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河位于汉口腹地的低洼地带，为城区排水的尾闾河道。随着城市建设的日益发展，长时期以来，不但污染严重，更由于河窄坡缓，排水负荷过重，每届夏季，动辄造成城区的大面积淹渍，丰水年损失常在巨亿以上，已成为我市的一大危害。
市区航道黄孝通途
早年的黄孝河，并不是今天这般面貌。它为沟通城乡交通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却并未象玉带河那样曾经名噪一时，广为人知。甚至时至今日，对于它的确切流经之地都还不完全清楚。
根据史料记载，古汉口地区原是一片沼泽，水道环绕交错，芦苇遍地丛生。明朝初期，汉口还只是汉水入江口处的一个荒无人烟的芦洲。直到明朝天顺元年（1457）前后，汉口始渐发展，到了清初，即巳成为“盛甲天下”的名镇。
由于汉镇四面环水，江河泛滥成为较大的威胁。明崇祯八年（1635）汉阳通判袁焻在今长堤街一带修建了袁公堤，以为市区保障。堤外有玉带河环绕，再后即为襄河故道淤废而成的潇湘湖，泛称后湖。民国19年《汉口市政府建设概况》对后湖作了如下考证：“汉口在明前为汉水口之三角洲，汉水正流出其南，汉水支流（即俗称襄河故道）出其东北，故四面皆环水。厥后支流废淤而成湖，所谓汉口后湖也。今之十八淌犹其遗迹。”“征之汉上父老，光绪初年，襄河分北向东向二支入江。迨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公堤成，北流之道遂淤。”从以上所述地理位置判断，今之三眼桥以下入大赛湖的一段河道，大体上即是当年出于东北的支流旧迹。
袁公堤筑成后，在堤外六渡桥附近有一处较大的湖淌，名叫“土墙湖”（在今民众乐园背后一带），据清范锴《汉口丛谈》（卷一）载：“北湖土垱，在汉口北岸里许，古汉水正道久淤，夏秋水涨，舟至滠口，即由此湖达潇湘湖。”可见，这条水路不但是沟通城区与后湖的要道，更是由汉口去黄陂、孝感等地的通途。早在明朝中叶，黄孝一带就有不少人来汉经商，日久在集稼嘴迤下一带形成一条带有地域色彩的街市，叫做“黄陂街”。晦堂居士在其《续汉口丛谈》（卷五）中说：“汉口黄陂街，在明嘉靖以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孝人也。”那时的陆路交通尚未称便，其水运之盛，是可以想见的。传说黄孝河也便因此而得名。
同治三年（1864），汉口沿今中山大道一带修筑了城堡。为便利船只出入，在堡垣跨河处辟有水栅门一道。河道沿途，还设有供船只停靠的码头。据说在今亚单角与解放大道相交处，就是当年的一个水码头。
张公堤成水路中断
到了晚清时期，旧城垣巳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扩大市界已是在所必行。现代交通运输设施的出现，打破了“泽国舟为市”的旧时局面。特别是新市区的扩展，越来越朝向低洼的腹地推进。在此情况下，摆脱洪水造成的威胁，成为当务之急。所以张之洞于1905年修筑了一道官堤，自硚口皇经堂起经姑嫂树、岱家山至堤角铁路150号止，人称“张公堤”。为了宣泄汛期堤内渍水，在岱家山兴建了石闸一处，“涨则堵之，内盈则泄之”。从此，这条可以通向黄孝的水路遂告中断。
张公堤的建成，使河道在功能上发生了变化。汉口地势，南高北低，极有利于雨水的排除。十八淌一带“地极低洼”，自然就成为了城区雨水的天然调蓄处，汛后再开闸泄入长江。由于后湖拥有巨大的囤蓄容量，从1906年到1948年的43年里（中缺1936～1946年资料），日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暴雨发生过27次，最高达275毫米（1935年6月22日）。后湖在筑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建有排渍泵站（岱家山第一座泵站建于1931年），但从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中，迄未发现城区因此而造成严重淹渍的记载。特别是西园路（今解放大道中段）中山公园门前的路面标高比现在尚低0.6米，也未见有此段路面受溃的任何报道。
随着汉口日渐发展，到1930年，中山大道以南地区的人口已达405118人（1930年《新汉口》二卷八期）。1935年建成的单洞门系统排水总干渠通至查家墩后，以往就近排放的城市污水即源流入此河，形成了日甚一日的严重污染。
河名存疑可分三段
黄孝河作为城市的一条重要排水河道，解放前从未受到过应有的重视。时至今日，不但收集不到有关它的任何历史资料，甚至连一个正规的名称也没有。
今称的黄孝河可以划分为上中下3段，上段从新华桥到三眼桥的一段，只见于民国24年以后的地形图上，显为近代所开。其作用只是为了排放北湖（当时统称为换子湖）一带湖水，因而取名为“换子湖新河”。一直到1952年由武昌地学社出版的《武汉市街道详图》上，仍然沿用此名；中段从三眼桥到大赛湖的河段，形成较早，从民初到解放，就所能收集到的地形图来看，凡是注有河名的，概称之为“老河”。民国18年（1929）汉口市政府工务局《业务报告》及民国24年（1935）《汉口市政概况》等历史资料，又将这一河段叫做“小河”、“小运河”、“天然沟道”、“新河”等等，惟独不见“黄孝河”3字，至于下段由大赛湖至岱家山一段，地舆图上均统称为“新河”，包括出岱山闸外的一段河道，也叫新河，又名“小港”。这一段河道当系开通于筑堤建闸之时。这一点，从岱山闸的地质情况也可以得到明证。民国8年（1919）的《夏口县志》称：“铁路一道桥，属铁路150号，名牛湖港，在大城湾前，昔系十八淌出沦河口处。”据此可知，当时的河道系从岱家山与堤角之间的洼地穿过。在民国34年（1935）《大武汉地形图》上，还可以略窥其迹。
综上所述，今之黄孝河全线俱在旧潇湘湖范围内，本系襄河支流故道，自不应另有黄孝河之名。而从土墙起通向潇湘湖的那一段河道，才有可能被称作黄孝河。民国以来的一些地形图上，还有一条经前进二路，出单洞门，穿西板子桥而达于查家湖的明沟，当系河道遗迹。民国24年（1935）由萧家垸到查家墩的排水总干渠建成后，此沟遂废。
锐意图治方案屡易
解放后，人民政府从关心人民健康和改善城市环境出发，在北京市治理“龙须沟”的同时，于1950年利用农贷形式，对黄孝河和沙湖港进行了疏浚。1951年即开始着手研究汉口地区排水规划总体方案。最初打算修设一条总干渠在汉口下游出江，由于修建总渠的费用估计在5000亿元（当时币值）以上，为财力所限，只好暂且利用郊区的黄孝河来解决下水道的宣泄问题（参见1951年6月24日《大刚报》）。
1952年12月23日，市建设局邀集各方专家，座谈讨论了汉口地区下水道系统规划方案，确立了“污水出江、雨水入湖”的排水原则。会上一致认为黄孝河应当保留，加以利用。肯定了用溢流方式控制污水入河的排放形式。此外，还第一次涉及到污水处理的问题。从1953年起，根据这一既定原则，先后兴建了利济北路排水系统和江航、江黄段排污总干渠及其溢流室、抽升站等枢纽工程，还相应建成了一些下水道系统，使汉口地区排水系统初具规模，黄孝河的污染状况有所改善。但是，这一方案对汉口地区农业的需水需肥现状缺乏足够的估计，因而新的排水体系在1956年投入运行后不久，即出现要求西马路中途抽升站停抽污水，改使污水越过溢流堰流入黄孝河，以灌溉农田，有时甚至直接在下水道干管内筑坝拦水，至此，黄孝河重又回复到遭受污染的状态。
1957年前后，利用城市生活污水进行农田灌溉已在全国范围先后推行，高潮时甚至强调到要污水“点滴归田”。“污水出江”的排水原则至此根本动摇。1958年市人民委员会结合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立足支援农业，做出对黄孝河进行一次根治的决定。由中南给水排水设计院提出实施方案，市、区还成立了“根治黄孝河工程指挥部”。治理要点是：（一）通过管网系统将污水集中于燮昌淌泵站，经简易处理后用于农田灌溉，（二）黄孝河采取定期换水措施，（三）将4条溢流明沟改为暗渠。工程进行中，由于不少农民对集中污灌的办法始终持怀疑态度，认为是“远水不解近渴”，灌溉台渠终未能全部建成投入使用，沉淀池工程也因而宣告中断。
1960年，一个引污灌溉东西湖蔬菜基地的新设想引人注意。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利用城市污水输往东西湖灌溉蔬菜，近郊则改用城市粪肥。”几经筹划，于1961年春付诸实施。（一）开通机场河、青少年宫及燮昌淌等3处渠道，引污水至黄家大湾，（二）在黄家大湾及东西湖额头湾两处修建污水提升泵站，（三）建设东西湖区污灌系统。正当工程顺利进展之际，额头湾泵站却因意外情况而被迫中止建站，使整个计划落空。
自此而后，黄孝河一直处于严重污染状态，迄未得到改善，而且日趋恶化。
早在1959年，随着污水综合利用的呼声日高，利用城市污水养鱼的倡议也不断在报端出现。有的报道说。“全市共有大小湖塘9000余亩，如能全部加以利用，每年可产成鱼800万斤以上……”。
自此而后，城市原有的一些水淌凹地，除因建设需要而被填没者外，更多的较大水面，也纷纷化为养殖专用鱼塘，使往昔用于调蓄雨水的湖面日渐缩小。1971年后，更将黄孝河下游两侧由莲子湖至长港一带水面统统划为精养鱼池范围，面积达1.3万亩。从此，近20平方公里可供调蓄的辽阔水域只剩下孤零零一条黄孝河河道。每届夏季，动辄泛滥。虽在1959年和1976年先后建成后湖一、二期排渍泵站，总计排水能力每秒达50.16立方米，相当于解放初期后湖泵站排水能力的54倍，但由于调蓄面积锐减，因而汉口城区的渍水为患却日甚一日。
为了疏挖黄孝河日益沉淀的淤积，1964年正式在河道内用挖泥船进行挖泥。1965年9月，后湖排水站疏浚队完成疏通河道4000米的任务，挖出淤泥7.6万余立方米。
全市动员大力根治
为了彻底根除河患，造福人民，1983年11月，市政府做出关于组织义务劳动加速建设排溃工程的决定，号召全市人民齐心整治黄孝河，为改变我市渍水状况而奋斗。11月11日，治理黄孝河第一期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在“人民城市人民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全市动员，奋战数年，汉口地区严重渍水为患的局面和环境污染的旧貌必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而万众一心共建两个文明，在治理黄孝河工程实践中也一定会收到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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