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繁花分外香:詹天佑生命中的最后七年

詹天佑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工程师、科技界的先驱。他主持建筑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干线——京张铁路，“为当时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争了一大口气”，被誉为“中国人的光荣”。詹天佑一生与祖国的铁路建设相伴，他在世的最后7年（1912年～1919年）是在武汉度过的，在这7年中，他身兼数职，为了祖国的富强，鞠躬尽瘁，为中国近代的交通运输史增写了光辉的篇章。

呕心沥血修筑汉粤川铁路

汉粤川铁路是川汉路、粤汉路的简称。这两条铁路干线的修筑均始于清朝末年。当时俄、日、英、德等帝国主义大肆掠夺我国铁路的修筑权和使用权。1909年9月，中国人自己设计修筑的京张铁路通车，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各省自办铁路和护路运动的发展。詹天佑作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由此名声大震。1908年和1910年，他分别受聘于四川商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和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任总工程师等职，主持修筑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由于腐朽的清政府出卖路权，两路的修筑困难重重，到1911年底，川汉路和粤汉路只修筑了广东境内和湖北宜昌至四川万县的部分路段。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接管了全国铁路，确立了铁路国有政策，继续修筑川汉路和粤汉路。1912年7月，粤汉铁路督办总公所在汉口成立，谭人凤为督办，詹天佑任会办。同年12月，粤汉路和川汉路的管理机构合并，定名为汉粤川铁路督办总公所，詹天佑仍任会办。1912年底，詹天佑从广州来汉，在汉口俄租界鄂哈街9号（现洞庭街51号）购地，自己设计建造了一所住宅，举家迁居汉口，继续他未竞的事业。

粤汉路和川汉路原分别从广东和湖北宜昌起修，汉粤川铁路督办总公所成立后，决定两路均由武汉动工。詹天佑到任后主要负责办理两路接收，筹措资金和线路勘测、材料准备等工作。由于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不安，汉粤川铁路的督办更换频繁，所以1914年底以前两条路的修筑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14年6月，前任督办冯元鼎因病辞职，民国政府任命詹天佑为该路督办。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北洋政府软弱无能，筑路所借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款项不能如期支付，两路工程时开时停。为了确保其中一路修成，1914年11月，詹天佑提出“就款计工”之策，即集中经费修筑粤汉路中的武昌至长沙段和川汉路的汉口至宜昌段。交通部很快批复了这一切实可行的方案。同年7月和12月两路分别开工。由于受借款合同的制约，工程在用人权、财产权、经营保管权等方面均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和限制，加上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工程遇到许多困难。詹天佑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有条不紊地筹划和指导两路的修筑。他精心安排选线、购料，审核所属各工程局的工作报告，深入工地现场解决实际问题。他尤为关心沿线的桥梁、隧洞等重点工程，亲自写信联系引进国外的先进机车。为维护祖国尊严，他坚持使用中国工程师，坚信中国工程师的能力并不比外国人差，并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作坚决的斗争。湘鄂工程局的英籍总工程师喀克司，早在修山海关铁路和京张铁路时就没把詹天佑放在眼中，现在詹天佑全面负责汉粤川路，他更是不服，借客观原因一再拖延工期。当时经费紧张，材料价涨，工期越拖长，亏损就越多，甚至难以完工。詹天佑多次命令湘鄂工程局核减经费，限定期限通车，对喀克司延长工期的请求始终没有答应。整个武昌至长沙段的工程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也没有停工。为了保证经费到位，詹天佑多次亲赴北京，周旋于法、英、美、德4国银行团代表之间。经过詹天佑的不懈努力，粤汉路广州至韶关段于1916年6月通车。武昌至长沙段于1918年9月16日通车。武长线接通株州，共416公里，这是继京张铁路之后，詹天佑主持修通的又一铁路干线。1918年，詹天佑被政府授予二等宝光嘉禾勋章。

由于向法国的借款无法提取，以致川汉铁路的工程断断续续，到1917年被迫停工。在国力不强，政府软弱的时代，詹天佑报效祖国的愿望最终没有完全实现。

倾心全力开拓中华工程事业

詹天佑在武汉期间创立了中华工程师学会，为发扬国人的科学技术、开拓中华工程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华工程师学会的前身是中华工程师会。1912年2月，清政府覆灭后，国内的各条铁路均停办。许多工程技术人员聚集于广州、上海。身为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总理兼总工程师的詹天佑便在广州发起组织了中华工程师会，“藉为研究技术之基础，以图工学之昌明”。詹天佑被推选为会长。不久，上海工学会和上海路工同仁共济会也相继成立。詹天佑认为这3个学会性质相同，有统一的必要。1912年9月，他赴上海会见另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倡议3会合并。经协商决定：成立中华工程师会，设事务所于汉口。经过半年多筹备，1913年夏，中华工程师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会址设在汉口法租界泰兴里18号。1915年，该学会改名为“中华工程师学会”。该学会是包括土木、机械、水利、电机、采矿、冶金、兵工、造船等八个专业的学术性团体，其宗旨为“统一工程，营造规定，正则制度，使无参差扦格之患；发达工程事业，俾得利用厚生，增进社会幸福；日新工程学术，力求自辟新途，不至囿于成法”。詹天佑因自幼留学美国，目睹了西方经济的发达和国力的强盛。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强弱的标准，就是看其工业是否兴盛，交通是否发达，机械是否精良。”希望通过中华工程师学会来“发达工程事业，增进社会幸福，摆脱贫穷与落后”。为此，詹天佑连任数届会长，领导中华工程师学会，团结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培养青年科技人才，开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新局面。学会成立不久，便创刊了《中华工程师会会报》（1915年6月后改为《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每月出版一期，公开向社会发行。该《会报》及时报告学会的活动，登载各类专业文章，介绍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会员和全国科技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交流园地。学会还广泛吸收会员。学会章程规定凡具有一定学历，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土木、机械等8个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经本人申请，由两个正会员介绍均可入会。会员分为正会员、会员、附会员和会友4个等级，不同条件可成为不同等级的会员，如有长进可以晋升。学会成立不久，各地有关人士纷纷申请人会，詹天佑先后介绍赵德三等数十人入会，一年内学会就发展会员249人，其中多为“各项工程专科及工程界著名专家和博闻硕学之士”。学会每月召开一次例会，由在汉会员参加，一年一次大会，各地会员相聚，进行学术和工作交流。学会在汉期间还出版了《实用曲线测设法》、《道路工学》等学术著作，研究成果丰硕。

为了推动学术活动的开展，詹天佑设立了詹氏征文奖，每年出资奖励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征文对象是工程技术界人士的工作经验或发明创造，“凡属工学文件，不限篇幅，不拘体裁”。征文在每年12月以前寄至中华工程师学会，由会报编辑进行初选，再由学会理事部评定名次，最后送交詹天佑核阅，对第一名、第二名给予奖励。

詹天佑在汉期间公务繁忙，但他仍坚持进行学术研究。1913年至1915年，先后在汉出版了《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标准图》和《华英工学字汇》。前两书是他总结京张铁路的经验所撰写的学术著作，后者是我国第一部工程学词典，该书“体例精详，足供参考，于工学前途大有裨益”，出版后民国政府各部大加赞扬，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亲自为其写序。

詹天佑身为学会会长，对青年工学家要求严格，期望甚殷，爱护备至。1918年2月，他在汉发表“敬告青年工学家”一文，勉励青年勇于进取，敢于创新。他在文中写道：“莽莽神州，岂长贫弱？要富、要强，首赖工学”，“殚精竭虑，终有贯通之一日”。他在文中要求青年工学家“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有“崇高的道德和人格”，要“循序以进，毋越范围”，“筹画须详，临事须慎”。1914年夏，汉口欧美同学会聚会，詹天佑作为会长，在演说中号召青年“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辱，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詹天佑以此教人律己，直至今天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詹天佑的领导下，学会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其中许多人被政府授予二等宝光嘉禾勋章和三等文虎勋章，这些入后来均是我国桥梁、铁路等方面的专家。

1916年10月，中华工程师学会迁往北京。10月10日，在京举行的第四届常年大会上，詹天佑以最高票数连任会长。虽然他再三提出另换他人，但众人一致要求他继续留任。此后，詹天佑又任数届会长和名誉会长，直至逝世。

尽职尽责主持交通技术工作

鉴于詹天佑在工程技术界的突出成就，1913年6月，民国政府任命他为交通部技监，主持全国交通技术工作。1916年，詹天佑又担任交通部交通会议副议长。他往来于京汉之间，主持研讨、论证和审核全国交通方面重大工程和交通部的重要会议。

詹天佑主持全国交通技术工作期间，有两大突出的贡献，即组织人力草拟了建造武汉长江大桥计划和主持制订了一批交通法规。

在武汉建造长江大桥早有提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规划。民国初年，詹天佑主持汉粤川铁路后，考虑到粤汉路一旦修通，建造长江大桥，以接通平汉线便更为迫切。因此，他组织湘鄂局的英籍工程师格林森等人绘制了长江大桥设计图。同时，北京大学工科德籍教授米娄、夏昌炽等人为纪念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成功，也制定了详细的建桥计划禀报交通部。詹天佑作为交通部技监参与审核该方案。后来米娄、夏昌炽等人前往武汉，在詹天佑的指导与配合下，实地进行勘测，绘制了一份详细的设计图。这幅图中，拟建的长江大桥横跨龟蛇2山，并行8条道，中间为火车道，接着依次为电车道、马车道和人行道，整个设计颇为精巧。这项计划因当时政局不稳，财力不足未能实现。尽管如此，他指导和参与绘制的这两幅设计图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武汉长江大桥设计图，在中国建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16年2月，詹天佑在北京主持了全国交通会议。中心议题是制订交通法规。经过反复讨论，共通过136项议案，内容涉及铁路、航运、电讯、邮政的诸多方面。如铁路方面的有“采用全国铁路建筑设备划一制度办法案”、“各路号志号令之规定应归一律案”、“推广交通教育案”等；电讯方面的有“统一电话事业案”、“造就电政人材案”等。这些法规的制订和实施对于促进和改善当时交通现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17年，詹天佑又主持和参与了审定铁路的各项法规，使铁路管理“成绩殊佳”。为了表彰詹天佑在法规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1916年1月，香港大学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1917年民国政府授予他交通部名誉章。

鞠躬尽瘁维护国家主权

詹天佑在汉工作和居住的七年是他一生中工作最为艰辛的时期。由于异常繁忙，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这没有影响他为维护国家主权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特别委员会，在海参崴和哈尔滨举行会议，阴谋共管原由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同年2月，詹天佑奉召离汉赴京，被派任为中国方面的技术代表，参加这次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詹天佑深知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要争回东三省铁路的管理权是非常不易的。当时他正患腹疾，但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毅然抱病北上。在会上，詹天佑竭尽全力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地声明：中东铁路是中俄合办的，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之一，有保护该路秩序的能力。中国铁路应由中国人管理，不需要协约国委员会来监督。3月，他以中华工程师学会会长的名义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坚决反对国际共管中东铁路。

詹天佑在极度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两个多月，他“日冒严寒赴会，夜研文书议案，唯恐主权有损”。过度的疲劳使他病情加重，被迫于1919年4月20日回汉就医。次日，住进了汉口仁济医院。虽经医生尽力救治，终因病情恶化，心力衰竭，于4月24日逝世，终年58岁。临终前，詹天佑念念不忘国家大事，他留下3个遗愿：振奋和发扬中华工程师学会活动，以兴国阜民；慎选人才管理俄路，以扬国光；就款计工，脚踏实地建成汉粤川全路。并嘱这3件事“乃天佑未了之血忱，如得到国家采纳，则天佑虽死之日优生之年”，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詹天佑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各界人士纷纷追悼，中华工程师学会、汉粤川铁路同人会、京绥铁路同人会等纷纷要求政府对詹褒恤，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并塑像纪念。当时詹天佑的住宅成为灵堂，送花圈挽联者络绎不绝。5月，詹天佑的灵柩临时安放于汉阳广东山庄。后根据其生前愿望，于1922年迁葬至北京西郊。同年詹天佑青铜全身塑像在北京八达岭青龙桥车站落成。

詹天佑是“中国人的光荣”。解放后，为了纪念他，在八达岭建了纪念馆。1992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又将其在武汉的故居辟为陈列馆向社会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