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自幼生长在武昌城，童年时代的一些见闻，不仅是乡土风情的资料，而且还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物价、币值、突发事件等的参考。只是年代久远，对具体时间已不能确记。但也有办法，可利用一些旁证来帮助回忆，从中得到年份的提示。
举例来说，我小时候曾随长辈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参观过一次运动会，那热烈的场面，精彩的比赛，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那究是哪一年的事情呢？幸好，我还记下了那次大会开幕时唱的一首歌曲，歌词云：
今年十一周，民国九年正，大家今朝齐欢欣。
师生五六百，来宾千余人，运动大会有精神。
哦，是民国9年（1920）的事情。由此推算，那年笔者年方4岁。
就在同一年的农历五月初二那天，城中发生了兵变。缘起于鄂督王占元部下的驻防部队因军官克扣兵饷，引起兵士哗变，在武昌城内大肆抢劫，把许多富户、商号洗劫一空。闹得全城人心惶惶，鸡飞狗跳。当时我正在外祖父家玩耍。他家是有名的武昌首富，住宅位于保安门正街，八字门墙，兽头门环，一望而知是富贵人家。却不知为何，叛兵却未进内骚扰。那天，我曾躲在大门背后偷偷向外张望，只见街上行人断绝，只有一群群荷枪的兵士狂呼呐喊着从门前跑过。其间忽有几名大兵迳自来到我外祖父家的门楼下坐阶沿前歇息，一面吸烟，一面拉开枪栓查看子弹，这一切都被我在门隙中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却把里面的女眷们吓坏了，慌忙指挥众仆人埋藏箱子，又令用石碡碌顶住大门，闹得鸦飞鹊乱。结果虚惊一场，那几名叛兵根本没有进屋，稍事歇息便离去了。当时人们非常迷信，我的外祖母等女眷，都认为这次幸免遭劫是靠供奉的大仙（狐仙）保佑，事后还祭祀谢神。此次叛乱历时一天一夜，绅民财物损失惨重，我外祖父的两家商号也被抢劫了。后据说是由各界代表会同官府当局洽商，进行调解，方使兵乱之事平息。
还在我4岁之前的一件小事，也在我脑海中记忆深刻。当时，市面上还偶有小钱流通。这种小钱的形制是外圆内方，中有小孔的铜钱，须用细绳将十枚小钱穿成一串，可当铜元一枚使用，能买油条一根。有一天，一个乞丐到我家门首讨要，我便随手“打发”了他一个小钱。那乞丐却不接受，并口唱莲花落道：“这个小钱不要把，丢在地下鸡不抓（读“哈”平声）!”将我嘲讽了一番。惹得大人出来斥责了几句，另给他一枚铜元才了事。由此印证，在小钱还未绝迹的时候，至迟不过民国七八年间，笔者不过三岁幼儿。此后不出一年，小钱便在市面消失了。
在这段时间稍后，物价仍很便宜，有武昌司门口买冰镇饮料的为证：当时在鼓楼洞口，设有夏令应时小摊，摊头摆有一块人造冰，一侧是玻璃杯装的糖水，有顾客到来，摊贩便用一小刨子将冰刨下一掬，放入杯中即成。叫卖时，摊贩手夹刨子和玻璃杯，使其相碰叮当作响，一边吆喝道：“刨冰一个大角子（一个铜元）一喝，又解凉，又止渴！”事隔多年，那悦耳的叮当声和乡音叫卖声还似缭绕在我的耳边啦。
同一时期，还可举一种物价为例：由于我的母亲吃长斋，家中炒菜均用麻油，这每月一次买麻油的任务便由我承担。因此，记得很清楚，望山门外有座油坊，专售麻油，价格为一块大洋9斤。我家每月正需用9斤麻油，可算一笔奢侈的消费了。
再往后，大约在北伐战争前后，市上通用的是铜元。例如坐黄包车，由山前保安门到山后涵三宫，一般车价为铜元6百文。请医生到家出诊，付给的车费也多是6百文。若用银元兑换，则每一元银洋可换铜元6吊（即6串。每串铜元一百枚）。当时还少有钞票，一般均使用铜元，因此携带累赘，甚为不便。
到三十年代初，物价已有所上涨，1角、2角的镍币开始流通。犹记我家有个仆妇专司买菜，一次，她对我姐说道：“大小姐，8分钱的肉不卖啦。”按当时肉价为3角2分一斤（16两1斤），8分钱可买肉4两。这一细节，使我记住了当时的物价。而那时候公教人员的月薪，一个中学教师月入约为大洋60元，足可供养一家数口生活尚绰绰有余。
此外在北伐战争前后，武昌城还有两件大事可记。一件是二十年代初武昌“劝业场”的设立。场址设于长街中段靠近今彭刘杨路一带，即以后省立图书馆的地址。因场长施化龙是我的表姑父，在开幕那天，我得能随同长辈应邀进场观光。见到里面货柜鳞次栉比，货品琳琅满目。诸凡日用百货、绸缎布匹、搪瓷器皿、奇巧玩具等应有尽有，场面十分可观。场内还附设有一所剧场，当天为招待来宾，特由某文明剧团来此上演文明戏（即以说白为主，但无脚本，无一定台词，任演员即兴发挥，形式粗俗）《张汶祥刺马》。所演故事为清末发生的实事——江苏巡抚马新贻被绿林豪客张汶祥复仇刺杀的一段哄动社会的新闻。后来这个剧场改映电影，以上映《火烧红莲寺》武侠片长期卖座不衰。
另一件事是北伐战争后，武昌拆除城墙。
这一举动，缘起于北伐军围困武昌时，由守城军阀酿成的一幕惨剧。原来，武昌周围均筑有城墙，墙垣高大坚固。计有望山门、保安门、中和门、宾阳门、忠孝门、武胜门、汉阳门、平湖门、文昌门、通湘门等10门。平时日启夜闭，防守严密。当北伐军围攻时，城门齐闭，内外交通断绝，整整40日，城中粮食罄尽，饿死百姓无数。及至关城达月余时，城中人心骚动，兵士也有哗变迹象。于是守城军阀头领、警备司令陈嘉谟等，想出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贴出布告，宣称从即日起，每日上午9—11时开放汉阳门城门两小时，放城中百姓出城就食。换句话说，就是开放一条让群众逃生之路，以减少内部祸变的压力。
当此布告一出，被困多日的群众不禁喜出望外，当即互相传告，准备出城逃命。当天一大早，汉阳门正街便人潮涌动，万头攒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百姓成千上万，都一争相朝城门涌去。而那该死的军阀头目，见此阵势，一时慌了手脚，深恐一发而不可收，导致城门失守。便下令只准开放半边城门的1/2，而且派有军警在旁催赶人们快走。于是人群大乱，拼命争路，互相拥挤，前面的人挤倒在地，后面涌来的无数双脚便从人身上踏过，转眼便踩成一堆肉泥，其状惨不忍睹。被踩死的，以老弱妇孺居多，有一孕妇，被践踏得腹破肠流，腹中婴儿被踩成血饼一团，惨绝人寰。
城门开放只实行了一日便停止了。而仅仅这一日，便断送了难以数计的无辜生命，是北洋军阀欠下武昌人民的又一笔血债。后由北伐军进城处理善后，据说收敛的尸体暂放两湖书院街旁，足码了一米多高的尸堆，掩埋了半个多月才完事。由于这一惨痛的经验教训，使革命政府深感城墙之有害无利，又阻碍社会交通之发展，经慎重与各界代表会商，决议将武昌所有城墙一律拆除。从此，武昌城市建设焕然一新，城郊沟通，到处都成了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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