家，回到外婆身边。

这样的时候，正有黯然的光线从黄褐色的旧木门里斜射进来。我跳进大门，长长的天井尽头，昏暗的一角，天天一个模样地出现外婆、炊烟和炉灶里红红的火苗。外婆在那里忙着做晚饭，是不会理睬我的。只有等我走到她面前，轻轻地叫一声“太”时，她才会直起腰身撩起她灰黑的对襟外衣下摆，擦去我一头的汗水。外婆会说：“鬼丫头，又是疯得黑汗水流呀。”然后，照旧去忙她的活。

那时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一个烧柴的灶、一个烧煤的大炉子和一个烧蜂窝煤的小炉子。小炉子到冬天可以拿到屋子里去，既做饭又取暖。这些炉灶都不是从商店买的，是大人们动手做的。我就看见外婆用一个废旧的冰铁桶做成一个小炉子。外婆冬天喜欢用大炉子做饭，因为大炉子上面还有两个汤罐，做饭的功夫，汤罐里的水就热了，这样随时都可以有热水用，这些热水到晚上，拿来洗脸洗身体，用得特别便利。夏天当然就烧灶了，平时捡的柴禾废纸什么的都得留着，加上每家定量供应的柴，夏天就拿来烧灶。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大小物资都是定量供应，从粮食到柴禾，都是按人头凭票购买。记得外婆让我帮她去煤炭店买煤买柴，我拎个大竹篮子，到离我家不远的那家煤炭店去，一家人的票，也就够买回一篮子的树皮。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这么点供应物资，外婆是如何安排并操持一大家人的生活的。不过，那时生活简单，夏天常常是吃腌菜豆渣，外加一碗青菜而已。可也觉得很好吃，每餐都会吃两大菜碗饭，我被养得胖胖的，街坊邻居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土匪”，一是说我胖，二是说我爬高上低、满街疯跑。

作者6岁（1969年）时在后院

傍晚时分，玩得黑汗水流的我，回到外婆身边，拉着她的手开始撒娇，一副哭腔说道：“没得味道啊。”只要我喊没味道时，外婆总会放下手上的活和我玩一小会。那时我们都没什么玩具，更没电视可看。记得我10岁生日时，远在潜江县工作的妈妈寄给我一份生日礼物：一支木头做的玩具水枪。难得有一个地道的玩具，我开心极了，拿起水枪就去找小伙伴玩。小伙伴们都在街拐角的那片阴凉地玩，有一个男孩头上戴了顶用树枝条编织的帽子，帽子看上去是树叶绕成的一个圆圈。也就是那种过去志愿军埋伏在草地里时戴的伪装帽。不知为何，我一看见那帽子，就非常喜欢，就向男孩要，说我想戴一下。男孩不给，说拿我的枪来换。换就换吧，谁让我那会儿就是想要那顶树枝做的破帽子呢。水枪给了男孩，我戴上帽子兴高采烈地去找别的女同学玩。结果看见几个女同学在街的另一头跳房子。那时我们跳房子刚时兴用沙包来跳，而我一眼就看中了一个女同学手上拿着的蓝花布做成的沙包。有了拿枪换帽子的经验，我就提议用帽子换沙包，那女同学也同意。玩到该吃午饭的时候回家去。一进门，外婆就发现我手上没拿水枪，马上追问，我一五一十地一讲，外婆气不打一处来：“苕（傻）姑娘，一把新水枪，大老远地寄来的，就拿去换回一只小沙包？”我只会一个劲地说我喜欢嘛，就是喜欢。外婆终究是没有打我，只是让我给妈妈写了一封信，一封像检讨书一样的信。我记得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因为我喜欢，所以把新手枪换成了旧沙包，这是不对的。”

每到黄昏，小小的我，心中会生出一股莫名的惆怅，我还不懂那就是少女的惆怅，只知道找外婆扯皮，吵着说没有味道。外婆为了让我有味道，就和我玩一种游戏：她摊开我的小手，用她的食指在我的手心边点边唱：“卖面的老师傅，来一碗热干面，多把点油，多把点盐，多把点芝麻酱，不要大蒜头。”外婆的手指点在我的手心窝里，让我感到一丝的痒意。外婆唱完后，就迅速地将手指从手心滑向我的胳肢窝，手指还在胳肢窝里一搅和，搅得我更痒，痒到傻笑。外婆就说：有味了吧。这游戏伴我度过了无数无数个天黑时分，驱散了我那些莫名的感伤。

稍大之后，再吵没得味啊，外婆就会指着墙角的那一对小水桶对我说，做点家务事就有味了。我挑起两只小木桶，去100多米远的地方挑水。那时长堤街家家户户都还没安装自来水管，全是到公用自来水房去挑水。一分钱两大桶，像我这样的小伢只挑得动小桶，两小桶水只要半分钱。上小学五年级后我就挑得动大水桶，当时很是得意于可以像大人一样挑大水桶了。

我喜欢去挑水，是因为傍晚挑水的人比较多，一对水桶一对水桶地列队排好，大家都把扁担一头搁在一只水桶上，像坐长椅子似地坐着等。边等当然就边聊天。姑娘媳妇喜欢扯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叔叔伯伯们喜欢谈论国家大事。我的小脑袋一会儿左边听长堤街的家事，一会儿右边听长堤街人眼中的国事，我的心，被这些大事小事弄得一会兴奋一会吃惊。正因为挑水这地方像咱长堤街这一带的新闻发布中心，也因为我天生好奇心重，什么新鲜事都想知道，而且，凡听到的事，我总会想办法去张家李家打听、落实。这样一来，我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包打听”。

曾经的水房成了一家小餐馆

挑三四次水，我家那大缸就差不多满了，够我们一家人用到明天早上。每次挑完水，我都喜欢把头伸进水缸，脸离水面也就一根火柴的距离，那清凉的透着些湿气的水的味道很好闻。

如果是夏天，挑完水之后，太阳眼看着要西沉，外婆就会让我把大大小小的盆子里早就积攒好的水倒到屋门口的空地上去。那些水都是外婆洗菜洗碗的水，倒在晒了一天的地上，相当于给那热土地降降温。在我倒水的时候，长堤街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在干这活儿。后来条件好的人家会拿着自来水管给自家门前的空地降温，条件不好的或者说是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家，仍会像我外婆一样，把一整天用过的水积蓄下来，武汉人都有这个习惯。因为从前家家户户在夏天都会睡在外面，叫乘凉。夏天的武汉之夜，小街小巷密密麻麻地摆满着竹床，竹床上躺着身穿各色圆领衫大裤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等我把家门口前的空地浇个遍后，外婆的晚饭也就做好了。太阳已收起了狂热面容，大地开始显露出一点点的温和气息，不那么无情地烧烤着长堤街的人们。当然，总有那么几天高热气候，到很晚了，热气仍然罩着大地，坐在竹床上的人们，到很晚也不睡觉，大芭蕉扇在大人手中摇个不停。孩子们就在芭蕉扇摇出来的微风中做梦去了。

也有睡不着的时候。我们小孩子们就想着法子玩。有一回，不知是谁出了主意，要吓唬那个在菜场卖肉的何师傅。那时候，所有物资都得凭票才买得到。肉少得可怜。好不容易可以买一次排骨煨汤喝，可是，硚口菜场卖肉的何师傅刀法特别准，一刀割下去，不多不少。我陪外婆去买肉时，老听外婆说，何师傅，你就不能把那割肉的刀稍微偏一点，多两把肉，做点好事，积点德啊。但何师傅的刀认肉不认人，让我们这些嘴谗孩子恨死他了。那天的主意出得很有创意。我们一帮人先没事似地在竹床上假睡。但眼睛时不时会望一眼睡在路灯下的何师傅，就等着他快睡熟。大约到了11点左右，一街的人基本上都睡了，何师傅当然已睡得像木头人了。我们6个上十岁、十来岁的孩子悄悄抬起何师傅的竹床，一直抬到小河边的沙滩上。我们放下竹床，跑回家睡觉。第二天一大清早，就听见何师傅在街头大骂：哪家的鬼们，把我搬到河里去了。想吓死我，吓死我也不多给肉你们吃。我们各自在自家的竹床躺着，偷偷地笑。

我和外婆又去买排骨。没料到何师傅对我说，那天晚上我们抬他去小河边，其实他醒了。只是不敢做声，怕反倒吓坏了我们几个小伢。外婆一听这事，就举手做要打我的样子。何师傅忙劝住外婆，说伢不调皮就不聪明。还说，算了，这一次就多称点肉骨，让外婆多给我喝点汤。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胖胖的何师傅，笑起来像慈祥的爷爷。我家的肉由外婆亲自去买，小菜就时常归我去买。那个时候，菜场里菜少得可怜，买菜也得排队。我心里老想着去玩，哪有心思站在菜场门口排队哟。于是，就把一块砖放进买菜的篮子里，排在别人身后，还不忘对别人说一声，这是我的篮子，站你家后面啊。然后就去和同学玩。大多数时候玩一会就记得跑回菜场，看排到我跟前没有。也有不少次，玩着玩着就忘形了。等想起来跑到菜场时，菜场关了门，我的篮子也不见了。于是，提心吊胆地回家去，知道又惹外婆生气了。不过外婆也就是训斥两句。但我记住了外婆的一句话：买不回菜，也莫把篮子搞不见了，那也算是个清白的伢。再去排队时，我就会用砖代替我站在别人后面，拿着篮子去玩。就算玩忘记了，菜没买到，篮子还在手上，而那块替我站队的砖，总没有不见过。

我家好像是在1974年左右安上了自来水管，从此不再挑水吃。1977年前后，长堤街家家户户都用上自来水，挑水这件事渐渐被人遗忘。不过，我对家中的那大水桶怀有很深的感情，搬过几次家，也没扔掉水桶。现在，一只水桶还在我的阳台上，水桶里装满了水，里面种了一株长势良好的绿色植物。

我家的阁楼，是我心中最美妙的城堡。我家是栋老屋，两层楼，一楼是砖木结构，二楼就是阁楼，也叫暗楼。全是木板搭成的。阁楼上没有窗户，屋顶是灰色的布瓦，在布瓦中间夹杂着两片透明玻璃，光线从玻璃透进阁楼，使那里有些光亮。这玻璃被叫作亮瓦。我家阁楼是不住人的，放着外婆舍不得丢的废物，还有陈年灰尘。时常，我一个人悄悄爬上窄窄的楼梯，“一溜灰”的功夫就躲到阁楼里去了。我喜欢久久地盯着透过亮瓦射进的光线看，那光线穿过阁楼内的陈年灰尘，形成一种奇特的光柱，雾茫茫的，并不断地跳动着。我觉得那是我见到的最神秘的舞蹈。每一粒灰尘都在光芒的照耀下，不知疲倦地舞着，在我少年的眼睛中，演绎千变万化的节目。阁楼的地板是木头的，两块之间有大大小小的缝，下面便是报纸糊成的天花板。我常常把一些东西塞进缝里，都是我写下的一些不愿让人看到的纸条，比如谁让我哭了，或者莫名其妙的人和事。现在它们都成了秘密，隐藏在长堤街的空气中。

这美妙的城堡经常带给我惊喜。我不断地在乱七八糟的废物中发现奇怪的东西。比如一双皮制的怪鞋，鞋底是木板，板下面有四个齿，鞋面为船形，前窄后宽。我拿下来来问外婆这是什么鞋，外婆说这是老古董鞋了，叫木屐。过去用来当雨鞋穿的。下雨时，要串门，脚上穿着绣花布鞋，套上一双木屐出门，到了别人家，把木屐放在门后，光鲜鲜的绣花鞋进屋去。外婆还说，那时候，长堤街还是青石板路，武汉的雨，也是说来就来，阴晴不定。雨大时，滴落如箭，雨小时，悄无声息。但只要是有雨，青石板路上，就会响起杂乱的、无序的木屐声。我想象着这声音，认为肯定是很好听的街头音乐。再下雨时，我便穿着我的布鞋，套上这双旧日的木屐去上学。虽说不能踏在青石板路上，也响起了好听的声音。让我很感到开心。这双木屐我穿了一两年哩，后来也不知去向了。

老木屐

我还在阁楼里发现了一大木箱的书，全是小说。有那个年代被认为是毒草的《三家巷》、《上海的早晨》、《青春之歌》、《苦斗》，还有外国小说《怎么办》、《白夜》等等。外婆说这是我父母的东西，不能动。但是，我却一整天一整天地躲在阁楼上读这些小说。这是我最初的文学熏陶。有时也忍不住将书偷偷带到学校，恰好课桌面上有一个小洞，便将书放在课桌的抽屉里，书页紧贴着洞口，桌面上把要学的课本竖着放好，正好挡住那个小洞。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就通过洞口看小说。结果还是被老师发现了，收了我看的《青春之歌》。又是写检讨，又是请家长，弄得我好生害怕。因为，那个时候这些书都被认定为封资修的东西。外婆到学校，不知老师对外婆说了什么，也不知外婆对老师说了什么，总之，后来这事平息了。只不过外婆把阁楼上的书拿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些书。好在那些书已经被我读过一遍，懂或没懂，总之是看过了。我也偶尔会带同学到我的阁楼上来，与我分享文学的美妙。

大约是60年代底70年代初的那两年，长堤街勘工居委会组织孩子们晚饭前到各家各户检查备战备荒情况，晚饭后沿着街道四周巡逻。当时，我是革新小学的红小兵，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活动的主力。每天下午5点多钟的样子，我和几个红小兵战友就开始行动。大家分头挨家挨户去检查是否把当天要做饭的米留下一把放进备战备荒的坛子里。我总是兴高采烈地走进一家又一家，对每家做饭的婆婆伯伯阿姨们说：“备战备荒为人民，记得省下一把米放到备战坛子里。”人家也会笑着回答我说：“晓得了，放好了。”

我家床铺下面也有一个陶罐子，罐子上面贴了一张红纸，红纸上用毛笔写了一行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负责每天在外婆要洗米做晚饭时，去抓一把米，放进陶罐子里。但我一直不知道，这节省下来的米，后来都拿到哪里去了。

晚上的巡逻更好玩。孩子们在一个较大点的孩子的带领下，排成一长队，肩扛着红樱枪，沿长堤街走到唐家巷，拐向中山大道，再从义烈巷穿到长堤街。这一圈走下来，大约花40多分钟。路上总是碰到认识的小朋友和隔壁的还有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阿姨叔叔伯伯奶奶。每个人都慢着性子，亲热地说话，偶尔也有吵架和打架。这就是我们要管的事了。我们上前询问情况，劝说他们要讲道理。很快他们就平和下来，各干各的事去了。我们继续巡逻。

多半时间平安无事，我们就边走边小声说话，说话的内容多是盼着出现点什么特殊事情，我们甚至希望发现一个坏人、特务什么的。总之，我们对神秘和意外充满幻想。这活动搞了几乎大半年吧，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很让我失落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还代替外婆每晚去各家各户查火星。每到一家，就冲着人家喊注意火星啊。这是在提醒家家户户注意防火，小心火灾。这活动也不知不觉中消失了。等我上初中之后，基本上就很少与街坊邻居有如此紧密的交往了。

长堤街的晚餐

长堤街的人都比较重视晚餐，因为上班的大人全都回来了，所以，饭桌上就会有几碗菜。虽说不可能有大鱼大肉吃，但每一碗菜都清爽有味。滑藕片、清炒红白萝卜丝、酒糟鱼块、干炒四季豆、黄豆米炒腌菜、豆渣炒腌菜、西红柿鸡蛋汤等等，这是我印象中长堤街人家的主打菜，清香可口，年年如此。

晚餐时也是长堤街人串门的好时机。左边隔壁的张太端着她做的毛豆米炒肉丁过来了，一定让你尝尝；右边隔壁的李婆婆端来她做的腌菜豆腐渣，也一定让你吃一点。既然来了，不会立马就走。外婆会让人家坐下来，和我们一道吃点桌上的菜，也和人家说些家常话。外婆不喜欢串门，她29岁守寡，养成了小心谨慎、少言安静的性情。但外婆内心也是好客的，也讲究礼尚往来。我们家做了好菜也是要端给邻居们去尝的，这任务自然就落到我头上。这是一项美差，只要外婆让我端一碗菜去给隔壁左右的邻居吃，我笑眯了眼。因为，走一家我就可以吃一家，走一家我就可以坐下来聊家常。

长堤街的豆腐作坊

夏天这种吃晚饭的情形就更常见，家家户户的饭菜摆在乘凉的竹床上，竹床一张紧挨着一张，看上去就像一张巨大的餐桌。街坊邻居们随意地走到东家的竹床边夹一筷子菜，跑到西家的竹床边坐下来，喝一小碗汤，很自然，很亲热。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们，自家的饭菜永远没有人家的饭菜好吃。非得看着大人跑到隔壁李太家要一碗饭，再添一些菜，才会喜滋滋地夺过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当然，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来我家要一碗，吃起来才香。有一年，隔几家的陆奶奶家娶了北方来的媳妇，偶尔会包饺子。那个时候长堤街人吃饺子还不寻常，因此，陆奶奶家每次包饺子都显得非常隆重。饺子煮好了，这家那家的就送过去。所以，我一直觉得，长堤街人都好像亲戚似的，饮食往来比较频繁。

木槿树

记得外婆在后院里种过一棵木槿树，初夏开出的花是白色的。每天傍晚微风吹过，白色的木槿花雪片一样飘落下来，院子的地上，撒着点点木槿花，我吵着要外婆把花都给我再种到树上去，我不让花掉下来。外婆牵我的手，带我把地上的每朵花都捡起来，用清水洗净，告诉我明天早上，花就都种到树上去了。第二天早上，树上果然又有好多花。不过晚餐桌上有了外婆用木槿花和面粉做成的饼子，外婆说木槿花做的饼子不仅好吃还可以治孩子拉肚子。这时的我可开心了，有美味饼子吃，树上的花第二天依旧盛开。我一直以为那树上的花真是外婆帮我种上去的呢。后来稍大一些才知道，其实木槿花的特点就在于它朝开暮落，日日不绝。我家的木槿花饼，也没少送给别人家去吃。

70年代中期，我家后院搭起了小屋，出租给别人住，外婆收一点房租，贴补家用。后院里的植物就都没了，木槿花做的饼子再也没有吃过。

别人家也有种木槿树的。我的同学就送来过她奶奶用木槿花、大米、盐、油一起蒸的饭，很好吃。后来，长堤街就没看到这种树了。都是在长堤街人口飞速增长的那个年代，不断搭建房子时把树挖掉了。

外婆做的霉豆渣巴烧鱼头，是我最爱吃的一种菜。在这条紧邻长江、汉水的街上长大的外婆，素有巧姑之称。她不仅会自己打豆腐，自己将打豆腐剩下的残渣捏成块，然后进行轻微的发酵，让其长霉，成为看上去毛乎乎的，闻起来臭臭的霉豆渣巴。而且她还能花很少的钱，在江边、汉水边买到别人不怎么看得上眼的各类鱼头。

外婆用大火将铁锅烧红，倒一锅铲菜油下去，数三下，放进洗了三遍的鱼头，“吱”的一声响，响声响亮干脆，说明油锅烧得恰到好处，吱的声音有些哑或者太猛烈，说明油锅不是欠火候就是烧得太老。鱼头在油锅里不能随意翻炒，不断移动铁锅与灶口火苗接触的部位，让油被每一个鱼头吃进，呈焦黄酥脆后再放入各种调料，葱、姜、大蒜、酒、辣子、豆瓣酱和酱油，放进切成一长条一长条的霉豆渣巴，再加水加盖。这红烧的过程，先用猛火，再用中火，后用小火，其间还要点7次水。等到最后，外婆说：“欣啦，拿大碗来。”我的心仿佛要跳出来，我立即屏住呼吸，迅速拿来专门装这道菜的有蓝花边的大瓷碗（它是我们家唯一一只好看的瓷碗）递给外婆。幻觉和经验早已让我品味到那鲜美的滋味，我的舌头不住地蠕动，口水往肚子里咽，只等外婆将最后一锅铲菜倒进碗中。她转身拿水去冲洗铁锅的瞬间，我已将一块豆渣巴放进嘴里，虽然有些烫，虽然一时还无法吃到肚里，但含在嘴里，哈几口气，稍微散出一点热气，然后轻轻一抿嘴，豆渣巴中的水分就溢出来，滋润了满嘴。那水其实正是这道菜的关键之一，浓郁的汤汁，所有的味道都在这汁里，所有的味道慢慢的通过味觉感染全身，给你最美好的刺激。遇上过年过节，鱼头会是大个的胖头鱼，那就更好吃了，鱼头里的每一根刺都不能丢掉，被我们吃得干干净净后摆在桌子上，等着外婆像变戏法一样，用这些鱼刺做成一只飞翔状的鸟。那鸟形态逼真，可爱至极。过春节时做的鸟往往会被我保留到五一节。

已经记不清是在我几岁的时候，外婆就告诉过我“要想抠，吃鱼头”的古训。我记得外婆常说，我外公之所以聪明绝顶，一夜之间就学会了外语，正是因为外公最爱吃鱼头了。武汉方言“抠”这个字做聪明讲，外婆的这句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要想聪明，吃鱼头吧。”“抠”的汉语拼音不知道是不是“kǒu”？

外婆的三个女儿

前些日子回到长堤街，来回走了好几趟，既陌生又熟悉，既恍若隔世又无比亲切。我记忆中的挑水房，现在是一家小餐馆；我外婆坚守了一辈子的长堤街127号，如今已经变成了3栋3层楼的房子，三个门面房里都摆放了很多台绣花机，一些十七八岁的姑娘在埋头做工。据说这都是私人开的服饰小厂，做好的服饰拿到汉正街去卖。

外婆去世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她的三个女儿能团结起来，出资将老屋修建成一栋三层楼的现代化住宅。外婆曾对我说过，希望大家都住在一起，楼上楼下的互相有个照应，她想跟哪个女儿住就住在哪一层楼。外婆绝对想不到，她逝世不久，搞活经济的浪潮席卷了一直安居乐业的长堤街人。所有临街的一楼房屋，全都做成了门面，开小工厂的，做小餐馆的，开麻将室的，应有尽有。而外婆的3个女儿，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各自选择了更合适自己的地方生活。只留下她的小女儿——我的小姨，还住在长堤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