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今属大荔县）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历任郎中、山东盐运使、湖北巡抚、户部尚书，光绪时出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阎敬铭所处的时代，正值清王朝走向没落，官场极端腐败之时，然而他却主张去奢崇俭，并做到了为政清廉。其一生“质朴，以廉洁自矫厉”，掌管大清财政多年，精校财赋，剔除中饱，节用务实，将之前混乱的财政整理得井井有条，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理财专家。同治、光绪两朝“同光中兴”局面的形成，外面固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一干才能出众的封疆大吏，但如果中枢少了阎敬铭这样善于开源节流的户部尚书，中兴之局很难形成，故阎敬铭被后人称为“救时宰相”。
阎敬铭考中进士后，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被授予户部主事的官职。在户部10余年间，阎敬铭精于部务，得到了管理户部的武英殿大学士文庆的赏识。
当时正处于清廷与太平天国的激烈交战时期，作为当时主战场的湖北，聚集了清朝数万官兵，这使得原来掌管湖北钱粮的官员穷于应付。军需供应需要得力的人才，湖北按察使严树森便向湖北巡抚胡林翼推荐了阎敬铭。胡林翼于咸丰九年（1859年）向朝廷上疏请调阎敬铭来湖北任职。清廷遂委派阎敬铭去湖北担任粮台一职。阎于当年六月到武昌上任。在任期间，阎敬铭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将军需管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胡林翼的赞赏，称其为“古今天下第一粮台”。崇尚节俭的阎敬铭，在工作中也大力提倡去奢崇俭。一切本着节俭的原则，力戒奢侈，以致“杜弊严，斯小人怨；植节峻，则同官猜”。然“流俗之讥评，终无损于清望”，并因他“崇尚俭朴，风为之变”。
同时，湖广总督官文和胡林翼的继任严树森也很欣赏阎敬铭的才干，不断向朝廷为他请功。清廷遂于同治元年八月任命阎敬铭为湖北布政使，管理湖北政务。
在担任湖北布政使期间，阎敬铭公正耿介，一丝不苟，得到了官员和民众的一致好评。尤其是他办理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强抢民女一案，更是博得了同僚的敬佩和百姓的信服。
湖广总督官文的卫队长实际上是官文的娈童，因为受到官文宠幸，在他身边担任副将之职，总管卫队。这个卫队长因为有官文做靠山，平时为所欲为，气焰十分嚣张，根本不把负责湖北司法的按察司和负责民政的布政司放在眼里。
一天他带领卫兵闯进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里，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这位民女性格刚烈，大哭不从，坏了这位卫队长副将的兴致，他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然后扬长而去。民女的父母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府都知道这名副将和总督官文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受理死者父母的申诉。阎敬铭听到此事后，勃然大怒，亲自带人去抓捕。
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的职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所以在名义上这名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但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中。阎敬铭没抓住那个副将，便来官文的总督署禀报此事。官文谎称自己得病，不便接见。阎敬铭说：“若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看门的侍卫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敬铭回府。阎敬铭不理睬门卫，向随从传话：“去把我的被子拿来！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就这样，他在总督官署的过道上住了3个晚上。
官文叫手下的属官千方百计劝阎敬铭回家，阎敬铭不从。官文无奈，只得让人去请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进官署劝说阎敬铭回家。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按理说阎敬铭应该给他们一个面子。可是无论严、李如何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杀凶犯绝不回府。官文无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敬铭放过自己的下属。阎敬铭仍然不为所动，官文实在没有办法，竟然双膝跪地，向他行礼——顶头上司对下属如此，自古以来也不多见。旁边严树森、李宗寿看不下去，指责阎敬铭太过分。阎敬铭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个副将，但要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提前复员、遣送回乡。官文一一答应，将那个副将叫出来向阎敬铭谢罪。阎敬铭一见凶犯，立刻火冒三丈，命令所带的兵勇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打40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找到官文谢罪。
自此，连湖广总督官文也颇为忌惮阎敬铭，但对他的做事为人也着实敬佩。不久，官文便密疏朝廷，保奏阎敬铭担任山东巡抚。官文虽有调虎离山之意，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阎敬铭的人格，的确让人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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