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栋-记92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武汉热线网

武汉，历来只有一套自娱的文化。它只对内开放。

1992年9月6日至12日，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隆重举行。武汉第一次有了既向内开放又对外开放的大型文化活动。

武汉人第一次把比较“内向”的“汉味”文化全力推向海洋，推向世界。

“汉味”文化和“汉味”经济第一次联手搭台唱戏。

优越的条件历史的选择

《工人日报》曾报道说，全国各地近年举办过1600多种洋溢地方风味，渲染开放色彩的文化节庆。

其实武汉人也想“过节”。他们越看外界越觉得，“汉味”文化也应有所作为，三镇也该构筑国际文化大戏台。

戏台从哪里搭起？“汉味”文化拿什么打头阵？武汉人有过种种议论与设计。

汉腔历史悠久，人们喜闻乐见，楚调千回百转，惹人喜爱。但这两种地方戏曲的知音似乎同样“唯楚独有”，很难对外开放。“汉味”的旅游文化行不行？东湖碧波千顷，风光殊佳。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人文景观，独领风骚。举办“渡江节”怎么样？毛主席生前12次在汉畅游长江，并赋名篇《水调歌头·游泳》。长江一线，有10多个城市举办过群众渡江活动，武汉规模最大，持续最久。专家考证，上游水太急，下游水太阔，就沿江大城市而言，武汉江面的自然条件最好。世界只有一条长江，长江竞渡最佳场所在武汉。1991年，在市民的要求下，市政府决定恢复中断已久的一年一届的长江竞渡，为举办国际渡江节探路，后因抗洪救灾，竞渡未能当年推出。

经过认真排比之后，到了1992年，终于选定了杂技，于是国际杂技盛会成了武汉开放后的第一个节目。

个中原由，源于历史。

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108年的汉元丰三年，汉武帝请来许多外宾，在长安的“平乐观”举行了盛大的中外杂技会演。除了国产杂技外，安息杂技艺术家的幻术节目，如吞刀、吐火，缅甸人的竿技，印度人的弄蛇……，皆争相辉映。

古老的杂技，这门没有国界的艺术自古就不受民族文化、语言差异限制。武汉人对中华杂技悠久的开放史更是情有独钟，他们更看重“汉味”杂技闯世界的历史：出访过60多个国家，培育过100多名“洋弟子”。许多“洋弟子”或成为各国艺术名星，或在国际赛事中获奖。

何况，武汉还拥有独一无二的杂技外交财富——世界著名杂技艺术家、中国杂技协会主席夏菊花。

依照惯例，国际杂技比赛不设出场费。“赔本”赴赛值不值，谁都要掂量掂量。

杂技节期间，来自俄罗斯、比利时、法国、加拿大、乌克兰、德国、英国、朝鲜、古巴、越南、坦桑尼亚、日本和中国的13国杂技精英在武汉摆开赛台，世界杂技艺术界11位专家来汉组成国际评委会。杂技节组委会文艺部比较有关资料认为：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权威性上，都具有国际水准。

这个结果主要出自夏菊花的努力：由她直接邀请，或由她敲定节目单，通过国家文化部发出邀请。

1992年，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的《4人柔术》在摩纳哥国际大赛中荣获“金小丑”最高奖，被人们誉为“世界杂技艺坛上的新星”。接到武汉请柬，加拿大复电：演出繁忙，难以成行。但几天后，太阳马戏团又来电：乐意修改自己的时间表，到武汉参赛。

说不准加拿大人为什么会有新的选择。不过，夏菊花始终相信一点，他们肯定会珍视与武汉的杂技友情。80年代，她两次率团赴加拿大演出和考察，与加拿大杂技界朋友有过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她的弟子李泽芝还应邀到加拿大执教，教授的节目恰恰就是获金奖的柔术。

1992年吴桥国际杂技节，夏菊花和美国玲玲马戏团副总裁梯姆先生同为国际评委。她发出邀请：将来一定带上美国节目，来武汉参赛。

与中国不同，美国马戏演员大多是外籍合同演员。梯姆几经周折，与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且功夫不俗的杂技演员谈妥赴汉参赛。不料对方商业演出合同的时限与参赛日期有抵触此行未成。梯姆最终带来了玲玲马戏团俄罗斯籍演员的《梦幻曲》。尽管根据赛制，这个节目的演出不能代表美国，但梯姆说，无论代表谁，最重要的是他完成了对夏女士的承诺，把优秀节目带到了武汉。

借着杂技节的白云黄鹤大舞台，火炉城传统文化——横渡长江重展风采。9月7日，杂技节开幕次日，5000健儿劈波斩浪过长江。事先，渡江指挥部曾与日本民间体育界人士接触，询问日本能否组队参加武汉的渡江赛事。日本友人表示，世界上远距离泅渡活动一般与“铁人三项”相联系。由于日本国内对武汉渡江尚不熟悉，短时间较难组成专业参赛队。日本一些学生对武汉渡江兴趣浓厚，后因暑期结束，未能赴汉。

这些情况表明，组织杂技节的确比组织其他“汉味”国际文化节庆，条件要成熟一些。

武汉人借重“汉味”杂技的开放优势，承认并尊重夏菊花个人的影响和作用，最终让杂技领衔，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百戏的风采评判的眼光

杂技，中国古称百戏。在国外，这门艺术分为特技和主要指驯兽节目的马戏。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发展曲线，自然使五洲百戏风格迥异，各领风骚。中国武汉国际杂技节大幕拉开，海外12国、国内8团队演员登台献艺，给了武汉人和中外来宾一睹不同的风格，领略其魅力的机会。这不是一般的商业演出，这是国际竞技与较量，许多队一开赛就抖出雪藏不露的“绝活”，许多演员犹如田径运动员冲击极限那样，一再增加节目的难度，这就使杂技厅内和电视机旁的人们有了更多意外，更多惊喜。

西方人推崇冒险，高空特技是西方杂技的强项。法国人菲力浦·珀蒂曾在巴黎走过从一座宫殿到埃菲尔铁塔的长达685米的高空钢丝。另一位法国人在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百层大厦之间的钢丝上，从这头走到那头，创下世界纪录。这次来汉参赛，法国马戏学校演员迪迪埃·柏斯凯特带来了自行车走钢丝，难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演员却神态自若，显示了深厚的平衡技能。每次快走到尽头，他又故意露出紧张、害怕的神色，赶快跃上安全的高台，表现出法国式的幽默。

可喜的是，在这次大赛上，来自中国齐齐哈尔的两位姑娘，向高空节目，这一欧美强项，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她们表演的《空中体操》，不仅动作和造型优美，是杂技与体操完美的结合、升华，而且惊险程度，使观众受到真正的惊吓：一位女演员在身上不系保险绳，下面未拉保险网的情况下，于17米高空的秋千上，象跳水运动员那样腾空、翻转、落下，由秋千上另一位女演员或伸臂揽接，或用腿勾接。直到做最后一个动作——站肩后空翻倒挂接手时，这才系上保险索。两位演员配合默契，毫无破绽。表演中场内不时响起阵阵惊呼。表演结束，观众发出吼叫一般的喝彩，声浪震耳。这个参赛节目果然与另一个高空节目，朝鲜的《空中飞人》同获金杯奖。

3座金杯奖的头一座，落入武汉人手中。中国杂技诸多特征，如表现人的聪明才智，对自然的驾驭，对人的潜能技艺的发掘等等。此外，又往往突出集体意识，一大群人表演一个节目，比方大武术、椅子造型、狮子舞等。武汉杂技团的《女子车技》便淋漓酣畅地表现了群策群力创奇迹这一特色：20位身手矫捷的姑娘一个接一个跳上一辆行驶中的小巧的自行车，组成“孔雀开屏”造型，突破了车技项目中一辆单车最多载18人的世界纪录。一些外国演员赞叹：中国不愧是自行车王国，姑娘们的车上功夫太漂亮了。

这次大赛获头座银杯奖的英国演员菜斯·巴布的滑稽哑剧，使武汉人大开眼界，看到了一种和传统的小丑节目风格迥异、品位不同的表演：幽默中藏着深沉，荒诞中耐人寻思，动作生活化却显露出惊人的绝技。

他提着一口箱子进场。突然，仿佛地心引力发生了异变，箱子牢牢“定”在半空，他拼命地推，拼命地拉，配合着疑惑、惊讶、愤怒、痛苦的表情，然而箱子纹丝不动。晃然间，观众也发生了错觉，疑心那箱子里会不会装有决定升浮的设备，直到情节发展，方知道一切全来自巴布的真功夫。

再看另一个镜头：一种古怪的设备发出怪声，巴布受它控制，象机械人、象木偶一样手舞足蹈，然后被怪声击倒，用臀部和背部一蹦老高，一蹦一蹦，有节奏地跳舞……

这些小品，包含着对常理、对习惯、对生活规则的深刻反思。难怪会其味、知其音的观众认为，巴布的表演是其老祖宗卓别林加上当代荒诞派戏剧。

俄罗斯的《狗熊走钢丝》采取了拟人化的手法，让7只套着海魂衫的狗熊，在“航行于海洋中的一条船”上，在船长的指挥下，和其他船员一道蹦过和攀爬高空钢丝，场面热烈、欢快，色彩斑斓，近乎童话故事。

越南人的《驯蟒》展示了一幅“英雄救美图”：一位少女被4条巨蟒围团，青年勇士相救。一场苦斗，他战胜了恶魔般的蟒蛇。这个杂技节目，难道不象一出情怀浪漫的神话剧吗？

加拿大的《4人柔术》、俄罗斯的《梦幻曲》，都是打破传统编排程式，在柔术特技中揉进现代舞蹈或古典舞蹈语汇，在扑朔的灯光和音乐中，或展现原始美，或表现神秘美，可诗可画，如梦如幻。

应该说，应邀来武汉参赛的节目，总体上具备较高的国际水平。一位外国评委评价：这与东道主杂技实力有关系。

参天大树萌于幼芽。50年代初的某一天，武汉民众乐园杂技场的一位小姑娘不高兴了。几位杂技演员要赴朝慰问演出，名单里没有她。她问领导，领导说她不满18岁。可她一打听，另一位不满18岁的女孩却要到朝鲜战场去。小姑娘明白了，她没有“绝活”。于是她上街，买了一摞碗，顶在头上练。

她叫夏菊花。

50年代，夏菊花把顶着碗，在台上跑几圈的杂耍，改造成形式新颖、风格典雅的《双飞燕倒立顶碗》，在莫斯科一举夺得金奖。80年代，《顶碗》第四代传人李莉萍，又以《乌龙绞柱旋翻蹬碗》的新动作，获摩纳哥国际大赛“金小丑”奖。40年来，一批又一批“汉味”杂技，走进这种代代创新之路，享誉国内外。

杂技节组委会成员李宪生这样看杂技节：一个城市的文化，通往世界的要津，还在于“拳头产品”。

或许正是因为有“拳头产品”，武汉人才有勇气在北方举办过两届吴桥国际杂技节之后，再办一个杂技节。

武汉国际杂技节评委的组成，赛制的确定，评分的方式，都参考或仿照了世界一些著名的国际杂技赛场的习惯作法，达到了国际标准。

11名评委来自10个国家，绝大多数评委都多次担任过国际大赛评委。其中，评委会主席夏菊花不参加评分，她被评委会授权仲裁超过获奖限额的并列得分。参赛的13个国家的26个节目均参加两轮比赛，评委也相应给每个节目打分两次，然后由电子计算机统分。

东道主事先预备的国际评委会工作草案中的这些规则，经评委们认真讨论，获得通过。但他们否决了草案中有关技巧分只占总分25%的规定，理由是杂技作为一门艺术，技巧是基础，是主要特征。经过一番思辨，评委会决定，技巧分占总分的50%，其余为节目编排分和表演分。

整个比赛，评委们的权力得到充分尊重。在安徽《大跳板》的演出过程中，一位小演员失手受伤，领队要小演员带伤表演。评委们因价值取向不同，评分出现重大差异：一部分评委认为演员的意志顽强，给了一定的分；其他评委认定节目对小演员的要求过于苛刻，不利于保护少年儿童健康，没有给分。这个节目失去了获奖机会。

评奖揭晓后，全体评委都认为整个评奖反映了评委会整体意志，结果是公正的。

值得一提的是，新落成的中国第一座杂技厅——武汉杂技厅，以其完善设备、别致造型、鲜艳色调，给大赛、给杂技节、以至给整个江城，都增添了几分魅力。本埠一篇新闻报道评说，杂技厅、杂技节，使台北路一带开始出现一个新的闹市中心。

文化开花经济结果

中国各地的文化节庆创造了一句话：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话倒过来说也行：经济要唱戏，所以文化要搭台。而一旦搭台，文化就比平日成倍地显要与光大起来。

武汉国际杂技节向人们描绘了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杂技节期间所搭台的不光是杂技，而是一系列“汉味”文化活动：有“京汉楚”剧与音乐，舞蹈、曲艺与话剧，园艺与旅游，书法与国画、天上的彩花、地上的舞龙，东湖一簇簇逼真的扎景、四千道一座座新修的牌楼……几乎所有的“汉味”文化都来助兴，三镇大地一时成了五彩缤纷、高潮迭起的大舞台、大看台。

在杂技节里，“汉味”文化纷纷露出新面容。

武汉渡江，数十万人沿江观看、助威。他们看到：“慕尔丝宝小姐”披挂绶带，“国际俱乐部”巨大条幅升起在空中，江中搏击风浪的方队，前面醒目的标志是“金鹿”，是“一枝花”，是武汉产品的“姓名”。

5艘参观船载着宾客，游弋江面。其主要成分不再是“政治友好人士”，而是“经济客商”。广告和客商，为武汉第二十六届横渡长江打下了新的底色——“经济”渡江。

日本近代词人森槐南曾用“巷赛乌衣，楼疑黄鹤，梅落江南笛”来描绘日本新泻市的风光。这位词人似未到过黄鹤楼，今天日本派出文化使者，第一次参加黄鹤楼文化节。在黄鹤楼南楼上，日本大分市书画家们同省市书画界人士一同挥毫泼墨，竞留佳作。黄鹤楼还第一次展出外国画家、书法家的作品和收藏品。黄鹤楼传统的“以文会友”跨入更加开放的新天地。

东湖金秋园林艺术节也别有风姿。

磨山，新筑成楚城门、楚市、楚天台、楚辞轩、祝融观星、凤标等景点、景区，组成楚文化游览风景线。进了楚城，有着楚装、名楚物、食楚味的特色服务。进了楚市，有民间艺人作织锦、剪纸、仿古射箭和斗鸡表演……莫说外埠和外国的宾客，就是“老武汉”，也为东湖这种富于荆楚风情的开放而惊喜。

“汉味”文化的新面貌、新开放，给杂技节经贸活动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来武汉过节的数千经贸客人活动5天，托出一个数值：经贸成交额43.07亿元。这比杂技节预定的目标翻了一番。

杂技节经贸活动中，对外经济贸易的情景喜人：来汉谈生意的新客户占43%；大公司、大财团的董事长、总经理有30多人；武汉人与外商敲定“三资”企业合同30份；武钢登台招商，拟利用外资总额180亿元，其产品、技术诸优势吸引了10多个国家的客商争谈合作意向；葛化等20多家大中型企业首次直接招商，谈成书面、口头合资意向13项；武汉最大的土地租赁合同签约……杂技节后，外商在汉投资继续升温。新华社发出新闻：武汉市成为中国腹地外商投资的热点城市。

杂技节5天，武汉科技、金融、物资、商业、房地产市场也都呈现出格外繁荣、兴旺的景象。

经济播种，文化开花；文化开花，经济结果。杂技节文贸联姻的效应给人启示。杂技节后，中共武汉市委的一份研究材料指出：以往我们较多的偏重于文艺的思想政治功能，在发挥文艺的经济功能方面用的心思不多。这次成功地举办杂技节，前所未有地展现了文艺服务经济、促进经济的有效功能。文艺“搭台”，经贸“唱戏”，不仅为经贸发展创造了机遇，也使文艺得以繁荣和发展。其经济效益除了经贸成交额外，还表现在推动引进外资、刺激旅游业，以及促进整个第三产业；其文化效应突出地表现在促进了各种文化艺术的提高与创新，使具有本市特色的文化资源得到开掘与发扬，特别是使广大艺术表演团体看到了希望之路。

迎接新挑战更上一层楼

欢乐舞台、“超级市场”、“友谊金桥”在“一线”担任各种角色的武汉人，更觉得杂技节象个大课堂，开眼界，长见识。

杂技节过后，许多武汉人仍感到这个课堂的课程还没完，还得进一步学习，以便帮助自己和城市同步迈进国际大都市。

举世公认的世界级杂技赛场，主要在摩纳哥和法、英、意等几个西方国家。

起点不低的武汉国际杂技节与吴桥国际杂技节将来都可能“更上一层楼”，开辟东方级的“世界赛场”。

汉口惠济饭店，应邀参加杂技节的中国文化界及杂技协会高级人士下榻于此。观看杂技比赛之余，他们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武汉杂技节、吴桥杂技节，谁能首先升格，开辟“东方赛场”？南北两个杂技节能否联手开辟“东方赛场”？

武汉和石家庄，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这就给日后武汉杂技节参赛节目的质量、数量和赛事的组织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行家指出：武汉人当“二传手”，主要靠国家文化部根据夏菊花的“菜单”，到国际杂技市场“采购”，长此以往，显然不行。武汉人应有自己的国际节目档案，开通自己直接邀请外国队的多种渠道，更鲜明地打出“武汉牌”节目。

杂技节组委会外事部门证实，借助这次杂技盛会，武汉已开始建立这种挡案……

杂技节大赛，国际评委们通力合作，顺利解决了一些在国际惯例上带有共性的争议，赢得了一次国际惯例的考验。武汉人应继续探索，以便将来推出更具有国际权威性的“武汉赛制”。

今后的“武汉赛制”，是否可以参考、甚至吸收在这次大赛中被评委会集体否决的某些外国评委的意见。

例如，设3项金奖好，还是设1项金奖好？设3项并列的金奖好，还是设3项排出“档次”的金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