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我曾度过了7年时光，那是极不平静的7年，也是我活力充沛的7年。每每念及，便唤起我亲切闪烁的记忆，峥嵘的岁月，难忘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第一次到武汉，是1946年初。当时，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公布之后，国民党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接收的武汉，远不是李白的名句所说：“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的情景，而到处是一片战后惨象，老百姓渴望着和平，期盼着民主，对那些有待遣返的日本战俘，虽然他们业已放下手中的屠刀，但中国人却很难消除长期的愤恨，总期望他们记取教训，别再侵略抢劫中国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并不遵照他们刚刚签订的“双十协定”，而忙于“摘桃子”争地盘，在美国人的纵容下，准备打内战，武汉变成了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重要堡垒。素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对各个方面都是关注的焦点。因此，武汉人民的心头，又笼罩着新的战争风云。
我从四川奉调到汉，作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肩负着开拓新区的使命。本来我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成员，到武汉是开展书刊业务的。而国民党反动派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进步书店的生存和发展，一向排斥打击、视若仇寇。我们一到汉，就遇上国民党制造的麻烦：一是不予注册登记；二是查禁书刊；三是封店捕人。统治者的权力，就是这样实施的。在武汉的文化战线上，也正是这样上演的。
为了取得登记权，合法开业，经过商酌，我们以“联营书店”之名，取代三联书店进行交涉，总算准予登记了。登记之后，接着寻适当街面房子开业以迎读者，房子没有找妥定位之前，应读者要求，就在闹市拉开了地摊出售书刊了，书摊一摆，读者蜂拥而至，为武汉街头增加了新的景观。我们提供的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因此，读者越引越多，书摊不够，随时增设，人手不足，读者热情相助。这样，联营书店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支持，我们和读者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从而我们在武汉站稳了脚跟。当然也就遭到内战制造者的嫉恨。其次书刊查禁问题。地下工作者的组织关系和个人身份是秘密的，而我们宣传革命真理是公开的，那些与人民为敌的人不管这些，只要不随着他们倒行逆施的就下令查禁，名日“非法违禁品”！联营书店是特务盯逐的对象，她所经销的书刊，也是他们查抄的重点，购读进步书刊的读者，也就成为他们的打击进而肆意逮捕者。
当时联营书店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工人和各界的知识分子。坐落在交通路上的联营书店一开门便被读者挤得水泄不通，而国民党主办的书店冷清得门可落雀，不管“中统”的“中国文化服务社”，还是“军统”的“建国书店”，都是武汉人民鄙弃的对象。武汉联营书店的工作人员，白天紧张严肃的工作，夜晚愉快的生活和学习，我们工作在交通路，宿舍则在积庆里，每当夜深回宿舍时，跨在马路上，哼着进行曲的一群青年，笑声歌声伴随着，沿路都会听到赞誉这群风华正茂的小伙子。我们确实为传播进步书刊而骄傲。为输送给“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王震将军（住德明饭店）大批书刊而自豪，也为反对内战而呐喊，更为营救从中原军区突围到武汉的战士而接应和掩护。我们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恐吓所吓倒。
1947年6月1日的“六一”惨案中，我与其他5人被逮捕，联营书店被迫停业而关门。但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他们不得不宣布严惩屠杀学生的凶犯，释放大批被捕人员。我们被释放后照样开店营业，联营书店仍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向武汉人民提供精神食粮，我们这些与进步书刊结缘的青年，一直在解放战争中坚守着岗位，极度兴奋的迎接了胜利的曙光。武汉解放后，联营书店仍以三联书店的身份参加了新中国书店，而后又并入新华书店。
1952年我被调离武汉，但长期我都难以忘却我曾战斗过的热土——武汉。祝愿它那光辉的革命传统，一定会在现代化建设中变得更加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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