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炜臣:旧“汉口的中国头号商人”

19世纪末，在洋务运动的滚滚浪潮声中，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积极扶持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使汉口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九省通衢的武汉随之脱颖而出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大业主，宋炜臣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时人称之为“汉口的中国头号商人。”

上海发迹

宋炜臣，字渭润，清同治五年（1866）出生于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宋家祠一户贫寒农家，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后到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年轻时的宋炜臣，聪明好学，为人诚实笃信，勤奋上进，处事机敏，深为店主和乡亲们所器重。十七八岁时，命运带给他一次机遇，一位叫叶新安的同乡远房亲戚，介绍他去上海工作。叶新安带他在上海见到工商界名人叶澄衷。叶新安当时在叶澄衷的店中当副手。叶澄衷也乐意收留宋炜臣来管理店里事务，以后又安排宋炜臣到其开办的另一处商行工作。

叶澄衷6岁丧父，11岁当学徒，14岁从乡下独身闯入上海，艰苦创业，积累了上百万资本，宋炜臣把叶澄衷作为自己的榜样。当他来到专为外国商船服务的叶家商行后，一面钻研经营管理业务，一面利用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刻苦自学英语，居然也达到较熟练的程度。几年后，宋炜臣见识日广，更加成熟干练，深受两叶的器重。

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各地掀起兴办工商企业，挽回利权的热潮。叶澄衷顺应潮流，与叶新安合资5万两银在上海虹口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火柴工业企业——燮昌火柴厂。火柴厂于光绪十六年（1890）建成投产。宋炜臣担任协理，协助经理叶新安管理工厂，聘请旅日归来的同乡阿来担任技术员。不久叶新安去世，宋炜臣继任经理，总揽全权。宋炜臣凭着他的聪慧和勤敏，使产品畅销长江中下游广大农村市场，获得丰厚利润。在与日本火柴倾销中国市场的竞争中，逐渐赢得群众喜爱，站稳了脚跟，宋炜臣也因此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声誉鹊起。

汉口崛起

光绪廿二年（1896），宋炜臣与叶澄衷商定，用丰厚的资本到外埠扩充实业，以谋发展。当时汉口既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又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交通便利，资源充裕，市场发达的优势。特别是汉口除几家外商开办的工业外，仅有一些农副产品加工业及其他手工业，尚无一家称得上是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企业，这正是宋炜臣投资扩展企业的理想之处。早在上海燮昌火柴厂发展兴旺时，署理两江的张之洞曾去上海巡察，见过叶澄衷，对其十分赏识。宋炜臣此次便持叶澄衷给张之洞的信函来到汉口，以图在人地生疏的武汉立足生根。

宋炜臣来汉口后，通过市场调查，了解到湖北新军和新学制学生急需呢绒服装和皮革用品，盛行一时的街头马车亦需大量皮革配件的信息后，在歆生路（今江汉路）开设了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这是当时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私营服装皮件工厂。由于华胜商号资金富裕，又有上海供应的充足原料和从上海请来手艺精湛的技师，产品质优价廉，十分俏销。宋炜臣根据自己闯荡上海的经验，在华胜商号二楼辟有书房、吸烟（鸦片）室、寝室、客厅等多间华丽房间，专门接待上层官员及工商巨子，以获得当地官僚和巨商的庇护和支持。其中有专为张之洞提供休息的房间。张之洞多次从武昌过江来汉口都要到这里休息进膳，因此与宋炜臣交往较多，感情之深超出一般。

宋炜臣对张之洞曲意逢迎，曾精心设计了一个“八仙祝寿”的场面。在张之洞生日那天，物色了8个长须齐胸的老人，一律头戴红瓜皮小帽，身着长袍马褂，脚穿白长袜和青缎布鞋，分两行排列向张之洞拜寿，在8个老人之后是内装大批珍贵礼物的一列台盒。张之洞对宋炜臣的忠心大加赞赏。后来有一次张之洞晋京谒西太后，两湖大臣均云集车站送行，张之洞独与宋炜臣一人握手道别，足见宋炜臣在其心目中的地位。

宋炜臣以他谦逊随和的作风和机灵娴熟的交际手腕，扩大了在汉口的影响，在事业上得到了上层社会的广泛支持。张之洞曾称他为“有为之士”，后来还获得了二品顶戴侯补道的头衔。

宋炜臣通过对市场的大量调查，感到创办火柴厂是扩展企业的一条捷径。因为汉口周围农村有广阔的市场，而且英、日、瑞典商人经销的火柴价格昂贵，市面销量有限。光绪二十三年（1897），宋炜臣和叶澄衷各投资14万元，另招股14万元在汉口今卢沟桥路附近选址，创办湖北规模较大的第一家近代工厂第二燮昌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其规模超过上海的火柴厂，开了武汉近代民族资本主义轻工业的先河。宋炜臣自任公司经理，并兼上海燮昌火柴厂经理。

此前，张之洞对发展火柴工业图谋已久，早在光绪年间中期，就曾邀请旅日华侨来汉投资设厂，但未获结果。当他得知宋炜臣提出设厂要求时，立即特许，并给予15年专利的优惠条件。又制定完厘专用章程，减轻税率为货价的1.3%，由厘金局给统捐票，一次征税（每箱只收400文）通行本省，各地不再重征。因此，工厂投产后，由于成本低廉，售价低于国外火柴，销售渠道畅通，商民一致称便。产品畅销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江西等省广大城乡，不敷应市。销售平均利润率达到销售额的30—50%。投产后的几年，每年获利均达18万两银之多。

燮昌公司开办初期，设备简陋，仅有38部排梗机，全为手工或半机械操作。生产原料除部份轴木购自湖南、江西外，均通过洋行购进，其中大部份轴木和硫磺、包装箱购自日本，硝子粉、磷购自英国，白腊、松烟来自美国。700余名职工（后增至1200人）来自农村，由工厂提供膳宿，发固定工资。技工多来自上海，并有一名技工掌握药水的配方。工厂每天开工15小时，生产“双狮”、“单狮”、“美人鱼”等牌号火柴，日产50箱（一箱720匣），日产值1200余元。在宋炜臣精心运筹和苦心经营之下，工厂制度严明，秩序井然，职工热情高，产品敢与日本、瑞典火柴抗衡，这在武汉的民营企业中实属罕见。

燮昌公司也遭遇过激烈的竞争。1906年，有日本人欲开办洋火厂于汉口，燮昌公司禀请鄂督予以饬令停办。1907年，汉口又有吴得厚及已革知府韩申办火柴厂，宜昌亦有人拟办华昌火柴公司，与燮昌争利。宋炜臣又及时禀报，张之洞均以维护专利的商律予以制止。1917年，燮昌专利期已过，汉口商会会长李紫云等人筹款20万元，创办燧华火柴厂，但因规模小，技术差，成本过高，质量低劣而失败，只开工2年便停办。此时，武汉仍只有燮昌火柴公司一家独领火柴工业的风骚，工厂盈利居汉口民营企业之首，宋炜臣也成为武汉名副其实的大实业家。

问鼎水电业

宋炜臣在汉口经营企业的成功，使他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再向水电行业领域扩展。自汉口开埠后，各国租界分设有自用电厂，华界尚无水电供应，居民自接饮用浑浊的江河水，加之市区火灾频繁，缺水施救，日趋繁荣的市场和日益增加的人口及买办商贾，均急需供应水电。张之洞考虑到水电既是直接关系人们日常生活和生产的新兴事物，又为人民所切望，想动员国人自己筹办。当时，各国洋商和买办巨富竞相揽办，1898—1899年间，又有欧阳萼等3人先后3次联名申办，张之洞均以“无真实股本”、“影射洋股”而未予审批。后又有全借洋股的华人张鼎坤等申办，亦饬停办。当宋炜臣得知张之洞拒绝外资办水电的意图之后，便邀集下江、湖北、江西3帮中的王予坊、朱佩珍、叶璋、万㧑伯、蒋鸿林、朱士彬、丁维藩、叶世兼、叶绍荣、胡幼之等11名巨商，于1906年联名申办水电公司，并在上海筹资150万元，汉口招股50万元，另由汉口商民附股100万元，共筹300万元作为资金，设筹备处于华胜商号内。宋炜臣等在申办呈文中说：“汉口九省通衢，商务繁盛……将来必为中国第一重镇，现拟集资300万元，择地建厂……望示立案，并准予专利。”张之洞当即予以批准。张之洞拨官款30万元，作为公股，并委派一名大员任公司会办，负责“弹压、保护、稽查”3项事务。宋炜臣申办获准后，异常高兴。为大张声势，又邀7人入股，并取“水火相济”之义，定名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由宋炜臣任经理，有办电经验的原美最时洋行买办王予坊为协理。在英租界太平路（今江汉路）建一栋公司大楼，聘请英籍工程师穆尔设计和监督施工，先后确定分别在汉口宗关和大王庙（今利济南路）河边修建水厂和电厂，并修筑汉口水塔。又从国外进口设备，从农村招募职工。

此时，宋炜臣正当不惑之年。精力充沛，日夜操办，经过3年艰苦紧张的建设，于1908年建成电厂，初送电时有3部500千瓦直流发电机；1909年7月开始送水，日出水量500万加仑，水电主要供华界居民使用，以后才铺设水管到日租界，向租界区供水。宋炜臣等创办的既济公司。其规模居当时全国民营电厂之首。电厂投产后，汉口从武圣庙至黄陂街一带繁华市区，安装了1.5万盏电灯。水厂建成供水的那天，宋炜臣赶赴现场，兴致勃勃地饮了一口武汉最早的自来水。

宋炜臣以其超过一般商人的胆识和眼光毅然在华商企业中首家仿学西方建立股份有限公司。他从当时官办封建式企业的衰败和个体业主资本的微弱中，深深感到必须采取召股集资的形式，并实行科学管理，才能参与市场竞争而发展壮大。他学习西方经验，订立既济公司章程。公司首次按章程由股东大会选出经理和副经理（任期4年）、董事（任期2年）共5人，查帐2人（任期1年）。公司实权由经理宋炜臣和董事（常务）掌握，重大事宜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定。宋炜臣实行的这一作法，给民族企业带来了一股清风，令人耳目一新。

水厂和电厂投产后，宋炜臣多次更新设备，扩大经营规模。购大电机、改直流为交流发电，扩大锅炉房，扩充电厂，延长电缆线路，加铺租界水管等。1910—1911年，因社会动荡的影响，公司出现资金短缺的困难，宋炜臣不得不多次向日商银行借款。第一次，公司欲增股金200万元，实际只募集到46万元。1910年宋炜臣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150万元，为期3年。但日方提出各种机器部件及燃煤均向日方购买；聘两名日籍工程师和一名财会人员分别负责技术部门和财会核算，并专设一套日本账目以便稽核等极为苛刻的附加条件，宋炜臣只得应允。日本人派来工程师原口和浅木，完全牵制了既济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第二次借款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因汉口全镇电线、水管毁坏殆尽，损失达220万元，既济无力恢复生产。宋炜臣曾向袁世凯申请500万元补偿损失，未获应允。他只得拿出私人20万元地产作抵押，向日本正金银行借银万两（合16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又以30万元地产作押取出到期的水电器材，总算使公司得以正常运转。第三次是1913年7月，当时外债到期待还，水电厂扩建又刻不容缓。宋炜臣向北洋政府申请支持，先后9次往返京师，殚精竭虑，但未获结果，最后由财政部担保，延长前债还款期限。勉强维持经营。1916年，为购买500千瓦的交流发电机，又向日本东亚银行续借日元100万元（折合200万元）。既济公司屡次借日债，实有逐步落入日人之手的危险，极为汉口工商界人士所瞩目。

不久，在欧战后获暴利的楚兴公司经理徐荣廷等人慷慨出资100余万元，代既济公司偿还日债。可是因徐荣廷想以贷作股控制既济公司，遭到既济公司股东抵制。宋炜臣因此向各钱庄零星借贷，偿还楚兴的垫款，又使公司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开拓奋进

宋炜臣在成功经营燮昌和既济两公司后，又先后投资创办了多处厂矿。1905年以25万元在厦门设信用银行；1906年分别在常德和汉口开设德兴房地产合资企业（资本55.9万元），汉口德兴公司将汉口的一些沼泽洼地（今航空路、万松园、宁波路、中山公园，原西商跑马厂等处）填平出售，赚取了大量利润；1916年在沪汉两地又开设炽昌硝碱制造厂，为肥皂、火柴厂提供原料；1907年与人合资开办扬子机器公司，是武汉首家大型近代机械工业企业，生产铁轨、桥梁、船舶等产品；1910—1915年开办了湖北富池铜煤矿和竹山五丰铜矿公司。可是，他在湖北兴办的几家矿产企业并不景气，由于技术和设备落后，交通不便，矿质低劣，加上资金不济而陷于困境，以后逐渐停业，这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燮昌和既济公司的发展。

宋炜臣在全国各地共投资创办11个工矿和其他企业，逐步积累了大量资产，成为全国享有盛名的大资本家。他是汉口成立商务局时的第一任议董。民国初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4年5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参政院参政。

由于既济公司从开办之初就存在下江、湖北、江西3派势力，争相控制公司大权。宋炜臣是下江派首领，由于占据经理位置达12年之久，又长期不召开股东会，不发股息（将股息转为股金），转入宋炜臣名下的数笔大额资金也帐目不清，引起湖北、江西两帮股东的愤慨。1919年，湖北、江西两帮董事联络部分股东在张美之巷永乐里成立“股权挂号处”，聘律师清查公司帐目，发现宋炜臣因其兼任炽昌制磷公司经理自行将炽昌公司使用既济电厂的电价，从每度1角8分减为3分，从而使既济公司两年中减少63万元的收入，而且炽昌公司的电费又长期挂帐不交，两帮股东以此对宋炜臣发难。宋炜臣在两帮夹击指责下，被迫于1922年辞去经理职务，由湖北帮万㧑伯继任。以后隐居汉口和家乡，直至1926年在汉口去世，终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