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我带着儿子从胡风的家乡蕲春来到武汉，与从上海撤退来此的胡风会合。这时的武汉正是抗战中心，文艺界的各路人士都聚集在这里，因此，也就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我们一家3口寄居在武昌小朝街，他的朋友金宗武先生家花园里旁边的一间小屋。不过，胡风的主要工作时间多半在汉口，每天来往于武昌与汉口之间。
汉口的汉润里住有他的老友熊子民，胡风主编的刊物《七月》，开始全靠熊子民的大力支持，并负责出版发行等事务。后来因熊子民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太忙，胡风才不得不交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发行。
他差不多每天一早就得过江去，因为他同时还在那边的对敌宣传委员会担任编译工作。主要是用日语编写对敌广播的文稿和对敌宣传手册，甚至还拟了些日语传单，设法用飞机散发到敌军中去。据说，有一次还散发到了日本本土呢！对胡风来说，这工作不仅是抗战的需要，同时也是用以养家的职业，否则，连《七月》都无法坚持办下去。因为，编印《七月》不但没有编辑费，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自己还得贴钱。
那时，我主要是在家带孩子。不过，寄刊物和稿费给读者和作家可是我的事。我常带着孩子跑邮局，和邮务员成了朋友。后来，我和孩子提前离开了武汉，那邮务员还问胡风道，你那堂客怎么没来寄呢？
刚到武汉时，朋友们都处于兴奋状态，真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激情满怀。萧军、萧红，后来加上端木蕻良，他们常来我家。两位男士开口闭口就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地直嚷嚷，萧红倒是一声不响地在看报纸，有时听得腻味了，就会给他们一句，“你们这些‘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还要不要吃饭了？走，回去做饭吧！”他们3人这才相拥着走出小偏屋。我和胡风看着他们从主人家的花径中走出，直到小巷口，不由得相视一笑。
可惜这段时间并不长。随着前方失利，武汉的形势也日渐危急，朋友们都在各奔前程，二萧、端木和艾青夫妇则去了临汾。胡风为了《七月》，不想马上离开，我们3口也就还住在金家的小屋里。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了一场击落敌机的大景观。
那天傍晚，我们正准备吃晚饭时，忽然，警报声响彻云霄。虽已是傍晚，但天气十分晴朗，这可真是敌机“下蛋”的好时机。我们原以为只不过三五架敌机吧，进不了市区的，所以未进防空洞，只是躲在院子的墙根下。
一会儿，就听到了一片嗡嗡声，就像捅了马蜂窝似地，约有二三十架敌机成群地在我们头顶盘旋，同时又听到了“刷刷刷”地炸弹落下的声音。我紧紧地抱着儿子，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空中正在下降的炸弹，默祷着千万不要击中我们啊……。
忽然，天空来了一道闪光，我们听到了“嘭嘭彭”的高射炮声，随着就见一架敌机摇摇摆摆地冒着火苗往下坠，最后就听到远处一声轰响。我们不由得离开了墙根站出来向天空欢呼鼓掌。
“嘭嘭彭”的声音越来越多，天上像大乌似的飞机摇摇摆摆往下坠的也越来越多，直至发出一声声轰响。这样地，总有10余起吧。我们呢？从害怕到兴奋地跑到院子当中拍手欢呼，直到最后一只“火鸟”飘摇坠地不见了，我们才停止了欢呼。
人们都涌向街头，敲锣打鼓庆祝这场击落敌机21架的空前胜利。我抱着孩子也走在人群中，与大家共享着胜利的喜悦。这应该是我们在抗战初期最感痛快的一天了。那以后的好多天，我们还在谈论着那番壮观的景象，期待着再给敌人以重击。
遗憾的是，这场景未能再现。相反地，前方在败退。1938年9月，我们不得不撤离武汉。
等到抗战胜利，后来新中国成立，我总想找个机会回武汉看看。但几年后又遭逢了那桩冤案，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和自由。直到1988年，我才带女儿一道来到武汉，并去了家乡蕲春。这也是让她认认故乡的意思。这时的大武汉已是“旧貌换新颜”，我没能找到旧居地的武昌小朝街，“汉润里”3个大字倒还赫然横在弄堂门口，只是无法辨认出哪处是熊子民昔日的住房，那里可是胡风最早编辑和发行《七月》的地方呀！
50年后的重归故里，更增添了我的怀念和惆怅，我永远难忘抗战时在武汉度过的日日夜夜！
（作者85岁。江苏常州人。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胡风之妻，曾长期协助胡风编辑文艺刊物。现为中国作协驻会作家，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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