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绍嗣:抗战初期的武汉诗坛

抗日战争的峰火点燃后，一个伟大的时代开始了。武汉一度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战文艺运动也蓬勃兴起。诗歌，由于它对时代的声音能够敏捷而迅速地作出反应，特别显得有声有色。大批诗人，辗转来汉，一批诗歌刊物应运而生，群众性的诗朗诵运动的蓬勃开展，使武汉诗坛出现了未曾有过的多姿多彩的局面，从而把中国新诗的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

战前的武汉文坛，本来是像沙漠般的沉寂，抗战开始后，首先划破了沉寂状态的是异军突起的“朗诵诗”运动，它充当了诗的抗战先锋队。由于高兰、光未然、穆木天、蒋锡金、冯乃超、艾青、田间、臧克家、力扬等著名诗人先后来汉，经过他们的倡导和组织，于是朗诵诗、传单诗、街头诗、诗画展等活动蓬勃开展。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一个以诗朗诵为主潮的群众运动蔚然兴起。武汉三镇的车站上、码头边、广播电台和各种集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朗诵诗的节目，正如当时一个名叫《诗》的刊物所说：“凡是有战斗的角落，凡居住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地方都有诗，凡有年青人的地方，凡有油印机的地方，凡有纸笔的地方，也都有诗！”朗诵诗使诗歌长出了激情的翅膀，从书斋、从讲台、从文艺的沙龙中奔突而出，“跑到街头，和群众在一起”成为了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有力武器。1937年10月19日在《七月》、《哨岗》编辑部等团体联合举行的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人们为了怀念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由“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的著名演员王莹朗诵了《我们的祭礼》：

我们献上这个祭礼——抗战！

这里有血有泪有火也有光，

这里有生有死也有光荣的创伤，

这里也有奴隶们反抗的呐喊，

这里也有永恒不灭求生的烈焰；

……

请你来飨吧！

大的祭礼在明年的今天。

广大听众面对着破碎的山河，更加感念着逝去的导师，有人低头饮泣、有人失声痛哭，会场沉浸在悲壮激昂的气氛中。诗人柯仲平情不自禁也在会上朗诵了自己的诗作。从此，诗朗诵活动，一时风靡江城。艾青的《反侵略》，高兰的《我的家在黑龙江》、《是时侯了，我的同胞》、《给姑娘们》，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苏金伞的《我们不能逃亡》，穆木天的《武汉礼赞》等篇章都曾在集会和电台多次朗诵，群众亲切地称这些诗为“听的诗”。当时位于汉口鄱阳街的“美的冰室”是诗人们经常聚会的地方，1938年5月4日，臧克家、于黑丁、碧野、丽尼、罗烽、白朗、田涛、姚雪垠、曾克、萧红、萧军、高兰、欧阳红樱等新老作家会聚在这里，交换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看法，谈着谈着，诗人情不自禁朗诵起俄罗斯的伟大人民诗人普希金的《茨冈》一诗，由高兰、蒋锡金和王莹分别担任诗中角色，这首长诗把大家带到了追求自由、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吉普赛人中间，这时屋子里忽然涌进了许多听众，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连女招待员也手托盘子站在那儿听得发呆了。茅盾的《为诗人打气》一文说得好，“朗诵运动……把文艺各部门中一向最贵族式的这一门首先换装而吵吵嚷壤地挤进泥腿草鞋的群众中”。在战斗的旗帜下，朗诵诗直接诉诸听众的视觉和听觉，把诗的战斗内容和民族感情直接传达给人民群众，不能不说是在诗歌大众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它给方兴未艾的诗歌运动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由于朗诵诗的启发，诗画配，拉洋片，大鼓书等多种宣传形式也先后展开，在六渡桥、江汉路一带经常开辟有抗战诗画宣传长廊。1938年6月18日由何鲁东等人举办的“街头诗画展览”在汉口巡回展出，观众如堵。作家老舍就曾多次给此画配写诗词、套曲，他高兴地说：“人家要什么，我就写什么……假若大鼓、书词有用，好，我就写大鼓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用在一枝笔上，这枝笔需服从抗战的命令”（见《我这一年》）。武汉沦陷前，他为3位河南说唱艺人写的一首3000多句的抗日故事诗，被3位艺人背熟后，唱遍了灾难深重的中原大地。

诗刊如雨后春笋

随着群众性诗歌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文艺刊物都以相当篇幅刊载诗歌，有的还出了“抗战诗歌专号”。与此同时，一些专载诗歌的刊物也应运而生，当时著名诗刊《时调》、《五月》等曾一度风靡全国。

1937年10月16日，胡风主编的《七月》在武汉复刊，刊物周围簇拥着艾青、田间、孙钿、覃子豪、侯唯动，邹荻帆、苏金伞、庄涌等一大批新老诗人，他们为民族的受难和奋起、为人民的苦难和斗争而歌唱，形成了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艺术流派——“七月派”。《七月》在武汉共出版了3卷共18期，曾发表过胡风的《血誓》，苏金伞的《我们不能逃走》，田间的《给战斗者》、《战争的抒情小诗》，艾青的《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人皮》，孙钿的《迎着初夏》，庄涌的《给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九》，邹荻帆的《江边》等有影响的诗篇，“七月派”的诗，饱含着民族和人民的战斗激情，它不是轻松柔和的个人哀怨，而是暴风骤雨式的时代呼喊，这些诗曾被人们称为“时代激情的冲击波”。

这年9月15日，胡绍轩主编的《文艺》第五卷第三期出版了“抗战诗歌专号”，刊登了冯乃超的《诗歌的宣言》、伍禾的《骡马市大街》、欧外鸥的《日本战舰泊在窗外》、甘运衡的《奋起歌》、锡金的《胡阿毛》（长篇朗诵）等10首诗。冯乃超自1932年受党的派遣，化名冯子韬潜来武汉，蛰居紫阳湖畔，5年当中只字未写。这时诗人却奋起唱道：

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

让它吸收埋藏土里未经发掘的营养，

让它哑了的嗓音润泽，断了的声带重张，

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

听，抗战的号角已经吹响，

诗人们，起来，保卫我们的家乡！

诗中充沛的感情和热烈的召唤，表达了当时人民对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念。诗一发表就在三镇不胫而走。一个多月后，又被新创办的《时调》再次发表，被称为“诗歌运动倡导者的宣言”。

11月1日，由穆木天、蒋锡金主编的诗刊《时调》又在武昌创刊。据锡金说，刊名《时调》，是时代的调子意思，它宣称：“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要尽量地发抒我们抗战的感情，但是，那种感情不应是狭隘的个人感情的复活，而应是伟大民族集体的英勇情绪，同时，更是要把它的触手伸入穷乡僻壤，这就是我们所要求的朗诵运动和大众化运动”（《时调》编后语）。《时调》作者有：王亚平、柳倩、穆木天、冼星海、林路、邹绿芷、蒲风、舒群、伍禾等人。除诗歌之外，还有山歌、小曲、鼓词、莲花落、快板等通俗文艺形式。《时调》不但将一些优秀的诗篇奉献给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且在诗歌的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作出了贡献，一度成为全国瞩目的诗坛新星。可惜仅仅出了5期，不得不于1938年3月1日宣告终刊。

不久，一个由武汉和长沙诗歌工作者合办的大型诗歌丛刊《五月》，又在汉口发行了，阵容强劲，拥有诗人力扬、厂民（严辰）、孙望、穆木天、袁勃、高兰、雷石榆等。编者在《编后记》中写道。“我们曾摆脱了市侩气的纠缠，庄严的诗歌工作，应当是与市侩气异趣的。我们要求一切的亲爱的诗歌朋友、更勇敢地做一个诗人吧！”第一期上发表的作品有力扬的《五月》、雷石榆的《烈女秋霞》、高兰的《我的家在黑龙江》、王亚平的《在沦亡的国土上》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期中，还发表了瞿秋白烈士的遗译普希金的《茨冈》。原作共569行，仅译了433行。同时还刊载了瞿秋白的一帧手迹。这个丛刊原计划每月刊行一册，但仅仅只出了一期。

这年9月，在保卫大武汉的悲壮气氛中，由武汉“诗时代社”编辑发行的《诗时代》创刊。这是一个16开本，总计22页的小册子。茅盾称赞它的出现，“是武汉诗人们在（《五月》诗刊、以后再接再厉的表示”。其主要作者有罗烽、力扬、孟超、覃子豪等人。载有袁勃的《一枝笔的故事》、洪遒的《土地和种子》、李岬石的《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和李雷的《诗人》等。

其他文艺刊物如《战地》、《自由中国》、《弹花》，《抗到底》、《文艺月刊》、《抗战文艺》、《哨岗》等也都辟有诗歌专栏，为抗战诗歌的创作和理论探讨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诗歌创作的大丰收

抗战初期，武汉诗坛上出现的诗歌创作，像一阵旋风似的激动了许多喑哑已久的诗人，有的声带肿胀（如郭沫若、冯乃超、黄药眠等）；有的原来不曾写诗，现在也用诗歌发出呐喊（如巴金、老舍、王统照等）。当然更多的是一群诗坛新秀，他们责无旁贷地以诗歌作为号角，作为鼓点，作为旗帜，作为火把，将充满感情的诗句献给神圣民族解放战争。其中有的人在这里写下过他们创作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有的人从这里迈步，开始他们创作生涯的长途跋涉。在武汉抗战文艺的编年史上写着一长串令人骄傲的诗人的名字。尤其是“七月派”的诗人们，以《七月》为营垒，布下了诗的战阵，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胡风曾激动地说：“抗战一爆发，我就被卷进一种非常激动的情绪里面，……我的喑哑了多年的咽喉突然地叫了出来”。他的献给祖国年青歌手的《血誓》、歌颂反抗复仇精神的《给怯懦者》、赞美斗争中新女性的《同志》、讴歌中苏友谊的《敬礼》，都是这样写出来的。而他的《为祖国而歌》一诗更如长江大河，唱出了对祖国的一往深情。

祖国啊，

为了你

为了你的勇敢的儿女们

为了明天

我要尽情地歌唱

用我的感情

我的悲愤

我的热泪

我的也许迸溅在你的土壤上的活血！

这些从诗人炽烈的激情中奔涌而出的诗行，灼热似火，跃动着诗人的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的诗歌创作的鼎盛期就在武汉这一时期，后来这些诗曾结集为《为祖国而歌》出版。

艾青在1937年冬从杭州来到武汉，他宣布了和“悲哀的诗人”告别，“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东升的太阳，要为复活的土地“高昂的歌唱”。在扬子江边，他发表了奠定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地位的力作：《他起来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人皮》、《北方》、《乞丐》、《我要战斗一直到我们自由了》，等等。这些诗篇格调昂奋，意象雄伟，说明他已从一个吹芦笛的诗人变成向太阳的号手了。

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田间，在武汉擂响了诗的战鼓。1937年12月24日他在武昌一家小旅舍里写成了著名的长篇抒情诗《给战斗者》，以深沉的感情、急促跳跃的句法描绘了祖国惨遭日寇蹂躏的痛楚，歌颂了人民奋起战斗的气概。诗人珍爱地称这篇诗为“生命的诺言”和“奋然的盟誓。”的确，这篇诗是他诗歌创作中一座突起的高峰。1938年7月汉口生活书店出版了他的诗集《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岗卫们》，收在集中的25首诗，简捷明快，充溢着高昂的斗志和滚烫的热情，和当时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精神，特别是当时武汉的抗战气氛极为谐和，正如闻一多所说，他的诗“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舞你活着，在这大地上”。

侯唯动的组诗《斗争就是胜利》出语平凡，但造境清新，用恬淡朴素的笔触描摹严酷的游击斗争；孙钿的《我们在前进》，风格舒展自如，动中寓静，以轻松欢快的色调表述伺机出击歼灭敌人的期待；覃子豪的《渡漳河》写月夜渡河时的乡思；庄涌的《祝中原大捷》是欢庆胜利的祝辞；苏金伞的《我们不能逃走》有谆谆的劝慰；倪受乾的《黄河之恋》饱含深挚的感情。他们以各种不同的色彩展现了“七月派”前期的风貌。

以“中国诗歌会”为主体，也团结着一批虎虎有生气的青年诗人。他们倡导、组织并推动着诗朗诵运动并致力于创作。高兰以独具风格的朗诵诗引人注目。1937年底，汉口大路书店出版的《高兰朗诵诗选》，立即销售一空，两月后又重印一次。收在集中的诗，全都在电台和各种集会上反复朗诵过，有的还被谱成曲，诗人的激动和人民的兴奋息息相通。

高兰的诗，风格上豪放中蕴含着深沉，粗犷里渗透出细腻。如《是时候了，我的同胞》、《给姑娘们》、《缝衣曲》等在群众中都广为传诵。此外，如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柳倩的《梦里我穿起了戎衣》、穆木天的《武汉礼赞》、彭慧的《妇女救亡之歌》、伍禾的《浮尸》、任钧的《姑娘，我赞美你》、王亚平的《在沦亡的国土上》、蒲风的《悲哀的云涛》、力扬的《五月》、严辰的《祭》、锡金的《伟大的开始》、安娥的《世仇》、袁勃的《赤褐色的战马》等，也都是簇拥在“中国诗歌会”周围的朵朵鲜花。

臧克家也是当时武汉诗坛上很活跃的一位诗人。1938年他来到武汉。就以这里为基地，戎马倥偬，出入战地达5年之久。他曾兴奋地说：“抗战的号声一响，我疯狂了，一肚子淤积得到了倾倒，一腔子热情、无遮拦的流泄，看到什么写什么，听到什么写什么。”（见《十年诗选》序）当时在武汉出刊的几十种报刊几乎都曾涉足。他的诗集《从军行》，1938年6月由汉口生活书店出版，收录了短诗14首，诗人欢呼民族解放战争的掀起：“活，要立起身子来带响活；死后尸体也要交横在一起！我们爱和平，然而今天我们却欢迎战争”；他的另一部诗集《泥淖集》收录了12首诗，全部是写他辗转在湖北境内的见闻。当他在行军途中，从一张报纸上看到闻一多先生徒步南下的消息时，欣喜异常，写了《晴天里一个霹雳》，赞扬闻先生“重新拿起了艺术的武器，烽火点灼了你死去的热情”。例如《九·一八在冷雨中》的句子：”冷雨浇着黄花，冷雨打着战地，雨丝拉长了，不死的记忆”，意境凄寒，恰好和当年屈辱的历史合拍。还需要提及的当时的诗人和作品尚有臧云远的《中华民族在战斗着》和长诗《海灯》，成仿吾的《给毕业的同志们》、黄药眠的《我怀念着莫斯科》、洪遒的《这是战争的第一个春天》、罗烽的《光明跃在东方》、路易士的《家在江南》等。

随着诗人的总动员，也给旧体诗带来了新的生命，1938年6月汉口生活书店出版了沈钧儒的《寥寥集》。沈老不是诗人，偶有所作，却每臻绝唱。《晓闻炮声不能成寐》写诗人为奋起的国魂而震荡，为沸腾民意而动情，抒发了“书生愿效死、抚枕动沉吟”的爱国胸襟。《夜归》描绘“野旷弹声嘶”的深夜行军情景，《前线两首》写大场军事失利，自己因受家室之累，不得喋血沙场的自责，《挽钱亦石先生三首》追忆亡友，“满地烽烟赖群力，何堪江海失斯人”，语多沉痛。沈老的诗，感情强烈、爱憎分明，出语天然、造境浑朴，堪称格律诗中的上品。于佑任先生在武汉的诗作见载的不多，写于1937年的词《鹧鹋天》3首描绘战争风云、歌颂守土将士。其中第二首：“万里河山染血痕，经年犹未净胡尘。艰难皇祖开天战，劳瘁元公破斧身。争独立，与生存，成功让尔我成仁。为牺百万佳儿女，祖国何由报汝恩”。慨叹祖国山河沦于敌手，发抒了为国捐驱的壮志豪情。冯玉祥所写的自称“丘八诗”，1938年3月由三户图书印刷社出版了《抗战诗歌集》，收诗10首，作者在自序中说：“我时常写些粗而俗的‘丘八诗’出来，正就是想利用诗的形式发挥一点灌输和唤醒的作用”。他的诗通俗易懂，朴实无华，但字里行间充溢着健劲的力和热情之火。集中《姓殷的》一诗，以鄙视的口吻唾骂大汉奸殷汝耕“认敌作父献冀东”的可耻行径，指出他只会落得“卖国贼名留万世，人人笑骂下流狗”的下场。《给吾儿洪国》一诗情真意切，“谁先战死、谁先心安”，表达了父子身在南北，同心抗日的决心，《打蜈蚣》一诗通俗明白，形象逼真。“毒虫蜈蚣、头部亮红，天热地湿，爬出石缝，速爬紧跑，何等威风！”号召“凡我同胞，痛须思痛，赶紧起来，打此毒虫！”以蜈蚣比喻日寇的凶狠，贴切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