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和武汉永远紧紧相连，不仅因为我出生于武汉，而且这里有我的乡情、亲情、师情、爱情、友情，一生中有许多永志不忘的人和事同武汉相关。可惜我不是文学家，否则是可以写出厚厚几本书的。在这极宝贵的篇幅里，我用这支秃笔写3点回忆。
一、丰富多彩的童年。1921年我出生在汉阳县大集场大万湾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因为祖父和父亲在城里当店员和做点生意，在村子里家境算宽裕的。我记事时，母亲带着我们兄姐5口人过日子，我拣粪、拾柴、放牛、捉泥鳅、抓鳝鱼、掏麻雀、用马尾套蝉等事儿仍活生生地浮现于脑际，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清澈见底的池塘，绿油油的稻苗，阴雨天的泥泞，赶集时的兴奋，拔棉杆摔倒时的窘态，纳凉时蚊虫的叮咬……70年后回忆起来仍然那般栩栩如生，有滋有味。我一生中最敬佩的是母亲，这同她的吃苦耐劳、聪明能干有关。特别是她虽然一字不识，却把善良、正直、平和、艰苦等性格深深刻在我心灵里，铸造了我一生品德的雏型。9年的村童生活，为我一生求学、工作、研究经济问题奠定了深厚的生活根基，受益无穷。
二、珞珈山半年的峥嵘岁月。从满9岁到宜昌读私塾，一直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研究生共18年，其中在武汉大学是6年，可真正在武汉珞珈山读书只有半年，那是武汉大学从四川搬回武昌后的1947年上半年，也是我经济系研究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当时汹涌澎湃的“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武汉大学等院校正准备5月22日大游行，前一天以“和平老人”自居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武汉大学演讲，贩卖假“和平”。我和身边几位进步同学商量后，伺讲话一结束我站在椅子上说：“同学们！司徒雷登先生是‘和平老人’，我们武大全体师生员工都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明天我们武汉的大学生将举行反内战、争和平的游行，希望司徒雷登先生在武汉看到我们的游行，并把我们的和平愿望带回南京去，带回美国去，带到全世界去！大家赞不赞成？”在场同学热烈鼓掌赞成。《武汉党史资料汇编》这样记述：“此时，司徒雷登只得勉强起身点头，十分狼狈。万典武同学代表广大师生将了司徒雷登一军，同时也为第二天反内战大游行做了宣传、鼓动。”5月22日的大游行，我被推为副总指挥（学生会主席为总指挥），胜利地完成了那次游行任务。10天以后，武汉大学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1000多名国民党军警包围学校，3位同学被枪杀，数十名同学被打伤。我当时正从囚车上抢救被捕同学，也算是经历了枪林弹雨的洗礼！不久，我被进步同学推为赴南京请愿代表团5名代表之一，控诉同学平遭枪杀的血腥事件。
三、改革开放20年间多次的武汉考察。1980年我率领10人到武汉调查饮食服务业，同一位卖豆腐脑的个体户1个多小时的谈话给我启发，当年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文《饮食服务要以个体集体为主）。1985年5月率领调查组考察武汉市商业委员会的改革，这是全国第一家撤销一、二商业局新建商委的大城市，我们写了系统的肯定的考察报告，以后在全国推广。1985年10月考察了武汉的两通起飞，研究了中心城市的功能，并主持召开了全国中心城市问题研讨会。1988年11月，考察了武汉商场等股份制的试点，并在武汉主持召开全国商业企业股份制研讨会。这些年，每到武汉，有关单位常请我作学术报告，先后的听众近万人。我在武汉有一大批经济学界和商业行业的朋友，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等恩师，他们都给了我许多教诲、见解和信息。1992年我离休后，还常常去武汉。1998年6月应邀参加了由武汉商委作东的全国12城市商委主任会议，我发表了“大城市商委机构不宜撤并”的意见，引起了高度重视。1999年5月武汉市商委委托我主持专家组研究了武汉商业发展10年规划的重大问题，并举行了报告会，对解决某些重大问题起了推动作用。这些调查、研究、咨询、论证都给了我极为丰富的资料和实践经验，对我研究全国有关问题，写出有见解的文章和报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武汉生育了我，武汉锻炼了我，武汉丰富了我的学术思想。我同武汉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深情。我衷心祝愿武汉更加兴旺发达，繁荣昌盛！
（作者78岁，湖北武汉人。经济学家。现任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商业政策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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