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继成-从“寥落荒洲”到“九省通衢”

朝思暮盼，千呼万唤，武汉终于和长江沿岸的重庆、岳阳、九江、芜湖一道对外开放了。比起沿海的广州、深圳来，武汉的开放晚了11年，起步迟了一些，与沿海已有较大的差距。但武汉却可以借鉴沿海开放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抄近路追赶。就像市长赵宝江1992年6月3日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加速武汉对外开放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的，武汉应快节奏、全方位、高起点地扩大开放，以便早日建成为中国中部地区的国际大都市。一些同志还希望把武汉建成为“内地香港”。武汉居于全国经济的“心脏”部位，自然、科技和人才资源丰富，工业基础雄厚，只要政策对路，措施合理，上下同心同德，锲而不舍地加油鼓劲，这个目标虽不是指日可待，也不是“可望不可及”，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完全可以实现的。

我们可以通过探讨中古和近代汉口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增强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沿着历史的足迹，我们可以看到：距今约500年前，汉口只是拉网渔人和荷羊农夫栖息的“寥落荒洲”，200年以后，便成为“九省通衢”、“天下四聚”之地，名列“四大镇”之首……

明朝成化（1465～1487）以前，今天的汉口与今天的汉阳是连在一起的。史书所记载宋时汉口的繁盛，其实指的是今武昌、汉阳一带，而不是今天的汉口一带。很长一段时期里，汉口一带河道弯曲，湖泊纵横，完全是沼泽一片的荒洲，只有梁武帝曾在这一带筑起过一个城堡，以备兵战需要。但因是临时用土石垒砌，旋即废弃颓塌荡然无存。明朝诗人赵弼写道：“茫茫汉水入江流，两岸芦花泊钓舟。梁武旧城无处觅，寒烟裹柏不胜愁”，便是沉睡多年的汉口生动而真实的写照。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单独城镇的汉口，在此以前是不存在的。

到明成化年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原来汉水入长江曾有多次变化，有“至阳逻南入江”和在今龟山和鹦鹉洲以南入江等多种记载。前此航道是“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迂回四十里而注入长江”，由于暴雨陡降，河水猛涨，“汉水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才约十里，即注入江”。新道从今龟山北侧入江，仅长十里，比故道四十里既短又直。故道则在汉口庙嘴汇集了三股支流，形成黄孝河干流，向东北方向入府河再入长江。“虽渔利略存，舟楫已不达矣”。于是昔日的汉阳已被汉水一分为二，在汉水入江的东北面，汉口镇拔地而起，逐渐形成与武昌、汉阳鼎足而立的城镇。

在此以前，汉口地方只有少数居民，主要从事打鱼、砍柴、耕田。汉水改道则汉口兴。由于位于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和长江最大支流汉水相汇之处；汉水河道取直后水量集中，舟楫更方便；加上位于龟山东北，可以“避水避风”，有利于长江轮船停靠。汉口得水而兴，因水得利，逐渐取代武昌、汉阳。到明崇祯初年（1628年），汉口已是“万舰千艘，有如靸者，如革履者，如箕如斗者，啣尾络绎，被岸几里许”的水码头和“烟火数百万家”的商业巨镇。

明末清初，汉口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遭到连续几十年的战乱，“人民尽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但从康熙时期起，这一带的经济便逐步恢复和发展。经过雍正、乾隆、嘉庆数朝，到道光二年（1822）范锴著《汉口丛谈》时，汉口已是“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鹺商典库，咸数十处，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奇珍之所聚，洵为九州名镇。”

汉口经济的发展，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经济发展的内向，给汉口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南方政治中心的出现和人口的南迁，南方经济逐渐开发，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中下游移向长江中下游。唐末五代以后，这种趋势增强，到宋元以后，长江中下游已经完全取代了黄河中下游而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了。

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明朝中叶开始停止了汉唐以来向海外和西域发展的趋势。郑和下西洋的行动，不仅是中国甚至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却也成为中国汉唐以来对外开拓发展的一个段落。随着倭患的日趋严重，海疆收缩，明中叶以后王朝更闭关锁国，禁止对外贸易。康熙时期一度开放了广州、福州、宁波、云台山等4个港口，乾隆时期则又重新执行闭关锁国政策，直至鸦片战争爆发。这种政治上的极端行动，更加剧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封闭性，迫使中国经济失去向外发展的条件，转为纯粹的内向型的自然经济。

这两种不甚和谐的经济趋势和发展结果，导致南方沿海的几个传统的对外贸易港口如广州、福州、泉州，或衰落，或停滞不前，而内地的佛山、景德镇、汉口、朱仙镇却一跃为中国的“四大镇”。

其次，“得水独厚，得中优势”，使汉口经济发展具备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最早的城镇大多位于沿江沿河地带，在以帆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尤其如此。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和内向发展过程中，汉口位于两大河流交汇之处，又处于中国心脏地带，“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比拟”，自然地理条件自是较其他沿江沿河城镇为优。长江为我国第一大河，汉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康熙时期来过汉口的著名学者刘献廷（1648～1695）认为“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由于有玉带河、黄孝河、后湖之便，汉口与邻近的黄陂、孝感农村的联系密切，以致黄、孝两县于雍正七年（1729）时便与汉口同归汉阳府管辖。汉口与武昌、汉阳间，明代中叶便有小船“一人两荡两桨”送渡。到明万历三年（1575），趸有大船通武昌汉阳门，武昌也有大船通汉阳，三镇互相依存、共同发展。乾隆时的《汉阳府志》，将汉口与武昌、汉阳并列，并称为武汉，是为史书上武汉一词最早的出现。汉口镇内的交通，以“廿里长街大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也堪称方便。在汉口江边眺望，远来汉口停泊或过境船只“舳舻千里”，往来不绝，这在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出第二个城镇有此盛况。

汉口的这种交通枢纽地位，促使明朝万历皇帝登基三年（1573）便题准“湖广衡永荆岳长沙漕粮，原在城陵矶交兑者，改并汉口水次。”接着，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甚至四川的大米也以汉口为集散地，汉口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米市。据《汉阳县志》载：“万历年间，商人以所派之郡邑不能停泊巨艘，始群聚于武昌之金沙洲。嗣以洲岸善塌，唯汉水入江之处水势稍平，故盐船皆泊其上游，此汉口盐行之始也”。到雍正乾隆年间，汉口分销的淮盐，几乎遍及各府州县。在湖广棉花种植普遍起来后，城乡妇女机声轧轧，织成的土布都运“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甚至远销广东和东北诸省，汉口已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土布市场。其他如江西的瓷器，川滇黔及本省的木材、药材，江浙的丝绸、海产品，湖南的湘绣，京广的杂货等，都在这里集散。“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夜明”，汉口的交通枢纽地位使它成了不分昼夜、舳舻云集、商贾兴盛的商业城镇。

再次，汉口经济的发展，有天时（汉水改道，全国经济中心南移，经济发展内向）、地利（长江、汉水交汇，水路四通八达）的因素，也还有人和的因素。明朝中后期，封建统治者开始调整了以往的“重仁义、轻货利”、“农为本富、商为末富”、“贵谷贱金”观念和“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政策，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的亲属也开始逐末逐利，官商巨贾与民争利，虽无助于民间商业的发展，却有利于冲淡历来的贱商抑末的积习。同时，由于交通便利，商业发展，“各种生业，无不可行”，四周农民都来汉口谋生。或种蔬菜，“藉汉口以为销场”；或勤纺织，“夜成匹，朝则抱布以售焉”；或在农闲时期“兼资城镇肩货”。各地商贾更云集汉口，“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有的跑单帮搞转运，有的择地开行开店，这些人或暂时移驻，或长期落籍，遂成为汉口镇的居民。久而久之，汉口“五方民处，客旅居多”，有些街道，“十家八九是苏扬，更有长沙与益阳，夹道东西深巷里，个侬深似郁金香”。到处都是外乡来客的声音，有一首汉口竹枝词唱道：“石填街道土填坡，八码头临一带河，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

“九分商贾一分民”的汉口，“街名一半店名呼，芦席稀稀草纸粗”，这种街景明显带有商业与专业色彩。当时汉口不仅商业发达，且有诸如织布、织袜、打铜、制扣、制砖瓦、做盔头、包烟袋等专业手工作坊。许多作坊都是沿街设店、前店后场、产销结合，一条街巷便形成一个专业市场。至道光年间，汉口不仅有闻名全国的“盐、当、米、木、花布、药材”6大市场，更有罗无源帽、何云锦鞋、兰田室名笺雅扇、洪太和丝线、曹正兴菜刀、牛同兴剪刀、王恒丰烟袋、罗明德牛烛、马公亮香货、叶开泰丸药及汪玉霞茶食等远近闻名的畅销商品。这些名特产品有些是本店作坊生产的，有些是通过“包买”收购的。“货物都夸本号佳”，说明当年已有了市场和竞争的意识。

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地域或行业为纽带的会馆、会所应运而生。汉口明末便已建立会馆，康熙、乾隆时期趋于兴盛，达到14所，且绝大多数为商人所建，充分体现了会馆的商业特色。这些会馆或会所既彼此协调，又相互牵制。所谓“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只为工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不仅反映了汉口工商业发展、商贾辐辏、公平竞争的兴旺景象，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和商人鄙俗低贱、卑处士农工商之末等传统观念的猛烈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商业的发展，钱庄、票号也在汉口应运而生。许多山西富商在发财致富后，利用闲置的资金，在店内附设票号，经营汇兑和借贷。有的还代办朝廷库银，周转额十分惊人。江浙富商则开设钱庄，比票号更接近银行的雏型。他们广泛吸收闲散资金，然后用贴现方式放款，从而加速了资金的周转和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具有较多的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汉水改道以前，汉口为汉阳县属19屯之一。先设崇信坊管理，后又设汉口巡检管理。改道之后，坊、司都划人汉水以南，弘治年间（1488～1505）在汉水以北的汉口建居仁、由义、循礼、大智4坊，所占面积，则自今额公祠至艾家嘴，长十五里。进入清代，汉口镇不断繁荣，于是在汉口增设仁义、礼智两司，后又移汉阳府同知分驻。仁义巡检司驻汉口镇上路，辖由义、居仁2坊，礼智巡检司驻汉口镇下路，辖循礼、大智二坊。按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里描绘，汉口在道光年间已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若非江汉能容秽，渣滓倾来可断流”。后两句虽属夸张之词，但若加上乾隆时“陆居则蜂房蚁至，舟居则鱼鳞阵阵”的描绘，汉口在开埠前已是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大镇了。这时的汉口已越过袁公堤（今长堤街）并沿江延伸，长达20华里。

总之，汉水改道后，汉口依水而立，依商而兴。虽然由于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和闭关锁国政策的桎梏，使得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生产规模小、商品交换品种有限，致使当时汉口的经济繁荣还没有达到促使新的经济关系出现的程度，但这样一个渔夫农民栖息的“寥落荒洲”在短短200年内便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九省通衢”和商业大镇，这种发展是飞跃性的，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