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剧院诞生记

当文工团团长的人大约都有这么个职业习惯——每新到一个城市就到处去看剧场。1949年武汉解放后的第一个夏天多雨而闷热,我跑遍了汉口、武昌,又乘小划子去了汉阳。

那时的汉阳像个乡村,茶馆有两家,没有剧场。武昌的剧场就是黄鹤楼舞台了,又小又破。文化生活的中心是汉口。市中心清芬路的清芬剧场是专演汉剧的,大名角儿吴天保先生在那里演出,摇摇欲坠的木楼、长木凳的腿半截埋在泥地里就算观众座席了。和平剧场是评剧家在那儿演出,天声街里的“天声”、“天仙”是楚剧、越剧、豫剧活动的场子,其简陋程度是惊人的。当年,年轻的剧人周元白、马奕等在“天声”上演着话剧《夜店》。在那样的场子演出,真难为他们!

武汉三镇最出色的剧场是民众乐园内专演京剧的大舞台和友益街的新舞台(现人民剧院),高百岁、高盛麟等名角和梅兰芳、尚小云先生等外来著名京剧艺术家常在此演出,武汉的京戏迷们是这里培养出来的;赵燕侠、关肃霜等名震全国的京剧演员也是在这里出落出来的。

武汉剧院诞生记

新文艺演出的阵地在哪里呢?就只有汉口兰陵路的大光明影剧院了。

我们上演的第一个解放区的新歌剧《白毛女》就在大光明影剧院。

“大光明”在抗战初期就曾是文化活动的一个重点阵地,这里地处汉口中山大道中段,商业繁荣,人口稠密。武汉解放时,它的“大老板”因为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而逃之夭夭了。它是股东制,大老板是大股,笔者奉军管会令以军代表身份去接收大股为国有,并负责管理这个剧场。中南文工团、第四野战军文工团、中南文艺学院等都曾在这里演出过重要剧目。1952年后全部收为国有,为中南文工团使用与管理。更名为中南剧场。

这剧场占地面积太小。舞台小,天栅低,观众无休息室,也谈不上后台条件,门前也无停车场。虽然经过1951年、1953年两次大修,仍然改变不了基本面貌。1953年秋苏联莫斯科大剧院以乌兰诺娃为首的友好访华演出团来汉演出时因中南剧场场地陈旧、狭小,他们无法展现其艺术风貌,也只好演了些“片断”或“舞台小品”。武汉应该有一座高水平的剧场。从省、市领导到文化界及广大人民都有这么个共同的要求。

1951年春到1952年秋,我奉调到大型出国艺术团——中国青年文工团任管弦乐队副队长及指挥。在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之后,在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及奥地利等8个国家,数十个国际名城作了友好巡回演出。在他们那里,每个名城几乎都有堂皇而又考究的大剧院,使我十分着迷。因为心里装着“武汉早晚要建一座高水平的大剧院”这样一个念头,不论是我们在演出,或是我去看他们的演出,都在尽可能过细地了解这些剧场的建筑特色、功能,并千方百计地向他们索要有关资料。恰好,这些剧场绝大多数都印有精美的画册:外貌、观众席(包括元首包厢)、休息大厅、舞台(包括平面图)、乐池、后台化妆室、服装室……等等。回国时我已拥有了50多册这样的画册。沉甸甸地一小箱子。我很“富有”了。

1952年秋我回到了武汉,我的单位——中南文工团的新团址已落成。外有围墙,内有办公楼、团长楼、演职员宿舍楼、大排练场、俱乐部、阅览室、画室、乐队练习室、布景制作厅、小剧场、服装道具仓库、大伙房、大食堂、托儿所、卫生所等等,总占地20多亩,总耗资30多万元。这在解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国家能拿出如此巨款为一个文艺团体建址是太不容易了!如果我再向中南局提出造一个有国际水平的大剧院就太“不懂事”了。只好作为一个“梦”留在那儿。

1953年春中南文工团已改建为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同时在上海建华东人民艺术剧院、西安建西北人民艺术剧院、成都建西南人民艺术剧院、沈阳建东北人民艺术剧院。这是文化部关于全国艺术院团建设的布局。五大区五大剧院,与中央直属艺术院团同等地位及待遇。中南人民艺术剧院受中南局及文化部双重领导。剧院的行政费、工资由地方供给。事业经费由文化部统一划拨。这样,建立剧场的事也就有理由向文化部伸手了。

1955年春节刚过,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同志来汉视察工作,下榻璇宫饭店。他是我的老熟人,又是文化部分管财经的。我抓紧机会向他“进攻”。

——陪他看戏,说“武汉没有好剧场”。——陪他视察中南人艺,说“如果在此就近盖个大剧场,武汉的文化设施就大有长进了。他极爽快地说:“大武汉没有一个像样的剧场,与这个城市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北京也有‘剧场荒’,没有一个适合演歌舞。歌剧的场子,让我们想想办法,统一考虑”。1956年夏,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文化部调我去与孟波同志共同主持大会办公室工作并兼任演出处处长。在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先是艺术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周巍峙同志向我透露:北京要建一个新剧场。选址在天桥(即后来的“天桥剧场”),并已决定帮助武汉建一座新剧场。部务会议已通过。

我又去刘芝明副部长家“要饺子吃”,实际上是去落实那件喜讯。饺子还没有端上来,芝明同志就把“问题”端出来了:

1.部里已决定给武汉100万元人民币。帮助你们盖一座新的剧场。不足之数由地方自筹。

2.没有钱盖不了剧场,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盖出个好剧场来。这是一种特种建筑,设计师得内行才行,千万别搞砸了!

3.款,尽快拨去。你们要积极而又慎重,建国10年大庆之前一定要完工。验收之日,部里会派人去参加。

饺子是什么滋味我根本不知道了,兴奋而又感到责任重大。我恳求着:“100万绝对太少,中南局已撤销,武汉市如今是省属市,财力有限。再加点儿,帮人帮到底。”

“已经定了,再加点也多不了多少。”

1956年8月,我向市委书记宋侃夫作口头汇报,他很兴奋:“钱一到立即上马”。

他用电活请来了管财经的副书记伍能光同志。

“那好,那好”。能光同志说:“昨天听说钱已拨到市财政来了。‘戴帽’下达,专款专用”。

“市里伍能光同志负责主持这件事。这是好事,好事要好好办,要办好”。宋书记说。

“一,我管钱,不准那个挪用;二,我们把关,具体的事你去干。”伍书记说。

“你管钱,钱不够你也得管”。我把新剧院的规模、性能又大体向他们汇报了一遍。

“那好,那好。钱肯定不够,但也差不了太多。市里想办法”。能光同志是爽快人。

新的剧院建在解放大道中段这一决定是经过多处选址、现场考察之后决定的。

——我曾想建在南京路口之下到黄石路口之上。把儿童图书馆拆除,占领那块地方。李尔重同志说:“不行。儿童图书馆搬哪儿去?那么好的一幢楼为什么要拆,去请示一下惠农同志去”。

——惠农同志坚定地说:“不要在沿江大道、中山大道打主意了。新开辟的解放大道将来是新市区。那里天宽地阔,要建就建在那里,划地容易些,又免得搬迁居民。”

与我一同去看新地址的是由伍能光率领的一群人。我记得除我之外有市文艺处长于黑丁、市文化局长巴南冈及剧院“建院小组”成员张友明、李兰田、夏炎等。

“这是铁路边上。太吵!”于黑丁摇头。

“铁路要迁往市郊的。来日不碍事。”能光同志解释后说:“就是这里。”

根据能光同志决定,建院小组找市有关单位划了“红线”。

设计的重任委托给了人才济济的中南设计院。我们与他们举行了一次愉快的“见面会”。设计院来了位负责人和何浣芬等几位设计师。他们主要是听取我方提出要求。

首先我从舞台要求讲起:

——当今国际上先进的舞台有3种类型:

①旋转舞台。我举了几个例子,并把莫斯科红星剧院的有关资料摊给他们看了;

②升降舞台。很像是巨大的两层电梯。

以上两种我们搞不得。因为都需要巨大的电力。

③推拉舞台(或叫“抽屉舞台”)。这适合我国情况,舞台表演区与左右副台同样大。一块活台板下安装滚动轮,台上演第一幕,活台板上布第二幕景,换景也可达到神奇的速度。

——为了“吊景”。舞台上方与舞台高度应为1:1.5。

接着提出了舞台高度、深度、宽度的要求,安装人力牵引吊竿数十根的要求,后台设施应一应俱全(包括导演休息室兼贵宾接待室),对于台下的“乐池”、观众席、观众休息厅、大厅、门前广场(主要是为了停车及点缀性绿化.毛主席塑像是在“文革”中期由市文化系统的当权派树立的)等等都提出了较具体的要求及数据。

他们认真听取、记录,并非常谦虚道:“剧场设计我们没有经验。这样大、这样高级的剧场设计我们更没经验。但我们一定努力。”

我把近20册国外剧场资料送给他们作参考。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院让几位设计师到外地参观较有名气的剧场。我建议去看看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在音响上是件失败的作品;去看看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大礼堂,在音响上很成功。听说哈尔滨盖了个很漂亮的新剧场,是一位当物资局局长的“剧场迷”自作主张盖的,剧场盖成了,他被撤了职。

1957年春,能光同志电话召我去文化俱乐部三楼去看设计图。

设计院采取投标式,送来3套武汉剧院的设计图。每套只写“号”,不署设计者姓名。“人家设计好了,定哪一个方案?你说了算”。能光说。

“我可以发表意见,最后由你点头”。

“那你就拿个意见吧”。

老实说,这3份图纸都是好作品,不论按哪一份设计图盖都是武汉的优秀建筑。

“感情上我倾向第二号(圆顶形、外观颇新颖),理智上倾向第一号,庄严、大度,内部结构更为适用,合理。”

“那好。就是第一号吧,不能感情用事”。于黑丁也欣赏第一号,说:“有中国气派”。

原来,第一号图纸正是何浣芬同志设计的。

武汉剧院的设计是何浣芬同志的杰作之一。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如今已建成37年了,仍然是武汉第一剧院,全国著名剧院,也一直受到国外演出团体的赞扬。

承建单位是中南建筑工程公司。1959年8月底全部竣工。9月30日晚在此举行建国10年大庆,首场演出新歌剧《太阳初升》。盛况空前。

总投资220万。文化部给110万全部用于土建部分,内部装修、冷暖气系统、灯光、电器设备前后共用110万,由省、市财政拨给。

验收时,文化部基建处及艺术局派人参加,他们很满意,回京后,文化部发文表扬。

武汉剧院属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管理。

武汉剧院不仅是个高级的文艺演出场地,实际上也成为武汉的“大会堂”。为一切重要公务活动——市人大、市政协、市党代会等提供了合格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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