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海:荆楚大地上平反冤假大案的滥觞

1967年，武汉地区曾发生过一次震惊全国的所谓“七二〇”事件，当时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把这一事件定性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时隔11年后的1978年11月26日，党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宣布对“七二〇”事件应予以平反昭雪。消息传出，人们纵情欢呼，奔走相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广大军民终于甩掉了压在身上的沉重的政治包袱。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以此为契机，排除“左”的干扰，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大规模平反冤假大案工作。在这一事件彻底公开平反的20周年纪念日子里，让我们重新再现那段走过的艰难历程。

（一）

所谓的“七二〇”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和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策划、制造的一个政治阴谋。

1967年春，在林彪、“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武汉地区混进群众组织中的几个坏头头反动气焰嚣张，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打倒一切，大搞打砸抢。武汉军区奉命介入“文化大革命”，保护了大批干部。这些正确的做法，却引起了林彪、“四人帮”的仇恨。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煽动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蓦然间，趋于稳定的武汉形势急转直下。5月初，武汉造反派组织悍然提出：“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是挖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武汉街头随即掀起了“揪出军内一小撮”、“打倒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解放全中原”的黑风恶浪。执行“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指战员受到辱骂、围攻和殴打，造反组织扬言要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林彪、“四人帮”在武汉黑干将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群众的坚决反对，他们拥护解放军，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同混进群众造反组织的坏头头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在帮派骨干分子的煽动和策划下，全市两派群众组织尖锐对立，武斗事件接连不断，特别是发生在“六八”、“六一七”、“六二四”几起武斗事件，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6月26日，中央“文革”办公室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名给武汉军区发来一封经康生批准的电报，将武汉地区发生大规模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群众组织，并责令武汉军区予以坚决制止。7月14日，打着“中央文革”旗号的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人来到武汉，煽动反军乱军，破坏军民关系，支一派压一派，支持武斗，支持打砸抢，加剧了群众组织武斗的升级，造成机关瘫痪、工厂停产、交通中断，干部、群众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对王力等人的阴谋活动十分愤慨，7月20日纷纷上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王力。有些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说理斗争。此即所谓震动全国的“揪斗、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的“七二〇”事件真相。

就在“七二〇”事件发生的当天上午，林彪、江青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危言耸听，说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时转移。同日，李作鹏示意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称“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变。当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会议，将“七二〇”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要求全国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即武装游行），声讨“七二〇”事件。并于7月25日下午5时，在首都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归来。7月27日，林彪、江青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抨击“七二〇”事件。同日林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武汉城防8201部队师长）、蔡炳臣（师政委）、巴方廷（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长）的职务，残酷批斗后旋即将诸人下狱（不久释放），并对8201部队实行缴械遣编。他们还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际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黑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武汉驻军一部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也都被打成了“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亦受到株连而成为“叛军家属”；更把反对他们的“百万雄师”群众组织称之为“匪”、“反革命组织”。湖北全省在“七二〇”事件后被打死、打伤、打残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5万多人，仅武汉就有6.6万人，其中有600多人被摧残致死。与此同时，武汉帮派骨干分子蓄意制造事端，进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严重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和安定团结。1967年，武汉地区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了16.2%，其中工业总产值下降19%。地方财政收入下降12.85%。因此，一提起所谓的“七二〇”事件，武汉广大军民就满腔怒火，一肚子怨气。

（二）

1971年“九一三”林彪仓皇乘机叛逃坠毁蒙古温都尔汗后，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对其卖国行径义愤填膺，他们纷纷向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疾呼，要求澄清“七二〇”事件的性质，为此，省、市委和武汉军区作了大量的善后工作，湖北省委曾向党中央写过报告，要求正确解决“七二〇”事件处理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而不可能解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在欢欣鼓舞之余，更加迫切地要求为“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冀盼党中央能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对于大量的上访和上书，省、市委和武汉军区党委曾作过多次研究，但对中央定性的东西，未敢轻举妄动。

1977年7月，从云南调至湖北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丕显，上任未久就清醒地意识到，对“七二〇”事件若不进行正确处理，就不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发展湖北、武汉地区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于是他调阅了“文革”以来的《湖北日报》和有关报刊，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他还组织了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办公厅、《湖北日报》的几位同志作专题调查，并作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此间，凡是中央领导来湖北视察，陈丕显等省委领导同志都要抓住机会叙说“七二〇”事件的真相，要求中央予以平反。已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的陈再道亦多次上书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陈述“七二〇”事件的内幕，请求重新审查“七二〇”事件，尽快予以平反。对此，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坦诚表示理解和支持。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听取汇报后，曾在湖北省直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直言：“如果那时我要是在武汉，我也是个‘百万雄师’”。铿锵的话语如金石掷地，全场顿时掌声雷动。然而，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指导下，巨大的历史惯性，使中国社会仍按原来的“左”倾路线统治的轨道继续滑行着，拨乱反正工作一时难以展开。于无声中，人们等待着一种转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场围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思想解放的新篇章，这场大讨论波及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陈丕显抓住契机，亲自主持省委常委会对“七二〇”事件的性质进行探讨。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是一起由林彪、“四人帮”为“揪军内一小撮”、达到篡党夺权罪恶目的而制造的冤案；也有个别同志受“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对此案的平反心存疑窦。于是常委们认真审视“七二〇”事件前后的经过，清楚地看到这个事件是由林彪、“四人帮”一伙在北京遥控指挥，林彪死党吴法宪与原武汉空军副司令员、林彪死党刘丰等密谋策划而炮制的，也是在刘丰等提供的片面情况下作出的。大家认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要敢于面对现实，要敢于对武汉乃至全省人民负责。最后，常委会统一了认识：所谓“七二〇”事件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而是林彪、“四人帮”为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而制造的一起大冤案，应予以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造成的冤案、假案、错案，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反昭雪，对因“七二〇”事件被打伤、致残、致死人员的遗留问题，应按照党的政策作出妥善处理。

同年9月，在中央办公厅举行的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针对落实干部政策中的种种阻碍和思想障碍，明确指出：“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侯、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胡耀邦同志的讲话，赢得了民心、党心，触动了“两个凡是”的堡垒，在大量冤假错案的坚冰上凿开了一个十分必要的缺口。

春风吹拂，坚冰的表层开始消融。陈丕显同志感到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及时组织人员起草向党中央的请示报告，要求澄清“七二〇”事件的性质，并建议对由此错误处理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昭雪。9月24日．一份以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名义发出的《关于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的请示报告》上报给中共中央。这份报告明确向中央表示：省、市委和武汉军区处理“七二〇”问题，一定引导大家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纠缠历史旧帐，不再搞资产阶级派性，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黑干将身上，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搞好各项工作，以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三）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中，中共中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以后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积极重大的影响，也使十年动乱后的中国终于走出了历史的歧途，稳健地站到了重新振兴的起点。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央作出了为“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的决定。

这次会议按照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设想，本应讨论经济问题。10日，华国锋致开幕词后，在11日第一次会议上，老将谭震林在发言中斗胆提出：“进行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中，抓住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前提条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出了既关系安定团结，又最能引起全党大多数同志共鸣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他明确提出：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为此，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一下列举了6个方面的问题，要求为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等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

陈云同志率先解放思想的发言内容，立即旋风般地传到各组，与会者群情振奋，响应热烈，成为了这次工作会议的主旋律。受这6个问题的启发，与会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其他一些重大案件的平反要求，如“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内蒙“新内人党”、武汉的“百万雄师”。

在中南组，武汉部队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委李成芳陈述“七二〇”事件的真像，疾呼：“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也到了该平反的时候了！”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介绍了湖北省委为“七二〇”事件彻底平反向中央所作报告的内容。陈再道在另一个小组上，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申述“七二〇”事件的性质和林彪、“四人帮”篡党乱军夺权的阴谋。

在华北组的会议上，老帅聂荣臻发言道：“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陈云同志紧接着插言：如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大家普遍感到，一些影响大的或者全国性的重大案件，因为都是过去中央定的性，所以中央不出来明确表态，干部群众就会有抵触情绪。因此．最好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敢于冲破禁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会上形成了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这种气氛不仅感染着每一位与会者，而且推动了中央领导核心终于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11月19日晚，华国锋找陈丕显谈话时说：“湖北省委的报告，中央已作了研究。‘七二〇’事件是点了名的，‘百万雄师’受了压，10多年没有解决，中央准备同意湖北省委的报告。”根据华国锋的要求，陈丕显趁热打铁，连夜组织在京人员修改报告，并受华的委托代中央起草有关文件，接着把在湖北和武汉军区工作过的原任、现任领导王任重、赵辛初、杨得志、王平、陈再道等同志请来，研究平反工作。

11月24日，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修改报告再次上报中央。

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和遭到错误处理的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进行公开彻底平反，承认“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这一举动标志着一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已揭开帷幕。

11月26日，中共中央中发[1978]71号文以通知的形式，转发了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决定对“七二〇”事件予以平反昭雪。这是中央为全国各地平反重大冤假错案的先声。然而就在文件下发的当天，华国锋又电话通知在京开会的陈丕显，要求湖北省对这一事件的平反采取不登报、不广播（无线广播）的形式。陈丕显立即将中央为“七二〇”平反的喜讯和华国锋的低调处理的指示精神电话告之在家的湖北省委书记们。

（四）

1978年11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联合隆重举行有1700万人参加的为“七二〇”事件平反昭雪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主会场设在武昌洪山礼堂。会上郑重宣布：“七二〇”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凡受迫害的军民一律平反昭雪。

专程从京赶回会场的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陈丕显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会上还宣读了已是铁道兵司令员的陈再道《给湖北省、武汉市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一封信》。这位老将军在信中，只字未提自己在“七二〇”事件中所蒙受的冤枉和残酷批斗，而是殷切希望湖北、武汉的同志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通知精神，按照省委、省革委会和军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坚持党性，胸怀全局，团结一致，把湖北、武汉的工作干得更好！会上，中共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刘惠农以及省、市各界代表人士张天林、饶兴礼、陈皙、刘定桐、骆文等上台发言，一致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决心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省委的部署，更紧密地团结一致，发展大好形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会议之后，省委决定，将中央文件、有关“七二〇”事件平反的文字报道以及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七二〇”事件真相》等文章印刷30万份，发至全省各基层单位，做到家喻户晓。

12月3日，中共武汉市委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武汉地区为“七二〇”事件平反的有线广播大会。湖北省委书记、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顾大椿、第二书记刘惠农讲话，宣布对在“七二〇”事件中错误处理的俞文斌、李树青、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道奇、汪士奇、汤忠云10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含恨死去的纪登清和惨遭杀害的汤忠云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在会上，武汉市委郑重宣布：凡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被扣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军内一小撮’、“坏头头”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同志，应受到人民的赞扬。会后，武汉市委对2.4万余人进行了平反、昭雪和善后工作。

“七二〇”事件的彻底平反，为处理湖北及武汉地区因“文革”的破坏和“文革”前多次政治运动中的“左”的错误造成的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开了一个好头。12月16日，湖北省委对“文革”中被打成武汉“三家村”的李达、朱劭天、何定华进行平反，对原省委常委曾惇、陈一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此后，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接踵而至。

为了加快拨乱反正的步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武汉市委组织全市400多名区、局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市委党校举办的真理标准讨论学习班的学习。至1982年，全市共复查各类案件208491件，解决了102073人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对“文革”中审查、结论和处理的案件，全部复查，重新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冤假错案均予平反，被迫害致死的人员予以昭雪。

“七二〇”事件的平反，成为新时期荆楚大地平反冤假大案的滥觞，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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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七二〇”事件的彻底平反公开见诸于报端是在1979年11月14日。这天，《湖北日报》、《长江日报》上刊登了陈再道同志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而撰写的《大别山红旗永远飘扬》的文章。文中说：“有着漫长革命经历和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是历史的见证人。1967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的武汉‘七二〇’事件打成第二个‘张国焘事件’，妄图上挂老帅，下揪军内一小撮；打倒一大批军队负责同志，反军乱军，毁我钢铁长城，这是林彪、‘四人帮’搞反党宗派活动，阴谋篡党夺权的又一严重步骤。”至此，武汉“七二〇”事件由半公开走向公开，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开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