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火红的年代，1949年5月的一天，我和中原大学文工团的同志们一起，紧跟在追击南逃残匪的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后面，从开封来到了武汉。记得4个月前，我和金陵大学的几个同学路经这里北上投奔革命时，这座城市正经历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辰：江汉关前用贬值的金圆券挤兑金银的人群绝望地挣扎着，长江边上到处是伤兵饿殍乞求施舍的凄惨景象。可是那一天，武汉人民却兴高采烈地涌上街头，围观我们的秧歌队，迫切地想通过我们的表演了解党的政策。
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一段文工团生活啊！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青人，满怀为人民服务、为革命献身的热情，情同手足地生活在一起。虽然大多数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可是工作就是命令：演出需要什么就干什么，谁懂得多一点就拜谁为师。参加革命前，我曾是金陵女大生物系医预科和音乐系的学生；而今，我却穿着“列宁服”，甩着两条小辫子，和同志们一起，精神抖擞地抡起比擀面杖还要粗的大鼓槌，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走遍了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有时还背起20来斤重的手风琴为歌唱伴奏，一背就是五六十里！我还擂过大军鼓，吹过大号，也扭过秧歌，在秧歌剧里跑过“龙套”。有一次，还描成浓眉大眼，系上羊肚子白头巾，在舞台上挥舞大镲临时替补生病不能上场的腰鼓舞里的男演员。由于我会弹钢琴，才19岁的我，竟也当起乐理课老师来。我写的群众歌曲，居然也发表在《长江日报》上。那时，经常有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人们聚到一起就要互相“拉歌”，大家认为我识谱快，节奏好、准能打拍子，硬是推我出来领歌或教大家唱新歌，这样就开始了我乐团指挥生涯中的第一个起拍。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小小的管乐队，大家又推我举起一米长的亮晶晶上头还系着一缕红缨的仪仗队指挥棒。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大棒子怎么个用法。有人告诉我，好像见过电影上是按拍子上下挥动的，于是我也就如法炮制，挥舞着那根漂亮的指挥棒。我们曾多次领着节日的游行队伍，雄纠纠、气昂昂地正步行进在长江之滨。我们的管乐队送过风尘仆仆的野战军部队；迎送过为真理而捐躯的杨虎城将军全家的灵柩；歌颂过抗美援朝的英雄；慰问过英勇护矿的大冶工人；也与武昌县（今江夏区）贺胜桥的翻身农民一起欢庆过“土改”的胜利……。
在4年充满着理想的、与群众息息相通的沸腾生活中孕育出来的最初的“起拍”，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它象母亲的乳汁一样，渗入了我——一个音乐工作者的血液之中。它使我时时不忘音乐来自人民，我的一切都是人民造就的。音乐是为人民服务，一切荣誉都属于人民群众！
我离开长江之滨，离开历史文化名城武汉已50年了。自1952年底组织送我到中央音乐学院以来，人民培养我成为一名专业的歌剧、交响乐指挥。这些年来，无论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剧院的舞台上、莫斯科音乐剧院的乐池里，还是在赴澳、美、意、俄、英、芬、德、法、荷、瑞、比、爱、新、泰以及港澳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音乐会或歌剧指挥的征程中，或是站在我每次指挥的歌剧演出前举办的“二十分钟普及音乐讲座”的小凳上；特别是当我在电视广播前指挥那动人肺腑的“长江之歌”时，心里都充满了对湖北暨武汉父老乡亲们的怀念和感激之情：是您们哺育了我年青的音乐生命！我在远方为您们在新的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和骄傲！我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再次回来向您们进行汇报演出，以表我的深深的敬意！
（作者71岁，福建永定人。教授，著名指挥家。曾任中国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亦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现任福建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首席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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