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涛平:追寻黄负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一颗明亮的星在武汉陨落了。长江呜咽，汉水悲哀，如同流星划破夜空，黄负生——这位共产党的先驱者，带着他耀眼的生命火花，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然而，历史没有将他忘记，中国共产党没有将他忘记，武汉人民没有将他忘记。一些有志于探寻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的党史工作者，在研究湖北地区早期共产党的活动时，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注视在“黄负生”这个响亮的名字之上。

1987年初，笔者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杂志社担任历史编辑，负责审阅党史方面的稿件。其时，湖北武汉地区早期共产党人的活动，与湖南并驾齐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一连串名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黄负生在湖北建党史上的重要作用，随着史料的增多，黄负生的形象在脑海中越来越生动、具体，同时，感到一些容易混淆不清的历史问题迫切需要得到澄清。于是，我饶有兴味地开始了如下的追寻——

一

建党以前，中国各地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其中，武汉地区成立早，基础好。黄负生早在建党之前，便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

《武汉市志·大事记》记载：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武昌抚院街成立。会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20余人”。这段记载，没有直接提到黄负生。但细阅史料，则可证实黄负生其时已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龚孟贤《回忆陈潭秋》（载《陈潭秋和他的一家》第13页）所记：

1919年董必武、倪季端等着手创办武汉中学，……董必武、刘子通、黄负生、钱介磐、冼百言是国文教员，陈潭秋、陈荫林、倪季端是英文教员，江子麟、夏振声、萧养浩是数理教员。

1920年，由刘伯垂从上海带回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和文件，陈潭秋、董必武、刘子通、黄负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地点在多公祠5号。这段重要的记载，可在人员上作为《武汉市志·大事记》的补充。但文中述其地点在“多公祠5号”，则又与随后不久成立的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相联系。《武汉市志·大事记》于1920年秋季条下再记“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赵子健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举行会议，成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包惠僧为负责人，机关设武昌多公祠5号”，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不久即转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黄负生自然也列名其中。

又：包惠僧1978年8月《回忆陈潭秋》一文，亦证实此事：“他（陈潭秋）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开展了研究苏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并吸收进步教员刘子通、黄负生入党。在这期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在各校中都有发展”。这些，都可证实，黄负生在筹办《武汉星期评论》之前，已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进行活动，是我党在建党之前有数的先驱革命者之一。

二

在武汉地区建党史上，黄负生有着重要地位。武汉师范学院1980年编辑的《武汉地区早期工运活动点滴》记：“ 1921年9月，全国第一次党代会后，陈潭秋、包惠僧等穿着夹衣到候补街大车巷黄负生同志家（去了3次），商量建立武汉湖北区党委机关部，在黄负生家开了会（有陈潭秋、刘子通、郑凯卿、赵子健、包惠僧参加），在此以前，陈、黄、包3人在党的‘一大’后被选为区党委，并有了分工。”包惠僧《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一文，进一步对此作了补充：“1921年1月间，我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学习，武汉支部的工作因此停顿了一个时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重新恢复组织，开展工作。我们机关在黄土坡26号。我们的工作班子，包惠僧任书记，是中央任命的，陈潭秋任组织委员，黄负生任宣传委员，还有一个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丁时政（丁默村）当机关干事，是共青团员。”在这些基础上，《武汉市志·大事记》于1921年10月条下记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委员会成立”，又记当年12月，“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执行委员会成立，包惠僧任委员长，董必武、陈潭秋、黄负生任委员”。各条记载，都清楚地表明，黄负生对于武汉地区建党初期的建党工作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武汉地区党的创始人之一。

三

黄负生建党初期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为党提供了最初的办公场所。

《武汉地区早期工运活动点滴》一书，还记载中共“一大”后，就在武汉地区党组织（武汉湖北区党委机关部）建立的同时，“当时并谈到了成立劳动组合长江支部的问题，决定区党委机关的房子由黄负生夫妻去找，不到10多天，黄负生、王纯素找到了黄负生在湖北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杨金莲，租了她的房子，户主为黄负生、王纯素。区党委机关很快就这样在黄土坡建立起来”。包惠僧在1955年3月《黄负生同志传略》中追述了当年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的生动情景，证实了黄负生在其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921年，在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秋末我奉中央之命，第二次回武汉区工作……设机关部于武昌黄土坡16号（记不清楚，或者26号，不过，房子的形式、部位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的党、团及中央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均设于此，其他如《武汉星期评论》编辑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也均在此办公。……我们当时的经济力量不可把办公的地点分做二处或三处，……我们当时都是光棍，只有黄负生同志是老婆儿女齐全，因此，负生同志的夫人王纯素女士，就成了我们机关部的主妇，她不仅管我们吃饭，料理机关部的许多业务，有时，还为我们洗衣缝补。潭秋同志的八弟陈荫林同志在一师任教，也同我们住在一起，此时，他没入党，他算是纯素的助手，纯素管钱，他管帐目。王纯素女士很能干，机关内部管理得很好。

我党早期在武汉地区办公机关风貌，在此描述得甚为清楚。黄负生举家投身革命，其劳甚巨，其功甚伟。今日，我们可以想见，黄负生当年在为党工作时，殚精竭虑，肩负起各种重担，象一头驮负重载的骆驼，为革命默默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四

创办并首先主编《武汉星期评论》，是黄负生对革命所作的主要贡献。

研究党史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容易把一件重要的有影响的事物附会于某一个著名人物，以显出此事物的重要地位。由于《武汉星期评论》是继北京《每周评论》、湖南《湘江评论》、上海《星期评论》之后创办的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因此，在考定其主办者的问题上，不少人便以为此种重要刊物，一定是由比黄负生知名度高的董必武、陈潭秋或者恽代英主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主张是董必武、陈潭秋主办《武汉星期评论》的说法，见于1978年署名“中共武汉市中华路中学支部委员会”《缅怀陈潭秋烈士在武汉地区的革命实践活动》一文：

当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1920年8月的一天，陈潭秋同志和董老等在武昌抚院街董老寓所秘密建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建立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了《武汉星期评论》。

还有一种说法：《武汉星期评论》是由恽代英与黄负生主办。如吴德峰1956年《党成立前后武汉地区的一些情况》说：“《武汉星期评论》这个刊物先由恽代英同志主编，恽去四川后，由黄负生同志主编，黄死后，《星期评论》停办一个时期”。此外，不少党史文章，也都认为：《武汉星期评论》是恽代英与黄负生合办的：其一：见于陈乃宣《武汉星期评论》一文（载1982年7月29日《长江日报》）：“《武汉星期评论》……它的创办人是陈潭秋、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李伯刚等”；其二，见于廖鑫初《湖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初期的活动》（载1981年第三期《湖北财经学院学报》）：“《评论》原由恽代英、黄负生和施洋等所创办”；其三，见于廖苏《武汉早期的革命报纸简介》（载《楚晖》第二期）：“1919年6月，上海《星期评论》出版不久，恽代英、黄负生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其四，见于周斌《武汉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载《武汉春秋》1982年创刊号）：“（黄负生）与恽代英等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并担任主编”。等等。

上述诸文的结论都与事实不符。这是因为，第一，董老当时完全没有参与《武汉星期评论》的工作；第二，陈潭秋虽为此投过稿，却未曾担任过主编；第三，恽代英的主要精力先是集中在新村运动，后又去了四川，亦没有参与《武汉星期评论》的工作。结论的权威性须来自于当事人的证明，在此，还是从李书渠（李伯刚）、何定杰、夏之栩、龚孟贤4位当事人的回忆得出应有的结论。

李书渠在《武汉党组织的建立和“二七”大罢工的回忆》（载武汉师范学院1980年3月编《中国近代教学参考资料》第八十二页）中，明白无误地指出，黄负生是《武汉星期评论》的第一任主编：

区委一直没有机关刊物，全靠运用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开展宣传工作。《武汉星期评论》是我们同一部分知识界的朋友捐款凑合办的，文章也是大家投稿，是一个党领导的文化统一战线刊物。一直是我们的同志主编，先是黄负生，黄病死后是刘子通，刘因病辞职后是我负责。李书渠作为《武汉星期评论》的后任主编，对该刊首任主编的说明是令人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李书渠在“首任主编”的问题上，没有提到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人，对于我们澄清各种附会，大有助益。当事人之一龚孟贤在《回忆陈潭秋》中曾提到“他们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开始几期由黄负生主编，以后由编委会成员轮流主编……社址就设在黄土坡廿七号黄负生家里”，与李书渠的记叙如出一辙。黄负生首先主编《武汉星期评论》，当无疑问。

这里，还可以再举两个旁证。当时，曾经给《武汉星期评论》撰写过稿件的两位作者，也一致肯定，黄负生是《武汉星期评论》最早的主编。一位作者是何定杰，他在《回首往事话友情》（载华中工学院1981年7月出版《回忆陈潭秋》第四十页）一文中说：他主办《武汉星期评论》刊物，张朗（南）轩、钱亦石和我都是编委，最初在武昌黄土坡黄宅集合开会，直接抓刊物的人姓黄。黄说：“刊物的宗旨是揭露政治上的黑暗，文字要求浅显，主要给青年学生看，店员、工人还看不到。”刊物发行份数很多，我在上边写过文章，题目和内容都由刊物主编指定。

作者之一的夏之栩也在《革命的引路人——忆陈潭秋同志》（同上书第四十七页）中追忆：

1921年下半年，陈潭秋、刘子通、黄负生等一批进步老师先后来到女师任教。……当时，他们办了一个《武汉星期评论》，是宣传新文化的刊物，由黄负生主编。我也为这个刊物写过稿。

这两位作者，都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武汉星期评论》确实是黄负生创办、主编，在湖北武汉地区党史研究中应当予以确认。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恽代英和《武汉星期评论》究竟有没有关系？

恽代英在武汉地区建党前后，创办利群书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严格说来，恽代英当时的思想，与共产主义是有区别的，在黄负生主编《武汉星期评论》之时，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尚未同恽代英取得联系，对此，包惠僧在《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中有详细的叙述：

临时中央曾有信给我，要我吸收恽代英及他创导的利群书社的分子入党。我和刘伯垂、陈潭秋都直接或间接的同恽代英、林育南、李书渠、廖焕星、卢斌（陆沉）等接触过。国际代表马迈李耶夫同包立维来武昌时也到利群书店参观过，但恽代英等当时热衷于搞新村运动，结果没有同他联系上。直到1921年冬，共产国际举行远东弱小民族会议，我们吸收林育南为武汉的学生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以后，1922年春林育南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恽代英、卢斌、李求实及共存社的成员大多数都加入了共产党。

至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恽代英与《武汉星期评论》没有关系，将恽代英附会为《武汉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主编，于史不合。

江河东流，斗换星移。追寻黄负生，一个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宏大身影，令人平添无尽激情。创业者的足迹将后来人引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后来人怎么可能将他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