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通成和我的家

坐落于汉口中山大道大智路口的老通成餐馆，和它极负盛名的三鲜豆皮，在武汉几乎人人知晓。然而，老通成传奇般的历史和“豆皮”的由来．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一、我的祖父和老通成

1929年，我的祖父曾厚诚在大智路口办了“通成饮食店”，这就是老通成酒楼的前身。

我祖父又名曾广清，湖北汉阳县人，出身子汉阳永安堡九真山义田湾的一个贫农家庭。祖父有兄、姊各一人。为了谋生，他离开了贫穷的农村来到汉口。当过佣人、蜜饯作坊的工人、小旅店的茶房。

现在汉口北京路口银行的旧址，当时是热闹的“大舞台戏园”，我的祖父在那里当过茶房。由于他工作勤奋，被提拔为茶房头，这样，他就增加了份内、外的收入。

当时还有个“万国体育会”，也就是外商们的跑马场，祖父还在那里当过低级职员。

我的祖母浦守道是江苏省苏州人，她是最善良、最诚实、最刻苦、最温顺的中国妇女中的一员。为了谋生，她来到武汉给有钱人当佣人。她与我的祖父相爱后，将一个女佣人可怜的全部积蓄给了我的祖父。这点钱在我祖父当年的本钱中占有相当的份量。

那时，帝国主义列强们在武汉拥有大量的租界。就在现在的汉口胜利街、鄱阳街及青岛路、南京路沿江以内的区域，开设了一些棉花厂、茶厂、蛋厂……，上班的工人们及一般市民们，在外吃早点，吃中饭乃至消夜的人很多。我的担父看到这种环境，决定投身本钱小、收益快的饮食业。

祖父祖母起早贪黑，摆小汤元摊卖早点，给茶坊、戏院包茶……，慢慢积累了资金。

到了1929年，当年的湖北省银行在汉口中山大道大智路口转弯角处新建了一批街面房屋。雄心勃勃的祖父便租赁了大智路3号楼下的门面，开设了“通成饮食店”。

“通成饮食店”的左隔壁是1号，为“祁万顺餐馆”，右隔壁5号是米店，7号是杂货铺，9号是个布店。祁万顺左边转角是公新里通道，通道上面架了一个过街楼，住着我的家，也是通成饮食店的库房。再往左第一间门面便是“大智旅社”了，这个旅社占据了上面说的五六个门面的二楼和三楼部份。从1933年起直到武汉沦陷前，我祖父是这个旅店的经理。

“通成饮食店”占用了大智路3号门面的2/3，另外1/3为“通成香烟店”。饮食店约50多平方米，设有六七个方桌出售以甜食为主的食品，此外是面点。主要品种有伏汁酒、冰莲、发糕、烧卖，大包、油香、锅贴、油糍……每逢元宵、端午则增加时令品种如元宵铩子等，是典型的汤元馆，雇有工人、学徒约十四五人。

关于“通成”一词，现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及有关的文章的解释形形色色。按照我父亲生前对我说的则是：他曾几次向我祖父询问“通成”2字的考究，祖父说他当年立业时曾到过上海，看到一家叫“通成”的店，给他印象极深，因此他就用上了。

其实我祖父对这个名字也许还有更多的想法。现在的中山大道自江汉路以上原名“后城马路”，与我祖父名字“厚诚”谐音。加上这个地点是通向当时的老汉口城墙的处所。我祖父文化程度不高，取其吉祥之意“通达成功”。倍感这2字容易上口，也就用了。

通成饮食店24小时营业，10余个人两班作业。天不亮时主要接待租界棉花厂的工人，中午多接待一般市民和学生，晚上顾客则更多，每逢戏院散场，人们便蜂拥而至。由于周到的服务使得饮食店不断得到发展。

我祖父的利润和财富主要来源于有力的经营和对工人的剥削。解放前我记事的时侯，曾到老通成的二楼工人宿舍玩过。看到10余人的统铺，用圆木、木板架着，垫着草。楼下的油烟冲上二楼。夏天，工人们胸前长满痱子。工人中很多是由乡进城谋生的农民，祖父既是“恩主”，又是长辈，形成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取悦老板，逢年过节工人们还从乡里带来各种礼品，如鸡、肉、年糕和糍粑等。

1931年是老通成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武汉洪水达到28.28米，堤防失守，江城一片汪洋。处于低洼之地的居民和小贩遭到了无情的浩劫。汉口路上只得用圆木搭成架，再搭上跳板以维持市内行人交通。市内食品供应比较紧张。我祖父则早估准了形势，他租了数条木船，将肉包子等放在篮中，从船上用竹篙举上跳板桥卖给行人。当时价格看好，由于抓住了时机，自然盈利较大。

也就在这一年，通成店开始了豆皮的供应。当时有好几个师傅轮班操作，他们是最早作出可贵创造的人。可惜他们的名字我不知道了，其中有章师傅（被大家叫章狗子），胡师傅（胡居），钟师傅（钟长子），姜师傅（被称做姜麻子）。“通成饮食店”就这样诞生于一个勤奋的经营有道的中年人手中，更多的劳动者的汗水则使它慢慢发展壮大起来。

二、老通成和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30年代初，在中华民族面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抗日救亡运动席卷了中国大地，各种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北平卢沟桥“七七”事变及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华北、华东国土相继沦陷，许多爱国人士和救亡团体流落到了武汉。

我的祖父共有3女2子，他虽没有文化，却发誓要让5个子女戴上“五顶方帽子”（指大学毕业学士帽）。他的长女曾子平及幼子曾幼诚当时在上海读书，1938年两人参加了革命。次女曾竹恒、三女曾竹冰及我的父系曾昭正都在武汉读书。

我的父亲就读于武汉大学工学院。在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教育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下，满腔热忱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中。我父亲酷爱音乐，在武大歌咏队和其它一些救亡群众团体中教唱爱国歌曲，成为武汉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一位知名的积极分子。

原水电部副部长、当时武大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共产党员李锐同志（1980年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离休后任职中央纪委）在一篇回忆录中谈到老通成和大智旅社（那几年对爱国人士一律免费接待），他们曾几次在它的经理办公室开党组会，并风趣地说“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1937年，伟大的无产阶级音乐家冼星海来到武汉。他和我父亲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同年，著名戏剧家洪深带领“上海救亡演剧队二队也到达武汉。冼星海就在这个队负责音乐方面的工作。其它队员有著名电影演员金山（全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女电影演员作家王莹、电影工作者唐纳、贺路（曾为上影导演）等人，我父亲将他们接到“大智旅社”免费住下。他们中很多人是通成的座上宾。

冼星海和我父亲一见如故，在汉期间几乎三两天都要到我们家来。他们多次一同去汉口、武昌、武汉大学的很多救亡歌咏团体教唱爱国歌曲，参加进步集会。例如我父亲曾一面在电台教唱，一面在七八个歌咏团体教歌。

冼星海就住在离通成店很近的吉庆街瑞祥路1号“精武体育会”内，现在这幢3层楼房原状保留着。星海在这里用铅笔在一张道林纸谱表上写下了不朽的抗日歌曲《太行山上》，并马上和我父亲及王云阶3人一起试唱二部合声，一边作了修改。这首歌后来响彻了祖国大地，鼓舞了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至今为人们传颂着。

冼星海经常来我们家，我父亲对我说：“记不清有多少歌曲是在公新里六号创作出来的，其中如著名歌曲《太行山上》，我们在那里就试唱过多次，星海同志随时征求意见进行修改。”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首著名歌曲是《游击军歌》。

1937年底，我父亲的同窗好友潘乃斌（即原交通部副部长潘琪同志）以“先珂”为笔名，创作了一首叫做《游击军歌》的歌词。一天，在我家楼上，潘乃斌问起星海这首歌词谱好曲没有。当时在场的还有我父亲和我的二姑父李行夫。星海同志从口袋里拿出有些揉皱了的歌词，用手指点着节奏，仅仅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气呵成，在场人一边称赞，一边就唱了起来：

“三个五个，

一群两群，

在平原上，在高山岭，

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

歌曲由弱转强，最后势不可挡，激起人满腔爱国热情！我父亲即刻拿到各歌咏队教唱，很快就流行开来。

顺便说一下，星海同志特别喜欢通成饮食店的清炖莲子，多次品尝，赞口不绝。

经常来公新里6号的还有音乐家盛家伦、张曙（抗战时牺牲）、林路（现在音协湖北分会）、王云阶、沙梅（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等同志。还有著名诗人光未然同志。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同志也在大智旅社居住数月之久，他因在美留学被细菌感染造成半身瘫痪，我的二姑母曾竹恒在他养病期间精心照料他，并扶助他出席“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及其它进步活动。

在这些爱国人士的带动下，武汉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很快。比较著名的群众歌咏团体有“汉口业余歌咏团”，领导人是王杰臣（即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黄民伟同志，地下党员），是一个银行（即现在中山大道上的“皇宫”）的电梯工人。另一个有名的歌咏团体是“三八女子歌咏队”，负责人汪云同志（后为曹荻秋同志夫人）也是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到老通成和我家，就在我家向星海同志学唱，并和我父亲商量歌咏队的事。

在伟大的历史潮流中，我的父亲曾昭正和二姑父李行夫（当时为武大学生）共同编辑了《大家唱》第一、二集。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进步歌曲集之一。冼星海同志为《大家唱》第二集作了序。

三、豆皮大王和老通成

1938年武汉沦陷前，我祖父带领全家逃往重庆，通成饮食店停业解散。我父亲则因参加救亡运动被武汉大学开除。我的姑母曾子平和叔叔曾幼诚参加了新四军，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去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重庆各方经营不利几濒破产的祖父返回了汉口。

这时大智路1、3、5、7、9号已由所谓“平汉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全部占用，大智旅社已被炸毁。经通成、祁万顺等5家联合多次交涉、送礼，最后房屋终于腾出。由原住户向湖北省银行继续承租使用，仍按抗战前格局分租。通成饮食店复业时，改称为“老通成食品店”。

由于市面逐渐繁荣，老通成扩充了二、三楼的营业，除原有食品品种外，加售了瓦罐鸡汤。祖父又聘请了著名的广东李、陈二师傅，增设了广东卤菜，还供应嫩肥带血的“杜侯油鸡”，香甜适口的“广东叉烧”，“烤猪膘肉”等，均供不应求。此外，又聘请北京陈师傅在夏天精制冷食饮，如“冰镇酸梅汤”，“杏仁豆腐”及“豌豆黄豆窝窝”等北方点心，其中尤以“赤豆刨冰”最受欢迎。

1947年，我祖父曾厚诚聘请了高金安师傅到老通成，增加了用肉丁、虾仁、冬菇作馅料的“三鲜豆皮”，很快受到顾客赏识。在我父亲建议和操持下，打出了“豆皮大王”的牌子。花了近1000银元安装了霓红灯广告“豆皮大王”。由于高师傅手艺高，豆皮很受欢迎，而且声誉越来越高。抗战前夏天是不卖豆皮的，改售八宝稀饭，这一年老通成却一反常规，在伏天继续上市三鲜豆皮，大受欢迎。几乎每天都有民航飞行人员大包小包买了带到台湾去。想不到在四十多年前老通成的豆皮就飞越了海峡，到达彼岸了。

我的父亲很有经营门道。由于受过高等教育，眼界开阔，善于利用市场信息，使得祖父在他的协助下，让老通成迅速摆脱了抗战前谨慎蹒跚的风格，一举成名，事业大大发展。我父亲采用灵活的经营方式，强调精料细作，在用料新鲜、卫生及质量上都下了大功夫。不论是豆皮的质量还是餐馆的经营都在全国享有盛名。

在此期间，我父亲拒绝到汉阳兵工厂当技术员，因为他反对造军火打内战。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掩护了党的地下工作者刘实（全总副主席）和王杰臣（即全总副主席黄民伟）。他们2人以我表兄们的家庭教师的身份在我家隐蔽过。

老通成的另一名厨师曾延林，也在逐渐成长起来。他的母亲很穷苦。我祖父基于“善事好报”的信念，常周济他些米票渡过严冬。祖父把他当作亲孙。我们称曾延林为“延林哥”。延林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处事机敏，很快掌握了技术而渐渐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尤其是解放后高金安担任了饮食业的领导人之后，曾延林成为老通成的头号名厨。1958年，毛主席来到老通成，吃了他摊的豆皮后，大加称赞。曾师傅后来又专程到东湖为主席摊豆皮，馅子就在他家的菜锅中亲自炒好带去的。《长江日报》以“毛主席到了老通成”为题作了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都曾到过老通成品尝豆皮。这一切给老通成以极大光荣。曾延林也为老通成的声誉和影响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祖父在解放前是迷信的。他曾参加过“同善社”。他拜佛念经，打坐修身养性。每年4月8日，他都要花钱买一些活鳝鱼等到江里放生。每年腊月总要买一二十石或更多的米票子救济家乡的穷苦亲戚，以此为善举。

解放前夕，祖父已经逐渐减弱了他在经营上的旺盛精力。我记得他每天天不亮就坐着人力车到中山公园去练拳，回家后就在公新里6号楼下他的房中练字，据说他练字10多年了。下午他就去万国旅社玩牌消磨，而将店业日常事务交给了两个心腹师傅（亲戚），即称为“大包子”、“小包子”的。当时店员约有二十五六个人。

四、解放后的老通成

全国解放后，党没有忘记老通成为革命作出的点滴贡献。

解放大军进汉第二天下午，将前去接管湖南《长沙日报》（当时长沙还未解放）的李锐、朱九思同志（即后来的华中工学院院长）和潘琪同志就来到了我们家，与我父亲叙述别后经历及旧情。

解放后不久，我的姑母曾子平也由崇明县委书记调任到汉口江岸区区委参加领导工作。我祖父的子女5人全部参加了革命工作，他自己则在工商联担任了一些职务，参加了不少活动。老通成的营业也得到了发展。

1953年，我祖父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8岁。

这时老通成的继承权竟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原来，我的父亲及其姊妹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没有人愿来继承这份家业，而宁愿自食其力。但是当时还没有公私合营的先例。

当时我的父亲在中南工业部工作。他几次找工商局王光远局长表明态度。工商局经慎重调查研究后，要求我父亲姊弟5人联合写一报告，说明原委，并须有每人的申明。他们5人很快就写出了报告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即放弃一切财产继承权，听任政府处理，且将祖父的万国旅社股票、汉口铁路外某地地契及若干公债券一并上交了。

这时老通成的职工自已组织了起来，维持了经营，艰难地渡过了几年。一直到公私合营前的1956年，由江岸区零售公司接管，改称“国营老通成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