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绍嗣:湖北新文学的滥觞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一场继往开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革命，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从北京的一声惊雷响起，到大革命时期终止，江汉大地的文艺界，经历了酝酿、萌动、兴起和演进，也一度兴起了进步的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的高潮，这是湖北现代文艺运动的第一个姗姗而至但也颇有声势的浪头。

一

民国初期，由于汉口租界的拓展和都市的扩大，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政治的黑暗腐败，湖北文坛上鸳鸯蝴蝶派风行一时，描写言情、侠义、宫闱、黑幕的《情天一侠》、《风流太保》、《血泪姻缘》等以消闲娱乐为目的，反映变态社会的作品在各地报刊甚是流行。少年时代的恽代英对这些“恶劣小说”就十分反感，他曾指出这类东西“足以鼓动吾人之色情，在少年正居色情发动期尤甚。故此书于隐处或显处，每易使吾人为戕身之事。”对这股文坛的污浊潮流，给予抵制和批判。

五四运动爆发后，恽代英、林育南、萧楚女、李求实、陈潭秋等在武汉组织武汉学生联合会，从事学生运动。五四风暴席卷江城，新文化运动也在全省各地开展起来。《互助》、《端风》、《新声》、《武汉星期评论》、《向上》、《新空气》等刊物的出版，除宣传革命外，都数量不一地登载歌谣、小说、故事、杂感等文艺作品。结社之风的盛行，成为新文学运动深入发展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五四前后，湖北地区先后有武昌仁社、高师励学会、师大文学会、新声社、灯塔文艺社、诚社、时中合作书报社、利群书社、文华协进会、怡红社等相继诞生，这些社团大都以联络感情、讨论社会问题和从事创作为宗旨，他们编辑的刊物《文学季刊》、《鞮声》、《汉上》、《星野》等先后出版，发表过一些作品，开展了许多活动。

与此同时，湖北籍文学青年闻一多、范鸿劼、冯文炳、杨潮、宛希俨等在北京、上海求学时，参与学生运动，发表文学创作，他们与故乡的友人声息相通，对湖北的文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1921年以前，新文学未能从一般的社会革新运动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文艺队伍，因此并无专门的纯文学社团。就全国而言，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新青年》、《新潮》及《少年中国》也都是综合性刊物。湖北也是这样，直到20年代初期，武汉才有艺林社等纯文学社团建立，这些社团组织文学讨论会、讲演会、报告会，从事各类体裁的创作，编辑出版纯文学刊物，湖北的文学活动较前有了更大范围的开展。

1922年中国共产党武汉地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湖北的新文学运动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萧楚女等坚持积极的思想斗争，努力倡导革命文学，极大地促进了湖北文学的发展。李求实在他主编的《日日新闻》、《中国青年》等刊物上刊登文章对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加以批判，大力宣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想。还发表了大批鼓动革命的歌曲及蒋光赤的小说《疯儿》、鸿干的剧本《牺牲者》、刘一声的诗歌《奴隶的宣言》等作品。指出“学会使用文艺这武器，非常重要”，“一篇思想正确内容丰富的能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其作用往往在一篇普通的论文之上。”他强调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的观点，对于新兴革命文学的萌蘖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萧楚女批评那种对于“艺术至上”的单纯追求，他在《艺术与生活》中指出：“每每不单是要把他幻觉中的蜃楼海市当做真实，向别人宣传——传教般地把别人也拉了进去。这不啻是叫人们都陷入催眠状态而使外界的一切罪恶愈益滋长。”他认为这样做的用心是“要求艺术界的安那其（即无政府——编者注）”。恽代英在《八股》一文中指出，新文学必须“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他们还给许多徘徊不定的文学青年指出应该走的文学之路。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中说：“倘若你希望做一个革命文学家，你第一件事是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感情”，“要先有革命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这些早期共产党人的大力宣传，对促进“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为内容的湖北的文学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江汉大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二

作品是文学的最终结果，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实绩之一。五四时期，湖北的作家在文学领域的各个门类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显示了湖北文学创作的长足进步。

当北京高扬诗歌革命大旗，新诗充当新文学运动的开路先锋，以白话自由诗向僵化的格律旧诗发起挑战时，湖北报刊上旧诗的创作日见减少，新诗开始萌动。在经历了一段旧诗和新诗并存的局面后，一些刊物开始大量发表白话新诗。五四运动在武汉的组织者恽代英挥笔写作新诗，带动了诗坛的创作。如他发表于《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二期上的《一刹那的感想》：

昨天蓦然地想起来，

这魂魄不曾有个地方安放。

这飘零的生活，

令心中每觉惆怅。

……

我知道我应该努力，

但应该有更合宜的地方。

长铗归来乎！

何处是我的家乡？

令我这一颗柔软的心儿，

永远的这样系思怀想！

诗作以通俗流畅、清新明白的语言叙述自己思想发展的历程。表达了诗人携带“长铗”寻找“故乡”、开辟新生活的热望。另一位领导人黄负生也相继写作发表了《奴婢》（1921年9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湘鄂战争》（1921年11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木芙蓉》（1921年11月7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诗歌，他的《婚姻制度下的普通哭声——悼何南山》（《平民杂志》第四期）以带血的字句控诉了罪恶的包办婚姻，发出了“我想一脚踢翻吃人的礼教！”的呐喊，与举国上下“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遥相呼应。此后，许多学生刊物和一些报纸副刊发表新诗的数量猛增，如《大同日报》的副刊“鹧鸪天”和《时代日报》副刊“时代前”，就以发表诗歌创作多而引人注目。“鹧鸪天”为诗歌周刊，由贺觉非、阮成璞合编，出版20余期，还曾数次集中发表个人的诗歌专页，在当时影响甚大。其后，蒋光赤的诗集《哀中国》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湖北诗人闻一多的著名诗集《红烛》、《死水》相继问世，都给湖北诗坛以重大推动，新诗创作一度较为兴盛，报刊上发表过孟超的《战场上的野花》，韩祖烈的《零丁者的悲声》，王伯之的《春雨》，前人的《首义之园》，岳人的《怀列宁》，李树芳的《春之花》等。《江声》副刊还发表了张维周的《列宁生日》一诗，在诗前的小序中，作者写道：“每遇列宁有病，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机关便为他制造死耗。列宁自今年三月病后，这类消息自然又纷至沓来，今天——四月十日——是列宁的生日，有些人在造谣诅咒他死，我特预备这首诗寿他。”诗歌以充沛的热情和尊崇的敬意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感情真挚，语言通俗，受到读者好评。这一时期，旧诗词从诗坛上销声匿迹，完全为白话自由诗所取代，新诗在湖北诗坛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和新诗并驾齐驱，全省的散文创作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白话代替文言，形式体裁也趋于多样化。日记、回忆录、小品、杂感、随笔等都常常见诸报端。李求实、恽代英的政论，如《呜呼青岛》、《金钱与工作》、《青年与偶像》，黄负生的随笔，如《如是斋随笔》、《可怜的孤儿——无可奈何之斜阳》以及郁达夫的《送仿吾的行》，阿英的《流离》等都有过广泛的影响。

五四之前，湖北小说界的景象是杂芜和萧条的，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和低级都市小说充斥文坛。五四运动揭开了现代文学新的一页，但小说创作却远远落后于其他文体的发展。茅盾在总结新文学诞生之初的创作情况时说：“民国六年《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民国七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到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湖北地区的小说创作有着相似的情况。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白话小说是恽代英在武汉创作的短篇《真男儿》（1918年12月《端风》第一号）和《忱上的感想》（1919年12月《端风》第二号）。前者用对比的手法，叙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青年走上绝然相反生活道路的故事：少年甄新出身寒微，但立志高远，勤学苦干，必将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而向家的两位少爷，自恃家富，不求上进，终至堕落，最后走上穷途末路。小说夹叙夹议，告诫读者要做“真男儿”。后者通过对一位少妇生活和思绪的描写，对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提出质疑，反映了广大妇女寻求自身解放、要求男女平等的愿望。小说中蕴含的民主精神和提出的社会问题，引起过一定的反响。李求实一面从理论上倡导革命文学，一面从事写作实践，他先后创作了小说《姊姊的屈服》和《除夕》。前者通过“我”与桂姊的曲折遭遇。控诉了封建势力对妇女的迫害。主人公桂姊在包办婚姻压迫下嫁给了一个不务正业的小开，受尽屈辱后被以“不守妇道”的罪名永远禁锢。作品为寻找妇女解放的途径而呐喊。《除夕》描绘一个年青的寡妇，被送进敬节堂，终身监禁，埋葬了青春和生命。两篇小说都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黄负生的小说有《夕阳会》（1921年8月《北京晨报副镌》）、《和平之死》（1921年9月《小说月报》）和《盆花》，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鞋匠白眉阿大，还是卖草鞋的王跛子、种菜的周老爹，都是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穷苦百姓，他们的痛苦遭遇和悲惨结局，是一个时代人民生活的缩影。这些小说以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解剖，闪烁着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动人光辉。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早期的白话小说虽立意深远，但表现稍嫌简单，技巧亦尚欠缺。其时由于并无专门的纯文学刊物，只是在综合性期刊中能零星地见到一些短篇小说，如老李的《当兵》和《单身汉》等，从事小说写作的人并不算多。直到2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红石、凤子、马耘砂、谭飓风、张葆真、熊寿农等常有短篇在报刊发表，如《可怜的人》、《一个俘虏的觉悟》、《往事》等。郁达夫来武汉任教后，在汉期间曾创作短篇《寒宵》和《街灯》，都是描写知识分子和下层妇女苦闷生活的作品。此外，武大学生的文学团体“艺林社”刊印过文艺创作《长湖堤畔》和《黄鹤楼头》，辑录了刘大杰、胡云翼、蒋鉴璋、贺扬灵等人的小说，《长湖堤畔》收入了郁达夫的《秋柳》等3篇小说。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一部分，以话剧为中心的戏剧活动也在湖北开展起来。话剧的前身俗称为“文明戏”或“爱美剧”，起初，它并无正式的剧本，无固定对白，是由导演阐述大致故事后，演员上台用京话即兴演出的一种新的剧种。它的产生，是因欧风东渐，经过国内爱好者一段时间的实践后，才发展成现代文学史上的话剧。湖北早期的话剧运动也经历了由移植到改编，再到剧本创作，由文明戏、爱美剧到话剧的几个阶段。虽1911年后就有新剧的演出，但几经曲折，终致流产。五四之后，话剧才堂而皇之地登上舞台。1919年，武汉中华大学学生曾觉先编写了一个以反对军阀、争取民主为内容的话剧，在汉口“立大舞台”公演，其后成立了几个剧团，话剧活动随之展开。著名剧作家熊佛西来汉执教后，编写剧本，组织剧社，培养骨干，促进了话剧的发展。特别是他组织学生排演他自己创作的话剧《新闻记者》，一举获得成功，有力地扩大了话剧的影响，话剧开始成为一个最受欢迎、剧团最多的剧种，这一“舶来品”终于在江汉大地播下了最初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