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翔华:家住汉口古三皇

汉口满春路三皇街，毗邻市中心六渡桥，老一辈的都叫它“古三皇”，是我的出生地。从出生到1970年2月下放农村，我在那里生活了将近16个寒暑，它包孕了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时代。

满春路得名于满春茶园，满春剧场。三皇街则得名于三皇殿。据说古观里供奉过伏羲、神农、轩辕，也就是所谓的天皇、地皇和人皇，只是早已无迹可寻了。

满春路之名诗情画意，三皇街之名古色古香。

三皇街最初是一些芦棚茅屋，到处还残留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凼子。形成街巷以后，也是屡遭劫难，最大的两次是“水与火”的洗礼。1931年，汉口发大水，这里成为一片泽国；其后，又遭火灾，将这里烧个精光。当然，还有战乱、饥荒、偷抢、日寇铁蹄的践踏、恶势力的欺压……好在这里的居民多为草根小民，生命力强，像猫一样有9条命，只要给点春风，就又忙着长新根，发新芽，一个个直往上“冲”（音：chòng）。到50年代初，这里人烟稠密，人气旺盛，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平房和茅屋了。

在外地人眼里，老汉口的街巷简直就是一团乱麻，无章可寻。住久了，就会发现，老汉口的街巷有自己的规律。有人讲东西向大街为“道”，这种讲法不完全准确，比如说沿河大道就绝对不是东西向。准确的说法是：顺水流方向而建的大街叫道，大致为东西向；南北向的则称路，路与路之间的叫街；每条街上又各有一些横七竖八的，弯弯扭扭的小巷子；巷子里面还有里，上海人叫里弄，武汉人叫“里份”；还有坊，跟里差不多，都是一小片住宅小区的意思。当然，大街上也有里份，如积庆里就在中山大道上。

汉口人不大讲东西南北，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东西湖这样不分东西的称呼了。武汉有长江、汉水。按水流的方向，汉口人就有了“高头，下头”的地理概念；人有两只手，于是又有了“左、右”之分了，“高头、下头，左、右”，就够汉口人区分方位用了。

三皇街头枕满春路，脚抵铜人像，基本上与长堤街的下头，和清芬路是平行的。走在通向长堤街的通道上，你会明显感觉到是在爬坡，你会觉得长堤街的确是建在一道长堤上。更有趣的是，有几家大门开在长堤街，后门却在三皇街，只不过，要到三皇街，还要下十几步的阶梯。

三皇街有5条小巷，我家在三皇二巷，是由一条主巷和几个弄子组成。三皇街是背街背巷，僻陋杂乱，却最能够、最直接地体现老汉口“五方杂处”的特色。

这里的老居民源自八方，主体复杂，以汉口周边一些县市如黄孝、汉阳、武昌和鄂东诸县居多，也有几家下江人和北方人。居民多从事社会底层职业，九佬十八匠，各行各业，杂七杂八。老一排的有做小买卖的、杀猪卖肉的、卖菜的、“下河”的、当服务员的、踩三轮车的、跑船的、开汽车的、打包针的、估衣行的（过去铜人像一带有好几家不错的估衣店），卖鸽子（原来五马路有个“鸽行”，鸽子交易一度火爆）、卖金鱼、卖花草的，卖剪纸、卖小工艺品的，有裁缝、皮匠、理发师、炊事员、邮递员等等。

邮递员瓷壶

在三皇街叫人“老师傅”一直是一种敬称，有手艺的和级别高的师傅很受人尊敬。有家姓刘的“工拜八级”，是工人里面级别最高的，在三皇街上工资也是最高的，我们叫他刘八级，他言语不多，说话有点拿腔拿调的。年轻一排的则多为产业工人，技术工种和熟练工种都有。赚钱不多，工作却很辛苦，早晚奔波，到武昌、汉阳上班的，要搭公汽，坐轮渡，“跑月票”；到汉口古田（辛家地、韩家墩等）、花桥、姑嫂树一带上班的，则天天骑自行车，风雨无阻，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都要两三个小时。

茶馆里的老人们

老街坊们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老的文盲很多，小的多半也只有中学毕业，偶尔出个把大学生则是一巷人的荣耀，大家的榜样。三皇街流行一句俗语，叫“有文吃文，无文吃力”。街上能吃文的人很少，多半是吃力的，几乎只有做事的，没有什么“管人的”。后来，小一辈中混得稍微好一点的也有，有当兵最后成了团长了，有教书后来成了中学校长了，有当工人后来成了小厂厂长了，有当医生后来成了医院主任了，有搞公安的，有坐办公室的……

小巷僻陋，自然没有什么名人名事可书，略能提及的只有几位。巷头过街楼后有座茶馆，馆主姓杨，大家叫它“杨瘌痢茶馆”。茶馆砖木结构，上下两层，上面住家，下面摆有七八张茶桌，一副老虎灶，兼卖开水。街坊们常到老虎灶打开水，一分钱一瓶。喝茶的都是附近的居民，以年长的爹爹居多，也有年轻人，女的坐茶馆很少。那时城市里茶馆都流行喝花茶。花茶味道浓一些，酽一些，香一些，能增添茶馆气氛，而且档次居中，大众化。

比如老北京人喜欢喝茉莉花，老成都人讲究喝“三花”，三皇街的人喜欢喝香片茶，再高档一点的就有珠兰之类，也是花茶。50年代茶馆生意不错，人出人进，热热闹闹，说生意，谈家常，消磨时光，享受清闲，偶尔还来点评书，楚汉清唱什么的。60年代开始生意就不行了，困难时期，吃饭都难，哪有闲钱闲心喝茶，这家茶馆曾一度改为街道上的食堂，我就在那里吃过一段时间钵饭（用那种土钵子蒸的饭，定量的）。食堂停办后，茶馆未能恢复，老虎灶也彻底熄火了。

街上有一位从小就爱唱戏、爱表演的男生，嗓音外形条件都不错，姓张。后来在武汉汉剧院当演员，听说还演过李玉和，也小有名气。还有一位在“新香港理发厅”工作，听说给陈伯华吹过头，不知是否属实。他有张穿西服、打领带的照片，很帅气，他儿子曾偷偷地在我面前炫耀过。那时，西装皮鞋在小巷可是体面的象征。

汉剧大师陈伯华

老汉口的市井文化，是周边的乡土文化、本地的码头文化、传统的商埠文化和外来的殖民文化的融合，文明和愚昧相伴，高雅和粗俗掺杂，美好和丑陋并存，在汉口不同的区域环境中，有较大的区别。三皇街则显得江湖味、乡土味、世俗味、市民味更浓烈一些。

三皇街的女人们嗓门大，男人们声音粗，男的女的说话都爱“带渣滓”，都喜欢“充老子”，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养的”（婊子养的、幺姑养的、鸨妈养的）。婊子养的不用解释，幺姑指的是未出嫁的小姑娘，至于“鸨妈养的”，外地人听不懂，学不会（我曾经听过几个外地人学这句话，怎么学也不够味），就是武汉人多半也只晓得说，同样弄不懂它的意思。“鸨妈”指的是妓院的老板娘。鸨妈本来是“管理干部”，却下海养了孩子，太丑了。这“三养的”都是骂人出身不好，在外地人看来粗俗不堪，其实它和北京人骂他妈的，江浙人骂娘希匹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说它是带渣滓自有道理，因为它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真正的骂人，可以说只是一种语缀，前缀、中缀、后缀而已，有时不带渣滓反而显得不够亲热，显得有点生疏，甚至虚伪了。哪个男的如果说话文绉绉的，不带渣滓，街上的人反而会说他屁里屁气，像个姨娘。

楚人说话多带感叹语，一惊一乍的，《史记》里面就曾有过生动的描写。三皇街的人说话，或许还有这个遗风。话语中多半带有“耶呃，约哦，你吓（he）我，是的撒”等语气词，它们的穿插使得一句话有高有低、有停有顿、有腔有韵。几句汉骂，几声牢骚，几阵咋呼，驱散了烦恼，宣泄了不满，有时还能赶走夏日的燥热。当然，这里的姑娘们如果说话不带渣滓，嗓门小一点、声音柔一点，再咬个腔，拿个调，那就会像汉戏一样好听。我们偶尔在小巷里还可能有这种耳福。

日常生活不完全是粗俗，在三皇街平时见得最多的还是谦让客气、亲切和宜，也常有温柔和情谊在小巷洋溢、弥漫。比如说人们开口说话就“您家”长、“您家”短，早上见面必有问候；一时不见，则问长问短；借东西还的时候一定要说“劳慰您家”；自己吃饭旁边有人的时候，一定要说“有偏您家”；做客时一定要感谢主人，说“您家费力”。还讲究行要让路，坐要让席。请客吃饭，一张桌子，谁上谁下，总要扯来让去。三皇街还保存着一种乡村似的亲情，一街人相互之间很少叫名字，姓张的就是张爹爹，姓王的就是王叔叔，还有三姨妈、二姑妈、张太婆、李家家，就像一家人，十分亲热。一家有喜，隔壁左右都沾光。就是平时哪家煨罐汤，弄点好吃的，也要请对门对户的尝一尝。偶尔遇上一个外来的、问路的，一定会十分热情，指指点点，就是把自己的事放下来也要帮人帮到底。人们陶醉在原始的质朴之中。

温馨的炉火上煨着汤

助人为乐，急人所难，在三皇街几乎就是家常便饭。一家有事，全巷子的人都帮忙；谁个受人欺负，不用号召，就会有许多人挺身而出，打抱不平。江湖上的义气、豪气此时就会油然而生，小巷也仿佛是条“正义巷”、“英雄巷”。当然，明哲保身的人也有，从不跟他人“来哉”（来往）的、从不管闲事的人也有。总体说来，这些人在三皇街没有什么市场，也没有什么影响。多数人性格豪爽、直来直去、风风火火，办事干脆“刷拉”（利落）；心窟眼多，喜欢算计的人则是少数。所以，人们也不必时时提防他人，也不愁遇事无人帮忙，活得轻松、自在。

三皇街有些人也喜欢“赌狠、带意思、玩味”，喜欢看热闹、传小话、沾点小便宜、挑点小事端，也经常为点小事扯皮拉筋，相互争斗，甚至大打出手。这时候，总会有人出面代和（调解），化解矛盾。几十年的老街坊，几代人的老感情，彼此知根知底，哪个人有几斤几两大家都心知肚明。因此，三皇街的人似乎有个共识，那就是：有板眼（本事）的人不会住在三皇街，在三皇街赌不起好大的狠，要赌狠就到外面去赌。这样一来，街坊们即使有点矛盾冲突，能带的就带过去，能圆的就打个圆场，最后大家求得你好我好，相安无事了。喜欢“打狗子架”，一闹“紧”闹、死不“下地”（结束）的人也有，不多。

汉口把成年人都叫做“将”，男的叫男将，女的叫女将。三皇街的男将们大多喜欢抽烟、喝酒、品茶，还打点小牌，但基本上还是蛮顾家的，肯做家务事，而且还会做家务事，这几乎成了三皇街的街风。一到星期天，天放晴了，就会看到一些男将们一大盆一大盆地洗衣服、浆被褥，女将们则在旁边帮忙。如果不帮忙，只“叨嚼”，往往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三皇街的男将们大多数都“舍得吃”，也会做饭，都有几样拿手好菜，平时的饭女的做得多一点，一旦来了客人或逢年过节，还是男将来掌勺做菜。有些男将一末带十杂，烧火做饭带引伢，比女的都还过细些。特别是在年轻一排的男将们中，真正的甩手掌柜极少极少。三皇街的女人们说：“男做女工，到老不中，这里的男将们已经不中，所以只好做女工。”在这里，男将们狠，女将们也不“瘫枪”（示弱），男女基本上是平等的。

三皇街的老人们，各有各的宗教信仰。基督教是“洋教”，一般来说其信徒文化层次、社会地位要高一点。令人奇怪的是，三皇街也有几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口里经常念道：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我小时候就曾经几次跟他们到黄石路的荣光堂去过。有信道教的，“文化大革命”前还有请人念经、赶鬼、做法事的，有人逢年过节就到长春观去拜神。有家回民，自然是信伊斯兰教，平时跟我们也差不多，只是每次杀鸡，要跑到广益桥清真寺去，请阿訇念经后再宰杀。

最多的还是信佛教，好多人开口就“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街上有位女斋公是个居士，吃了一辈子的斋，念了一辈子佛。她心地善良，终身未嫁，到老还是姑娘，按老规矩，不能叫她太（奶奶），只能叫她斋公爹爹。三皇街附近有块佛门善地，我们都叫它小佛教会（我至今还不知道武汉何处叫大佛教会）。小佛教会一边是一座尼姑庵，叫栖隐寺，据称有1400多年历史（我后来才听说），另一边是居士林。所谓居士林，就是居士的道场，信佛而没有出家的人念经念佛的地方。它的前身实际上是汉口佛教正信会，是很有名的。三皇街信佛的人，平素日就去小佛教会，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过桥去汉阳的归元寺。

长春观道藏阁

栖隐寺

汉正街风情

我小时候就经常去小佛教会，还拜过佛，烧过香。记得“文化大革命”扫四旧，破除封建迷信，尼庵的住持也成了革命对象。批斗她时，老尼因长时间站立，昏了过去。醒来后，有人怒斥其装死。老尼却淡然言道：死，还不到时间，再过三天，才是我的往生之日。佛门把去世称为往生。当时，谁也不相信，谁也没在意这句话。三天过后，老尼无疾而终，人们这才大惊失色，纷纷言传。那些批斗过她的人个个心里只打鼓，口里虽言道“这是碰巧”，心里却直念阿弥陀佛。

不管信什么，三皇街的人还有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敬祖先、祭祖人，都相信自己的先人有灵，能保佑家人，能够赐送幸福，能够施降平安。过去，家家户户的堂屋里都摆有一张条案，高有一米五左右，我们把它叫做“香敬”，其实就是一种供台。条案的两边可以放些杂物，如瓶子、杯子、牙膏、牙刷等，中间却不能乱摆乱放。“文化大革命”以前，中间一般都供有祖宗牌、香炉碗，或者是贴张“天地国亲师”的红纸，还有供祀寿星财神、观音菩萨、弥勒罗汉的。后来扫四旧，把这些统统扫掉了，人们就在条案中间摆忠字台，放红宝书，摆放毛主席的像。

三皇街老街坊们，七月十五都要烧纸祭祖，就像楚剧《百日缘》中董永唱的那样：七月十五是中元，家家户户祭祖先。七月半，鬼门开，又叫鬼节。据说这一天，鬼们可以自由活动。烧纸钱又称叫钱纸，先在地上用灰画三个大圈，据说在圈内烧纸，钱不会让孤魂野鬼抢去。一边烧要一边叫，能够说得清楚的祖先要一个一个地叫来拿钱。还有大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要祭祖、要叫饭，祈求先人保佑，要把先人请回团圆，请他们和后人们一起享用盛宴。

我记忆中的三皇街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皇街。七八十年代开始，就不断有老居民在单位上分了房子，搬离了三皇街。搬离后还经常有老人们回来玩，他们口里直念叨：在外什么都好，就是隔壁左右难得见个面，更难得说句话，一点“捞摸”（很寂寞，不知做什么），还是想念三皇街的老街坊们。

改革开放后，有人外出做生意了，有人租房子搬进来了，街上有的房子成了汉正街商户的仓库，有的成了汉正街的加工厂，专门加工水货衣服。新搬来租住的多半是乡下人，新的移民改变着这里的居民成分，新的、老的杂处在一起。于是，这里又开始演绎新的民俗、新的风情。

鼓皮房

三皇街地处汉口中心位置，是寸土寸金的闹市，又是较为典型的平民居住区。因此，三皇街的民居档次较低，虽然也有带天井的砖石楼房和砖木混建房，但最多的、最具代表性的房子是老鼓皮房。这种老鼓皮房看似简陋，实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形式上它是一种全木结构的楼阁建筑，而全木建筑则是中国古典建筑的特色和传统。

鼓皮房

鼓皮房无法同那些飞檐斗拱、豪华精致的建筑相比，它的材料来源容易一些，造价低廉一些，做起来快捷一些。但即便如此，能弄到这么一块地皮，做这么一栋房子，也会花去它的主人大半辈子的积蓄。

鼓皮房的柱、梁、檩条、楼梯、楼板甚至凉台和望窗都是木质的，四周的房墙也是用一些极薄的木板钉制而成。这种壁板又薄又匀又平又轻，像大鼓的皮一样，因而得名鼓皮。用手一敲，薄板也会像鼓皮一样嘭嘭作响。房顶上盖的是青灰色老布瓦，中间夹有几块明瓦（玻璃瓦）以供采光之用。各家各户的挑梁都会突出个一二尺，这样楼上总比楼下的面积要大一些，只占空间不占地皮。

鼓皮房一般为两层，楼下是堂屋、厨房，楼上是卧室。有些住房特别紧张的家庭，会在楼下做个隔间，摆上一张床。房子外面一律涂有土红色的油漆，涂漆不仅仅是为了美观，也能较好地防止虫子蛀咬。虽经岁月侵蚀，鼓皮房有些斑驳，但晃眼看去，一色的暗红，在阳光的映衬下，并不显得沧桑。

三皇街的鼓皮房，窗子是纯木的，有开启式、镶插式；门、栓也是木质的，门多为衫木，衫树木门平直不易变形，又不重，且经久耐用，一扇门可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鼓皮房集中的街巷，多杂乱无章，不整不齐。房子靠房子，两家共一堵鼓皮，这几家出来一点，那几家缩进去一些，多数又不在一条线上。有大门对大门的，有大门对后门的，也有大门对侧门的，正的、弯的、斜的都有，于是就形成了弯弯扭扭的窄巷，最宽处不过二三米，最窄的弄子只能过一个人。这都说明了当年建房无规无矩，无章无法，有极大的随意性。一块荒地，野草丛生，有大大小小的“水凼子”，人们一块一块地占、一点一点地填，就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古三皇，老人们也叫它苦三皇。在这里居住大不易，事事为难。

鼓皮房没有自来水设施，用水难。

老汉口的自来水历史很早，三皇街离水塔不远，可三皇街的人享受自来水的便利却是很晚的事。解放前，用井水受限制，凼子里的水脏，吃水要到小河（汉水）里挑。过去汉水很清亮，一般时候就直接饮用，碰上下雨天，河水浑了，就会用明矾在水缸里搅一搅、镇一镇。街上也有专门挑水卖的。听老人们说，过去大夹街、长堤街、福建街都是青石板路，挑水的人多，街上终日是湿淋淋、油光光的。

旧时三镇都有挑水工

上世纪50年代，小巷通了自来水，有了自来水供应站，我们把它叫水管子，家家户户用水就直接到水管子去挑。三皇街的水管子设在一座老土地庙里面。土地庙大概只有四五个平米，一张床，一个板凳，一个炉子，一位老婆婆负责放水，吃住都在里面。一分钱可以挑五小桶水，一大桶等于两小桶，挑一大担水，还要“找”一个竹牌，一个竹牌等于一小桶水。我们把这种竹牌叫做欢喜，凑足了四个欢喜又可以挑一大担水。“欢喜”一词源自码头，码头工人把劳动计数用的竹牌叫做欢喜，竹牌就是钱，看见它自然就心生欢喜。

管放水的婆婆靠赚取水的差价为生，有时难免“奸”（小气）一点，分量不足，各家各户的水桶又不统一，有木桶，冰铁桶，后来还有各式各样的塑料桶，大小不一，放多放少，经常发生纠纷。最后还是居民委员会出面，在各家的水桶上，用白油漆打上记号，有了权威尺度，这才化解了矛盾。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三皇街的住户们才陆续把自来水装进了家里，才结束了挑水吃的历史。

鼓皮房没有卫生设施，入厕难。

解放前，这里连公共厕所都没有，各家都备有木制的围桶（马桶），有的家里还有装围桶的柜子，名曰金柜，不用时可以坐人。过去汉水上有座码头叫粪码头，就是专门收装转运粪便的。人们倒围桶要到粪码头去倒，所以这一带把倒围桶也叫下河。常有附近郊区的农民进城积肥，挑着粪桶在小街小巷里大声喊叫“下河了，下河了，再不来就走了咧！”这样的情景在过去中国的老城区并不少见。比如上海的一些老弄堂里，一大清早，就会有一长溜的马桶阵赫然摆在人们的面前。解放后，这里修了公共厕所，人们倒围桶就不必“下河了”，只是每天早上起来排队上厕所，又成了三皇街的新街景。

我们把公共厕所叫做洋茅室，其实它一点都不洋，最初里面铺的是木板，走在上面一晃一晃的，晚上连灯都没有。小时候，还有一首俚谣是这样唱的：“半夜三更，茅室无灯；走进茅室，掉进粪坑；无人救我，英勇牺牲；为了纪念我，茅室里安灯。”后来厕所改为砖石蹲坑，也装上了电灯，只是仍然没有冲水设备，粪便要靠人工掏。老北京过去也有许多这样的厕所，著名的时传祥就是因掏粪工作出色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

鼓皮房冬冷夏热，冷起来冷得难受，热起来热得难熬。

房子的密封性很差，热胀冷缩，一到冬天，就会有一道一道的细缝。小时候的武汉，天气好像格外地冷一些。江面上时常呼啸着凄厉的、令人心悸的北风。住在鼓皮房里，外面仿佛有千百个风婆子争着挤着要进来，一旦进来了，就像刮痧一样用刀子刮你的脸。入冬前，各家要把四处的裂缝粘贴起来，到过年时，再用白纸把家里重新糊褙一遍，又挡风，又亮堂，家里也就有了新年的气象。白天，人们靠煤球炉子取暖，年老体弱的就终日提个烘笼放在怀中。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凉。一到夜晚，人们就早早地偎进了被窝，有的家里用铜暖锅，有的就用医用吊瓶灌上开水来焐脚，增加热量。

相比而言，夏天就更难过了。如果说武汉是座火炉，那么三皇街就是这座硕大的火炉上的一个小蒸笼。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有个三皇街的人死后在阎王爷的油锅里面玩耍嬉闹，阎王爷大惊，后来一了解，才晓得三皇街的夏天比油锅还要热。人们笑道：三皇街的人死后在阎王殿里，什么刑罚都可能受，就是不会再下油锅了。

在太阳的炙烤下，老鼓皮发热发烫，似乎随时都会燃烧起来，各家的煤炉又在添温加热，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热浪滚滚，难找一块清凉的地方。密不透风的小巷，持续不断的高温，经常让人闷得喘不过气来；汗水不停地流着，渗出的黏液、盐渍粘着皮肤，“醡”（zhǎ，极不舒服）得人十分难受。偶尔吹来一阵凉风，人们马上叹道：这可真比喝汤还要舒服。

那时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解凉降温完全靠扇子。年纪大的人和小伢们用的是鹅毛扇，这种扇子很柔和，不伤人；小姑娘喜欢用团扇，撒点香水，香风袭人；男伢们喜欢用撒扇（折扇），时开时合，逍遥自在；最常见的是那种大蒲扇，风大劲足，价廉物美。我们小时候，总喜欢在大蒲扇上用毛笔写字，然后经烟子熏一熏，再擦去墨迹，扇子上的字就会像印上去一般，煞是好看。街上有位老师，在自己的折扇上题有“清风一把扇”五个大字，颇有意境，我至今都还记得。一把扇子就是一个土空调，借什么都可以，唯有扇子不借人。孩子们挂在口上的俚谣也唱扇子：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然是朋友，你热我也热。有钱买一把，一天扇到黑，无钱看人扇，热得一身汗……

夏天里，男将们可以打赤巴（光着膀子），可以将条湿袱子（毛巾）搭在肩上，时不时地擦擦汗，扇扇风。有人还能将湿袱子抖着、抛着玩，虽不如东北二人转的帕子功复杂好看，但也能甩出几种花样来。女人们少了这份自由和潇洒，没有办法，再热她们也要注意形象。

70年代末，我第一次到重庆，正好是夏天，重庆的姑娘们都穿着花短裤满大街地跑，令人讶然。此景在武汉是看不到的，武汉的姑娘们穿花短裤最多在家门口站一站，上街则一定会笼（穿）上长裤，或者套上裙子的。

三皇街的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一家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孩子，夏天乘凉，满巷子都是呼啦呼啦的人。每当我看见电视里面成群的企鹅、成群的火烈鸟时，就会想起昔日三皇街的乘凉大军。好在这里只生臭虫，没有蚊子。臭虫好办，太阳晒一晒，开水烫一烫，实在不行就直接撒点六六粉，保证根除。要是有蚊子，那就太犯嫌（讨厌）了。白天上班太辛苦，晚上无论怎样也要图个凉快、求个安稳觉，无蚊子捣乱，就为乘凉、露宿提供了方便。露宿是无可奈何的，但也是这里最好的消夏方式。

太阳还没有下山，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起来，在门口扫扫地，洒洒水，然后搭起铺板，放好竹床。摆放的位置是有默契的，如果哪家稍微摆过去一点，另一家就极有可能放不下，所以大家约定俗成，互不侵犯，和谐相处。满街都是竹床都是人，竹床靠竹床，太挤了，有时候出去办点事，就只能“卡（形容在很窄的地方行走）进卡出”。最恼火的是骑自行车的人，白天骑车出去，人骑车；晚上只能扛着自行车回来，车骑人。

曾经家家必备的大蒲扇

武汉人时兴在家门口的竹床上吃晚餐，喝小酒

多数人家的晚饭是在外面吃的，竹床就是餐桌，一家人一围，其乐融融。有段时间时兴喝鲜啤酒，一毛钱一大杯，有人就早早地提着炊子壶（铝壶）到老万成去买了回来，用水“镇”着，等到晚餐享用。这种水镇啤酒倒也清凉解暑。而那些老“酒麻木”们则只喝白酒，即使没有什么下酒菜，天气再热，哪怕是劣质的苕干酒，每天也要窘（jiōng，嘟起嘴巴喝）几窘。小巷里生活不用遮掩，哪家的小日子过得怎么样，一目了然。

整街的人整夜睡在外面，照说相互之间的干扰是蛮大的，外面的人可能不相信，三皇街的人很少因乘凉产生磨擦和纠纷。天黑了，路灯亮了，讲故事的、谈家常的、传新闻的、说时事的、逗散方（开玩笑）的、发牢骚的、听收音机的、哄小伢的、拉胡琴的、吹牛的、哼戏的、打牌的、下棋的，各得其所，也各得其乐。

三皇街的竹床阵也曾上演过惊心的一幕。1967年夏天，六渡桥一带武斗频频。有天，一个人被逼进了小巷，神色慌张地躲在一张竹床下面。不一会就来了两个人，一个拿矛子，一个拿刀子，脸露凶相。街坊们惊呆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出卖那个躲在竹床底下的人。人们的善良救了他，那人千谢万谢。竹床的主人说：少嘀哆（啰嗦），快点走，我们这些鼓皮房子是沾不得一点火星的。你莫害我们就行了。

武汉人笑东北大炕，一家人睡在一张炕上；东北人则笑武汉人，一街的人，甚至半城的人都睡在一起，这张炕不知有多大。有人想当然，以为似这样男女杂陈，必定有伤风化。其实，人们除了图个凉快以外，并无其他什么想法。这个底线就是它最起码的保障，也是它存在的社会基础。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曾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道不拾遗不敢说，夜不闭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皇街是实现过了的。人们摆竹床睡在门口，为了通风透气，从来是不关门的，一觉睡到大天光。鼓皮房不像现在的砖混结构那样扎实，它不经“戳”，随便就可以掏个大洞。在这样的状况下，家家户户不关门而敢放心大胆地睡觉，我们只能慨叹当年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实在是不一般。

在我的印象中，街上发生过一次盗窃，还是发生在60年代的生活困难时期。街上有个伯伯喜欢钓鱼，那天骑着自行车跑到武昌豹子澥去了，路太远，回来晚了。家里人搅了一大锅白菜羹，还放了点虾皮，热在锅里，拿个靠把椅（靠背椅）把大门虚掩着，然后上楼睡觉了。那个伯伯回来，见锅里空空的，正在责怪家里人怎么连饭都不留，这才发现来了小偷，慌忙查看，结果除了那锅白菜羹不见了以外，其他什么都在。难能可贵的是，小偷吃完以后，还把锅碗洗得干干净净的，弄得那家人又好气，又好笑。

1965年，街上有位在厂里搞宣传的老兄，写了一篇报道《苦三皇变成了“幸福村”》，发表在《武汉晚报》上。文章写了三皇街新旧社会两重天，解放前是何等痛苦，解放后又是怎样幸福。这篇报道轰动了整条街，看见自己祖居的小街能够上报纸，人们很是兴奋，一街人争相传看，街道组还专门组织居民们学习。人们读着、议着，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三皇街的人不能左右气候，也不能左右环境，但是他们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生活状况，并无过多的怨言。相反，在他们日常的言谈中，经常表露出来的却是满足、幸福，甚至还有点自豪感。

景由心生，所谓幸福，其实就是一种感觉。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三皇街的很多人还没有坐过小汽车，但他们并不羡慕那些能够坐小汽车的人；三皇街的人多少也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何等精彩，但他们从不因自己的不精彩而垂头丧气，而影响心情。

幸福与否，参照物很重要。人比人，气死人。这要看和谁比，怎么比。三皇街的人会比，总是拿自己和农村的亲戚比。三皇街的人老家多半在武汉周边农村，家家都有些乡里亲戚，没有近亲也有远亲。农村年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前，吃大锅饭，农村的日子很苦，街上经常有乡里亲戚来汉口玩。多数三皇街的人并不嫌弃自己的乡里亲戚（至少在表面上），还以好吃、好喝、好玩来款待他们。看长江大桥、逛民众乐园、吃回蔡林记（热干面）、尝点老通城（豆皮）。临走，还送几盒青山的麻烘糕或者一筒汪玉霞的喜饼，弄得乡里人感激不尽，回去以后在老家要传扬好长时间，鼓皮房里人也觉得活得十分光彩。

有段时间，汉口解放电影院经常放映一部立体宽银幕电影《魔术师的奇遇》，进去以后，戴副特制眼镜，眼前就会出现神奇无比的立体影像，简直好看极了。只是票价太贵，五毛钱一张。有个街坊自己舍不得看，而请乡里亲戚看，乡里亲戚看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这汉口人也太幸福了，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农忙双抢，不用天天出工出苕力，吃得好，玩得好，简直生活在天堂。此话一传开，三皇街人的幸福指数蹭蹭地往上升。

60年代三皇街的名牌号码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说是三皇街街名太封建，要改。上头征求意见，居民们讨论说，那就改为幸福村吧。报上去后，没有批，说是武汉市已经有个地方叫幸福村了，街坊们为此遗憾了好久。上头把满春路改名红星路，三皇街改为创造街。后来，满春路恢复了街名，三皇街的街名却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文化大革命”破私立公，要消灭私有制。鼓皮房的房产都是私人的，街里的人们都愿把房产证交给公家，自觉自愿地放弃私有财产。那时很单纯，只想把房子交公，然后由公家出钱修缮房子，享受公房待遇。过了一段时间，给退了回来，公家不收。为此，三皇街的人们心里失落了好久。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手头一活泛（指可支配的钱多了一些），人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善居住条件。有人把鼓皮房的下层改为砖石结构，有人干脆拆了重建，因为地方狭窄，巷子里就竖起了一座一座的小炮楼，有的贴瓷砖，有的刷涂料，原来的鼓皮房都是清一色的土红，现在拐（坏）了，一条小巷变得五颜六色，怪里怪气了。人们安自来水，修浴室，买冰箱，装空调，做防盗门……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抛弃了鼓皮房原有的、令人回味的东西。

2006年，旧城区改造的步伐终于迈向了这里，开发商要将这一带推倒重来，要改天换地，要在一张白纸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三皇街名字没有了、鼓皮房没有了，它的一切的一切都远去了，消失了……

陋巷之声

声音是城市的灵魂。

小巷最早的声音是各家各户的，此起彼伏的闹钟声。这是为那些上早班、跑远路的人闹的，第一个音符奏响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皇街的人上班多半很远，有武重的、武钢的、武锅的、汉轧的、国棉的、省汽修的等，都是好单位呀，就是远了点。

当年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家有私房的，不论大小好坏，单位一般不会分配公房，这就使得三皇街好多人失去了分房资格。即便是个别人在单位混的很“圆泛”（很好），分到了房子，有的还是舍不得六渡桥这块风水宝地，情愿每天起早床。

有个嫂子在武钢上班，每天先搭9路公汽从铜人像到王家巷，再从王家巷坐轮渡到徐家棚，然后从徐家棚坐厂里专门接送上下班的火车到武钢。上个班，除了飞机以外，汽车、轮船、火车，能坐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有年下大雪，江上封航，路上打滑，江汉桥、长江大桥堵得一塌糊涂，只得辗转换车，早上5点起床，到厂里已是中午12点了。车间主任心蛮善，说今天特殊情况，您家回去算了。她在食堂扒了几口饭后，急忙忙地往回赶，到家正好晚上6点。街上的人叹道：这幸亏是住在市中心，要再住远一点，一天时间怕还赶不回来。

闹钟声后，街上会有短暂的宁静。天麻麻亮了，主妇们开门了，忙起来了，婆婆们开始倒嚼（反复唠叨）了，爹爹们开始咳嗽了。此时最重要的事是准备过早（早餐）的。三皇街的人早上见人打招呼从来不说您早，您好，见到您很高兴，见面就直接问道您家过了早冇？除了上厕所，过早是每天早上的第一紧要。

武汉的早点很丰富，花色品种众多。过去卖早点的没有塑料袋子，而是备有一些尺把长的竹签子，让人们用竹签子带早点回去（还是蛮绿色的）。面窝、油饼本身有洞，一穿就行了，一根签子穿它五六个没有问题；油条、烧饼、粑粑、油香、欢喜坨、酥饺等没有洞，也用竹签子穿，穿起来也一样好带。早晨，经常看见一些人一手端个小鼓子（钢精锅），一手拿根竹签子，带着豆浆、米酒、油条、面窝，一晃一晃地往家赶。

晒满衣服的小巷

也有不买现成的，自己在家里做。家做早点就简单一些，下面条、夹疙瘩、塌粑粑、煮烫饭、炒现饭等等。炒饭叫炒油盐饭，听名字就知道赶不上扬州炒饭那么讲究，有油有盐就行了，但比起上海泡饭还是复杂一点，如果来个鸡蛋、加点香葱，那就是一种格外享受了。我小时候，喜欢吃腌菜炒饭。腌菜炒饭，有盐在先，搁点油就行了。

接着就是各家各户大声催孩子们起床上学的声音，只见一个个学生伢一边过早，一边夹着书包朝着学校奔去。

到了买菜的时间，满春菜场、长胜菜场都不远。人们买菜回来，议论菜价，比较品种，交换早间新闻。再就是各家各户生炉子、洗衣服，楼上的怕烟子，楼下的怕水，邻里之间最容易闹矛盾的就是烟子和水。不过，因此而吵架的并不多，多半是提醒的声音。“是哪个屋里的炉子啊，秋（熏）死人似的，还不快点提远些！”“哪个屋里的被单又不杦（jiǚ拧）干，滴得到处是水！”“伙计们，倒水注点意撒，楼底下站的是个人，不是棵树”……街上常常会爆出类似的吼叫声。

街巷狭窄，晾晒衣物尤其不便，家家备有竹篙子、叉棍等用具，天气只要稍微好一点，整条街都是花花绿绿的，像是在办展览，人们总是有晒不完的东西。大件的被窝卧单和上农可以当街而晒，裤子内衣只能顺街而晾，最忌讳的是女人的裤子横街而展，让男人们从底下钻出钻进，被视为背时、晦气，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如果有人不懂事，这样做了，马上就会响起“通人”（大声地骂）的声音，轻则骂不讲道德，没有知识，重则连祖宗八代一起“通”。

午饭一般简单，晚饭相对丰盛，因为上班的人大多已经回来了，赚钱的人是需要加强营养的。午饭与晚饭之间的时间是街上人的空闲，人们在这段时间里谈一谈、玩一玩、乐一乐。

三皇街的人有个习惯，除了下雨、下雪、刮大风等恶劣天气以外，都喜欢坐在家门口，在门口坐，在门口玩，吃饭、聊天、看书、打毛衣、做家务，甚至学生伢们做作业都喜欢在家门口。平日里晃眼一看，街上仿佛随时随地都有人在门口值班，有个把陌生人从街上过，就像检阅一样，一巷子的人都张大眼睛望到底。街上的户籍（片儿警）偶尔查个把案子，不担心找不到线索，老街坊们中有不少的人是包打听，问一句，答十句。

小小陋巷，近百户人家挤在一起，邻里之间，好起来就像是血浓于水的亲人，闹起来又像是不共戴天的仇人。这矛盾，那冲突，街上总是纠纷不断，三不之（比经常短一点，比偶尔又长一点）还会吵起来，闹起来。

在三皇街住久了，你会觉得吵架也是一门艺术。

论嘴上功夫，男将不如女将，街上最会吵架的是一个外号叫“非洲人”的女人。这个外号不是说她长得黑，是说她没有户口，是个黑人。“非洲人”从小长在农村，20岁那年下汉口走了一趟亲戚，回去以后就不想种田了，立志要嫁武汉人，后来就嫁给了我们街上的“面窝脑壳（一街坊的绰号）”。

“面窝脑壳”脑壳有点霸（后脑勺突出），开顶早，中间一块白，四周一圈黑，从后面看，很像武汉人过早吃的那个面窝，因而得名。“面窝脑壳”是个老实砣子，武汉市小伢们上户口随母亲，他的儿子姑娘又成了小黑人，月月买高价粮吃不说，精神上还受压抑，总觉得低人一等。靠非洲人的嘴巴狠，会嚼（说），一家人这才在街上不至于活得太窝囊。

街上人吵架有文吵、武吵、恶吵、独吵之分。文吵就是只吵不骂，可以讽刺、挖苦、贬斥、攻击，可以说些二五点子的话（怪里怪气的话），无常大爷的话（无常是鬼，也就是武汉人常说的款鬼话），可以瞎说。武吵就是连吵带骂，恶吵就是连骂带打，独吵就是独吵独骂，也就是骂大街。

有天，一个常年有病的女人突然在街上发起泡（赌起狠）来了，人们这才知道不晓得是哪个长嘴婆造她的谣，说她在外面偷人。骂了半天，不见长嘴婆露面，她就一手拿砧板，一手拿菜刀，骂一句，剁一下，那动作神情、身段语气，和汪玲陔的《王婆骂鸡》如出一辙，唱的是同一出戏，像是一个师傅教的。街坊们诧异道：看她平时像个发瘟的鸡子，没想到赌起狠了这么恶（凶）。

“非洲人”很勤快，勤扒苦做，孝敬公婆，又热心快肠，除了爱吵架以外，并无其他不良。她吵架文吵多，武吵少。平时一口孝感话，说起来柔坨了的（很柔软）；吵起架来，却硬得很，一个字就是一颗子弹，又尖又亮，弹无虚发。有人骂她“见你妈的个鬼哟”。她不对骂，只是说：你的妈在旁边听到了。对方强调：我骂的是你的妈。她回答：就了撒，哪个的妈听到了，你骂的就是哪个的妈！可怜对方半天都没有转过弯来。其功底之深厚可见一斑。

湖北郧西《王婆骂鸡》剧照

有人要被领导扣工资，请她去扯皮帮腔，她喧宾夺主，三下五去二，说得那位领导无话可答。结果该扣的不扣了，要罚的不罚了，只是说了句下不为例。她得意凯旋，满面春风。趁其高兴，我曾向她讨教吵架制胜之法宝。她训斥道：细伢秧子（小孩子），么事不好学，学吵架。禁不住再三恳请，加上心情舒畅，她就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

吵架，最重要的是，始终要把火往对方身上烧，不管对方怎么骂你，怎么说你，千万不要为自己辩解。因为你辩解得再好，最多只能证明自己清白，无损对方一根毫毛，搞不好越辩越黑。只有把矛头不断地指向对方，让对方去辩解，让对方自乱阵脚，让对方心慌、难受、不舒服，让对方急不择言，这样你才会有机可趁，才会掌握主动，才会站上风，才会由弱转强，才会稳坐钓鱼船（根据大意整理，未经当事人审阅）。

我不是一个吵架的人，也不喜欢别人吵架，但至今想起这段话，仍然觉得精妙。这里面既有战略上的考量，又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还有哲学思想，还有辩证法，还与一位伟人的军事思想“消灭敌人就是最好的保存自己”暗合，还有点“亮剑”精神。村女街妇有此悟性，实属难得，只可惜她说的是吵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愁和怨。男人有怨，喝闷酒，抽闷烟，把怨往下压，往内挤，时间一长，容易形成内伤，容易生病。女人其实活得更累，但她们有怨苦，往外排，向上送，想办法让它变成怨气放出来，不伤身体不得病，因而女人一般都比男人活得长。说到这里，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三皇街有些女人要怨天怨地，说东道西了，因为她们找不到其他更好形式来宣泄心中的怨苦。

现代汉语有敬称、尊称、谦称、爱称、贬称、昵称等，我再创新一个叫做“怨称”。三皇街的一些女人们经常从称呼自己的孩子中，发泄一些怨气，于是就有了怨称。它只是一种称呼，如果从字面上认真研究的话，问题可能就很大了。

有称自己的孩子为“筑（zhóu）匣子的”。匣子，过去指一种又薄又小的棺材，是穷人用的，尺寸不够，就把人卯起来往里面“筑（塞）”。这样咒自己的孩子，岂不残忍？有称自己的孩子为“小抽筋的”，要是真的抽起筋来，那还不把人急死。有称自己的孩子为“小杂种的”，细细一想，这不是自己骂自己？有称自己的孩子为“小短阳寿的”，这就有点恶毒了。有称自己的孩子为“小砍脑壳的”（杀头），这就有点恐怖了。

还有的人称自己的孩子为“小讨债鬼的”，前世欠人钱财不还，今世化为子女索要。传统说法，可以理解。现在养个伢，从出生到读书、买房子、结婚至少得个百把万，大人出得心甘情愿，的确像是讨债的。还有称自己的孩子为“小劫数的”，子女们争气还好说，碰上一个吸毒的、赌博的、犯法的、虐待老人的，疯狂追星的（现在伢们追个星，也要闹得家人卖血、卖房子），对于大人来讲，那还真是在劫难逃。

街上有个长子婆婆，儿子媳妇都在湖南岳阳的一家军工厂工作，几个孙姑娘跟她在汉口住。长子婆婆对她的孙姑娘有个独有的称呼是别人所没有的，叫小凤阳婆。凤阳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过去，凤阳人打花鼓卖艺的多，汉剧有出《打花鼓》对他们还是蛮同情的。不知凤阳人何时得罪了长子婆婆，让她有此称呼。

在三皇街虽然经常可以听到这些“怨称”，但它仅仅只是一种称呼而已，只能听听，不可当真，也只限自家人用，外姓旁人不能叫。如果你听到哪个伢的妈喊他小杂种，你也跟着一起喊他小杂种，他的妈一定会跟你拼命的。

天慢慢黑了起来，街上的声音又不一样了。

三皇街有个好传统，坚持了几十年，那就是防火安全义务宣传。每天傍晚，居民委员会的人就带着一帮小学生，拿着小喇叭，从巷子头到巷子尾，反反复复，齐声喊道：“楼上楼下的同志们，注意防火安全。防火防特，人人有责，防火防盗，互相关照。一家失火，四邻遭殃……”天天如此，风雨无阻，就连“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怎么间断过。三皇街人口密度大，居住环境差，多是鼓皮房，一点火星可以把整条街烧得精光，属于高火险地区。在这样的条件下，解放50多年，这里没有发生过火灾，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自我保护是最好的保护，那天天不断的喇叭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

计划生育抓晚了一点，使得三皇街的伢们特别多，伢们又多是散养的，管得不紧，要求不严。过去读书学业负担轻，竞争不激烈，也不讲什么起跑线，学生伢们玩的时间多。每天晚饭后到睡觉前这段时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孩子们的嬉闹声、欢笑声。“躲猫、官兵捉强盗、跳八关、老鹰抓小鸡、打麻城……”少说有几十种，这些游戏不花钱，不需要好大的场地，也不用什么玩具，只要有人就可以玩好、玩够、玩疯，玩得晚上做梦，做梦还在玩。

这时候，还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童谣、儿歌，孩子们一边玩，嘴里一边欢快地喊着、唱着。陋巷里面的童谣简单、通俗，大多数的童谣只求押个韵，没有什么意义，只是有点意思。

“丫头丫，丫黄瓜；黄瓜苦，丫萝卜；萝卜甜，丫头丫头不值钱。”语义虽粗俗，但好学、好记、好念，听一遍就记住了，小伢们还蛮喜欢唱。

“甩，甩，铁李拐；铁，铁，包老爷；包，包，红大虎椒；红，红，赵子龙；赵，赵，罩花轿；花，花，弹棉花……”一句不挨一句，不知道唱的什么，但是有节奏感，清亮而且有力，还让人记住了几个人物。

“红灯，绿灯，爹爹婆婆下农村。”简单而又有时代感。“一个伢的爹，拉包车，拉到巷子口，解小溲，警察看见了，三拳头。”一听，好像是解放以前的；“拉到火车站，丢炸弹，炸死了美国八千八百八十万。”再听，又像是解放以后的。搞不清楚，只晓得唱得蛮好玩的。

游戏《老鹰抓小鸡》

唱童谣

没有童谣的童年是枯燥的童年，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很少能够听到童谣了。有些大人耐烦，劳神费力地编一些有意义的、高雅无比的新三字经、新儿歌让伢们唱，无奈伢们觉得不好玩，当成负担，不喜欢唱也不愿意唱。

现在的学生伢们追星、装酷，喜欢唱流行歌曲，10岁不到的小学生，天天把“让我一次爱个够”放在嘴边，也不知道爱情是需要细水长流的。还有唱蝴蝶的：亲爱的，你跟我飞；有唱老鼠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有唱番茄的：信了你的邪，红得像番茄……。现在和过去有一点是相同的，伢们觉得么事好玩就唱么事，管它意义不意义。

和孩子们游戏声同时响起的，还有大人们讲故事的声音。我小时候很喜欢听故事，街上不少人也喜欢讲故事。晚上，昏暗的电灯下，幺子角落里，冬天围着炉子，夏天傍着竹床，一堆一堆的人，有讲有听，有说有笑。街上有位姓姚的，一肚子的故事，也擅表达。每次讲前先言道：我姓姚，名叫摇钱树，然后再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他讲的故事不长，多半成系列，有酒麻木的故事，有贱三爷的故事，有海达八（一位天不怕，地不怕，有点二百五又有点马大哈式的人物）的故事等。讲得最多的是“鬼”故事，深更半夜在黑巷子里面听鬼故事其实是件很刺激、很过瘾的事，极富挑战性，我又爱听又怕听。有次讲到紧张处，有人突然脱掉一只鞋子朝我扔来，我身上直抖，差点吓掉了魂，害得我好几天晚上不敢出门。

“文化大革命”来了，讲故事的人少了，但像梅花党、一双绣花鞋、蓝色的尸体之类的故事还是在街上悄悄地流传，让人觉得特别新奇，格外有味，让人听了还想听。后来广播里面开始播评书，吸引了不少人，先是刘兰芳说《岳飞传》、说《杨家将》，后来的单田方、袁阔成以及本埠的何祚欢等都大受欢迎。那时候，有收音机的人不多，一到点，一些人就齐聚在收音机旁，竖着耳朵听。可惜每天只讲半个小时，一部书，要说几个月。故事声、评书声在街上响了好多年，直到电视声完全取代了它。现在讲故事，只是用来哄娃娃。

孩子们出去玩，不唤不回来。于是，小巷里经常响起唤孩子回家的声音：“回来吃饭啦……”“回来睡觉啦……”一声唤不回，几声、十几声，扯起喉咙喊。各家的喊声虽有不同，但都悠长、响亮，余音都会在小巷回旋、飘荡。现在想起，这应该是三皇街最温馨的声音。

那时，娱乐活动少，上班时间紧，家务负担重，人们过得很辛苦，一般人家都睡得比较早，所谓夜生活几乎和他们无缘。晚上10点多钟以后，喘息了一天的小巷就慢慢趋于平静了。

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可以清晰地听到江汉关的钟声。江汉关的钟楼大钟按时奏乐，原来演奏的是《威斯敏斯特》曲，歌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据说与英国议会大楼的大钟是同一音调。“文化大革命”中改奏《东方红》。不管是女皇万岁还是东方红，听起来都有种神圣庄严的感觉，尤其是那最后的报点声，一下一下，下下都颤动人心。

三皇街离汉水、长江都不远，晚间轮船的汽笛声也会声声入耳。有时，轮船的笛声和江汉关的钟声会同时响起。恍惚中，竟然有了“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意境。这是在三皇街能够听到的，最富有诗意的声音。转钟了，过去的事，不说了，也不想了。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