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学术理路的记忆

今年暮春我校毕一部书稿后，获得近10余年少有的一段悠闲情怀，每每于傍晚踱步沙湖之滨，渔舟夕照，勾引如烟往事，联翩而至。现特录下关于自己学术理路的记忆，卑之无甚高论，却正可就教于友朋之间。

博览·庭训·抉择

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毕业，也即9岁至18岁间，我随母亲住在她工作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每天放学归来，我照例到母亲主管的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除熟悉各类故事之外，还迷上人物画，我的所有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上了从七剑十三侠到大仲马的火枪手等各路英雄豪杰，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于涂抹。后来我对中国白描人物画，以及达·芬奇、列宾等的人物画有兴趣，可能与自己的儿时经历有关。不过，提笔绘画的热情未能持续下去，进初中以后，湖北图书馆浩博的藏书以巨大诱惑力！使我改弦易辙，很快变为成人阅览室的常客。这得感谢50年代的学校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实验中学和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历来不大经意，课余便自由徜徉于书籍的海洋。

忆昔少年时，令人摇情动魄、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首推中外文学名著。《水浒》、《三国》、《说岳》、《说唐》，自然读得烂熟，梁山好汉的绰号和武功特长一一讲来毫不费力，秦琼卖马、岳飞枪挑小梁王之类故事更使十一二岁的孩子沉醉，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概由此获得。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以特有的魅力，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们展开一个又一个广阔、深邃而又新奇的世界，带来无限遐思。至今我仍能鲜明如昨地忆起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王的悲壮、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上流社会，狄更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更历历在目。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但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颇有益于后来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西比较的展开。

少时我还喜读各类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四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踪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遨游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入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说来也有趣，10多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常一连几小时阅看不息，以致可以随手绘出各洲诸国图形，并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流、物产、趣闻，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约数，并养成继续关注的习惯。八九十年代我几次出访国外在会议及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的外国友人闲谈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诸细节，对方总是大感惊讶。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使人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其作用决不限于增添谈助。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因此，我每每建议学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游记、笔记小说，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说，使所研究的国度、地区、断代的历史不再是纸面上的教条，而是立体状的生命机体，这样才有可能“知人论世”，如历其时地体察古事古人的真情景。

少年时代我博览群籍却未能精读，正所谓“好读书而不求甚解”。真正青灯黄卷，攻读经典，默识深思，则始于青年时代，这得感谢父亲的庭训。

先父冯永轩是一位历史教授，早年就学于文字学家黄季刚先生，又入国立清华研究院第一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以后转徙各地任教。先父性格刚直，宁折勿弯，1958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其时正在念高中的我，心情十分抑郁，只有忘情于文学时方获得几分精神自由。1960年初，我正值高中毕业前夕，三兄因发表在今日看来完全正确的言论而被作为“反革命”逮捕。父兄的“问题”显然杜绝了我投考理想大学和专业的可能。而恰在此间，又暗自做起了作家梦——一个飘渺遥远的梦。从许多中外作家的经验谈中得知，念大学文学系与当作家风马牛不相及，作家的大学是生活，写作训练是驶向目标的风帆。基于以上几层原因，高中毕业时我对考大学全然失去兴致，同学们备考最紧张的几个月，我仍然在省图书馆阅读《复活》、《白痴》之类，并且出乎一直视我为文科人才的师友们意料之外，考入师范学院生物系。感谢生物系的课业较为轻松，使我在涉猎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同时，赢得大量时间，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大学4年间，陆续发表一批科普文章、散文和杂文。记得21岁时刊发的一篇游览颐和园万寿山的文章，于写景间纵论古今，颇得友朋好评。一向喜爱文学的母亲，特别将那篇文章剪贴下来，并批语保存。以后我出版书籍数不在少，也有过杀青付梓之乐，但都无法与30年前那篇散文发表时的激动可比。

与母亲常以欣赏目光注视儿子迥相差异，不苟言笑的父亲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但他发现小儿子确实热爱文史，正可弥补前面4个儿子纷纷从事其他专业带来的遗憾。而60年代初期父亲刚被摘掉“帽子”，心绪稍宽松，有重操学术的打算，便连续几个寒暑假，给我讲授《论语》、《孟子》全文和《史记》选篇。记得每日晨起，父亲手不持片纸，不仅逐句吟哦经典原文，而且背诵程注、朱注等各类注疏，并联系古今史事，议论纵横。我则记录不辍，偶尔插问，父亲又申述铺陈，如此，由旦及暮，母亲端来的饭菜常常凉了又热，热了又凉。

由泛览进而精读，从浮光掠影于知识圣殿边缘，到逐步升堂之室，其转折发生在60年代初中期这段庭训之间。当时我并未意识到其意义，直至后来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方深觉重要。当然，对中国古典的诵读，毕竟是青年时代才开始，以后又未能持续坚持，故在对古典的熟悉程度上，远不能与有“童子功”的老辈学者相比。我们这一代学术工作者可能有某些长处超越老辈，但对本国文化元典的熟悉与体悟方面显然不足，这是难以出现一流大家的原因之一。弥补办法，除我辈尚须努力外，更要着眼新的一代。我有一个构想：从培养文科尖端人才计，可在少数重点学校（最好从高小开始）开设少量班级，除普通课程外，增设古典课，使学生对文化元典熟读成诵，再辅之以现代知识和科学思维训练，从中或许可以涌现杰出文史学者。

“文革”时期，工作单位派仗连绵，逍遥派则每月学习“五十四号文件”（扑克）。我于派仗很快厌倦，对那一据说是韵味无穷的“文件”又始终兴趣索然，于是便躲进11平方的斗室里读书；开会学习文件时，也在文件掩护下藏书偷阅。那时可读的当然只有鲁迅书、马列书。从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我认真通读了《鲁迅全集》和几种马列经典。鲁迅对社会、人生的深刻剖析，对历史、文化的独创见解，以及无与伦比的犀利文笔，都于我恩泽久远．而《德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提供了历史辩证法的生动范本，并使我开始受到理论思维训练，又对哲学及哲学史发生兴趣。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密那发森林的猫头鹰，黄昏时方起飞。对一个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一个人来说也大抵如此。就我而言，最先发生兴趣的是文学，紧随的是史学，其后才是哲学。然而这头晚到的猫头鹰给人的教益特别深刻。如果说，文学提供的是形象，史学提供的是事实，哲学则昭示着规律。

70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这时早已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非己所长；而哲学固然有诱惑力，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学术研究为业，步龙门扶风后尘，跨入史学之门。由于目睹近30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久遭冷落，而自己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文化热”兴起以前三五年。此外，自己既为鄂籍，湖北史志责无旁贷。于是又兼治湖北地方史志，以辛亥武昌首义史和张之洞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化史与地方史便成为我习史、治史的一体两翼，并有助于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的交融互摄。

今日回首反顾，早年的泛览、青年的庭训、中年的抉择，历历在目：正是这一切，使我走过一段并不完善却又趣味盎然的学史道路。

义理·考据·词章

70年代后期。我正式跨入专业史学工作门槛。在此后10余年间，边学史边治史。力图充实作为史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并训练各有关能力。

史学是一门实学，是讲究实事、实证的学问，空洞议论和恣意编造都与史学无缘。史学的基本使命之一，是让人们了解过往事实的真相。因而史家必须详尽地、独立自主地占有史料，并且善于对史料作“去伪存真”的辨析，以达到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恢复”。

史学又不是过往事实的流水账，“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只是史学的第一项任务，紧随其后，它还有义务提供一种规律性的展现，让人们“鉴往”以“知来”。所以，史家又应当擅长理论思维，面对纷繁的史实，作出精当、深刻的历史哲学思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史学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属于全体人民，因而史学著作应当拥有尽可能广泛的读者。而且，本来就是无比丰富、生动的发展过程，以记述这一过程为职责的史家，理所当然地必须练就一支生花妙笔。

清人姚鼐说：“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姚氏所说义理：“考证、文章”，或称“义理、考据、词章”，均各有特指，且未脱出桐城派古文家的窠臼，这里对此不拟深论。但从姚氏之言可得到的启示是：一个以学问为事业的人（史学工作者自然也在其列），应当有理论准备，得以攀登时代的思想高峰，对错综的研究对象获得理性的真解和创造性的诠释，应当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占有丰富的材料，并具备辨析材料的能力，所谓“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隋书·经籍志》），应当锤炼语言，长于词章。有一种“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的追求。

姚鼐的上述名论，其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理论思维、材料辨析、文字表达等3个方面能力的缺一不可，而且还在于肯定了3者间的关系应当“相济”而不得“相害”。以史学而论，忽视史料的占有与考证，其义理不过是空中楼阁，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没有理论思维，所占有的史实充其量也只是一堆原材料，无以建构伟岸的大厦。诚如刘知几所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谁”（《史通·序例》），这里的例，便是指治史的理论与方法。此外，有了义理与考证功力，如果文章苍白乏力，也难以成就一部良史。正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反之，擅长文章表达，却缺乏义理与考证工夫，则不过是花拳绣腿，上不得真阵式，古来忌文人修史、文人修志，即是防范这种情形。

为治史者说一句“豪言壮语”吧——天将降大任于治史者，必先精思义理，苦心考据，擅长词章。并致力于3者间的“相济”，于弘大处着眼，从精微处着力，方有可能成就“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良史。我辈不敏，却应当终生莫懈、不倦无悔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贯穿古今与打通中西

历史学是研究与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规律的科学。历史学就其整体而言，是以全部人类历史为对象的，具有广阔的时间及空间包容量。当然，历史学要完成这种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把握，必须作断代的、区域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分析性研究是综合性研究的前提与基础。作为具体的某一史学工作者，无疑要有所侧重，研习某一断代、某一区域、某一门类。对某专攻方向，占有更丰富的材料、作出较精深的探讨。

然而，一个史学工作者要在专攻方向上有所突破，除兢兢业业于本专门之外，还应当“左顾右盼”，使所研究的专门获得比较参数和阔大的背景，这样许多问题方能通解。近十年来，我于清代学术及张之洞用力较多，深感若要理清张氏思想、探究清学源流，非贯穿古今、打通中西不可。

以清学而论，实为整个中国学术史的缩影。梁启超说：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考察“以复古为解放”的清学，就清学论清学，难明究竟，唯有考镜源流，方能知晓底蕴，这就必须熟悉全部中国学术史。只有对明代阳明心学、宋代程朱理学、东汉古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先秦诸子学有一个贯通认识，方能明白清初复宋之古、清中复汉唐之古、清末复西汉之古，进而上溯先秦孔孟之古的因由所在。

以张之洞而论，他处于古今中西交汇的“过渡时代”，力图寻觅“过渡之道”，故其学杂糅中西、兼及古今，成为“中体西用”论的“最乐道者”。考察这样一个人物的思想轨迹，仅仅在汉宋学之争、今古文之争的中学范围内盘旋，显然不够，只有将其置于19世纪后半叶世界性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的总背景下，方能透视他“会通中西”的客观条件、主观意图以及实际效应，方能较准确地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把握张之洞所处的坐标点。

即使研究“纯粹”的中国问题，如先秦典籍的形成与特征，也有必要打通中外，于比较中窥探奥妙。例如，“轴心时代”（公元前6世纪前后几百年间）各文明民族不约而同地创制文化元典，中国先秦涌现的《诗》、《书》、《礼》、《易》、《春秋》，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等即属此列。与此同先后，印度人撰述《吠陀》、《佛典》，希伯莱人撰述《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希腊诸先哲撰述《理想国》、《形而上学》等一系列论著。比较东亚、南亚、西亚、南欧“轴心时代”社会环境的异同，考察诸民族元典的学术脉络，有助于我们对先秦典籍获得新的认识。至于探究元典在后世的诠释史，则要求我们贯穿古今，准确把握元典提供的文化基因在各种时间相度的演化。

总之，史学工作者不能自闭门户，而应将古与今、中与外尽收眼底，对人类全部文明史有一个宏观把握，再作细微深入的微观考察，既见森林，又见树木。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的史学工作者来说，可以侧重宏观，也可以侧重微观。但侧重宏观者，不得忽略微观，起码应当吸取别人的微观研究成果，侧重微观者，不得藐视宏观，有必要借鉴别人的宏观考察角度。

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以有限生命去了解无穷的中外古今，当然力不能企。唯一的弥补之路是学习。而学习他人比一味鄙薄他人要困难得多，却又有益得多。长于宏观者可以批评微观研究者的细碎，长于微观者可以批评宏观研究者的空泛，但都不要忘记从对方那里汲取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宏观研究者应予补充的“精密”，微观研究者必须借助的“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