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遵厚:六百年通衢保安街

李遵厚:六百年通衢保安街

辛亥革命后的武昌街道

保安门正街是一条铺满青石,已有620余年历史的老街。也是明洪武四年(1371年)江夏侯周德兴扩建武昌府时,留在省城最南边的一条老街。明清时期,她原名曰保安门正街,今名为保安街。保安街由西到东,将望山门、保安门、中和门(起义门)衔接了起来。此三门现都命名为街道名。保安街也算是武昌城内最长的街道了,其繁华程度,仅次于长街(解放路)。保安街西起解放路,东到明伦街。全长千余米,街面不过10米,可容两乘黄包车并肩通过。可谓名符其实的通衢大街了。

20世纪30年代,我就出生在保安街374号的老祖屋,并在这条街上度过了我的童年、青年时期。几十年来,我目睹了保安街昔日的辉煌、荣耀和今日的寒酸、落泊。

货物辐辏

民国时期,保安街是一条十分热闹、拥挤的老街。满街全是用青石板铺的路面,马路中央有不同程度磨损的屦痕。两边铺面多数是两层木制楼房,下层为店,上层为配有雕花栏杆的阁楼,显得十分典雅、秀气。店铺间不时还夹杂着一些配有圆鼓门墩和精制木雕的高大门楼,那是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老宅和名人公馆。

街道两边有一些幽静的小巷。我和小伙伴们放学后经常穿梭于这些巷子,在墙角捉蟋蟀、打珠子,追打嬉戏玩够了,才各自回家。那些稀奇、古朴的巷名至今印象深刻。如:王惠桥后堤街、保望堤、广里堤、恤孤巷、肖家巷、磨石街、竹子厂、卧佛庵、金龙巷、梅隐寺等,比比皆是。整条街给人的感知是热闹与宁静,浮躁与静谧并存。

保安街的商贾都是些中小型货号,但店内品种齐全,任人随意购买,让你满载而归。童年的记忆中,每逢初一、十五或年节日,街面一天到晚拥挤不堪。那时无公汽可通,南郊的农民进城打货或走亲戚,只好走水路,依靠巡司河乘小木划子到街上来,近一些的就只有步行了。听说更早些时,有钱的大户人家或上层小脚太婆是以轿代步的,那自然阔绰风光多了。那些熙熙攘攘来自流芳岭、石嘴、金口或附近青菱乡的男女农民,手提竹篮或手挎印花土布包,头戴尖尖的“凉帽壳”草帽,川流在街面上,或打货或出卖自己的农副产品。站在门面内的老板们,则笑面迎客,以求和气生财。那些皮鞋店、丝线铺、铜匠铺、饼干店、油面铺、纸马店、玻璃铺、铁匠作坊,全都填满了人。装修较豪华、最打眼的是银楼坊,银楼订做金、银耳环与手镯。根据顾客要求还现做小孩颈上的“长命富贵”护身牌和保平安的银“狗圈”。同时,他们也开展兑换大头、小头银元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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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街374号老宅图

街上的小巷口或空地,坐商小摊极多。有的经营发米粑粑,现做现卖,用荷叶包着,带着青青的香味,两分钱一对,老少皆宜。更多的是开油锅的面窝摊,三分钱一个,他们生意好极了,经常要排队才买得到。记得上小学时,家境不好,过早多是在家吃烫饭、咽腐乳。只有在头天无剩饭做烫饭时,母亲才给我们兄妹每人五分钱过早。那是最惬意的时刻,我马上去买一套米粑夹面窝,兴高采烈地边走边吃,一路小跑赶去学校朝读。校规很严,迟到了轻则罚站,重则挨竹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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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作者全家的合影,后排左一为作者

此外,满街是肩挑八根系(绳)的流动小贩,卖瓜籽、糖果、花生泡、蚕豆、豌豆,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那高亢的“铲刀磨剪子哟——铲菜刀”、那低沉的“豆腐佬”、“打箍呵”、“豆浆呀”、“剃头呀”,彼此消长。最严肃的要算每天从二分局出来的巡警们,他们身穿黑制服,头戴宽边的黑帽,胸前挂着警笛,手里拿着短短的木制“哭丧棒”。他们的流动,对维持秩序、解决纠纷起了一些作用,但也不时对小商小贩进行一些欺诈,做一些鱼肉乡邻和百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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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明信片上的小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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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堂药店原址

市井百工

在我印象中,保安街分西、中、东三段。三段中,西段最热闹,西段的街口和解放路形成了丁字形。街口对面就是清朝的两湖督军衙门。解放前是国民党干部训练团所在地,现为武昌造船厂。厂门口就是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设有烈士亭一座,可惜平时市民是不能随便进去瞻仰、参观的。

保安街当街口右边有解放桥邮政分局和许多商店。其后,商店中最大的要算三家有名的中药店:一店名为“天保元”,门面有三层楼房,最高一层还建有四根罗马立柱作装饰,显得较洋气些;另一店叫“香山堂”,那是一个江夏民居,是高大的独体建筑。四周是20米高的灌土墙,没有窗户,可防火。屋内有一个大天井,周围是长廊,俗称马廊,在建筑上称为“穿斗拾梁、中轴三合、四水归营”,为清代湖北官钱局的房产,现为紫阳卫生院分院;第三家名叫“体仁堂参药店”,有两扇黑色中式大门,威严无比。后改为人民银行保安街分行。记得每年烈日炎炎的夏季,三家药店都泡制有花红中药的凉茶,免费给市民饮用。过往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挑夫或打赤膊的小市民,用专用小竹筒大口畅饮。我和街坊小伙伴打完一场小皮球赛后,个个汗流浃背,也蜂拥而去,喝个痛快。最知名的副食品店,要算“张大兴酱园铺”。我和母亲经常提着竹篮去买有名的晒制酱油、蓑衣萝卜、豆瓣酱、臭腐乳等副食。该店各种饼干和烘糕也比较有名,一天到晚顾客盈门。客流量大,人气足,市面相当繁华。

保安街中段竹子厂、卧佛庵一带手工作坊集中。那些篾匠铺、铁匠、箍桶匠摊子比比皆是。出于好奇心,我经常流连在这一带自由玩耍。他们精致的手艺被市民认可,生意一直不错。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豆芽作坊,那伸出墙外高高的活动杠杆,用来提升井水。它像啄木鸟似的,不断地上下提升,吱吱呀呀叫个不停,是这一带的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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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箍人

保安街头尾皆有一座清真寺。据史载,那是明代朱元璋开国有功的回民官兵的产物。西头金龙巷清真寺,就在我家背后一条小巷里。其规模宏大,占地3000多平米,六角形的大殿,高大庄严,周边配有客厅、水房。大阿訇马铨大师的修真礼拜所就在室后。听说回民是不许吃大肉(猪肉)的,如有人违规,就要被捉到清真寺当众打屁股。很可惜,这样庄严的清真寺大部被日军飞机炸毁了。时光流逝,昔日远去,街里外沉寂了多年。阿訇那浑厚、高亢诵读可兰经的男高音,再也听不到了。此地建立的抗族子弟中学也搬到紫阳湖边,新建成的武昌第二中学,后来与安徽旅鄂中学合并,即现在的武汉市第九中学。

东段起义门、梅隐寺、明伦街一带,回民更多。他们主要是菜农或屠宰牛羊的穆斯林。市政府为了落实少数民族宗教政策,新建了漂亮、具有伊斯兰教风格的回民小学,一座新的清真寺也建立起来。

时下的保安街,除少数门面有生意外,大多数为破烂不堪的民居,和市内各式各样的新式小区比较起来,显得穷酸与潦倒。但她毕竟是具有600余年文化底蕴的老街,昔日的金贵与大家风范仍不时地从老街的角角落落溢出。

记得80年代,保安街东段也曾繁华过一段日子。那时,满街都是香烟批发、零售市场,临街的人家,都辟成了门面,堆满全国各地的名烟,市场营业额相当可观。成件的云烟红塔山、湖南白沙烟及全国各地知名、不知名的烟,不论假货真货,皆有市场,皆有销路。保安街名噪一时,名列全市四大批发市场之一。我有个同事的儿子,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到保安街市场,不久就赚了一大笔,仿佛一夜成为万元户,不久就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搬家时还请了好几桌客。只是好景不长,市工商局规范市场后,将香烟批发市场改为副食批发市场。此后人气欠佳,市面逐渐萧条,风光不再。

寻常巷陌

保安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

1911年辛亥革命时,义军从南湖兵营大队出发,人马经过保安街直捣督军署,这是一条经过战斗洗礼的老街。在她的中段曾住着三位首义老战士,两武一文。先父李威是学生军,当时在陆军三中读书,起义时该校500余名学生军攻打中和门,进城后参加保卫军政府谘议局(红楼),守卫军政府藩库、官钱局、铜元局等财政机关。还参加讲演队,到汉口、汉阳宣布满清皇帝罪状,安定了人心。之后,先父还过江参加了阳夏之战。战后就读保定军校四期。北伐战争时,在南京攻打军阀孙传芳的“龙潭之战”中,因战功卓著,升为国民革命军十九军第二师中将师长。先父的公馆就在保安街374号,我就出生在这里。这是一个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百余间房间,三进园、三个天井带后花园的典型江南园林民居,人称“李公馆”,曾颇具风光。

前清新军骑兵第八标正目兵赵西坪,阳夏之战冲锋在前,很勇敢。虽行伍出身,却能写会算,懂点周易文王八卦,会测字算命。退伍后,在我家隔壁开了一个“为人谋”算命馆,人称赵先生,写有一手很好的颜体字,在街面江湖上很有地位。赵先生一生无儿无女,只有一个名叫二姨的老太终身为伴。他和先父关系很好,同是首义同志,再加两人在易学和中医方面各有心得,很谈得来。

先父很信任赵先生,1938年日寇占领武汉,我家逃难到黄陂乡下。先父将老屋交给赵先生代管,八年抗战胜利后,他完整将此屋交还我家。记得赵先生还给我们几个兄弟讲过辛亥革命期间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至今不忘。他说,满清的旗人在武昌飞扬跋扈,军营里对汉兵作威作福,蛮不讲理。新军中也有不少“旗”兵对汉兵进行监视。平时汉满士兵二人相对碰面,汉兵是不能正视旗兵的,否则就要受到质问:“你看什么?狗狼养的!”“你吃谁的饭?”这时你若不迅速回答“吃皇上的饭”,马上就要吃亏,甚至大祸临头,禁闭、杀头都有可能。因此汉兵恨在心里,随时准备造反,出出这口怨气!革命开始前三天见到旗人就杀,不管老少,就地处决,实行铁血政策。有的旗兵被捉,至死不讲话。有的学说“湖北腔”应付革命军的盘查,企图保全一命。革命党也想出一高招妙法,凡是进出城门的人,都要念一句“六百六十六”,湖北方言语音为“lōu bò lóu sǐlōu”,外地来汉人员是很难模仿得原汁原味,旗兵再也无法混出去。三天后,军政府下令,禁止捕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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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朱峙三和夫人刘梦闲

文者朱峙三老先生,是张之洞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和革命家黄兴是同窗。一辈子拿笔杆写文章办报纸,宣传革命,听说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共过事。朱老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几十年间,从未间断。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各个革命时期的历史都有详实记载,应该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他弹得一手好的七弦琴,我和他大公子胡定生是同学,故常听到老先生弹《满江红》、《昭君出塞》等名曲。解放后,朱老先生一直在省参事室工作,直到1967年去世。

在科技界还有两位老专家,其一是我家隔壁邻居廖作霖老先生,他是留日12年的洋教授,学生物专业的。抗日战争之前在省科学实验馆工作,解放后任教湖北大学,是生物系教授。我看见他常在家亲手制作动物标本,第二天给学生讲课。他剖刺猬、杀兔子,都是活体解剖,那些动物满身鲜血,叫个不停,很是怕人。他还给我们围观的小孩讲这些动物内部结构,是非常敬业的人!廖先生是省政协委员,有一位美丽、贤慧的日籍夫人,生有二男四女,过着幸福的生活。

另一位是湖北省农业植物保护专家李琨(道琨)老先生。他是我四叔,1938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学系。十年寒窗,高攀蟾桂率先考入北大,为李门之贤达。治学为人,亦晚生之风范。先叔终身从事于农业科研,服务桑梓大众。1950年被省主席李先念任命为农林厅病虫害防治总站副站长。后调任省公安厅劳改局、沙洋农场农科所等单位任农技师。他负责全场农业技术工作,搞科技攻关,埋头科学研究。有一年沙洋地区出现蝗灾,为了治虫害,他不顾高龄,多次上飞机指导灭蝗。由于工作优异,国家司法部授予司法行政二级金星荣誉章。先叔是农工民主党重要成员。一生淡泊名利。“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常拿起鱼竿去野湖独钓。有个老头问他:“你参加那一派?”他对曰:“我看不清楚,不晓得要参加哪一派。”那老头笑着说:“你是我们农场看得最清楚的一个?”后来这还成为趣话。四叔平时志趣高雅,喜摄影、垂钓,离休后常和叔审娘对弈围棋。有时为了黑白一步,争得面红耳赤。晚年他最得意的是自己孙子元熙从宜昌夷陵中学考取清华大学,并获得当年宜昌地区高考前十名的奖学金。他身体很好,从不害大病,享年93岁,可谓福寿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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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琨在北平大学的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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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琨夫妻对奕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对门有一个店称“傅金龙画店”。傅金龙先生不是民间一般画匠,他十多岁就在汉口的一家印制馆内刻字模、写石印字版、绘图和设计。解放初期,他在汉口开过“傅金龙多元书画馆”,也在保安街开设过傅金龙画店。保安街上的人大都知道,他的人物炭精画很逼真,魏碑体的书法很有名气。

后来,在《民间书画家傅金龙印象》这篇文章中,我对傅金龙大体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傅金龙确实不是一般的民间画匠,他在解放初期就在湖北艺术学院系统学习书法、美术、雕刻与诗词,毕业后成为了武汉市美术设计的骨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瘫痪在床4年多。后来,傅金龙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卖字画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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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傅金龙在保安街的营业执照

傅金龙的书法以魏碑见长。他的魏碑以古朴苍劲为基调,兼容篆、隶、行、草和颜体楷书,他还精通国画、油画、炭精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傅金龙成为著名的名间艺术大师。80年代后期,他曾被庐山东林寺请上庐山,为东林寺创作了很多的书法楹联作品。几年之后,回到武汉,定居在汉阳。

晚年的傅金龙先生,免费开办了书画班,培训小学生。这种免费培训一直到他近80高龄时仍在继续。傅金龙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傅宏胜接替他,继续从事书画雕刻事业。傅宏胜的书法雕刻作品在长春观、宝通寺、东湖风景区都大量存在,其书风非常接近其父傅金龙;他的孙子傅丹是湖北美院的老师,早在2003年就被文化部吸收为中国艺术设计师。

保安街上有三所小学,我就读的保安街小学(武昌四小)是重点,较有名气。该校数十年来可说是人材辈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校友中知名的有省话剧团国家一级演员石兰、省重量级举重冠军游光勤、中南足球名脚孙厚才、湖北医学院附二院妇产科主任李遵训教授是出国援外专家,全国妇联代表。街坊里的中年人,大多是她接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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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金龙为书法爱好者书写横幅“振兴中华”

雄兵天降

1949年5月,解放军派出十二万人加江汉独立旅三个团合围武汉,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决定弃守武汉。5月16日汉口与汉阳同时解放,17日国民党军已全部撤离武昌。解放军江汉军区派一团二营渡江到武昌维持治安。下午,第四野一五三师全副武装,沿武冶公路从卓刀泉进入武昌市区。解放军军容整齐,秋毫无犯,各界群众奔走相告。从司门口起沿街摆出桌子、茶水,慰劳解放军官兵。此时,满街鞭炮声、欢呼声、秧歌声、锣鼓声震天动地。战士威武雄壮,一面高唱革命歌曲,一面向群众频频招手。阅马场和中正路更是热闹。人流中,人们给战士端茶送水,有的捧着朵朵大红花献给战士,有的和战士手拉手表心意。

武昌解放时,我正读“武昌鄰湖区第一中心小学”四年级,离今已有58年,好多事忘却了,唯独一件事,至今难忘。那天正是吃晚饭的时间,突然听到街上人声鼎沸。到街上一看,惊呆了。平时十分熟悉的保安街变了样,昏黄的路灯下,只见街的北面坐满了穿黄军服的解放军。由于太阳晒了一整天,地面还很热,有些地方还很脏,他们仍然席地而坐。看来,他们是整天行军赶路,人疲倦极了,当街露宿,不“号”房,不扰民。于是各家都烧茶倒水,端给解放军喝。街坊绅士、保甲长、各方名流更是忙碌。辛亥老人赵西屏和对门的甲长付皮匠正和解放军搭话、递茶水,气氛十分亲切、融洽。保安街由头到尾大抵如此。中正路、水陆街、复兴路、明伦街等一些大街的情景也同样。露宿的战士们席地而卧,互相依靠,有的用身体互枕着,有的战士靠着墙根睡着了。只有身背钢枪值勤的战士挺立在街头。街两边铺面的木板上、电线杆上,“欢迎人民解放军”、“毛主席万岁”、“打倒战犯蒋介石”、“活捉武汉人民的敌人白崇禧”等红绿标语十分耀眼。我大胆贴近一个熟睡的小战士,看见他怀抱着长枪,左胸前别着一长方形白布条,布条四周有红色杠杠,中间有黑色宋体:“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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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武汉解放大会

这是武汉重大的历史事件——解放武昌,虽事隔半个多世纪,这一场景却还隐约可记。不久,我写了一篇周记,详细回叙此情此景。国文老师张效英将此文在全班朗读,给予了“真挚、感人!”的评价。

草根俚语

保安街街坊百姓的语言,有其独特之处,市民汉腔中夹带许多方言俚语。因为原居民菜农或手工业的学徒先前多来自江夏武昌县,他们把武昌县的口音也带进城,融合到汉腔里。下面仅举数例:

王府口(kòu)、汉阳门(mèn)、黄土坡(pò);此“口、门、坡”等要轻读。

伏汁酒,酒作为尾音变音读(jīn揪的变音)。

清铺,清铺的“铺”,音同铺路或铺张的“铺”,在这里的意思是查问。其来历本应是清谱,“谱”音普。“谱”是家族血脉传承的记载,是千百年家庭的隐私,一般是不随便给外人看的。

下河,旧时武汉宅内无厕所,每家用马桶(围桶)叫做“下huó”。此“下河”应该写做“下活”,“活”是卫生处理的意思,包括“倒、涮、洗等工序”。

涮子,“刷(shuā)”是钓鱼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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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短水,“撮(cuō)”指取物,意为用不正当手段取得财物,短时间发大财。

有偏,武昌人常用的语言。一家人正在吃饭,这时正好有客人进门,主人会立即放下碗筷说:“有偏!有偏!您家吃了么?再加一口,莫讲客气。”这完全是自谦的客套话。武汉人有过早、过中、消夜的习惯,正餐叫吃中饭、吃夜饭。没有吃早饭,过早一般是垫补一下。过中在午饭和晚饭之间(约午后之时前后)吃点东西。消夜则在晚上9~10点。这种少吃多餐的习惯很科学,符合人体卫生学。此“有偏”意思在正餐之外,吃点东西垫一垫,事先没邀请客人就餐,很对不起。这可以说是个性开放、热情好客的老武汉生活的一个侧影。

在我的记忆里还留存着美好的回忆:狭窄悠久的、音韵静静的青石板路,热闹的旺铺,拥挤的花红柳绿,不时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那尚有遗韵的古风古俗,那幽静的小巷,那典雅的江夏古宅,“庭院深深,深几许”,那圆鼓门墩、粉墙黛瓦的灌斗墙、马头墙等明清建筑元素,真叫人体味到历史的沧桑和真实感。一切是那么朴实无华和返璞归真!说真的,古老的保安街还真叫人回味和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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