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捷:武汉汉正街市场复兴开启记

第一个恢复的小商品市场，第一批个体户，第一个允许个体经营批发，第一个搞长途贩运，第一个实行价格浮动……，汉正街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写下了众多的全国第一。汉正街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验点，它成功了。但人们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是，20年前汉正街复出市场第一步的风险与艰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汉正街市场由一条2500米长的马路市场，发展为占地2.56平方公里、拥有10大专业区域和40多个室内市场的市场群。从最初的103家个体户发展到今天的1.3万经营户。国营集体企业由几十家发展到1500多家，从业人员42万。从卖些针头线脑到现在经营彩电、空调、冰箱等6万余种商品的批发、零售，日均客流量达15万人次。供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年销售额由不足2000万元迅速突破百亿元大关，20年里累计实现销售已达400亿，向国家上缴税费5亿元，稳居全国10大市场前列，已成为海内外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商品市场。现在国内以汉正街命名的分市场就达15个。

（一）

汉正街是16世纪兴起的汉口镇上的一条主要街道。16世纪初至17世纪前期100多年间，由汉口镇市井街坊由南向北、由沿河向内地逐步推进而形成。明万历年间汉口盐运兴起，推动了汉口镇的发展。崇祯年间（1628～1644年）汉口长堤筑成，市廛相对稳定，汉正街自西向东贯穿汉口镇，从淮盐巷附近的五显庙至沈家庙段形成了当时最繁华的市场中心。至此，汉正街确立了“汉口之正街”的地位。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汉正街市场发展到历史上的鼎盛阶段。“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商贸景观便是这个时期的真实写照。

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中叶的百年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汉口市场中心东移，导致汉正街市场曾数次衰落萎缩。据史料记载，1946年有批发商52家和一些商贩。解放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武汉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恢复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开始发展。1956年，国家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大批小商贩、手工业者被纳入到公私合营的轨道，汉正街顿时萧条。1961年，根据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武汉开始调整手工业生产所有制结构，又恢复了一批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手工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个体经营又被当成“资本主义”产物被割掉，一批在汉正街市场经营的个体户、游商小贩被判定为“资本家”、“剥削阶级分子”，许多合作商店被迫关门停业。汉正街除国营商业网点外，个体工商户的小商品经营全部被取消。

70年代末，长期单一的只能由国营商业计划供应的方式已逐渐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再加上下乡知识青年倒流回城，每年数万计成年劳动力就业、再就业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可能拿出巨额资金给每个成年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汉正街市场关闭了多年之后的1978年，汉正街上已有百余户小贩迫于生计，开始偷偷摸摸从事小商品的经营活动，工商部门管不了，驱不散。为生活所迫，不少群众私下在这里买卖、交换。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轰轰烈烈的改革步伐改变了城市旧有秩序。农村家庭手工业产品，社队、乡镇企业的产品，不是国营企业生产的，基本上进不了“计划销售”渠道的商品，纷纷进城自找市场，这就使得汉正街的“地下商贩”们不挖“计划”的墙角就可得到销售的商品。乡下有货要卖，城里百姓要买，国营渠道“两头保障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管，会被认为是纵容“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土壤上生长”；管，不仅管不了（你一管他就找你要饭碗），而且明显违背了客观实际。对此，武汉市委、市革委会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精神，参照农村改革经验，大胆决策，于1979年9月率先在全国推出在城市恢复、发展个体经济，同时批准硚口区重新恢复、开放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并以减免税收、不收或少收管理费等政策措施鼓励个体户到汉正街集中经营。1979年10月8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批转武汉市工商局《关于开展个体工商业户登记管理工作的报告》，各城区工商部门相继开展了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工作；商业部门在汉正街也恢复“国营武汉三镇小商品批发市场”。11月6日，硚口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市革委会的决定，在宝庆工商行政管理所管辖的新安、宝庆、三曙3条街进行恢复、发展个体经济的试点。103家个体户领到了由区工商局核发的小百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发证对象主要是返迁的社会闲散人员，当时每户每月仅收管理费1～3元。

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和“左”的思维方式的束缚，当时在城市允许个体经营已是开风气之先。因此武汉市于1979年10月颁发了武革1979[81]号文，对个体经营的行为范围、从业人员、流通方式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在行业范围上“以从事修理、服务行业为主，适当发展商业和饮食业，从严控制钟表、照相机、收音机、电视机修理等特种行业”。规定从业人员为“有本地城镇户口；没有正式职业的闲散人员或按政策留城的待业知识青年。”以及“根据《宪法》可以批准非农业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从事个体经营的知识青年，今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其他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大专院校、中专学校招生和国家征兵时，应当一视同仁，允许他们应招应征。汉正街个体经济由此拉开了序幕。

（二）

市场开放后，根据政府允许个体经营者经营小百货、小五金、小土产等规定，汉正街的个体户凭着传统的经营之道，很快开始经营起日用化妆品、小塑料制品、小五金、各种扣子等100多个品种近千个不同规格的商品。但这些商品大多是国营商业部门缺货、或个小利微、经营麻烦及国营商店不愿经营的小商品，如小塑料玩具、鞋垫、鱼钩等，还有一些传统的产品，国营企业已多年不生产，市场已断根绝种的，而广大群众却很需要的小商品，如老婆婆系“巴巴头”的发卡，搔痒用的“不求人”，儿童玩的小画片、玻璃珠、泥玩具，小手工业品，如寿字锁、小孩脚圈、大小罗汉等。再就是国营商店不收购的国营、集体企业生产的次产品和销不了的积压品。据当时市商业部门统计，汉正街的个体户直接从本市国营商业批发部门进货的商品，仅占10%左右；而从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河北、山西和本省的社队、乡镇企业、家庭副业、手工业以及城市的街道、居委会所办工厂，少数国营工厂进货的产品，占60%左右。因为有了汉正街这样的市场，使一些国家计划外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产品找到了销路，使一些城乡手工业者能重操旧业，找到了生活出路，扩大了就业途径。

汉正街经营的品种多、进货广，他们90%的货物销往广大农村。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民生活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在汉正街的销售对象中，湖北市场占60%左右，主要来自黄陂、孝感、应城、云梦、天门、汉川、沔阳、洪湖、安陆、大冶、麻城、鄂城、应山等20多个县的农村个体商贩、合作商店和代销店，本市的个体户也来采购；外地的约占40%左右，主要来自河南省的信阳、驻马店、洛阳、许昌，湖南省的益阳、常德、岳阳，江西省的九江，安徽省的芜湖、安庆等地个体户。汉正街日用小商品市场的209户个体商贩，通过商品的集散、购销活动，已经很自然地把上海、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14个省、市110多个企业的生产者和武汉周围农村、湖北邻省农村的消费者联系了起来，形成了从生产到消费，从城市到乡村的日用小商品流通的渠道。

汉正街的经营、交换方式特别“灵活”，即“随行就市”，没有固定的价格起点，也无固定的销售起点。他们几毛钱的生意做，百把上千元的生意也做，不怕麻烦；不限数量，销售的商品可以任意一盒盒、一打打、一件件地挑选；亦可以拆零凑整，还可以赊销，个体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手续简便，无固定的批发对象；销售价格基本上是随批量的大小而临时面议，自由生产（除向国营进货部分外），自由运销，自由议价。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商业无法相比的。

正是汉正街人见缝插针、拾遗补缺，补充了国营、集体商业的不足，疏通了城乡流通渠道，生意很快红火起来。汉正街商人发财了。1981年汉正街的销售总额近1000万元，约占全市国营、集体工商品批发纯销售额的11%，约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0.5%。据当时工商部门统计，月销售额在6000—10000元的就有40户。万元以上的有18户，也就是说汉正街到1981年底至少有1/3的个体户一年收入已达万元。而当时一般工人工资年收入还不足千元。

（三）

“万元”在当时的老百姓眼里是一个天文数字，于是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汉正街经营的商品显然是国家规定的计划外“三类”小商品，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采取的批量销售、长途贩运、价格随行就市等，却是国家不允许的。而且不可否认的是汉正街个体户中确实有偷税漏税的现象，于是社会上的议论闹得沸沸扬扬。有人说：汉正街市场投机倒把多，暴发户多；有人上访反映：汉正街资本主义复辟了；有人写信给报社说，武汉市工商局带头发展资本主义，要求政府取缔汉正街市场；还有省里的一位领导直接对市工商局的领导要求“关掉汉正街”，不然“谁搞谁负责”。面对如此状况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怎样对待；从实际出发，汉正街经营有它的合理性；从“本本”出发，又没有政策条文。如何决策？市委、市政府对此事十分棘手。

这个市场是开？是关？一场关系到汉正街生死存亡的会议于1981年底在市工商局会议室里激烈的讨论着。有的主张不要“走钢丝绳”，在政策上担风险，按现行政策办事；有的主张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行禁止；有人认为，关闭汉正街是实际的，否则又会回到禁而不止的老路上去；有的主张先调查研究，找出汉正街个体户批发、贩运、浮动价格的原因，再作决策。最后会议决定，由办公室主任李清玉负责，会同硚口区工商局、宝庆工商所，并在当地税务部门协助下，对汉正街个体户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一个多月对汉正街153户个体商贩的经营、销售对象、价格、利润、毛利率以及经营方式等方面的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并向局长作了汇报。1982年3月3日，一份武汉市工商局对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政策取向为：“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继续观察”的《调查研究》简报送到了武汉市委、市政府，引起了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派专人协同市工商局就群众反映较大的尤其是违背现行政策的批发、贩运、价格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6月17日，武汉市工商局长金邦和亲自带队来到汉正街，他们采取突击盘点、清库、堵口（即堵汉正街进出的路口，了解人流数、人员结构等），以及到个体户家中帮他们经营销售3天，了解真实收入等。经过这次深入调查核实，摸清情况，他们明显地感到是客观经济规律突破了政策。

从汉正街市场的购买对象来看，有90%左右是农村个体商贩和代销店，他们不是消费者，而是销售者，有的还是贩运者，属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批量购进，再说，他们来武汉一次要花一些费用，买货太少，经济上不划算，所以一次就买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元的商品；二是从这个市场的进货渠道来看，有85%是街道、社队等集体企业和手工业产品，这些生产者需要这种批量销售形式来为他们推销产品；三是从这个市场经营的商品来看，都是计划外的小商品，据调查，其中约有40%是国营商业不便经营的，约有50%是副品和次品。这些商品价格便宜，适合当时农村消费水平，商业部门又包不下来，个体商贩批量销售这些小商品冲击不了国家计划，影响不了国计民生；这种销售有它的灵活性，数量有多有少，价格有高有低，它是商业批发环节的一种补充形式，有利于扩大商品流通，搞活城乡经济，促进小商品生产的发展。

调查时，他们发现搞长途贩运的主要有3种人：一是少数持证个体商贩到外地采购商品；二是一部分无业人员以跑行商谋生；三是社队企业把产品承包给社员外出销售。前两种人贩运的商品，大部分是从当地社队企业和社员家中收购的，少数是从零售商店套购来的。社队企业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星罗棋布，品种繁多，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不可能既生产又销售，这就需要有人把分散的产品收购起来，集中运到市场上，转到消费者手中，他们认为这种贩运应属一种正常的商业劳动，是生产劳动的合理延伸，至于从国营零售商店套购贩卖，是一种投机违法行为，二者应区别对待。

在价格问题上没有实行明码实价，而是随行就市。由于许多汉正街的商品，国营商店不经营，无牌价可比；货源来自各地，同一品种，进价不等，有高有低，市场行情经常变化。因此，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商品俏时滞时价格不一样，买多买少价格不一样，甚至早晚价格也不一样。明码实价，不适应这个市场。

以上3个政策问题，是关系到这个市场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再次慎重提出：“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继续观察”的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允许政策上突破；对出现的问题要加强管理，事态如何发展要继续观察。

（四）

就在这时，新华社湖北通讯社的记者黄家仿来到武汉市工商局串门，他瞥见到汉正街的调查材料，职业的敏感，使他认识到此事非同一般。于是他骑上自行车穿梭于汉正街近十天，核实调查，随后又找到市工商局长金邦和了解情况，问清具体态度、决策倾向。7月6日，一篇带有很强倾向性的《一个国营商业代替不了的市场——武汉市汉正街日用小商品市场的调查》清样上报到了中央，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重视。

7月22日国家工商局黄洪年、叶青纯以及商业部的两位干部一行4人，根据赵紫阳的指示精神来到武汉，专程对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进行调查核实。他们听取了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有关人员介绍，到汉正街个体户中举行了座谈会，并与省、市财办、商业局、公司、批发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最后他们认为“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正确的，也同意武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管好这个市场打算采取的各项措施；建议全国各地也可以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恢复这一类传统的小手工业品市场；同时将武汉提出的几个政策问题如实报到中央，要求中央给予政策支持。

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肯定了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是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其任务是解决“卖难买也难”、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满意的现象，见缝插针，拾遗补缺，补充国营、集体商业的不足，促进传统小商品生产的发展，疏通城乡流通渠道，满足城乡人民需要，解决部分人员就业问题，其作用是促进了生产，扩大了流通。

次日，长江日报也发表了《活跃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报导，肯定了汉正街市场的做法。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大会提出了坚持国营经济为主导地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方针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这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引进市场调节机制，这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来说，无疑是跨出了开启性的一步。中共十二大对小商品政策的制定，使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都强烈地感受到党的政策及时解决了他们实践中的难题，也为全国小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指明了方向。

10月，国家工商局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肯定和推广了汉正街市场的做法。武汉市工商局长金邦和在会上介绍了经验。汉正街有什么经验？有人议论说：政府不管就是经验。是啊！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就是默许，不管就是勇气，不管意味着承担风险，不管意味着实事求是。在这次现场会上，国家工商局长任仲林对记者侃侃而谈：“汉正街市场的主要经验：经营的品种限制在计划外的三类小商品范围之内；经营方式灵活，可以零售，也允许批量销售，允许正当商贩在城乡之间进行贩运；采取浮动价格，允许买卖双方自行议价，随行就市，可高可低。正是因为上述的一些做法，使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能够形成一条从生产到消费，从城市到农村的小商品流通渠道，发挥了对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作用。”历时9天的现场会在任仲林局长宣布经营品种限制在计划外三类小商品；经营人员为个体手工业者、个体商贩和街道、社队集体企业；经营方式允许批量销售、允许长途贩运、允许价格随行就市，不允许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准哄抬物价、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的政策声中结束，与会者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982年对汉正街市场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收获的年份。它不仅是全国商业流通领域改革的先驱，也是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先锋。它成为品牌走向全国，享誉世界。这一切离不开中共武汉市委、市政府及市工商部门领导的播种，离不开汉正街经营者的耕耘，更离不开真理来源于实践、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星星之火，已经燎原。1983年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国营、集体商业门点发展到209户，销售额达1.1亿元；个体工商户发展到911户。销售额达3275万元。

从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汉正街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