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百年纪念:记武汉地区辛亥革命百年来的纪念活动

“日光之下无新事”。历史是永恒的，今天是暂时的。当今发生的事，转瞬便成为历史。从武昌首义发生的那一天起，辛亥革命的历史就开始被贮存了。这段历史延续了整整百年，也就被这座城市纪念百年、演绎百年。它之与城市，像长江汉水之相依相伴，回荡永恒。

“纪念”一词在中国开始为公众大规模使用始于武昌首义。可以说，是武昌首义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奠定，使“纪念”成为以国家名义频繁使用的词语，从而突破了文本的表述，见诸于全民性活动。

推翻皇权帝制的伟大起义使浸润烈士鲜血的武汉铸入了首义之魂，无论岁月流逝或社会变迁，这座城市都有着不朽的纪念——为着文化的传承、为着曾经敢为人先的城市品格和精神。不同时期形成的辛亥革命纪念性设施有祠堂、亭台、碑刻、雕塑、墓葬、纪念广场和公园、纪念性地名等，分布于武汉三镇，体现了百年来对那段历史的认同和缅怀，烘托出首义之城的人文底蕴。

武昌首义战局甫定，湖北军政府就在武昌督署东辕门立碑，刻“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处”，同时将附近一条小街改名为“三烈士街”，以示永志。1911年11月9日即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一周月，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吴兆麟、蔡济民、黄元吉等隆重致祭于乾坤初定之时，在皇殿供奉彭刘杨三烈士遗像及首义诸烈士灵位。1932年中华民国建国20年，湖北省政府委托辛亥志士喻育之主持修缮，改明清皇殿为辛亥首义烈士祠，整个工程至1936年才完工。据李承弘著《百年寻梦》记述：1947年10月，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方觉慧以省党部名义强占烈士祠，省主席万耀煌以省府令改烈士祠为省党部。李翊东在“双十节”纪念会上，当着万耀煌的面拍案而起，大声喊道：“谁要占烈士祠，我就以死争之！”众怒难犯，由于辛亥志士力争，烈士祠得以保护下来。

20世纪至80年代初，烈士祠内仍有主体建筑享堂和连桥、鱼池及参天大树，谁料到1982年均被拆毁铲除盖起了5栋宿舍。武汉像这样逃过“文化大革命”劫难而毁于房地产开发热潮的优秀历史建筑不胜枚举。烈士祠总算留下那道牌坊，它四柱三门，琉璃瓦覆顶额书有“辛亥首义烈士祠”，沦落路边叫人莫名其妙，反倒成了“违章建筑”。2009年，武昌重新打造首义之区，又拆除烈士祠遗址上的楼房及附近一大片，以整体打造首义广场。

武昌首义历经90年后，武汉开始界定辛亥首义精神，政府将之确定为：开拓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主动精神；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革命斗争精神；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埋头苦干、勇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顾全大局的团结协作精神。促成此举的专家们认为，首义精神作为武汉特有的城市精神，其指导性和纲领性超越其他种种精神，可以增强整座城市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这座城市终于彻底知道，首义文化是近代武汉之根，值得倍加珍惜。2009年新年伊始，武汉决定在首义文化区建设辛亥革命纪念碑（塔），并向全球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据称，概念性设计方案共收到来自13个国家191家设计机构和个人的266个方案和建议。经过两轮专家评审，30个方案入围。3月20日，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复东、著名首义文化研究专家章开沅为首的最新一轮专家评审，选定了6个推荐方案。它们中有人字形碑、100块立方体组成的碑林、下圆中扭上方碑、V字形碑、陶瓷手法镂空碑等。各具特色，设计精心，造型美观，紧扣辛亥革命伟大历史意义，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有一个方案是这样表述的：纪念碑的基地为三角形广场，代表三民主义。主要设计概念包括三点：子弹，寓意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致命一击；弹孔，寓意走向共和的希望之窗；弹痕，寓意献给革命先烈的花环。

2009年最后几天，投资3亿余元的辛亥革命博物馆举行了隆重开工仪式，整个工程将在2011年7月前竣工亮相，以迎接武昌首义百年庆典，集中体现这座城市在辛亥革命第一个百年时期的精神和智慧。

尽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不幸的历史，使有关辛亥革命的纪念留下近20年的空白，但总体来说，武汉的首义情缘像一条时大时小、时急时缓的河流，曲曲折折地经过了许多大港小汊，流到了今天。

第一个“双十节”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1912年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开元之年，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开始使用阳历，并过新年元旦；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正式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一周后，南京举行追悼武昌首义诸烈士大会，孙中山致祭文；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以江亢虎为首的社会党等先后成立。8月15日，张振武、方维被杀于北京，噩耗传来，舆论大哗。同年，武汉也发生了“倒孙事件”：2月28日，原文学社社员组织的改良政治群英会联合湖北军界数千人在武昌暴动，击毙了在阳夏保卫战浴血奋战的第二镇统制张廷辅，围抄原共进会首领孙武等人的住宅，黎元洪派兵镇压，数十人被斩杀于阅马场，暴尸示众；9月25日又发生南湖马队暴动，他们在进攻武昌城时被镇压，死200余人……

值得记述的重大事件还有江城刮起的“孙旋风”。“孙先生，打满清。把黄兴，守南京。到湖北，是福星。他说话，我爱听。”4月9—13日，孙中山应黎元洪的邀请前来武汉，这是儿童们在街上列队游行所齐声高唱的歌谣。

这次武汉之行，孙中山对满目疮痍的武汉三镇，“不胜燎原之痛”。他提议将唐才常等21人合葬并建庚子烈士陵园。陵园于当年开工兴建（1929年及1934年还进行过扩建与修整），整个陵园由牌坊、墓道、纪念亭、坟茔4部分组成。四柱三门的钢筋水泥牌坊现仍坐落在八一路北侧40多米处，其正面有“庚子革命先烈墓道”8字。纪念亭高10米，亭后20米处为坟茔。坟前立有石碑，上书“铁血精神庚子之墓”，墓志铭为康有为撰写。烈士墓兴建的同时，还修建了庚子革命烈士祠（遗址在武汉大学附属小学内），祠内陈列文物。

中华民国以10月10日为国庆日，是经过湖北人极力争取并由袁世凯把持的国会通过的。1912年2月14日，湖北省临时议会在武昌红楼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刘心源为议长。议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力争建都武昌。这年5月北京召集临时教育会议，政府提案拟定中华民国国庆有三个日期：一为清廷下诏逊位日，二为袁世凯就大总统日，三为南北和议签定日。讨论时，湖北教育代表李廉方表示抗议，说这三个日期没有道理，提出武昌首义应当是唯一国庆日的理由。当时与会者不尽同情革命者，颇多反对意见，而以浙江人邵章辩次最多，各不相下。李廉方据理力争，并历述美国国庆节为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之日、法国国庆日为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之日的事例。此言一出，全场态度为之一变，湖南、安徽、江苏代表尤其赞同湖北代表的武昌首义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之说。大会主席及时提出请代表付予表决，与会者3/4举手通过，推李廉方、黄炎培、贾丰臻3人修正提案。后来政府交付国会的有关中华民国国庆日提案，就是根据临时教育会议修正之文。以武昌首义爆发的10月10日为国庆日，也得到袁世凯的认可，遂正式定“双十节”为中华民国国庆日。决议将届时在北京举行国庆典礼，武昌亦举行盛大庆典，武汉当时的全国地位由此可见。

第一个“双十节”即临，全国普天同庆，意义非凡。10月的北京，天高气爽，皇城的第一道大门“大清门”门匾换上了“中华门”的门匾，祈年殿建设祭坛，具牺牲酒醴，追祭革命先烈，由赵秉钧总理代表袁世凯大总统主祭，后由袁世凯在总统府前亲行盛大阅兵礼，1.2万名军人包括骡马拖的炮队，从东辕门进西辕门出，在袁大总统眼前隆隆地驰过。前门外的琉璃厂工艺局一带，独辟共和纪念会场，门扎松花牌楼，内设彩棚数处。陈列着革命时的图印旗帜、衣服、关防文件及烈士生前死后的照像等。最为精雅的是那座特意搭建的“黄鹤楼”，高接云表，蔚为大观，向世人显示中华民国肇始于武昌首义。中央政府还特派代表朱庆澜、汤化龙等赴鄂，到武昌首义地致祭先烈。

而在辛亥首义的爆发地武昌，烈士祠（一说万寿宫）改设会场，“踵事增华，不亚首都”，“彩楼高筑，四围组不老之松，巨额高悬，数字织长青之柏。还有五色电灯，五彩花朵，掩映增光，排叠成锦，中供诸烈士牌位，由各代表排班致祭”。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暨中华民国第一次国庆大典如期举行，湖北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到会，国民政府及各省都督亦派员出席，声势浩大。黎元洪副总统委派蔡济民为代表主持一切。会场上有一道悲壮的风景：武昌首义及阳夏保卫战中受伤的军士，各穿军服，佩挂黄绫，标明姓氏及某战受伤伤在某处字样，或抬或搀，前呼后拥，游行全城。让市民感知共和来之不易，得到“共和未奠，责在后死”（蔡济民的演说词）的告诫。真可谓“江汉汤汤淘不尽英雄热血，楚材济济共演成今古奇勋。”（李纯则联）

武汉各报均放假一天以示庆祝，且先于9日刊录祝辞，“历述去年诸先烈惨状，悲壮苍凉，发人猛省。” 11日，《群报》长篇报道了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会盛况：纪念会会场烈士祠面目一新，入口处，用鲜花装点的“幕开东瀛”4字平地摆开，出口处则为“政媲北美”4字相点缀，盛赞武昌起义之历史功绩。彩棚内，高悬“山川重秀”、“中华复旦”两匾额，大厅两旁垂挂白绫对联数十副。设灵堂于上，龛内置彭刘杨三烈士就义真容或肖像，摆设三烈士和其他烈士灵位，并陈放前任湖南都督焦达峰遗像。灵前皆五色旗，供设全猪、全羊等祭品，四周摆满花圈。

纪念会会场挽联很多，其中有：

推翻四千余年专制政府樊笼，造五大族共和幸福苦衷谁谅，若仅云排满复仇，犹失当时革命宗旨；

萃集十八行省来宾崇阶罗拜，吊三烈士忠义英魂伟绩难酬，惟只望同胞合志，才筹此日进行方针。

（陈国桢撰）

江汉汤汤，这似水流年，常记取八月十九；

风云郁郁，愿中华民国，继自今万岁千秋。

（黄兴撰）

有文章说，黎元洪在机枪大炮的保护之下度过了首义周年纪念日。当天早晨，他还派军警到汉口如寿里40号捉拿过蒋翊武，“鄂难未已”中的副总统兼鄂军都督这时依然胸佩嘉禾勋章、衣着光鲜地出现在纪念大会上，并亲祭彭刘杨三烈士，发表了洋洋演说。此次盛典，黎元洪将特地在美国定制的“武汉纪念章”赠送湖北军政府旅长以上主官、特殊功勋人员、各省都督、各国驻汉使节。

湖北军政府在烈士祠前的东南角立“民军起义国庆碑”石碑一通，以铭记这一盛典。之后，又在碑上覆建了一座攒尖顶六角亭，亭匾写有“胜利亭”3字。此碑此亭现仍恢复在紫阳湖边。如果把“民军起义国庆碑”和即将建设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馆相作联想，一百年来从起点到“局点”，时间和空间上经过了多少长度和高度啊。

“金华灿烂之勋章，即是战士之骷髅”。民国开元，许多表彰，许多安抚，许多追怀。3月，孙中山亲临南京举行的追悼武汉死难诸烈士大会，随后令财政部拨给武汉死难烈士遗孤教养经费；湖北军政府向北京临时稽勋局上报的武昌首义有功人员685名，分甲乙丙丁4级；参加武昌首义的闲散将士成立毕血会，黎元洪恐其闹事，发给首义执照，准允他们坐领9年恩饷，一概退伍；黎元洪还率众前往汉阳龟山西南麓的补乾亭（俗称六角亭）前“辛亥铁血将士公墓”祭祀并题词“铁血精神”。在阳夏保卫战中牺牲的无名烈士约逾万人，战争结束后他们的遗体由“红十字会”出面就地集中掩埋，散布在硚口济生堂后双洞门内外、硚口上段罗家墩、萧家地和汉阳十里铺、泗湾及龟山尾部共29处。其中比较集中的有古德寺烈士墓、球场路的“六大堆”和利济北路的“三大堆”，都在湖北军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得以修葺。那年，政府还把民军起义夺取的第一道城门中和门改名为起义门，把中和门外正街改名为起义街；1907年新建的通湘门，因革命党人在附近同兴酒楼有过联络活动，故改名为聚义门。

民国成立并非满天虹霓，时局仍十分动荡，让人感到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被断送的悲哀。据皮明庥先生等考证，第一个“双十节”纪念会其实开得很简单，三呼万岁后，匆匆散会。是晚，黎元洪在武昌甲栈设宴10余桌，招待来宾。席间，蔡济民、吴醒汉向耿伯钊谈到：“明年国庆，吾人是否可以参加，恐成问题。”大有“今天穿了鞋和袜，不知明天趿不趿”之伤感。

不管怎么说，武昌首义的百年纪念在民国元年即拉开了序幕。

首义公园祭群英

1913年第二个“双十节”，袁世凯在故宫太和殿就正式总统职，驻北京的西班牙、瑞典、比利时、俄国、丹麦、法国、葡萄牙等13国公使“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此前美国、墨西哥、古巴、秘鲁、巴西等纷纷承认中华民国。国内形势仍一盘散沙，“讨袁”、“倒黎“的政治暴力斗争此伏彼起。袁世凯终于翻脸了，“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创建民国的革命党又沦为乱党非党，遍遭通缉。

湖北地方由50岁的黎元洪副总统坐镇一方，其影响仍不可小视。应汉口绅商宋炜臣等呈请，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曾令内务部筹划复兴汉口市场，“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阳夏保卫战惨遭破坏的汉口开始日新月异地迅速恢复。

1912年12月8日，黎元洪被逼离鄂赴京后，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随之又由段芝贵任湖北都督。段芝贵曾为奥略楼撰联：“放眼看江山无限白云都过去；题诗问鹦鹉何时黄鹤复归来。”还是颇能风雅的，但他深恐革命党人造反闹事，开始在武汉消除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令恢复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以前旧名，仍称中和门、通湘门。还铲平了起义门城楼，仅存断壁残垣和拱门洞。过了不到两年，袁世凯复辟称帝，武昌烈士祠的民军起义国庆纪念石碑被毁，改立“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石碑。武汉三镇商民所用账册多书旧历“丙辰年”，不愿书写“洪宪”年号。警厅奉命挨户令书“洪宪元年”，否则以党人论处。袁世凯很快就死了，1916年的“双十节”由新任总统黎元洪在北京阅兵。这年，由湖北省议会发起，还在武昌烈士祠先后举行过黄兴、蔡锷的追悼会。

1920年秋天，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和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7人在武昌抚院街举行会议，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包惠僧为负责人。机关设武昌多公祠5号（现三医院附近），门前挂刘芬（伯垂）律师事务所招牌。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在这80万人口的城市酝酿，辛亥革命从此完全成为过去式。然而，这年的“双十节”，一本《新湖北·国庆纪念号》创刊，并在沪、京、汉等都市一纸风行。这本刊物由湖北旅沪自治协会主办，在汉口明星日报社有分售处。这期刊物登载了13组24幅有关武昌首义的照片，包括起义门、彭刘杨三烈士、后湖诸烈士墓、宝通寺设都督府、南北议和时的昙华林东路高等小学堂、杨洪胜杂货铺、武昌校场湖12号秘密存储军需机关部等，十分珍贵。胡祖舜在本期撰文回忆了在其家中胭脂路11号举行共进会文学社联合大会等细节，并发表评论，指出“但是专制虽然被推翻了，而且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还是空中楼阁，无日不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上、社会上，一切恶现象，也无一不比满清末年更坏过几十倍。这不能不说是当日‘破坏不力’、‘建设不良’的一个大缺憾，也是我们当日身当其事觉悟不彻底的一个大罪恶。”

1922年，革命家兼国学大师章太炎循湖北志士之请曾撰《武昌首义纪念宣言》，书生意气地提出：“……六七年中欲拯其民于水火者三矣。谋几成而卒无效。得其书，曰，使首义之绩废坠至于是者吾之耻也。斯事也，固将缟素以从之，虞殡而道之，于是宣示大义，以对于天下，以祈匄于国之人。其事列左：设纪念大学；二、设公园，置倡义纪念碑；三、设功裔教养所，附幼稚园；四、设伤军养济院，附工厂；五、铸张文襄铜像。”

次年，吴兆麟、夏道南就在蛇山西部南麓筹建“首义公园”，以纪念首义成功并安置伤残军人生活。其实，早在民国元年就曾有辛亥志士黄祯祥提出在武昌建立“崇勋纪念园”的构想，他在给民国政府的呈文中指出：在过去君主时代，立了大功的人会受到封赏，并建立纪念设施使其“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我们后死者何，若不思所以表彰崇报，其何以慰其英灵而昭垂亿载？建立该园在于“崇德报功”，“旌死励生”，使广大民众受教育而增爱国心，从此民格日高，从咸知在位、在野义务同肩，就会各竭智识、精神，共图建设，从而富强可期，国家巩固，以何让法国之共和、美国之合众专美于前？首义公园的建立合乎先贤遗愿、城市良知，由吴兆麟、夏道南这两位仁义之士促成了首义文化的最大建树。它东起文庙，西至臬水巷，北抵陈友谅墓，南止大成路乃园遗址。总计所费6.5万大洋兴建的“纪念坊”大门、共和舞台、游艺社和西游厅等，以及陈友谅墓、“三楚雄风”牌坊，使首义公园与奥略楼、纯阳楼（警钟楼）、抱膝亭、涌月台等景观连成一片，成为当时城区唯一的公园，为武汉公园之首。

1926年10月10日，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大会，会场设在汉口华商跑马场，到会群众10万人以上。正在开会时，听到北伐军攻下武昌城的消息，群众欢呼踊跃，盛况空前，是辛亥革命后一次隆重的纪念日。

1927年的“双十节”却比较惨淡，形势急转直下，正是国民党大行“分共”之时，空气非常紧张，环境十分恶劣。在武昌阅马场红楼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大礼堂仍然召开了一个纪念会，前文学社社员詹大悲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回顾了武昌首义之光荣，对革命党人的胜利纯属偶然之说痛加批驳。他指出：“起义那天晚上瑞澂、张彪逃到楚豫军舰上去了，但他们的逃，是知道大势已去才逃的，他们绝不是神经病，知道自己有办法而偏把江山让给别人”，“辛亥革命以后的情况很不好，不但距离革命的理想很远，甚至与革命的理想背道而驰。革命的人已被杀的弄得尸骨没有人掩埋；活着的人也不免穷困潦倒。倒是那些残杀革命党的人，却大享其革命之福，大做其革命之官！”两个多月后詹大悲即被悲惨地杀害，这段话成了他的“墓志铭”。

1928年夏道南等又在首义公园建造“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与纪念堂。纪念碑占地100平方米，碑体以花岗岩砌筑，碑高7米。正面镌刻“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与“中华民国十七年国庆日落成”，背面刻有“辛亥首义同人敬撰、江陵张知本书碑记”等字样。抗战时期纪念堂被毁，纪念碑则幸免于难。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改变了一切，首义公园由原址迁到了现址，而“首义公园路”街道名仍留在原处大成路北。

纪念孙中山先生成主题

1925年孙中山去世是一个转折点，武汉对辛亥革命的城市纪念开始由群体集中到领袖，由事件纪念转为人物纪念。

当年3月，武昌各团体追悼孙中山大会筹备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国立武昌大学；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武汉中学举行公祭孙中山大会，陈潭秋发表了讲话；武汉各团体在武昌烈士祠举行追悼大会，到会者有各团体及70余所学校代表。4月8日，全省追悼孙中山大会在武昌首义公园举行，到会者3万余人。

1926年3月12日武汉各界民众6000余人在首义公园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与纪念堂两年后在该园内建起。1929年6月1日，武汉各界在首义公园举行孙中山奉安典礼，新建的武汉大学由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撰写了260字祭文，“……滔滔江汉，载缵武功，辛亥首义，遐迩夷同……”囊括了孙氏一生的煌煌大业，最后以在首义之地建成武汉大学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作结。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从此正式开始了其在大陆的统治。为证明自己是中华民国的正统，他从政治上标榜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开始全国范围的“尊孙”。1928年，汉口市第一公园改为汉口中山公园。规划园内建孙中山铜像、国耻纪念亭、纪念图书馆，将人工湖定名为“大同湖”、堆山改名香山及将桥梁、道路分别命名为“民族”、“民权”、“平等”、“博爱”等。后中山公园建起的是蒋介石骑马铜像，这“威武”的铜像于1938年日寇入侵时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总理纪念碑等。另有总理纪念亭和总理纪念堂、五权堂。1928年，湖北省府在武昌为灵柩从利川迎归武汉的蔡济民举行公葬。追悼会后，蔡济民被安葬于武昌伏虎山卓刀泉的右侧。

1931年是辛亥革命20周年，武汉虽然遭遇特大水灾，在那前后政府仍在筹划并进行纪念性建设。最为浩大的工程是修建位于武昌、汉口的孙中山铜像和黄兴铜像。原来，1927年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设在汉口南洋大楼。3月10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期7天。适逢3月12日为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大会决定休会一天，由各委员分赴武阳夏三镇参加民众纪念活动，当时与会的国共两党领导人提出在武汉塑造孙中山铜像。1931年8月，孙中山铜像矗立在湖北军政府旧址红楼大门口，它通高6.1米，其中像高2.32米。铜像的基座正面原镌刻着“精神不死”四字，另外3面均刻有“像赞”。

孙中山的另一尊铜像在汉口三民路口。上世纪30年代是武汉“民国建筑”的鼎盛期，那时汉口也在大拆大建，将民族路、民权路与三民路交界处的一座“沧海茶楼”拆除，开辟一个直径60米的大圆圈，定名为“中园”，俗称“六渡桥磨盘”。整个工程完工于1933年6月1日，时任市长吴国桢主持揭幕典礼，上面有其撰稿的276字《像赞和序》。民族路、民权路和民生路是汉口民国建筑典型街区，孙中山铜像屹立三岔路口，十分突出。从此“铜人像”一词广为民间使用，成为汉口六渡桥繁华地带的代称。

与孙中山比肩的黄兴铜像，也于1933年落成于蛇山奥略楼的东边。1955年因修长江大桥该铜像被移到了“辛亥首义纪念坊”后面的蛇山半坡上。1985年10月，有关方面按黄兴之婿薛君度的提议，将黄兴铜像迁移到了汉阳龟山。黄兴铜像正面花环中央的大理石上原来镌刻着“先烈黄公克强之像”，被改成了“黄兴先生之像”。基座另外3面原来刻着《黄克强先生像赞并叙》，据从历史图片悉知，这是一个包括蒋中正、何应钦、张群在内的73人大名单，足见时人对黄兴追怀之隆重。

八年抗战期间有关辛亥革命纪念活动较少见诸资料。惟有武汉沦陷前的1938年7月，日知会丙午之狱的幸存者张难先、梁钟汉、殷子衡和陪同欧几罗来演讲过的吴昆，结伴来寻故地，在日知会旧址崇福山文华学院（今市第三十三中学）作撤离前的最后凭吊。

1944年10月，居正在《中央日报》发表双十纪念文章，“胪列事实”，备述武昌起义前因后果。他1946年更谱写《国庆·齐天乐》6首刊载于《申报》，以文学笔法记载武昌首义关节地点抱冰堂、起义门、昙华林、黄土坡、黄鹤楼、楚望台的史事。同年《申报》访问两位首义人物，武昌首义历史在喻育之、李春萱的口中娓娓道出。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租界的全部收回，汉口出现了一轮改名高潮，一些街名换成了抗战将领英名。胜利街经岳飞街至中山大道的原巴黎街更名为黄兴路，黄陂路改为黎黄陂路。

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不久，又为抗战胜利后第二个国庆，各地均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华中重镇武汉辛亥革命纪念的热烈程度也非比寻常。湖北省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举行抗战胜利后之第二次庆祝大会。到会者全市大中小学生、各机关团体民众将近10万人，偌大的阅马场已无隙地。阅马场成为中华民国第一广场，各校社团之旗帜，随风飘扬，五光十色。主席台依国父铜像架设，俨若国父立于正中。辛亥首义同志500余人，左胸佩戴双十节纪念章及黄色绫质“缔造中华”襟章，英勇之态，不减当年。大会由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任总主席，行礼后，赠辛亥首义同志会“功在党国”匾额一方，旋致开会辞。继由万耀煌破土举行辛亥首义拜将台之奠基典礼。继是10万人列队大游行，自阅马场出发，经武昌路出今民主路，转今解放路至今解放桥解散。万主席率队徒步进行，并以主席汽车让予年高同志孔先生等乘坐，武汉政治领袖率队游行者，此为第一次。沿街爆竹之声震耳，市民欢呼若狂。游行之队首，由省党部绘制一丈二尺高一丈宽之国父总裁两像前导，继为辛亥首义同志、各校学生、军警民众团队，后为各机关彩车10余辆徐徐随行，先行队伍虽已抵达中正桥畔，而阅马场之队伍尚有未出发者。沿途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其情况之热烈，为元年以后最盛大之国庆集会。

好事成双。汉口这边同样热闹。上午8时，武汉行辕程潜主任、各机关法团首长，按时趋赴汉口球场街的“六大堆”，祭奠辛亥首义阵亡同志。9时在中山公园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共约五六万人。下午2时，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监事在慈善会后西方堆举行先烈公祭。“晚上省会与汉市分别举行提灯大会并放焰火，热烈情形，视昼间有加。于此足证武汉对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已有显著之进步矣”。

首义文化再彰显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武汉首义文化建设少有建树。

武汉修建长江大桥给龟蛇二山及周边带来很大的变化。当时的设计方案中，决定保护阅马场的红楼，把位于蛇山南麓的首义公园迁到东头，把位于汉阳龟山西南麓的补乾亭（俗称六角亭）的“辛亥铁血将士公墓”迁至汉阳扁担山。阅马场原有拜将台，是用木材临时搭建的，用后即拆。1928年辛亥革命志士在此建八角亭纪念，1948年又因亭毁而改立石碑一座及铁柱两根。1955年2月，武昌区政府将这石碑及铁柱改建成了紫红色水磨石的纪念碑。该碑呈方锥形，远看似剑，直刺苍穹。其朝北正面镌刻“拜将台辛亥首义鄂军都督黎任黄兴为总司令在此授印”，朝南背面则有两行题款，一为“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月十日辛亥首义同志会敬立”，一为“公元一九五五年二月武昌区人民政府改建”。1956年9月，三烈士亭与三烈士街一并划入武昌造船厂厂区（1981年三烈士亭从原址向北移动了约20米）。这年值得一说的还有，孙中山90诞辰前夕，新华社邀请武昌熊秉坤、沔阳江炳灵、黄陂喻育之、汉川梁瑞堂、鄂城范叔衡、安陆耿伯钊、汉川冯亚佛以及祖籍山西的温楚珩等辛亥人士，在红楼孙中山先生铜像前合影，以供发表。11月12日，武汉各界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与会者在一幅绸缎上的签名现藏武汉档案馆，上面70多人签名，不少为辛亥革命志士。

1961年9月30日，在周恩来总理举行国庆招待酒会上，武汉的熊秉坤参加并被安排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见面。从狱中释放不久的溥仪恭敬地对熊秉坤说，感谢您打了第一枪，使我成为一个公民。这年10月10日，北京举行“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主席台正中悬挂孙中山和毛泽东像。周恩来主持会议，董必武、何香凝作讲话，当时健在的溥仪、载涛出席了会议。武昌举行了“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张体学与辛亥革命老人合影。这年，国务院公布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红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红色风暴席卷中国大陆。辛亥革命人士能够活过这场劫难已属万幸。据说曾设计九角十八星旗的巴东籍人赵师梅（本名赵学魁，因初恋变故改名“思梅”、“师梅”，56岁才成家）未能幸免挨斗架飞机，愤而作词：“众口诚能铄金，积毁可以销骨。身在管制中，指责罪儿全无。全无全无，顶到水落石出。”武汉乃至全国（除台港外）有关辛亥革命的活动乏善可陈，留下近20年的空白。

转眼到了1981年，辛亥革命古稀之年与“改革开放”之初不期而遇。这年10月10日，北京各界隆重集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胡耀邦等出席。湖北省暨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在武昌洪山大礼堂隆重举行，李先念出席并接见了幸存的10位辛亥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首次发行“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邮票”，8分面值3枚，画面分别为孙中山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武昌首义后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旧址。

1981年确实是武汉的“辛亥年”，尽管当时对辛亥革命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思想政治上的禁锢打开了，城市建设敢于在“红色革命”主题外大做文章，使首义文化得以弘扬。对武昌首义历史遗存的保护和纪念性设施建设纳入政府议程，一大批首义项目得以实施。首义公园名副其实，主题突出，先后修复建立了武昌起义纪念碑、蛇山炮台、第一枪铜雕等，其中首义人物群雕规模宏大，以红砂石雕塑了4组共计15位辛亥首义人物，居于中央者为孙中山、宋教仁、黄兴，居于左侧者为刘公、孙武、蒋翊武、刘静庵、吴禄贞，右侧者为刘复基、熊秉坤、吴兆麟、蔡济民、詹大悲，黎元洪和汤化龙这两位“非革命党人”，摆在了次要的位置。当年还重新修复起义门，其城门楼高度和歇山顶式双层建筑已非原貌。城门洞上额有叶剑英题写的“起义门”3字。湖北军政府旧址“红楼”经全面修葺后辟为辛亥革命纪念馆并正式对外开放，宋庆龄题写了“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匾额。还有一批辛亥首义名人墓在那些年得以修复。

“逢十大庆”过后，房地产开发热潮滚滚而来。烈士祠内主体建筑亭堂和连桥、鱼池及参天大树，但均被铲除建了楼房。和烈士祠的命运一样，辛亥首义发难处工程第八营所在地尚存的3栋营房原物，差不多同时都被拆除。1987年在其遗址上兴建了一座纪念性雕塑，以形似汉阳造的3支步枪所组成。基座刻有记述工程营发难始末的碑文，后来又配套兴建了古典式碑廊，廊中立有由冯天瑜先生撰文的石碑。

首义之光，世代传承。进入新的二十一世纪，首义主题成为武汉最大的文化营造。2001年，由原武昌阅马场改造的首义广场建成，推出了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主题广场，较为集中地分布有湖北军政府旧址、孙中山先生铜像、拜将台纪念碑、彭刘杨三烈士塑像。施工中出土一块当年“咨议局界碑”，作为纪念物竖立在广场上，别具一格。没过十年，新的首义广场重新构思，高达百米的纪念性碑塔将崛起，那将是武汉打造的首义纪念品牌，使首义之区的特色更加显著，以迎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

百年机遇，百年期待。作为首义之区，武汉将向世界奉献什么、展示什么？

回顾武昌首义催生中华民国建立之前，1886年，美国独立战争100周年，法国赠送自由女神雕像给美国，让它耸立在美国哈得逊河口自由岛上；费城举办了百年博览会，展出了著名的贝尔电话机等近代先进成就。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埃菲尔铁塔以其独特的现代造型和全部铁制构件，在显示法国人异想天开式的浪漫情趣、艺术品位、创新魅力和幽默感的同时，把法国乃至欧洲人对现代机器工业文明的崇拜表现得淋漓尽致。

新的辛亥革命纪念碑将耸立在武昌首义广场上，它的寓意任人评说。上海世博会湖北馆主设计师——湖北大学教授余艳波最近提出，首义纪念要体现中华民族探索国家体制这一重大主题，它对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