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是中国最美丽的花园式校园。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式校园的奠基人就是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王世杰。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出生。字雪艇，湖北崇阳人。历任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等要职。然而，1981年他在台湾过世后，其位于阳明山的墓碑上只刻有“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之墓”的字样，足见其对武汉大学感情之深。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正式决定在武昌中山大学的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汉大学。1929年1月5日，国立武汉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王世杰代表教育部莅校祝贺。王世杰也许没想到，从这一天起。他便与珞珈山、与武汉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武汉大学也缘于王世杰对新校舍的奠基之功而逐渐如日中天地发展起来，成为一所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大学。
1929年3月，王世杰被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后，抱着把武大建成一流大学的理想于5月21日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从此他便开始了筹建武汉大学新校舍的艰巨工作。武大校园原来在武昌东厂口，由于校址窄小，学校的发展受到限制，急欲寻觅新址。
在王世杰来武大之前，由大学院任命的武大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已正式确定在武昌城外珞珈山一带建设新校舍。但第一期工程刚开始动工，湖北省政府却突然变卦，并以占用民地过多为由，要武大停止建设，另择校址。
王世杰上任之初便遭此当头一棒。武大新校舍建筑近于“难产”，王世杰的工作陷入极端困难之中。
王世杰频频与省政府交涉，省政府无奈之下决定与武大共同派人，重新察勘原定校址。察勘后认定珞珈山一带多是荒山旷地，根本不存在占用民地的问题。王世杰旋即邀请当时的省政府代主席方本仁及省府全体会员第二次到珞珈山现场察看。在王世杰的极力推动之下，此后不久的湖北省第十七次政务会议正式同意圈定珞珈山一带3000余亩土地作为武大新校址。并划定红线为：“东以东湖滨为界，西以茶叶港为界，北以郭郑湖为界，南面自东湖滨至茶叶港桥头止。”
为慎重起见，王世杰又将圈定校址的详情及省政府的决定呈报教育部。1929年10月17日，教育部指令核准，并敦促武大从速建校。
兴建新校舍的第一步是修路，因为当时从武昌城至珞珈山没有公路可通，只有一条小径。必须修一条从武昌中和门外经洪山至珞珈山的公路，以便运送各种建筑器材和物资。要修公路，其间又有许多坟墓，于是麻烦又出来了。
那时民间非常迷信风水，认为迁徙坟墓祸及祖先，有违中国几千年来的孝亲观念，因而坟主坚决反对迁坟修路。并联合起来向省政府请愿，要省政府制止武大迁坟修路。
坟主的无理要求令人十分气愤，当时迁坟修路的负责人之一——农学院教授叶雅各在愤怒之极，竟于一夜之间，率领数十名民工，将拦路的坟墓全部挖掉，将遗骨放进准备好的棺材之中，准备坟主搬运他处。
当地坟主发现家坟被挖后，一个个闹得天昏地暗，扬言要算账报仇。坟主发现找校方无法解决时，便“愤而上诉，事情闹到中央去了”，可是政府“均予校方以大力支持”。经过王世杰、熊国藻等多方奔走调停，逐渐将此事平息，修路继续进行。
岂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当武大再兴土木之时，武昌坟主陈云五、高笏之等豪绅，以各有坟墓一冢，杂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之内为由，先后向教育部及湖北省政府捏词呈诉，声称武大新校舍之建筑，将迁坟数千冢，破坏风水无数，武大须另选校址建校。湖北省政府竟听信蛊惑之言。于1929年11月5日函告武大：珞珈山新校址建筑应立即停工，另选南湖或徐家棚无坟处兴建校舍。捣乱分子时有恃无恐，从邮局寄出大批恐吓信给王世杰。有的甚至跑到校长办公室胡闹，威胁说：“如果强迫迁坟，我们不保证王世杰的人身安全。”“王世杰如果挖我们的祖坟，我们也要去崇阳挖他的祖坟。”面对各方面的压力，王世杰以惊人的气魄和胆略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退让。
在王世杰的多方斡旋之下，11月18日，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以行政院第4087号令饬湖北省政府“剀切晓谕，勿任阻挠”，令武汉大学“遵照定案进行工事”。11月24日，行政院又电令武汉大学“速照定案进行工事”，令湖北省政府“对不肯迁坟之陈云五等剀切开导，勿许抗阻。”至此。豪强坟主掀起的反对迁坟闹剧终告结束。
王世杰在解决迁坟纠纷后。又继续进行武大新校舍工程的建设，四处为落实建校经费奔波。新校舍最初的设计包括：文、法、理、工、农、医6学院，大礼堂、图书馆、总办公厅、体育馆、饭厅等大建筑物10余栋；男生宿舍6栋，女生宿舍1栋；电气厂、工场各1栋；教职员住宅大小楼10栋；其他零星房屋若干栋和自来水及园林设备；校址内及其旁近纵横马路数十华里。如此庞大的建筑计划自然需要巨额投资。1929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拨款150万元用于兴建武大新校舍，由中央财政与湖北省政府各支付75万元。
尽管国民党中央已决定拨款，但要将这笔经费落实到位却十分困难。时全国财政大权在财政部长宋子文手中，王世杰遂亲赴上海见宋，请他照案拨款。事先约定下午5时会谈，一直等到7点钟才见到宋，其时宋已经要离去了。仓促间宋仅立谈片语：“目前中央方面，一个钱都没有。”宋态度如此冷漠，毫不热心。王世杰只得赴京求见行政院长谭延闿，向他说明此校对将来鄂湘子弟影响最大，而筹款却困难至此。谭闻言，立即热忱地说：“你放心，此事全部交给我办好了。”果然不久，宋即答应每月筹款5万元，分15个月付清，成为定案，才算是解决了建校经费的1/2。
中央财政的75万元有了着落，王世杰又为落实湖北省的75万元奔走。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是何成浚，对武汉大学兴建新校舍十分热心。王世杰亲自去见何成浚，对他说：“我是一介书生，本无勇气来创办这所规模宏大的大学。如果一定要我办的话，省政府方面必须遵案筹款。一文钱都不可少，一天也不可拖延。”何听了应即找来当时的财政厅长童最实，吩咐童按月支付5万元给王世杰。并说：“无论省政府经费如何困难。此款必须优先筹措。”这75万元，后亦分15个月拨清。
经费落实之后。珞珈山新校舍大规模的建设便开始了。主要建筑由当时汉口“汉协盛营造厂”中标承建，厂因修建汉口汇丰银行而著名。该厂自标定承包之后，从1930午1月开始动工备材。照图建筑，所有砖灰铁石木料等，均自各处购物来鄂。由汉阳门码头起坡，自备汽车多辆，将运至珞珈山工地，参加修建新校舍的工人。每日约有四五百之多。武大的学生也利用节假日到新校舍工地参加筑路、植树等劳动。
1932年元月，珞珈山新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共耗资170万元。3月，武大师生们满怀喜悦地告别了东厂口迁到新校园。
5月26日，武汉大学隆重地举行了新校舍落成典礼。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分别委派蔡元培和李四光作代表莅临祝贺。当前来祝贺的各界代表来到新校园时，看到昔日的这片荒山野岭之下，经过短短两年的建设。一栋栋美仑美奂的建筑已拔地而起，无不惊叹称奇。蔡元培在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珞珈山新校舍是国内最漂亮的大学建筑。王世杰就新校舍设计的总目的、新校舍建筑计划的大原则、新校舍设备的总原则、新校舍已完未完的情形以及新校舍建筑设备的经费作了详细的报告。他最后说：“我们建设不仅是物质的建设，还有最大的精神建设，无论在学术建设方面或文化事业方面我们都在努力。请大家看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是不是人类向上的路。”大家对他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1933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任命王世杰为教育部部长，武汉大学校长一职由王星拱接任。王世杰在离任之际，对武汉大学依依不舍，他在离别的讲话中说：“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我们百余名教职员与百名同学共同扶植与共同爱护这个大学，必继续尽力。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而引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人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人义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
1938年秋，日寇节节逼近武汉，武汉大学已西迁四川乐山，大武汉笼罩在一片惶恐和惊慌之中。当国民党的党政大员纷纷撤往陪都重庆之际，作为国民党要员的王世杰却在一天晚上悄悄地来到了珞珈山。他伫立珞珈山头，俯视着山下这片曾经为之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巍巍校舍，想着它即将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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