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黎黄陂路优秀建筑物漫谈

汉口黎黄陂路随着时间和时代的嬗变，它曾经有过这样些路名：黄陂路、铁路街、夷玛街（英译名为AIexeievskaia Road）、黎黄陂路、黄陂路、韶山路，直到1982年正式复名为黎黄陂路。

黎黄陂路位于江岸区南部，兰陵路东北面，东南至西北走向，大体垂直于沿江大道和中山大道之间，全长604公尺，路宽12公尺，沥青路面，可通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全路门牌1至62号止。

黄陂路之由来始自19世纪60年代。自1861年英租界开辟后，英租界外仍是一大片荒地（即后来的俄、法租界），界内的英国人和其他国人为了消遣和娱乐，遂将这片荒地圈为跑马场，后来还发展为“西商跑马场”，成了一处赌博场所，导致汉口邻近乡县的人纷纷带着农产品和土特产等，来到跑马场设摊摆点做生意，其中尤以黄陂县的人甚多。每当赛马的日子，人山人海，生意兴隆。以致在现今的黎黄陂路及其它地段，筑路建房，经过30多年逐渐形成各个街市，这条以黄陂人居多的街市，无形中就被称为黄陂路了。这同今江汉区的黄陂街的来由如同一辙。

俄国以甲午战争，迫使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趁机要求开辟汉口俄国租界，强迫清政府于1896年6月2日签订了《汉口俄租界地条约》：规定华人地产只准俄国人按限价租赁，即华人的房地产必须拆迁。俄国租界建立后，就将原有和新建的街道改为俄国味颇浓的路名，他们将黄陂路取名Alexeievskaia Road（爱利斯维斯卡娅路），中译名为夷玛街。自1902—1924年间，先后建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式和俄国式风格的建筑物，形成一处处高尚的住宅区。在这里投资建房的多为银行、企业和达官贵人，如俄国茶厂东主、洋行买办等，甚至当时江汉关税务司（后任总税务司）的安格联也曾在这里住过。

黎黄陂路之所以加“黎”字，这是因为1946年，国民党政府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35周年暨当时任湖北军政府鄂军大都督随后升至民国政府总统的黎元洪，由于他是黄陂县北乡黎家河人（今隶属大悟县），所以冠之以“黎”。

现将这条路两面的建筑物，根据其特点和历史意义加以叙述。先从中山大道黎黄陂路的西面说起。

首先是俄商耀顺公司的3层楼房，占地82方。1944年12月18日被美机炸毁，战后重建。

紧邻的是万国医院（International Hospital）的楼房，占地402余方（7.77亩）。是一所为外国人服务的高级医院。由于各国租界开辟后，来汉的外国人越来越多，1936年《湖北年鉴》记载：外侨人数，武昌为180人，汉阳4人，汉口3938人，合计4122人。因此建立一个服务外国侨民的医疗机构是当务之急。

1910年，美、俄、英、法、波、德、意、奥等国在汉领事倡议创立这所医院，由各国工部局、银行与企业集资9.2万余两，购得俄租界一块（今武汉市中医院所在），由汉口景明洋行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承建，于1912年建成一座4层主楼及其他附属楼房，院内还有花园和环形车道。医院设施健全，属现代化的模式。

万国医院由董事会管理，董事会由美、英、俄、德4国领事各选派代表2名计8人组成，轮流担任董事长。医院的具体业务由汉口天主会负责（即院长）。所有医院的医生和医护人员，大都是各国天主教会的修女，均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拥有医科大学文凭。他（她）们来自世界21个国家。院长由选出来的意大利修女阿尔只达担任，她从1912—1951年在万国医院服务达39年。万国医院自建立的23年里，从未接受中国人的医疗，只是从1935年方开始接受中国的知名人士，如蒋介石于当年曾去过该院拍过肺部的X光片。

1938年武汉沦陷，由于医院有德、意资本，德、意两国与日本为同盟国，以致万国医院未曾受到日本兵的骚扰和侵犯。但却在1944年12月18日，援华美机空袭武汉时误炸今黎黄陂路、兰陵路一带，多处房屋被炸毁，其中一颗燃烧弹命中万国医院的4层主楼，病房被付之一炬。医院为了复业。不得已遂向中国汉口商会及各慈善团体（主要教会）募集和借贷资金6.803万元伪储币简陋地将主楼病房修复，但已不复旧观。抗战胜利后，应诊对象主要是汉口市民，但已入不敷出。解放后的1951年8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该院更名为“武汉市干部疗养院”，1954年迁建武汉磨山，后扩建为东湖医院。原址由武汉市六医院使用，1978年六医院迁走后，原址又由武汉市中医院使用。

毗邻万国医院的是一栋3层楼小洋房，采取曲线墙面，流畅的线条，布局非常灵巧，有阳台、烟囱，屋顶有3个尖角，具有欧洲巴罗洛建筑的特点，即今黎黄陂路47号武汉医学研究所中西医结合门诊部所在。1932年，美国驻汉总领事欧登斯曾在这里建汉口广播电台，邀请了当时汉口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大班（经理）彭森、英商汇丰银行大班汤姆生、英商麦加利银行买办唐鼎祥、华商聚兴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杨公纯、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及李杰、汉口市政府秘书宗次陶，计8人组成汉口广播电台董事会，于该年12月宣告成立。建台集资10万元。汉口广播电台于1934年建成，1935年1月正式播音，此为武汉广播电台创建之始。1938年武汉沦陷后，此台为日本军队抢占，改为放送班，每日播放3次，为日寇张目。1945年抗战胜利，为国民党汉口市政府接管。1949年武汉解放后又为我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后来为了扩大发射功率，遂迁至汉口解放大道中山公园侧的广播大厦。

从万国医院至今胜利街的一片楼房，原是俄商阜昌砖茶厂东主莫尔强诺夫（N. M. Molchanoff）的房地产，占地403方。1921年阜昌关闭后，分别转让给何鹏、王禹卿（汉口和记蛋厂买办）、韩永清（南京和记蛋厂买办）。靠近今胜利街口的是王宠佑（为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之弟）的3层小洋楼。在其对面是俄茶商板西门和乌热银的4层砖木楼房，占地201余方。在它的后面就是俄国巡捕房（今胜利街124号茗参药房是其大门）。俄国巡捕房建于1902年，当年俄国巡捕房系两层砖木结构，其建筑设计特点，是采取立面不对称的手法，二层上面高耸的塔楼与建筑主体形成纵横对比，从而又从不对称下均衡中取得均衡与统一，按其建筑风格来看，它采用的双层拱窗反衬出略带欧洲文艺复兴时建筑的特点，而拔高的塔楼又泛出俄罗斯建筑的风采。1944年12月18日美军飞机的轰炸，也波及了俄国巡捕房，楼房已不复存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兰陵路到俄国巡捕房所在，是一片瓦砾和断垣残壁。

如今中共江岸区委、区政府所在地，原系江汉关税务司安格联的官舍，自安1910年调升总税司后，这里就空出来了。后来就由汉口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汉口买办涂坤山和南昌买办傅绍亭买下这块基地223余方，兴建两栋同型的房屋。两楼门前均有小廊柱、长窗棂，室外两侧有凉台，锥形屋顶和高烟囱，立面造型平稳，比例严谨，简洁精练，庄重典雅。1934年4月，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会址设于鄱阳街同仁里6号。后搬迁至黎黄陂路47号涂坤山之房。抗战期间停办。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日伪最初将伪汉口市政府设此，随后迁至南京路汉口商业银行大楼，并将这两楼房用作招待日伪高级军政人员之用，取名“五花宾馆”。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接收大员袁雍无偿接收了这两栋楼房，在此建立国民党汉口市特别党部，袁被任命为主委。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接管，开始为中共武汉市委所在地，中共武汉市委迁解放公园路后，中共武汉市江岸区委、区政府移此办公。

紧临今江岸区委楼房的，历史上被称为“怡和房子”。英商怡和洋行大班杜百里于1915年向俄工部局购地1000余方，投资30余万两，在今珞珈山路修建了27栋住宅洋房，以及三教街面20余栋铺面楼房，它们由德籍工程师石格士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承建。怡和房子均为砖木结构3层楼房，底层配置汽车间和杂屋，侧面有露天台阶，通向第二层，始为门厅、客厅及餐厅，第三层才是卧室、书房和卫生间。其平面及立面墙身并不规则，窗户也大小不一，上下错落，清水外墙，屋顶红平瓦，是一组略带西班牙特色的建筑群组。其中还有一个休闲的小花园（即今珞珈山街街心公园）。位于珞珈山街东头路南的第一栋，原是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魏笃佑的公馆，抗战胜利后，魏将此房送给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邵华，解放后即为人民政府接管。但三教街面的铺面楼房，均为3层钢混结构，门面租给外国商人营业，楼上为住宅。在黎黄陂路鄱阳街口的是英商惠罗公司，后又转让于白俄罗斯商人开设巴黎洋行，直到解放后方歇业。

其中最具有历史意义是今鄱阳街139号（原三教街），它是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7日召开“八七会议”的所在地，参加会议的有21人，其中有李维汉、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夺权政权的正确方针。而珞珈山街12号，则是当年中共中央长江局暨湖北省委机关所在。

洞庭街与鄱阳街交汇的黎黄陂路口，是一座著名的3层红色混合结构的公寓大楼——巴公房子。“巴公房子”是前俄商阜昌砖茶厂东主巴诺夫于1909年投资15万两，委托景明洋行设计、永茂营造厂承建的。整个建筑面积为4937平方米。其中有2室1厅及3室1厅的房间共220间。整个大楼外观立面严谨对称，尺度宏伟，内廊大理石，外廊铺间花、马赛克地坪，铺拼木地板、木裙墙，壁炉采暖，内部装修古朴典雅。楼窗以钢架镶嵌，大型透光玻璃刻有花纹条，坚固壮观，是一座颇具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物。但最为特殊的是整栋大楼呈三角型，其尖阁三楼是一僧侣帽形的厅室，被人们俗称之为“俄国缠头尖”。“巴公房子”又有“大巴公”和“小巴公”之分。大楼建成后，还在靠近兰陵路的墙面（今邮政代办所门口）嵌有一块界碑，上面刻有俄文，译意为“巴诺夫碑石立于1909年”（“文革”时被涂毁）。1909年大楼建成后，曾委托比商义品公司经租，出租对象完全限于外国侨民，1912年以18万两纹银售与广东银行。

黎黄陂路由洞庭街到沿江大道一段，自1902年起，均为俄国义勇船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有的称志愿船队办公大楼，占地470余方；船舶修理厂，占地384余方。它与俄商顺丰、新泰砖茶厂共占有整个街区（今黎黄陂路至兰陵路、沿江大道至洞庭街）。

俄国义勇（志愿）船队是由俄国官方与汉口俄国茶商集资200万两组建而成，是专为运输砖茶输俄的船队，它的规模与设施较大，不亚于当时英、日轮船公司的实力。但1917年俄国政体变革，砖茶厂先后关闭，俄国各砖茶厂已无砖茶可运，随之退出汉口，集中上海，有的回国，有的就地变卖。

俄国义勇（志愿）船队撤退后，就将整个队址转让给英商瑞镕机器船厂（New Engineering Shipbuiding Work），承接舰、船修理。1938年武汉沦陷后，被日本海军征用。抗战胜利后该厂复业。1949年武汉解放后，为长江航运管理局接管，改为其属下的船舶修理厂。到80年代船舶修理厂迁到江边，长航局在原址拟建海员公寓，最后改造为商业性的大楼——长海大酒店。

今武汉市健康幼儿园原系俄国义勇船队的后院（大约是其后花园）。当船队撤退后，其对面邦可餐厅俄国老板趁机租用这块空地，开设了一家娱乐场所——邦可花园，其内可饮茶、酒和用餐，夜间可跳舞。1938年武汉沦陷后，改名“东亚花园”，又为“伪中日文化交流协会武汉分会”的会址。抗战胜利又复原名。迨到解放后的1953年方歇业，遂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修建2层砖木结构房屋，设立健康幼儿园，受托武汉市直属机关干部子女入学。

矗立于黎黄陂路沿江大道口的是原华俄道胜银行大楼，占地560余方，约建于1902年，系钢混结构的3层楼房，其外观立面严谨，端丽典雅，亦是一栋颇具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物。

汉口华俄道胜银行于1896年建立，最初设于汉阳，1902年银行大楼建成即行迁入。道胜银行是与英商麦加利、汇丰等银行争夺利权而设立的，这是因为汉口开埠后，俄国的顺丰、新泰、阜昌、源泰等几家砖茶厂，逐渐垄断了汉口砖茶的出口贸易，利润异常丰厚的缘故。它除经营正常的金融业务外，还发行钞票计洋39666元，纹银11858两。在俄租界时期，道胜银行业务异常兴盛，获利甚巨。谁知好景不长，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26年关门。后由民国政府派出“督办中国境内道胜银行清理处”进行清理。1927年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设此，后来国民政府迁南京，这里就设立了中央银行汉口分行。1927年国民政府迁来武汉之时，时任国民政府委员的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亦随之来到武汉，就住在前道胜银行三楼，并与美国进步作家安·路易·斯特朗为邻，相互结为知己，宋为当时国共合作奔忙，而斯特朗则将其在汉口的采访写成《中国千百万大众》一书，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及其英勇斗争的事迹。“七一五”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宋方离开武汉。

紧接道胜银行的是该行大班那克伐申的公馆（今江岸区财政局），占地254余方，2层砖木楼房。此房系1909年由阜昌砖茶厂东主巴诺夫所建，后转让给那克伐申。此房高屋顶有阁楼，上面耸立着烟囱和尖塔，房屋立面，和谐明净，远远看去像一座小城堡，也是一座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物。

位于今黎黄陂路洞庭街路口的原信义大楼是这条路的最高建筑物。1890年美路德会（Norwegian Lutheran Church of America）的传教士李立生（Daniel Nelson），由美国经上海来到汉口，并以此为传教据点，其后逐渐将其传教网络扩展至鄂湘豫以及陕南一带。到1920年成立了“中华信义总会”，其下有20个差会，分布在上述4地。由于汉口位置适中，交通便利，这里便成为“信义会”的行政总部和活动中心枢纽。为了便于华中地区“信义会”（包括其他教会）的传教士往返途经汉口时的住宿，和为他们联络和代办各项事务的中转站和落脚点，遂选中今汉口洞庭街99号原业主克劳里士（G. S. Knowles）的91方基地，修建了这栋大楼，命名为“信义差会公寓和经理处”，或简称“汉口信义中心”。

参加集资筹建“信义大楼”的计有8个差会，即豫鄂、豫中、湘中、湘北、湘南、陕南及北行道会和南行道会（即瑞典循道会）。共集资11万余美元，委托德籍工程师石格士设计，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承建，于1923年竣工。大楼总建筑面积为7000余平方米，主楼6层，系钢混结构，共有房间120个，内有电梯以供上下。一楼为营业部、公事房、餐厅、客厅及信义会的书报部等，2至5楼为套间（suite），六楼为单人公寓，大楼立面属现代建筑范畴。信义大楼由8个差会各推派一人组成董事会，经董事会选出董事长，予以聘用。首任董事长兼经理为湖北宣道会牧师韩卫道。1938年武汉沦陷，该楼为日军特务部占用，抗战胜利后收回。由于信义会（信义公所）是以美国为背景的外国传教差会经营，不仅信义会的传教士，其他教会传教士、外商、外侨若有需要亦可寄寓，并且当年知名之士如宋美龄、蒋经国、黄仁霖（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都曾在此寄寓。

1950年信义大楼由市人民政府代管，后交武汉市物资局使用。现驻有武汉市轻工业设计院等多个单位。

紧靠信义大楼的是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座独立4层洋房，占地152余方，屋前有一小花园。但它的前身则是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Navy）。1944年12月18日，位于今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的3层楼房被美国军机误弹炸毁，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于1947年方迁此处。

从今汉口基督教青年会到胜利街口，是一排红色间黄色的楼房，整齐高雅，门窗高大明净，高屋顶及烟囱，在黎黄陂路上颇为醒目。这些楼房大多属于俄国茶厂东主和洋行大班所有，如乌热银（S. W. Unleinin）和黑希士（A. Heath）等，其中黑希士最多。他们于1917年离开汉口后，将其产业转让给洋行买办、银行经理和其他知名人士。

今汉口黎黄陂路以东胜利街北口曾是前俄国工部局大楼（Russian Municipal Council）。大楼临街面，院内为俄国学校。俄国工部局大楼是1902年建成的，为3层砖石结构的楼房，其立面采取不对称的手法，另外楼顶有高耸的塔楼，与建筑主体形成纵横对比，从而又从不对称不均衡中取得均衡与统一。按其建筑风格来看，从建筑本身所采用的双层拱窗，体现出带有文艺复兴式的意味，而拔高的塔顶又反映出俄罗斯的建筑特色。

在原俄工部局大楼之右是意大利罗马天主堂和三合公司的房屋，也是红色间黄色的3层楼，与乌热银和黑希土之房一模一样，但今黎黄陂路38号（罗马天主堂房屋）系“高氏医院”所在。系名医高欣荣、高有焕、高有炳3姊弟合办。他们3人均曾留学美国，如高欣荣在美国霍浦金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医科习妇科。高有炳则习胸腔科，是有名的“一把刀子”，高有焕习内科。1936年夏，即在现址开办了美俄氏研究院式的“高氏诊所”。1939年3月正式更名为“高氏医院”。1953年并入武汉市第二医院，后高欣荣曾任院长。

汉口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的房屋曾是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的3层楼房。汉口基督教会青年会为武汉地区最早的市会。1909年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派美籍干事莫琏湖来汉开展工作。1911年由圣公会牧师胡厚斋配合，租得南京路新昌里铺面作为会址，借对面空坪作运动场。随着发展，这里已不敷应用。后从加拿大巨商潘美先生处募得5万元，作为建筑会所基金，由景明洋行设计，汉协盛营造厂承建。于1916年7月15日奠基于今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次年10月竣工，又称“潘美堂”。该房为3层砖石结构建筑物，立面严谨平实，大门朝向今中山大道。1944年12月18日为美军飞机炸毁。抗战胜利后，拟重建会所恢复工作，但于1947年购得今黎黄陂路美国海军基督教青年会所作为会址。1956年，汉口青年会与武昌青年会合并为武汉基督教青年会，陈中浩为总干事。“文革”时期该会工作停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工作。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建筑是流动的音符。如今，当我们走过汉口黎黄陂路，会发现路边精美的建筑与古典的铭牌、图片等相得益彰。目睹此景，人们仿佛步入了时间的隧道。这些建筑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又是特定历史背景下输入的西方文化。这幢幢带着沧桑的房屋现在已成为江岸区文物保护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