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由两广移任两湖，与清末所谓“洋务新政”中的铁路建设直接相关。
作为近代文明重要标志的铁路，在清帝国得以修筑，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其始也阻于众咻（音休，喧扰），其继也卒排群议而次第建设之，开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局”。
同治年间，直隶总督李鸿章屡陈修筑铁路之利，未得清廷允准。光绪元年（1875）英国人控制的怡和洋行擅自成立“吴淞铁路有限公司”，1876年修造上海至吴淞铁路，引起朝野的一片反对，清政府命令李鸿章禁止，李鸿章偕两江总督沈葆桢、轮船招商局督办盛宣怀等与英国人协商，花了3倍多的代价以28.5万两白银购回这段全长14公里的铁路，并于1877年底加以拆毁。铁轨运往台湾，火车头则投入扬子江。光绪二年（1876），开平矿务局主持人唐廷枢以“若有铁路运煤，便多开一井”②为理由，提议修建开平至润河口铁路，因资金困难，后于光绪六年（1880）筑成唐山至胥各庄轻便铁路，1881年开始使用机车牵引。这便是中国自筑铁路之始。
此外，光绪六年，刘铭传上疏，力陈修造铁路于“自强之道”极关紧要。他说：“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③但“廷臣谏止者多，诏罢其议。”总之，19世纪70年代前后，铁路事业在中国举步维艰，进展微乎其微。
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开始重视铁路建设。这与中法战争的教训有关。“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⑤连昔日的顽固派首领，醇亲王奕澴在取代恭亲王奕沂掌握中枢以后（即所谓“甲申易枢”）也倡议海军、主筑铁路，向洋务派靠拢。奕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李鸿章、曾纪泽分任帮办和会办，清廷将铁路事宜划归海军衙门办理。奕澴自称，他过去是反对造铁路的，但中法战争后才省悟到“调兵运械贵在便捷”，因而铁路“自当择要而图”。光绪十三年（1887）奕澴提出修造津沽铁路及其支线的计划，光绪十四年，总理衙门奏言，修筑铁路“洵为今日自强之急务。”然而，直至80年代，围绕铁路问题，朝中大臣意见颇不一致。当粤商陈承德请求接造天津至通州铁路时，“于时举朝骇然。尚书翁同和、奎润、阁学（明清内阁学士也叫阁学）文治、学士徐会沣、御史余联沅、洪良品、屠仁守交章谏阻。其大端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者。”海军衙门逐一驳斥了筑铁路将导致“资敌、扰民、失业”的说法，但又宣称：“臣等创修铁路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⑨基于此种考虑，海军衙门奏请修建京通铁路；翁同和反对在京畿一带修建铁路，对于“火轮驰鹜于昆明，铁路纵横于西苑”感到“忧心忡忡”，并请试筑铁路于边地以便运兵，徐会沣则请改修德州至济宁路以利漕运。正当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之际，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上奏，要求在腹地修筑铁路。他指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尚在其次。这种着眼于铁路经济效益的认识，不仅胜过反对修路的守旧派，也比奕澴等人筑路“专主利于用兵”的偏狭之见要高出一筹。其奏稿大要如下：
窃惟泰西创行铁路，将及百年，实为驯致富强之一大端。……臣之愚见，窃以为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蕃，其用不广。且土货率多质粗价廉，非多不利，非速不多，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故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似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干路以为经营全局之计，以立循序渐进之基。⑩
从这种总战略出发，张之洞主张缓修京通线，先修卢汉线。他说：臣愚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之大利所莘也。
张之洞还历数了修造卢汉线的“七大利”。其要者为“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中国矿利，惟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然质最全，路最艰。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以煎镕。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卮漏。
此外，张之洞还对卢汉线的修造步骤提出了“请以分段之法为之”的设想。拟分自京至正定为首段，次之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末段。……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则款亦分八年分筹。”
光绪十五年（1889），清政府在听取沿江沿海各督抚意见后，认为张之洞、刘铭传、黄彭年所奏，各有见地，而“张之洞条陈，由卢沟桥直达汉口，先从两头试办，南由汉口至信阳，北由卢沟桥至正定府，其次第接办，并胪陈筹款购地，各节所奏颇为赅备，业据一再筹议规划周详，即可定计兴办。著（着的本字）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将一切应行事宜妥筹。”具体职守是，北路由直隶总督监修，南路由湖广总督监修。
张之洞修建卢汉铁路的条陈之所以被清政府采纳，与朝廷的派系斗争相关。由于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树敌甚多，故他修筑津通铁路的倡议，“举朝以为不可”。在这样的时刻，张之洞提出修建卢汉干路的条陈便容易被反对李鸿章的朝臣们作为一种补替方案加以接受。而主持朝政的醇亲王奕澴与李鸿章同床异梦。出于防范淮系集团的目的，奕澴竭力扶植张之洞以与李鸿章相抗衡。这样，张之洞的修建卢汉铁路的计划也就得到奕澴的赞助。奕澴在致军政大臣函中，肯定了张之洞修造卢汉线的奏折，函云。“黄折（黄彭年奏折——引者）高于刘（刘铭传奏折——引者），而张折又居黄右。”于是张之洞便有移任湖广总督之命。在此前后，张之洞曾就卢汉铁路修建问题与奕澴电商十余次，最后奕澴对张之洞颇为赞赏，在复电中说：“纵使志大功迂，成功与否难预，必然存此精卫刑天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表示将全力支持张之洞的事业。
以后，陈宝琛为张之洞作的《墓志铭》，也明白交代了张之洞由两广调往湖广的原因：
初铁路议兴，言者或疑其非，使李文忠公小试之于京津，公（指张之洞——引者）谓宜大兴卢汉以经南北之脊，则粤汉、川汉、宁沪、苏杭次第可举。在粤奏上之，于是朝廷移公督楚”。
修筑卢汉铁路不仅是张之洞移楚的因由，而且是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炼铁厂等近代化工矿企业的直接动因，也是张之洞长期督鄂的缘故。清朝为了防止地方权重，总是频繁调换督抚，某人在一地做督抚连续几年，即被视作“久任疆寄”。而张之洞自光绪十五年抵鄂，三十三年入京，除其间两次短期督两江，一次入京议学制外，前后任湖广总督10余年。故张继煦说：“清季疆吏任职一地之久，未有如公者也。“至推究公何以独能若此，盖公之调鄂，以主张修京汉铁路也。京汉铁路至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始完成验收，此事他人不愿为，且不能为”。即使张之洞两度调任两江总督，但湖北的“铁路、铁厂事，皆仍遥秉其成。”总之，卢汉铁路建设的旷日持久，正是张之洞破例长期担任湖广总督的缘故之一。
卢汉铁路的建设历程相当坎坷崎岖。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即着手筹备卢汉铁路修建事宜。他的方针是：储材宜急，勘路宜缓，兴工宜迟，竣工宜速。以商股难恃，请岁拨帑金二百万两以备路用。”这一主张得到清廷批准。但是因帝俄修造西伯利亚铁路，对东北边陲虎视眈眈，光绪十六年（1890）前后，中俄关系紧张，“东三省事亟，从海军衙门王大臣及直督李鸿章言，命移卢汉铁路款先办关东铁路。”这样，卢汉线建设被迫搁置，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经张之洞力争，清廷方确定。先办卢汉，次第及于苏沪、粤汉。”“是年设总公司于上海，而卢汉之始基以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张之洞派王廷珍查勘汉口以北之滠口至河南信阳一线，随即正式动工。中因义和团起事及八国联军入侵，工程再度停顿，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线方告完成，清廷派张之洞与直隶总督袁世凯验收，并改称为京汉铁路。
总之，京汉铁路的修建，几乎与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的经历共始终，而在修建京汉铁路中，张之洞在慈禧、奕澴的支持下，成长为与李鸿章相颉颃的洋务派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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