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坟”——汉口打码头的具体见证

在汉口，汉水沿岸的30余个码头中，宝庆码头是鼎鼎有名的，也是最有传奇色彩的。宝庆码头并非只是一个码头，还包括邻近码头、从河岸向陆地纵深半里、上下一华里的区域。宝庆正街、宝庆二街、宝庆三街，永宁巷、宝庆一巷至九巷、板厂一巷至九巷等三街一十八巷。汉正街的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民国年间统称为“宝庆码头”。从清朝嘉庆年初开始的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这里都是湖南人聚居的码头和街区。随着武汉城市改造的步伐加快，从2014年起，旧城改造也波及到宝庆码头，居民陆续搬迁，至今这片区域已拆成一片空地，宝庆码头之名即将成为历史。

正是因为拆迁，一座没有任何记载，靠当地居民口口相传保留的坟茔——“张公坟”浮出水面。张公坟位于原宝庆公坪彭公祠前，据说拆迁前坟上还盖有二层小楼。如今的张公坟，湮没在杂草丛中，坟上没有封土，甚至有些塌陷，仅有维修过的部分砖砌圆沿存在。

张公是谁？有人说是一个剃头匠，新化白溪人；有人说是船工，甚至还有人说张公不姓张，姓段。一个无名小人物，何以受到宝庆人的礼遇呢？

宝庆和毛板船

宝庆府是湖南省邵阳市旧称。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宋理宗赵昀登基，用年号命名自己曾领防御使的封地，把原邵州升为宝庆府。至清代，宝庆府辖武冈州及邵阳、新化、城步、新宁四县（辖境约为今邵阳市、武冈市及邵东县、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新宁县、新化等县与城步苗族自治县）。

宝庆府境内资水，源出广西资源县，与漓水同源，以“清”著名。资水流域物产丰饶，木材、楠竹、煤炭、桐油、土纸、锑品、熟铁、石灰、毛皮、茶叶、药材、土布、生漆竹器和猪羊、玉兰片、白米都靠河运外销。但资水流域山高谷深，滩多险峻，劳动号子“过滩谣”如是形容：“哦嗬喂——资江水上一百零八滩哪，船拐子过滩像过鬼门关哪。闯过去的算你狠罗，死在滩上嗷——是条好汉哪！”邵阳至新化不过120公里，但陡崖夹峙、水流险急，竟有百余险滩。撑船人一路斗滩战险，命悬一线，葬身激流者不计其数，故有“撑船人死了没埋，挖煤人埋了没死”之说。每年桃花汛下水，每次都会集合几十条船，一路劈波斩浪，浩浩荡荡，蔚为壮观。遇激流险滩时，各船接龙抢渡，将物产和身家性命都押在薄薄的船上。由此也形成敢霸蛮、不怕死、愈挫愈勇、一起“打湘帮”、抱团打天下的性格。有了一条资江，才有宝庆商帮的辉煌。

宝庆商帮有自己独有的运输工具——毛板船。据《新化县志·大事记》（1996年版）记载：“清嘉庆四年（1799年）洋溪船民杨海龙对”三叉子“木船进行改造，首创毛板船，运煤外销，新化毛板船自此始。”洋溪杨家边的船户杨海龙，赊购一条“三叉子”船（吃水浅、船肚大，利于水浅滩多的河道航行），运煤到武汉去卖。煤炭赚了钱。因船已破旧，返航颇费时日，看见汉口木材昂贵，遂拆掉木船卖了木材。杨海龙轻装回乡，还清了赊帐，剩下的钱买煤和造新船都有了。既然船到汉口可当木材卖，就索性省工省料，按载煤的特点，改进“三叉子”，造成“毛板船”。

毛板船与普通船的外形是一致的，由敞口船舱、四根桡橹、桅帆等组成，船舱由4个挡板分开5格，很简陋。用来造船的木板，都是刚锯开的松树毛木板，木料粗大，用马钉（一种外形似大括号的大铁钉）钉好，不加整修，在板与板的缝隙处抹些桐油石灰浆防漏，船表不上桐油，船体很毛糙，故称“毛板船”。毛板船制作简易，造价低廉，因不结实，碰上礁石即碎裂，但装运量大，一船可载120多吨煤，最多的可载200余吨，主要从邵阳（宝庆）运到汉口或长沙。毛板船对季节要求比较高，发大水才能起航。一船煤运到汉口，可获成本5倍以上的利润。如果启航10条毛板船，只有3条能到汉口，都还有赚头。杨海龙就是依靠毛板船，才在十多年间积资数十万。

“毛板船”的不断改进，推动了资水沿岸的采煤业蓬勃发展，极盛时资水流域运煤船达到两千艘以上。那个时节，资江发大水时，一夜之间，毛板船便蔽江而下，船工唱响的《资水滩歌》在河面上飘散，“呜……嗬嗬，嗨……嗬！毛山毛树锯毛板，毛钉毛货毛板船，河水一发人上劲，四根桡橹闯江天……嗨……嗬……嗨！”毛板船启动了资江流域巨大的商机，带来了深厚的文化与商业资金积累。1962年，柘溪水电站大坝建成，资江水运走向衰落，毛板船时代才最终结束。

新化人的第一县城

宝庆人早在明代就在汉口经商，至清乾隆时期越来越多，但宝庆人没有自己的固定码头，生意总是受到掣制。毛板船的兴起促进宝庆商帮的形成和发展，因一次运煤不必返航，船到达目的地后，船体拆下把木板与煤一同销售。因松木耐水浸，敲掉船身上的马钉，船板色泽没变，新木板还散发着淡淡的松木香，销路很畅。由此在汉口形成了一种新行业——船板拆旧业。商用毛板船运煤来汉供应铁厂，经煤商呈报汉阳县批准，在月湖堤河沿设立湘邵帮毛板公所，由公所司事人员凭卖煤税票代客卖船。一些在汉的湘邵籍人凭同乡关系，专买船拆板为生。

19世纪初陆续踏足汉口的湖南木材商人，通过省内的湘、资、沅、澧四水，将木材运至汉口及汉阳鹦鹉洲等地，供各地商家选购。实力极盛之时，号称“五府十八帮”。“五府”即长沙、常德、衡州（今衡阳）、宝庆和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5个主要木材产地；“十八帮”则为各府内再按地域划分的小组织，从鹦鹉洲头起，分别有上安化帮、上宝帮、上长衡帮、常德帮、敷圻帮、白水帮、祁阳帮、辰帮、沅帮、下长衡帮、二都帮、同利帮、下安化帮、曹家帮、清埠帮、下宝帮、歧埠帮、洪埠帮。

据美国学者罗威廉在《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一书的研究，由于装载木材的大驳船在汉阳鹦鹉洲停泊、装卸更为便利，19世纪40年代，这个长江边上的沙洲，在地区间大宗廉价木材贸易市场中的重要性，赶上并超过了汉口沿岸。而真正让它进入黄金时代的，是湘军从太平军中手中夺回武汉三镇后，计划建立和训练一支强有力的水师，他们需要就地采购大量的木材。随后，清廷废除实施多年的禁海令，刺激了航海帆船的大规模生产，湘军集团领袖发起的洋务运动，又让国内的矿山开发和近代工业得以迅速起步，对木材的需求空前强烈。宝庆帮等湖南“五府”木材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鹦鹉洲大展拳脚。后来，洲上人烟日益稠密，居民逾万，三分之二是湖南人，尤以宝庆人最多。为保身家财产安全，共同捐资，在鹦鹉洲的洲脊上修建了著名的鹦鹉堤，又先后修建湖南各帮会馆28座之多。武汉人因此称鹦鹉洲为“小湖南”。

白沙洲是武汉地区最大的竹木集散地，各地客商来此经营也以湖南客商为甚，湖南客商最初租居白沙洲，人员倍增后便移居岸上，填墩盖房。大户人家则在岸上建祠堂，有陶家祠堂、唐氏祠堂等；各商户又以籍贯为依托建会馆，著名的有祁阳会馆、益阳会馆等。

在汉口，宝庆商人更是叱咤风云。在常住宝庆码头的湖南籍人口中，以宝庆人为主，其中又以新化人居多，这种现象在全国都少见。例如不足两百米的宝庆正街，竟衍生出两街八巷，分别是宝庆二街、宝庆三街、宝庆一巷，宝庆二巷至宝庆八巷！岁月悠悠，追溯起来，宝庆街形成已逾二百多年。

嘉庆初年，宝庆人在龟山头斜对面回水湾开建宝庆码头。道光末年（1848年左右），宝庆码头一带已聚居了数千人，在帮主何元仑倡议下，帮众共同出资创建了宝庆会馆，主体建筑前后三进，为汉口气派豪华的商帮会馆之一。民国初年还兴办有宝庆小学，并参与资助湖南会馆开办旅鄂湖南中学（1953年拆除宝庆会馆，今板厂二巷处）。

何元仑死后，其三弟何老三继任会首，其后会长由绅士选举产生，依次为何征辉、龚希平、邹永延、艾菊庭、邹佛愚、刘汉光、刘国馨、邹光表等人。甲班公会，负责各栈行装卸；乙班公会，负责装卸纸张等，赚钱比甲班少些：丙班公会，负责装卸煤炭等脏活，赚钱更少。1936年，宝庆人重建宝庆会馆，地址在今宝庆正街57号，它是一栋上下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年高德重的刘义发和其他几位老者，共同主持会馆事务。

宝庆码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尽管地处大都市武汉，远隔新化县城上千里，但抗战前的居民已达四五万人，且80%都是新化人。当时新化县城只有3万人，所以人称宝庆码头为“新化第一县城”。

“打码头”——打出来的码头

地方史专家徐明庭先生说：所谓“打码头”，是武汉码头文化的一部分。晚清、民国年间，码头业地缘关系非常重要，帮头在取得码头搬运权后大都喜欢在家乡招募工人，很自然地形成了乡帮。对码头的争夺就是对市场的争夺，也是那些商人、船民、脚夫对生存权的争夺。为争夺码头，汉口历史上多次发生械斗，各方都以重金交通官府，乃至搬请本地在朝大员出面，演绎一幕幕打码头的活剧。码头之间，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也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就会酿成流血械斗。从中可见在汉口谋生的不易以及市场竞争的激烈。

湖南人素以“霸蛮”著称，凡事不服输、不信邪，做事不屈不挠，这种精神同样渗透到宝庆商人的血液中。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但另有民谣：“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十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湖南各府各帮的商人，平时独立经营，也有各自的码头、行栈和会馆，一旦遇到其他商帮竞争，就会团结起来，共同对外。这当中，势力最强的就是宝庆帮。

早先，宝庆人在汉口汉江边辟有码头，由于宝庆人返乡时间长，没留专人看守，码头经常被其他帮派占用。这当中，财大气粗的徽帮是重要的对手。为独占宝庆码头，宝庆商人和徽帮在长达百余年时间里，械斗不止，死伤无数，最终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情有3次：

第一次发生在嘉庆中叶。当时，宝庆帮与徽帮正争斗中，正巧新化（时属宝庆）籍翰林侍读学士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徽帮阻其座船靠岸。宝庆帮何元仑便游说刘光南，刘便通过自己的权势，多方斡旋，最后以射三箭的方式，划定了宝庆码头上下游和内陆的界限，并亲书界牌，官府具文存档，指定何元仑等人看守码头，将界内的非宝庆船只船民统统赶走。这三箭之地奠定了宝庆码头的地位。然并未平息争斗，徽帮并不服气，联络了一批襄阳来的白莲教船民，以武力夺回码头，几次械斗后宝庆帮落入下风。

第二次发生在咸丰六年（1856年）。时湘军正与太平军激战，宝庆人又游说刚升任湖北按察使的湘军将领刘长佑（新宁人）邀请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湘军著名将领）到宝庆码头。湘军两位大将在宝庆码头把酒临风，两旁兵将如林，盔甲闪闪，旗帜猎猎，其势其威，足成震撼，史称“丙辰盛会”（农历丙辰年）。事后，何元仑趁势操练人马，准备随时寻衅徽帮。徽帮不甘势弱，也暗中教习武功，率先袭击宝庆帮。此战最终以徽帮败退告终，宝庆帮趁机扩大地盘，横扫江岸，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全部划归宝庆帮。成为宝庆帮的最鼎盛时期。

徽帮武斗不胜，第三次改成文斗。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徽帮倚仗李鸿章的影响，到衙门同宝庆帮打官司。汉阳知府程庆煌以清查地契为由，驱赶宝帮，彭澧泉聚众抵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据说打跑县丞，打断了巡检司的腿后，又到布政使蒯德标处反告程庆煌受贿，并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知府眼看不好收场，想出一法，将练武人用的铁靴烧红，两帮谁有人敢穿红铁靴走上三步，码头就归该帮。徽帮无人敢应，宝庆帮一位剃头匠张某挺身而出，穿上烧红的铁靴，走了五步倒下。从此宝庆码头归属再无争议。但彭澧泉仍以殴打官差入狱，最后死于狱中。新化作家邹息云撰著的《毛板船与宝庆码头》一书也如是记载：“为保护宝庆码头，一个张姓剃头匠自告奋勇，穿上烧红了的铁靴走了五步后倒下。最终，官府将码头判给宝庆帮。据说码头上曾经建有张公祠。”

宝庆码头处原有宝庆公坪，初为煤栈附近的一块空地，是煤炭交易和码头工人休息活动的场所。1892年，为纪念彭澧泉等人，宝庆会馆在此修建彭公祠（故址在公坪巷25号），供奉彭澧泉、张公等人和死殁者牌位，每年清明都来此祭祠扫墓，放鞭炮、玩龙灯，非常热闹。然彭公祠毁于抗战，但张公坟一直在寸土寸金、人来人往的活动场所及密集住宅旁保留着。为什么没有迁移到宝庆帮在汉阳邓家岭购置的坟山墓地中去呢？答案很简单，张公得到了大多数宝庆人的景仰。

张公坟进入人们的视线后，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派人现场查勘，认定张公坟为清代墓葬，是汉口码头文化难得的实物见证，是打码头的最好见证，也是湖南人移民汉口的根系所在。此墓对于武汉城市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要求有关部门予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