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武汉老家已整整48个春秋了。但怀乡思念之情却丝毫未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更变得愈加强烈。而每当提起故乡时，总有一种无比眷恋和感激之情，也就是这种伴随着我终生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激励了我的事业和人生。
我从小生活在武汉，而且小学初中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因此早已习惯了家乡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饮食文化。而且至今还对这一切津津乐道，如总觉得那里的蔬菜都不如洪山的菜苔、东西湖的莲藕，那里的早点也不如武汉的面窝和豆皮，就连外地人认为不太文雅的汉腔，我也倍感顺耳和亲切，因此每当在街上发现了这种耳熟能详的声音就会驻足聆听，好不痛快！而且一旦搭上了腔，就能过足一把瘾。记得“文革”期间，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听到几位老乡的对话：“恶奢地擂！把他擂下去（kè）。”尽管是如此地粗野和蛮横无礼，但却丝毫未引起我的反感，倒把我逗得忍俊不禁，甚至，把它深深地刺印在脑海里成为永久的“保留节目”，而时不时地引出来回味一番。可见思乡之心的真切。
1938年10月因日寇进逼武汉，我才不得已随湖北省联中、第四女高内迁巴东后又转赴作为当时省会的恩施，高中毕业后进入湖北省教育学院国文专业学习，毕业后才离开故土考入了重庆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师从著名声乐家黄友癸教授学习声乐。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并未随丈夫夏之秋去南京，而是一心一意返回故里武汉。从1947年初直到解放，都在武汉广播电台从事编辑和播音工作。临到武汉解放前夕，当我们得知白崇禧要将我们全台工作人员及全部设备一起随他撤退至桂林时，我们都非常紧张但又十分清醒和警惕！即决不撤离武汉并坚决抵制了他们的引诱和强制，在李圣璆夫妇的领导和策划下，我们10多人马上行动起来护台保产，在唯一一名机房技工的指导下，我们将电台一整套播音设备全部完好地撤卸下来并及时装上卡车，从原址中山公园处抢运至黄陂路我们单位的住处，并重新安装起来继续播音。之后，夏之秋也参加了我们的行动，直到迎来武汉的解放。
也许人们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觉悟和胆量参与这项极具风险的活动呢？这完全是受到父亲陈勋庭的影响，他在八年抗战中经常与新四军有来往，诸如当时任新四军支队长后在国家五机部任机关党组书记的樊明辅在《极尽心力为抗日的陈八爹》（人们对父亲的俗称）一文中有详细的介绍，文章开头便写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川（汉川）汉（汉阳）沔（沔阳）一带，提起陈八爹是无人不知和深受群众敬佩的，他早年留学日本并定居武汉行医，当年和他一样留学的人士，大多在国民党和日伪政府做官，但陈八爹很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原先他憎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武汉沦陷后，他为避免日寇的纠缠和不堪忍受日伪的凌辱，毅然决然离开了武汉，隐居老家——汉阳县消泗沟，他积极支持我军从事抗日斗争，直到胜利。”
武汉解放后，我先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后在市一女中任教，1953年3月调到北京中央乐团。1972年起进创作组从事文学创作，直到1986年退休。总共在该团工作了33年。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到国外出访，还是日常工作、下乡锻炼，我都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也是从小在家乡耳濡目染、受到良好教育的结果；记得小时候在武昌阅马场曾亲眼见到冼星海同志指挥抗日救国大合唱的情景，他以文艺宣传为武器，迎得了群众巨大的支持和同仇敌忾的抗日决心！从那时起我就坚定了学习音乐的决心和注意培养自己良好的意志和品质。
如果说我还具备了一定的学识和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奉献的话，这都是来自家乡人民的培育，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离开湖北，尤其是抗战期间的高中、大学阶段，虽离开了家庭，可说是流浪在外，但在巴东、恩施的深山沟里仍然完成了学业，甚至连衣服、伙食都是湖北人民供给的，他们才是我的衣食父母，也是培养我的“希望工程”，怎能不让我牢记终生而永志不忘呢，所以家乡对我来说是无比亲切和刻骨铭心的。是我魂牵梦绕的永恒圣地！让我深情地遥祝我们的家乡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美满！
（作者79岁，武汉蔡甸人，著名音乐家夏之秋之妻。离休前为北京中央乐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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